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龚育之：送别归来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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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别 归 来 琐 忆
龚育之
一 胡绳病危的消息传来
我是2000年10月30号的清晨得到胡绳同志病危抢救的消息的。那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郊昌平开幕，预定我在会上有个发言。只好发了言，再动身去上海，希望还能在他生前见他一面，在心中跟他告个别。
我的发言题为《从新民主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回顾和前瞻》，在讲稿的末尾，本来就写着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命运如何？我们中国人的信心是：只要中国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社会主义就岿然屹立在世界上。我们中国人的观察是：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虽然道路是曲折的。历史学家胡绳在世纪之交作过这样的思考：“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世界上，社会主义不仅是以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以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兴起。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当一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死亡的信号已经发出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深入地总结自己的经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中国人咀嚼这种经验时有特别深切的体会。可以设想，在新的世纪(2001～2100年)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再下一个世纪和更下一个世纪(2201～2300年)取得更伟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以20、21、22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这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
当我宣读讲稿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向听众报告了胡绳同志病危的消息。我想，他们大多是知道胡绳，会关心这个消息的。我说，这是一位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和人类的历史前景的乐观的观察。我说，我赞成这位历史学家的乐观的观察。
我在这个会上没有说的是，我引用的这篇发表于1998年的文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是《胡绳全书》编辑出版后，胡绳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几篇文章之一。在《胡绳全书》前言中，胡绳说：“在作者有生之年可能还会加上一些文章，但也不可能很多了。”这不多的几篇反映胡绳最后的思索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学术批评百家争鸣是好事，但却出了些棒喝和流言。曾有人问我：“听人说，胡绳认为300年不要谈社会主义，怎么回事？”这真是匪夷所思！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300年社会主义全世界胜利的乐观坚信论变成了300年不谈社会主义的悲观绝望论！
我真希望争鸣属于学者而流言止于智者。
二 最后一面和最后送别
上午会后，同在上海的白小麦（胡绳秘书）和在北京的郑惠联系，决定明天清晨郑惠和我一起去上海。这时，上面领导已经对后事的安排作了布置，包括要求为新华社准备一篇介绍胡绳生平的稿子。我们是31日上午10点多到达上海的。赶到医院，只见胡绳口里塞着呼吸器，手上吊着药瓶，闭目躺着。身边的亲属告诉我们抢救的情况和下午手术的安排。并且在他耳边呼唤：“醒醒，醒醒！龚育之同志，郑惠同志，来看你了！”胡绳同志竟然睁开了眼，看着我们，显然认出了我们，脸上露出招呼的微笑，动动手臂，要握手的意思。我们伸手过去紧握他，问候他。他挣扎着想说话，但是呼吸器塞着，没法说话，很不好受。我们连连劝他不要说话，再紧握他一会儿，告别离去。
下午，许多同志在已布置成手术室的病房外等待，手术进行了四十几分钟，非常成功，气管顺利切开，呼吸器拿掉了。险情暂时过去了。为减少感染机会，来的同志都不再进病房去看望。我于
胡绳同癌症作斗争，已经五年。对他这种癌症来说，医生曾赞他为治疗成效最好的病人。1998年我几次向领导同志写信，请求允许我辞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在信中，我一再说：“胡绳同志虽在养病中，身体情况尚好，仍能大量阅读、敏捷思维。以他在史学界、理论界、党史界的权威地位，以他长期对中央工作的了解，以他同老同志的联系，我觉得，党史室最好仍以他为主任。现在的各位副主任，在胡绳同志大事把关的情况下，可以把室的工作领导起来。如果再能吸收几位更年轻的同志（40左右，40以下）参加室委，年轻化就会更到位一些。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和想法，报告领导，只供参考。”然而，只不过两年，他身体的情况就不同了，癌已经到处扩散，春天北京的医生估计，按这样的发展趋势，恐怕只有五六个月的时间了。胡绳很坦然，他愿意在多少还能走动的时候，到各地走走，看看。他不愿意住在北京的医院里等待。8月到上海，他得到了极好的医疗和生活接待。上海医生的估计同北京医生一样，说，大概还能维持三几个月。胡绳仍不肯住院。每过几天，还请人陪同去看看新的建筑，新的企业，他熟悉的老上海的旧地，还特别去看了党的一大纪念馆。在一大纪念馆，工作人员请他题辞，他思考好久，几天后（
气管手术成功，一次险情过去，虽然大家都知道险情随时还会再来，到底是松了一口气。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中有几位4日晚上乘火车回京办事。还未到达，却传来噩耗。
三 初 读 胡 绳
50多年前初读胡绳，我还是个中学生。读到的是先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的历史文章，后来收入“开明青年丛书”，书名叫《二千年间》。这套丛书封面很别致，两组（两色一深一浅）相间的竖条，一组由粗渐细，另一组相应地从细渐粗，上面点缀几颗星形。我至今还记得，可见印象之深。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这本杂志，讲学习，讲知识，每月谈星空，每月也谈历史和时事，政治面貌不急进，不刺激，所以能存在，能传播，又思想健康，倾向进步，所以受欢迎。胡绳那时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的编委和作者，不便用本名在《中学生》上发表文章，用的笔名是“蒲韧”，《二千年间》也仍旧。所以严格说，那时我只是初读“蒲韧”而不知“胡绳”。
