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重庆车祸背后的“诺斯悖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15:30:11
重庆车祸背后的“诺斯悖论”
文章来源：要闻 发布日期 ：2006-10-31 文章作者：黄一琨
近日，重庆市政府正在大规模整顿当地的客运交通秩序，并推进公交体制改革。整顿中查实，有16名干警以“入股”的方式参与了私车经营，还有为数不少与公共交通有关的公务人员，比如交通运输和交通安全机构管理人员、执法人员也参与公交车运营。
遗憾的是，这一发现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10月1日，重庆市一辆公交车违章运营，发生了死亡30人的特大车祸。而这一线路的公交车在9个月的时间内已经违章250多次，几乎平均每天一次。重庆市民们认为，这些公交车敢于疯狂违章是因为得到了交警们的荫庇。重庆官方虽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但是这一迟到的整顿却正发生在惨祸之后。
这是多么熟悉的一幕。2005年，当人们为大小矿难接踵而至，数以千计的矿工生命灰飞烟灭而喟叹的时候，一场整治“官煤”的行动昭告世人：所谓的“黑心矿主”并不是矿难的全部责任人，正是部分政府官员以“入股”的方式与小矿主们合谋，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便利，才导致矿难时有发生。
“一个国家（政府）必须演化为一个有效、公正的契约第三方执行者，这意味着国家（政府）应该强大到能有效监督产权、强制实施契约”，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政府）一旦具有了这样强制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这个力量的人便会利用这种力量来谋取自身的利益，而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这是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的著名的“诺斯悖论”，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制度的设计者们认为这个悖论并非无解，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这样那样的办法，希望通过一些复杂的设计来避免理论悖论成为社会现实。而不论哪种方法，最起码的一点准则是权力必须远离市场和利益。
而重庆发生的事情，正是转型社会在处理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上失去准则的最为典型的一幕——权力逾越边界，进入市场待价而沽。而且，重庆交警们采取的是和一些山西官员们一样的做法——入股。这表明权力市场化以后，已经找到了一种更为隐蔽和稳妥的寻租方式。
发生在重庆的车祸以及众多矿难，是社会付出的最为显著和惨重的后果。在其他一些领域虽没有以人命为代价，但是也直接损害了公众的福祉：卫生系统身兼医疗服务市场的裁判员和运动员两职，借改革之名扩大本系统医疗机构的收益，抬高民营机构的进入门槛，并且因此忽视了疾病预防控制等本职，却将医疗领域的问题统统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又比如作为行业监管部门的中国足协，却打破市场规律，成为职业联赛的最大股东，造成职业联赛监管失能，市场经营惨淡，投资人血本无归。而在改革举步维艰的金融证券市场，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对于权力越过边界，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市场、操纵市场以谋取利益的问题，习惯性做法是自上而下整顿，以急就章式的风暴代替必需的制度安排。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方法已经不足以遏制权力的趋利性。不能厘清权力的边界，不能有效监督政府权力，不釜底抽薪而只是扬汤止沸，则只会造成权力与利益的同盟死而不僵，风平浪静后以新面目复归的尴尬局面。没有可依赖的制度安排作保障，“诺斯悖论”就将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定理，现实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
文章来源：要闻 发布日期 ：2006-10-31 文章作者：黄一琨
近日，重庆市政府正在大规模整顿当地的客运交通秩序，并推进公交体制改革。整顿中查实，有16名干警以“入股”的方式参与了私车经营，还有为数不少与公共交通有关的公务人员，比如交通运输和交通安全机构管理人员、执法人员也参与公交车运营。
遗憾的是，这一发现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10月1日，重庆市一辆公交车违章运营，发生了死亡30人的特大车祸。而这一线路的公交车在9个月的时间内已经违章250多次，几乎平均每天一次。重庆市民们认为，这些公交车敢于疯狂违章是因为得到了交警们的荫庇。重庆官方虽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但是这一迟到的整顿却正发生在惨祸之后。
这是多么熟悉的一幕。2005年，当人们为大小矿难接踵而至，数以千计的矿工生命灰飞烟灭而喟叹的时候，一场整治“官煤”的行动昭告世人：所谓的“黑心矿主”并不是矿难的全部责任人，正是部分政府官员以“入股”的方式与小矿主们合谋，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便利，才导致矿难时有发生。
“一个国家（政府）必须演化为一个有效、公正的契约第三方执行者，这意味着国家（政府）应该强大到能有效监督产权、强制实施契约”，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政府）一旦具有了这样强制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这个力量的人便会利用这种力量来谋取自身的利益，而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这是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的著名的“诺斯悖论”，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制度的设计者们认为这个悖论并非无解，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这样那样的办法，希望通过一些复杂的设计来避免理论悖论成为社会现实。而不论哪种方法，最起码的一点准则是权力必须远离市场和利益。
而重庆发生的事情，正是转型社会在处理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上失去准则的最为典型的一幕——权力逾越边界，进入市场待价而沽。而且，重庆交警们采取的是和一些山西官员们一样的做法——入股。这表明权力市场化以后，已经找到了一种更为隐蔽和稳妥的寻租方式。
发生在重庆的车祸以及众多矿难，是社会付出的最为显著和惨重的后果。在其他一些领域虽没有以人命为代价，但是也直接损害了公众的福祉：卫生系统身兼医疗服务市场的裁判员和运动员两职，借改革之名扩大本系统医疗机构的收益，抬高民营机构的进入门槛，并且因此忽视了疾病预防控制等本职，却将医疗领域的问题统统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又比如作为行业监管部门的中国足协，却打破市场规律，成为职业联赛的最大股东，造成职业联赛监管失能，市场经营惨淡，投资人血本无归。而在改革举步维艰的金融证券市场，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对于权力越过边界，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市场、操纵市场以谋取利益的问题，习惯性做法是自上而下整顿，以急就章式的风暴代替必需的制度安排。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方法已经不足以遏制权力的趋利性。不能厘清权力的边界，不能有效监督政府权力，不釜底抽薪而只是扬汤止沸，则只会造成权力与利益的同盟死而不僵，风平浪静后以新面目复归的尴尬局面。没有可依赖的制度安排作保障，“诺斯悖论”就将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定理，现实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