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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进呈之后的书目
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决定编纂《四库全书》,便向全国各地采访遗书,要求进呈备用。次年,范钦八世孙范懋柱代表范氏后人进呈了一大批天一阁藏书。据《涵芬楼秘笈》第十集中《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载,共计六百零二种。后来,薛福成《重编天一阁进呈书目》,据《四库全书总目》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增补,确定为六百三十八种。当时,天一阁是进呈书籍最多的一家,进呈之书实际上不止此数,例如复本,就未曾列目。
赵万里先生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一文中说:“这一类的书,有一个客观的标志,封皮下方正中有一长方形朱记,文日: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某某书一部计几本。开卷又有翰林院大方印。封皮上的朱记有时为妄人割去,至大方印,则时时遇到。《四库全书》完成后,库本所据之底本并未发还范氏,仍旧藏在翰林院里,日久为翰林学士拿回家去,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盦,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辗转流落厂肆,为公私藏家收得,我见过的此类天一阁书约有五十余种。”这次进书,使书籍大量散佚,是天一阁藏书史上遭到的首次浩劫。
劫后,范氏后人对留存的藏书作了一次清点,编成《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二册。此目不著编者,后刻入罗振玉《玉简斋丛书》。罗振玉所据的是一个传抄本,卷末记有“嘉庆壬戌六月二十日客寓金阊录”一行。因书目中已载有《古今图书集成》,可知它是在乾隆三十九年赐书以后,嘉庆七年(壬戌)以前编制的。目录不分卷,也不分类,仅按橱登记书名和册数,卷首录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和《天一阁藏书记》,卷末的总目近乎一份统计表,据云除《图书集成》外,共有藏书四千七百十二册。但是,笔者撰文时重新作了统计,该目实际著录藏书四千八百十九部(包括复本或一书分作二部登记的)。显然,原编者统计不确,或是传抄者把部数误写成册数,例如元字号橱实有四十四部,计一千零三十六册,而误作四十四册,荒字号橱实有二百十二部,而误作一百十册。此外,登科录、乡试录均失载。藏字号书目下注云:“尚有医书、地理、算命、风鉴等俱未列目。”
不过,从这部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天一阁书架排列的情形。书橱编号用千字文,共有天、地、元、黄、宇、窗、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三十二大橱。其中宇、寒、来、成、阳字号的五只橱是放《古今图书集成》的。如今,前后开门的大书橱尚有四只,但千字文编号的字样已无迹可寻了。这部书目的记载,可资今后恢复原状时参考。
嘉庆八、九年间,浙江巡抚阮元登阁观书,命范氏后人范邦甸等编目。不久完成了《天一阁书目》十卷,补遗一卷,范氏著作一卷。嘉庆十三年,阮元命宁波府学教授汪本校刻,具“文选楼”牌记。卷首有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并附刻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乾隆圣谕、御赐《古今图书集成》目录,及《进呈书目》。体例仿《四库全书总目》,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撰书人名氏、卷数、写刻版本、序跋、印章等较为详细,是天一阁藏书目录中编辑较早,流传较广,具有较大学术参考价值的一部书目。阮元《定香亭笔谈》云:“天一阁书目庞杂无次序,因手订体例,遴范氏子弟能文者六、七人,分日登楼,编成书目,属知鄞县事张许给以笔札。阁中旧版书极多,因修录其序跋,及收藏家题识印记,以资考证焉。”上述嘉庆七年抄本书目所不载的医书、登科录等,此目都有著录。但编目的时候,正当乾隆禁书之后,如王世贞《纲鉴会纂》、钱肃乐《庚辰春偶吟》等属禁书范围的,都不曾编入。通共著录四千零九十四种,五万三千七百九十九卷。其实除了进呈的书和续增的《古今图书集成》外,原藏书计三千三百九十三种,三万八千五百二十七卷。
阮目之称为十卷,见于阮元的序文。经、史、子、集各为一卷,每卷下有若干分卷,总共是十个分卷。一九三七年冯贞群先生在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时,发现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中说到汪本的《天一阁书目》为四卷,看起来像是另外一部书目,提出“疑不能明也”。其实,刘锦藻误把校刻者汪本当作编纂者,又在计卷数时只记总卷而不记分卷,以致使人造成错觉。显然,刘锦藻所云四卷本《天一阁书目》,即阮目是也。
阮目后面附刻范钦八世孙范懋敏编《天一阁碑目》,卷首乾隆五十二年钱大昕序云:“今年予复至鄞,适海盐张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而侍郎八世孙苇舟(懋敏)亦耽嗜法书,三人者晨夕过从,嗜好略相似,因言天一石刻之富,不减欧赵,而未有目录传诸世,岂非阙事,乃相约撰次之。拂尘祛蠹,手披目览,几及十日,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迄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明碑拓本未加著录。自全祖望所编碑目失传后,此为现存最早的《天一阁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