知道蒲韧即胡绳，并且读到胡绳的其他著作，那是我上大学以后。我们的大学生活，真是如火如荼。反美反蒋，罢课游行，基本的还是学习。学习课堂里的功课，还通过组织读书会呀，办小图书室呀，朋友间借阅呀，自己联络起来，学习课堂里学习不到的新知识。而给我们这些新知识的书籍，我至今记得的中国学者所写的，哲学方面，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和《怎样搞通思想方法》，历史方面，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胡绳的《二千年间》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有华岗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和《大革命史》。至于胡绳的文章，有收在《大众文艺丛刊》中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还有收在《方生未死之间》这本小册子中，不过题目已经记不起来了。
胡绳后来同我们谈党史的时候，对于30年代在上海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的成绩和效果，认为应该给予足够的估计。我想，这也应该延伸到40年代。建国以后，形势根本不同了，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条件根本改变了，这种宣传和学习取得了过去根本不能取得的巨大成效。这是不待说的。是不是也有一些过去的好的传统，后来没有注意充分加以发扬呢？名家不弃，愿意写通俗作品（甚至可以说，因为认真写出了好的通俗作品而成为名家）；写作富于个人风格，对读者有吸引力。这两条，看来都是值得发扬的。现在，教科书、学术书多（只要质量高，那是好事），而通俗书少了；在通俗书中，随便请人编写的、集体编写的多，有原创性的有个人写作风格的少了。所以，提起《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的书来，至今有人还称赞不已。这本书，尽管在史料的运用上限于当时的条件不能不显得粗简了一点，但其史识的清新，史笔的流畅，不说无与伦比，也要说是成就很高的。后来，胡绳写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其篇幅和内容，史料和分析，都已大大超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但前者还是不能代替后者，金冲及同志同我说，他很重视前者但更喜爱后者。这个观感，不知道金同胡绳讲过没有，恐怕胡绳也会同意的吧。
四 初 识 胡 绳
1952年我到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工作，有机会认识了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这些著名理论家。胡绳那时是中宣部三位副秘书长之一。1954年，他兼任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任副处长（卫生分出去了），但工作上主要还是于光远管我们，不很久胡绳不兼处长了，于光远任处长，工作上我跟胡绳接触并不多。但一段时间，我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同编在这个小组的还有叶籁士，他是搞世界语的，工作好像是胡绳直接管），我还当过党小组长。这两位向我交党费，同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过组织生活，跟我们谈学习理论、学习写作的方法。还有一次胡绳同我们小组的同志谈到在延安整风之后在重庆党内整风的时候，董老（必武）怎样批评了《方生未死之间》的党员作者，包括乔冠华、胡绳这些人，说他自己怎样受到教育，还谈到这个批评同后来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关系。当时胡绳没有详细说，就是说了，以我们当时的知识背景也不能领会，但是胡绳这样的领导主动同我们这样的青年谈起自己过去受到过的批评，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较为深刻的。他显然是想用自己的经历来教育我们年轻的党员。
近年来研究胡风和胡风批判一案历史的文章中，多涉及在重庆时党内对所谓才子集团的批评;又加材料稀少，说不清楚。这些年我曾一再向胡绳提出，希望他把他几十年间经历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和事件，作一番回忆，作一番清理，作一番总结，提供一个“胡绳说法”，认为这样的身份，是他独有的，别人的研究不能代替。可惜却一直没有动手组织人帮他收集一些材料，向他提出一些问题，催促他形成这个“胡绳说法”。重庆整风涉及哲学和文艺思想的这一段历史，现在恐怕再没有当事人能够提供史料和说法了。
五 胡 绳 论 胡 适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是1954年冬天大规模开始的。接着，又开始了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那时，胡绳还在中宣部，应该处在批判运动的指挥岗位上。但是，我不记得他做过怎样的战斗部署和方针指导，只记得他在一次会上讲到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刚批胡适，又批胡风，批胡运动，伊于胡底？
在我的印象中，他主要是以一个写出重头批判文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出现在学术界。一篇是《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一篇是《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在当时各色人等的各类批判文章中，胡绳这两篇文章恐怕要算是属于为数不多的力作之列的。
今天应该怎样来评价这两篇文章呢？胡绳编辑自己的《全书》时，是怎样自我评价的呢？
在《全书》的第二卷引言中，胡绳说到自己建国以后个人写作减少的原因和1957年之后自己思想上的困惑，说到编集时“有一些根本站不住的文章和有严重缺陷的文章都删去了，剩下来的文章，虽然自己觉得还有些可取之处，但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
这两篇，都是剩下来的文章，留在集子里了。
胡绳论胡适，不自50年代始。他最早论胡适的文章，写于1937年，是不到20岁时的作品，题目就叫《胡适论》。现在收在《全书》第1卷里，是开卷第二篇。1991年胡绳跟人谈过：“在50年代开展批判胡适运动时，有人找出了这篇文章。有的同志觉得，这篇对胡适的评述还是比较公允的。”这时的胡绳显然是高兴并且同意这个评价的。那么，言下之意就是，50年代写的批判文章，对胡适的评述不够公允。
三四十年代胡绳论胡适，论得比较公允；50年代胡绳批胡适，批得有深入可取之处，但是不够公允；八九十年代，胡绳总结自己这两个时期的评述，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要求对人物评论公允。这是胡绳走过的路，也是我们学术界许多人走过的路。
我在1995年《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发表过一篇《毛与胡适》，把毛泽东写到、谈到、论到胡适的文献材料做了一番系统的搜集和梳理，其中也说到评论胡适的公允的问题。我说：近年来对胡适的介绍和研究，在我们这里逐渐增多了，对胡适的评价，也逐渐走向公允、朴实、平心静气了。胡适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评价，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地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作历史的研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就加重了。
我在《毛与胡适》中还特别写道：
近读《胡绳文集》，青年胡绳1937年写了一篇《胡适论》，一开头列举了胡适向溥仪跪拜的故事，他的“中国的五大仇敌”（否认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说法，他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他对于李顿调查团的歌颂，他在两广异动、陕西事变中发表的言论……认为这些都使他这位五四时期的明星在历史的实践上成为褪掉颜色的人物。“‘胡适’两个字，在现在已被看做是保守的、中庸主义的、绅士派的学者的代名词了。”
这篇文章值得注意之处，不在它对胡适的政治态度作了这样的描述，而是在于它明确提出，在即将爆发的中国的民族解放的抗战中间，“布尔乔亚也可以有它的一个哨岗”，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的传统，反对神秘主义的玄学，反对汉奸文化，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然是我们的战友，“比较起有些买空卖空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意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
这里实际上讲到了抗日战争中文化思想上的统一战线。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讲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要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高度。
在政治上要争取胡适这样的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在毛泽东致蔡元培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已经有明确的表示。据此而引伸到文化思想上的统一战线，这不能不说是19岁的胡绳思想上政治上十分敏锐的地方。
《胡绳全书》中收入的胡绳在建国前评论胡适的文章，除了这篇《胡适论》外，还有四篇。
一篇是1944年写的《什么是世界文化的危机》。这不是专论胡适，而是大段引用胡适来批评郭任远。基本上是肯定胡适对于西洋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态度，而又对它的局限性作了分析，对郭任远主张东方精神文明、指责科学文明的观点，则加以批驳。这里接续了《胡适论》中同胡适的理性主义结盟而反对神秘主义的思路。
另三篇是专论胡适的。
一篇是1946年8月为欢迎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所写的《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提出“以人民大众的立场而确定新文化的方向”，“以实事求是的学风来矫正空疏，并打破一切虚妄的思想”，“以思想自由的原则来推动教育文化的进步，以打破思想的专制和统制”这样三点，“来欢迎五四时代的文化老战士的回国”。并且说：“一个历史上有功绩，而又不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学者，在人民心上总是能保持受尊敬的地位的。”这篇文章中表达的对胡适的评价和期望，同近十年前《胡适论》中表达的，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胡适这时候还可以说大体上没有“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者说还可以期望他不“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原故。
还有两篇是1946年12月写的《制宪不如散会》和1947年1月写的《“理未易明”么》。隔前面那篇时间不到半年，批评和驳斥胡适，所用的口气却是极其尖锐和严厉的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时国民党政府撕毁同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签订的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召开国民大会，来制订装点门面的宪法，叫做“制宪国大”，而胡适竟然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参加这样的国大，并且作为大会主席，从国府主席蒋介石手中接过了宪草。就是说，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胡适在政治上同广大人民和青年、同曾经尊敬他寄希望于他的学者们决裂，而“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了。在这样的政治现实面前，胡绳批评胡适，说：“二十五年前，胡适之是全国青年所崇仰的先驱者。”“十五年前，胡先生也还不失为一个有正义感，敢说话的自由主义思想者、批评者。”“这十年来，在胡先生的笔底，连在他的《人权论集》中的议论也渺不可得了。这十年来，有多少自由主义者日渐和广大人民的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更密切地结合，而胡先生却终于拉扯在一党的国民大会主席台上当花瓶，甚至在国民党宣传部的记者招待会上帮场面，这恐怕不能算是历史的偶然吧？”这样的评论，应该说，也是公允的。而且，胡绳文章回顾了国民党13年的制宪史，引用了13年前胡适对国民党制宪所发表的评论，用胡适那时的话来批评胡适这时的政治立场，这样的批评，应该说，也是有历史的分析和深度的。
50年代胡绳论胡适的那两篇文章，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写的，其可取之处在哪里，其历史的痕迹又在哪里？
那两篇文章，都是围绕着20年代“科学和人生观”那场论战（或称“科玄论战”）中胡适、丁文江的观点而展开的。从我自己当时读了的体会来说，是深受启发的。因为，原来我只是模糊地知道中国思想界有过这么一场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科学与人生观有没有关系，科学对人生观有没有意义。挑起论战的玄学派，批评“科学万能”，认为科学对于人生问题无能，要把科学排除在人生问题的探讨之外。起而应战的科学派，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方法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生，并且探讨了如何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科学派的主将是丁文江和胡适。论战的结果大都认为是科学派取得胜利。胡适、丁文江从而被看作中国思想界提倡科学精神的代表人物。这自然是光荣的桂冠。胡绳这两篇文章却告诉我们，丁文江在推崇科学精神的时候，对科学的本质，是按照皮尔生的《科学规范》一书来解释的，而这本书是按照马赫主义哲学写出来的，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一派。胡适讲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是按照实用主义来讲的，也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一派。他们的科学观，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观。
1962年我写过一篇《〈枣下论丛〉读后感》。《枣下论丛》是当时胡绳出版的一部文集。这篇读后感谈了我读胡绳诸多文章受到的教益，其中就讲到胡绳批胡适的这两篇文章。我说，“胡绳同志说，这部文集以‘枣’为名，无非是说，这里有的不过是一些粗果子罢了。粗果云云，是作者的自谦。我们知道，枣子是富有营养价值的。当然，我们期待着能读到作者更有系统的关于近代和现代学术思想的研究论著——尝尝作者更加精心培育的美果。”读后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用的是个笔名，我没有告诉胡绳。多年后我同胡绳谈到自己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胡绳说，他当时注意到这篇文章，却不知道作者是我。
到现在我还觉得，澄清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胡适、丁文江的科学观在哲学上的底细，是胡绳批胡适的文章中一个可取之处。
时代的痕迹呢？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仅对胡适的政治立场，而且对胡适的学术思想也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我看，就属于这种痕迹，而这痕迹也反映在对胡适和科学派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作用的评价之中。记得艾思奇在批判胡适运动初起的时候还说过，胡适那篇《科学与人生观》文集的序言，主张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并且对他所主张的科学的人生观作了一番描述，是表明胡适有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光彩的一篇文章。后来批得越狠，对胡适的否定越彻底。既然丁、胡在论述科学的本质的时候同马赫主义、实用主义搞到一起，而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那时的标准立场是全盘否定，所以丁文江、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维护科学的光彩，那时也就被全盘抹掉了。
现在人们当然不再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来对待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对待胡适和丁文江。我想，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在20年代那场论战中，科学派对玄学派的胜利，总应该认为是科学和科学精神的一个胜利，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而没有理由对科学派加以全盘否定这些年来，国外传来一种论调，批评近代中国的“科学主义”(或曰“唯科学主义”，是Scientism一词的两种译法)思潮。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和立场来的论调，致使人联想到胡绳50多年前批评过的郭任远。这种论调认为“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就是把科学当作新的神的“科学主义”，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科学派主将胡适、丁文江称为“经验论的(唯)科学主义”，把支持科学派的陈独秀、瞿秋白称为“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由此引申下去，把认为对社会可以作科学研究的主张，把“社会科学”的称谓，都叫做“科学主义”。当然，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这更是“科学主义”。毛泽东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这也是“科学主义”。这样来评论和反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的“科学主义”，完全离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前进潮流，完全没有什么科学性。当然，主张对社会思潮的历史研究要有科学性，从热衷于批评五四以来的“科学主义”的论者看来，正好是谴责的“科学主义”的表现!。
这里说的是当年批判胡适思想中涉及的一个问题。八九十年代的胡绳，怎样看待50年代那场批判呢？我一直感到遗憾，未能促成胡绳系统地写出或谈出今天对那场批判的“胡绳说法”。但从我所知道的三次表示中，已经可以看到“胡绳说法”的基本轮廓。
第一次，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中评论这次批判，认为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是有必要的，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第二次，在研究50年代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派、批判胡风派这一段历史时，胡绳又表示过：在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的思想问题上，党不是无所作为的，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思想发展的规律，党可以施加影响于党内外作家，使他们自觉地朝着良性的方向前进，而纠正某些不良的倾向。但是在这里粗暴的干涉是有害无益的，依靠政治权力发动群众运动，在思想领域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只能造成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时候，在这个领域内如何进行有益的有效的活动，实在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这些批判都曾由毛泽东亲自领导，但事后历史地看来，它们都不是必要的和有效的，都没有收到好效果。而且批判胡适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与胡适有某些关连的知识分子似乎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必须写的“表态文章”，因此文章虽然大量发表，声势极为浩大，但不能不令人感到几乎绝大部分都是缺乏科学性和简单化的“奉命文章”。
第三次，在给吴江的一封信中。《炎黄春秋》2000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吴江的《平心论胡适》，
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初起的时候，广大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的反映就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总不能否定呀。记得当时听过传达，说是毛泽东的意见：胡适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是有贡献的，这些以后可以说一说，现在不必多讲。唐有一篇回忆文章，说1956年（或者1957年）春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唐坐在毛的邻桌，听见毛跟同桌人谈话，那桌上有人提到胡适批判的问题。毛泽东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那桌上又有人插话，唐听不清楚。但听见毛泽东说：“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泽东说着笑了。
21世纪就要到来。比毛泽东随便说笑所预测的时间要早，不需要到21世纪，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就开始了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近代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进程。胡适便是这些年引起热烈的重新评价的一位。50年代批判运动中对胡适的不公允评价，矫正过来了，到底如何充分地正确地评价胡适，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胡绳主张胡适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还应大大提高，这提高，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人民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立场，来给予胡适以更高的评价，当然是认为现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对胡适在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进步中的作用的评论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如果整个来个颠倒，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和人民革命的方向完全错了，胡适代表的自由主义方向才是正确的，那就不属于这里讨论的提高、公允的问题了。现在，从这个方面、从那个方面来的意见分歧，有时还很尖锐。我在《毛与胡适》那篇文章的开头说到近年来对胡适的评价逐渐走向公允，接着说：“当然，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仍然是有的，而且永远会有。矫枉难免过正，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什么时候都是如此。但是，不论什么时候，矫枉的目的，归根到底，总应该在于求正。从一个极端的过正，到另一个极端的过正，简单地颠倒翻覆，认识不能前进。各种过正之枉，都属于应矫之列。不过，矫枉求正，应该是一个自由讨论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无限趋近的过程。”现在从胡绳论胡适，谈到在新世纪里论胡适，我还想重提一下这一段话。
六 胡绳的不悔和困惑
胡绳讲到自己的过去，有两段话是人们常爱引用的，一段是关于不悔，一段是关于困惑。
《胡绳全书》出版座谈会那一年，正是他80岁。他在会上重申了他三年前说过的一段话，那就是：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说来，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自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广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悔，是一个关注当时政治的革命职业者的不悔。
这并不是要表达对“纯学术性”研究的某种轻视，相反，胡绳说过，他对做出这种“纯学术性”成就的学者还时时引起尊敬和羡慕之情。但是，这关乎一个人从青少年时代起的道路选择，关乎一个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责任的自觉。而这个选择和自觉，胡绳是不悔的，不惟不悔，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他还会做这个选择。
这表现了胡绳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执着。
并不是每一个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有这份执着，都是这样不悔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又并不讳言自己走过曲折的路，有过各种困惑和迷惘。
胡绳80自寿，偷得数语，戏作一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廿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尚飨。”
前三句与孔夫子的话完全一样。不过，胡绳“志于学”，是学马克思主义。30岁写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一本至今还站得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应该算是“立”起来了吧。
接下去就不同了。孔夫子是“四十而不惑”，胡绳则是“四十而惑”。胡绳40岁那一年，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1958年。面对大跃进而惑，对于胡绳，那是必然的。比较费解的是“惑而不解垂三十载”。这30载，从哪里算到哪里呢？所以，人们不大引用这句话，以为或者是笔误，或者是算错。甚至不提这篇铭文。我觉得还是照引，以存其真。也许是笔误，也许是另有深意，比如想说困惑不自1958年开始，也不在1978年结束，或者想说别的什么，读者可以自己领会。总之，胡绳用他在建国后逐渐陷入很深的、长期的困惑之中，来说明它在1949～1979年这30年中作品较少的原因。
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形势变化，做不成写作专业户了，参与的集体写作多了。重要的还是：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几年中完全放弃了写作，恰好在这时我患了一种无以名之，名之曰“疲劳综合症”的较长期的病。
这样一篇独白，表明胡绳把他的心交给了读者。
当然，他把自己多次犯过错误，有时感到的迷惘和困惑，归咎于功力不够，悟道不深，“所以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和理论学术上的追求和我选择的路，无需后悔。”
这就是胡绳的不悔和困惑的命运交响曲。
困惑是觉醒的前奏。“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这是胡绳80自寿的一首诗中的一联。求真破惑，渐知天命，胡绳就是这样走过那二三十年，走向自己的“七十八
前面讲到胡绳的不悔，“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他还会作这个选择。”这是就根本方向、就投身现实政治和确定社会主义目标而言的。要是就社会主义的模式和方法而言，那就一定要有别的选择了。胡绳纪念田家英的文章中，介绍了50年代末田对他说过的一句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话：“如果可以重新从头搞社会主义，我将用另一种方法来搞。”要搞社会主义，这是不悔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那是要重新认识、重新选择的。“重新从头搞”，是虚拟的幻想。从总结经验中重新认识、重新选择，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现实。如果拒绝这种重新认识、重新选择，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执着，而是抱残守缺者的冥顽了。
我希望有别的同志，得到较多机会在胡绳身边工作的同志，会来分析困惑中的胡绳，但我不是适当人选，因为胡绳1955年就离开了我所在的中宣部。1958年《红旗》杂志在沙滩创刊，胡绳是副总编辑，和中宣部在一个大楼里办公，毕竟不是一个机关。我只接触过零星的几件事：
1958年夏季，小麦放高产卫星，于光远写了一篇歌颂文章，孟用潜写了一篇歌颂文章，都在创刊不久的《红旗》上发表了。那时在《红旗》发表文章，还是一种殊荣，我得不到这种殊荣，也在《学习》杂志写了一篇《农民与科学》，都是歌颂大跃进的。狂热过后，冷静下来，这都成了要检讨的事情。1962年七千人大会，是一个纷纷作检讨的大会。胡绳作为《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作过一个检讨发言。别的检讨了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检讨了那两篇歌颂小麦高产的文章，说，当时编辑部请了一位科学专家，讲小麦高产的科学意义，又请了一位国际问题专家，讲小麦高产的国际意义。我在那个会议的文教部门小组做纪录，有责任做简报。我想，在小麦问题上于光远算哪门子科学专家呢，就自作聪明，没有用科学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这些代称，而径直用了于光远、孟用潜。那时，简报无需送请发言者过目，就发出来了。没想到，这却违背了胡绳的原意，他把我叫去，说：“我记得我没有提他们两人的名字呀！”我承认是我加上去的，并说明了加上去的理由。胡绳叹了一口气，说：“文章是编辑部请人家写的，检讨应该编辑部来检讨，怎么能批评别人呢！”因为这是对我工作失误的一次批评，所以至今记得。
1962年下半年开始胡绳几乎每天低烧，从1963年起，只能脱离工作休息，几个医院检查，查不出病因。恰好乔木也是无名低烧，在秀才班子里，这也是一桩巧合。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康生出语惊人：“乔木，胡绳，我看都没有病！”是说他们没病装病，还是说他们无病呻吟，或者是说他们的病是精神因素，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不得而知。
胡绳说，“经过一段时间休息，我的病也就慢慢好了。当我刚刚准备重新开始工作时，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情况，我算是知情人。我写过一篇《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这里就不重复了。总之，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不知道参加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是不是胡绳重新工作的开始，如果是，那他这个开始，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但毛泽东找了五个人：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和关锋，根本不是谈这个问题。
后来这要害在“罢官”，成了一桩公案：关锋揭发，在整理杭州谈话纪要时，他要写进去这句关于“要害”的话，而田家英、胡绳不赞成。这就成了他们“隐瞒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一大罪状！
胡绳在纪念田家英的文章中说，这件事同田家英之死可能有点关系。而事实是，提出要整理这次谈话纪录的正是田家英。他作为中办副主任，认为谈话中的重要内容应当送中央同志看看。他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和其他许多附带提到的话一样，不必整理进纪要里。胡绳同意这个意见，参加整理纪要的三人之一的关锋，是执笔者，当时并没有提出异议，就照办了。搞好纪要后一天，关锋向田、胡提出过“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田、胡都没有理这个问题，关锋也没有再说什么。
但这件事也说明田和胡，对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缺乏敏感。
我要补充的是，传达出来的毛泽东谈话，实际上包括要害在罢官的内容。这有三点可证：① 1962年12月二十几，周扬听说了要害在罢官，忙要我们加到署名“方求”的批判文章中去；② 1966年1月，许立群写汇报，请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要害在罢官问题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几篇，现在应该如何掌握；③ 彭真负责的《二月提纲》里写了要害问题。
所以，序幕虽已揭开，山风时时刮起，但是山雨还没来。特别是1966年2月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汇报提纲》随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之后，好似黑云已散，只要开个会，传达一下，就可以照此章程办事了。
于是，胡绳、许立群，一个是《汇报提纲》指定的学术上的主持，一个是《汇报提纲》指定的办公室主任，一起到四川三线参观游览或曰视察去了。
《胡绳诗存》中有一首诗，写于1994年，忆这次出游。诗曰：
卅载金牛访旧乡，
草深树密杂花香。
当时那识风涛恶，
犹试龙家抄手汤。
诗末附一小注：“余于一九六六年初与许立群同志到成都，宿金牛坝（宾馆）。时为‘文革’风浪将起之时，而余等瞢然不知也。”
七 胡 绳 修 党 史
胡绳学识渊博，涉猎甚广，主要是一位历史学家、近代史学家。集中很多精力研究党史，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
新时期修党史，或许可以说是从起草叶帅国庆30周年讲话开始吧。我记不清楚胡绳是不是参加了起草小组。接着就成立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小组，这是1979年国庆之后不久的事情。后来陈云同志提了建议，要在决议的前面专门加写一大篇话，讲解放以前党的历史，邓小平同志很赞成，认为60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这个意见转达给起草小组已经是1981年3月下旬。那时，历史决议草稿已反复起草多遍，正在紧张修改中。谁来起草这新的一篇话？乔木说：叫胡绳来写吧！搬来这员大将，没多久就起草好了。简练，准确，流畅！立即同其他部分反复修改过的稿子并到一起交付下一轮讨论。我至今还记得乔木在同我们几个人议论时对胡绳稿子表示赞许的神情。经过讨论接受意见，增加了许多句子，照顾到各个方面，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内容上是更丰满了。当然，补丁一打，不能不多少影响到文字的洁净，乔木对此是表示惋惜的。虽说在集体的决议里（而不是个人的文章里），这种情况是必不可免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于1980年成立。单独成立这个研究室，就是为了修党史。这是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一个机构来“官修”党史。胡乔木兼主任，胡绳等为副主任，1982年，乔木不兼主任了，胡绳为主任。这个研究室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准备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当时通称为党史“正本”。先编上卷即建国以前的部分。
我那时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参加了1985年上卷本初稿征求意见的会。我没有多去研究稿子的具体内容，而是研究了一下过去党史审定的模式。
大家知道，1983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个模式。这种模式，显出它的极大权威，就是公开宣布此书由“联共（布）中央审定”，印在封面上。而且几乎收入《斯大林全集》，1946年开始出版《斯大林全集》时即宣布，其第十五卷就是这部教程。那就更加权威得无与伦比了。只是《斯大林全集》出到第十三卷就中断了。
中国共产党党史教科书的审定，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呢？不知道过去有过什么考虑或决定没有。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党在探索自己的模式。
首先，有了一个延安模式：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全会决议当然是够权威的，但是没有编写和出版中央审定的党史教科书。
建国初期，又有了一个模式——《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模式。此文发表前，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专门就四个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一一作了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毛泽东决定，此文由胡乔木署名在人民日报发表（见杨尚昆、谷羽的回忆）。随即出了单行本，大量印行，是一本权威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但是，没有采用标明中共中央审定的苏联模式。
然后，有了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篇报告中宣布的中央决定的模式。这是一个有意识地区别于苏联模式的新模式。陆定一在讲话中在论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百家争鸣时说：“近代史是社会科学中极其重要的部门，但是近年来成绩不多。据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我们的近代史工作者，应当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在近代史的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
这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共中央的确没有组织编写党史。这以前，原来设在中宣部的党史资料室（编出过多期《党史资料》），也合到别的研究单位去了。党的大事记好像也没有出或者没有来得及出。由中宣部主持出了党史文件汇编。先是三个散装的口袋，其所以要一篇篇散装，而不装订成册，是要表示这还不是完整的编好了的文件汇编。后来没有再这样拘泥于形式，增补之后，出了六本《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八届十中全会后，想法有过变化。记得曾听说，准备成立以董必武为首的党史委员会来编写党史。没有来得及进行，就发生“文化大革命”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0年1月决定成立极高规格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和党史编审委员会，职责分别是“初步”和“最后”审定“全书书稿”；成立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编写工作。（见《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
这时，中央正在着手起草新的历史决议。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全党高级干部四千多人讨论，最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还是延安的模式。比高规格的中央党史委员会的规格还要高。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写出，召开征求意见的会议，已经是若干年以后了。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那个极高规格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和党史编审委员会已不存在，1982年成立的党史工作小组（后来到1988年3月改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杨尚昆为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为副组长）。这时，准备经过怎样的程序进行审定呢？
在书稿征求意见的小组会上，党史界有些同志对于审定的方式提出过一些意见。我也提了意见，并引用了陆定一在1956年讲话中宣布过的那时的决定。我主张，不必要出版宣布由中共中央审定的党史“正本”。那样固然权威，但是，中共中央怎么可能对书中的每一个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都加以审定呢？那样的权威地位一确立，党史界还怎样进行研究和讨论呢？“正本”之外，其他的党史著作是不是都成为“偏本”或“野史”了呢？我主张，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正式的本子，就有它足够的相对的权威性了。我听到别的同志也有类似的意见。
这个意见，我也跟胡绳说过。
后来知道，1988年8月中央党史研究室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写了请示报告，其中提出党史上卷中的九个历史问题，陈述了基本事实和观点，请党史领导小组审定。得到了认可。报告还提到，1985年党史工作小组和中央负责同志曾确定：“党史书稿中除一些重大政治性问题由中央或中央党史小组审定外，学术性问题由党史研究室负责处理，可不用中央审定的名义而用党史研究室的名义出版。”报告提出：“考虑到这一部约六十万字的书稿，中央领导同志很难抽出足够的时间来审阅，也不能对书稿的具体内容负责，故建议这部书稿的出版，仍按中央党史小组1985年11月提出的上述原则，即除重大政治性问题的处理意见请中央或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审定外，全书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自行负责出版。”也得到了批准。
199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在建党70周年的时候出版，就是采用的这个模式。
这是胡绳主持修出的第一部党史。此书获得1992年的全国图书奖。
同时，还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经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也是以“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名义出版，还加署了“胡绳主编”。这是胡绳主持修出的第二部党史。
我是1991年初春开始参加这部党史的最后阶段的修改和定稿工作的。是胡绳通过那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要求我参加的，说是因为我参加过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要我帮助他修改这部党史建国以后的部分。我很高兴参加这项工作，但是，我过去写的都是单篇文章，还没有编写过成本的著作，缺乏经验，表示有点畏难。胡绳笑笑，说：“那你就从这本书开始吧。”我说，我还要看许多原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别人的研究和编著的成果），恐怕时间来不及。后来决定由我负责建国后17年那两章，初稿是党史研究室的戴鹿鸣、周承恩同志提供的，我作了较多的修改、改写才定稿。
这部党史未能如原来预计的那样赶在“七一”建党70周年的时候出版，而是迟了一个多月。这是为了书的质量。这部书经邓小平同志同意，用了他为党史室同名画册题写的书名。乔木写了《题记》，还在出版座谈会上讲过一篇话，给予此书很高评价：“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收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这里说“宣传品”，是打了引号、加了“某种”的形容词的，不是一般地贬损宣传品。宣传事实、宣传真理的宣传品，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宣传品也可以是并且应该是明白晓畅、严谨切实、给人营养、引人思考的。陈言堆砌，了无新意，没有学术价值，也收不到宣传效果。当然，这部书不是十全十美，乔木说，“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但乔木还是称赞这本书“对党史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强调党史上的大问题中央固然已有明确结论，这也是本书的指南，“但是这本书的特色，却在于它并不满足于重复或者引申已有的结论和研究成果，作者就党的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细节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乔木还提出了一个任务，进入下个世纪，本书要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
没有乔木的决断和鼎力支持，这部书恐怕是难以出版的。
《七十年》有哪些新颖的见解和独立的判断呢？1999年中共党史学会换届时我讲到这个问题，就其大者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四十二年间的历史，总起来可以说有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九年，后一个时期是在这以后的十三年”，这个论断，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作“划时期的坐标”，就是在《七十年》的结束语中提出来的。这篇结束语是胡绳执笔的。写这篇结束语，是在1991年，现在是1999年，从现在来说，后一个时期已经21年了。
其实，这也算不上一个新颖见解。历史决议中已经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胡绳这个见解，是依据于历史决议，也可以说是“重复或者引申”历史决议已有的结论，不过确实又从展开论述党的历史和编著党史著作上深化和丰富了历史决议的这个论断。从历史决议到《七十年》出版，有10年时间，到现在有18年时间，在10年、18年之后再来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当然会对历史决议的论断作出更深更丰富的开掘。
1994年在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上，胡绳着重讲了这个“划分时期的坐标”。他说，这个分期问题，“从形式上看有利于编写党史时划分章节，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我是很看重这个意见特别是它的实质意义的。我认为，这个新时期划分的标志，已经是在党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得到了肯定的结论。十五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讲话中又说：“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第二个例子：把从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这10年，称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10年，并论述了“十年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这是《七十年》第七章及其第十节的标题所鲜明地表达了的。乔木在称赞这本书的新颖见解时说，“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段历史比较难写，现在对这段历史不但提出了许多首次发表的事实，而且作了比较确切的解释。”
这条见解，当然也是根据于历史决议的分析，但是突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主题，作出了有别于过去讲两条路线斗争的传统模式的关于“两个发展趋向”的新概括，这的确是有“新意”的。
为什么说《七十年》说的“两个发展趋向”不同于过去常说的“两条路线斗争”？过去常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截然对立，泾渭分明。路线正确就一切正确，没有错误；路线错误就一切皆错，没有正确。错误路线还得有头子、有集团、有爪牙，有计划、有纲领、有阴谋。还要计算错误路线的起止，路线斗争的次数，以至于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等等一大套。历史决议抛弃了这个模式，实事求是地分析党在这10年中在指导思想上有哪些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哪些是错了，遭到了怎样的损失。《七十年》进一步分析了这10年中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强调无论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还是错误的趋向，都是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两个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七十年》的这番分析，我是听到过不少好评的。
胡绳在《七十年》出版座谈会上也特别说到这个分析。他说：“这两种趋向虽然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但确实是存在着两种倾向。后一种倾向直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而前一种即正确的趋向，也正是‘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的先导。从六十年代的情况来说，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但是从历史全局来看，正确的趋向终于战胜了错误的趋向，在1978年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他还认为，“这也许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
乔木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讲过“两个趋势”的问题。他说：“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的革命轨道前进。”《七十年》的论述参考和发挥了乔木的这个论述。
这部党史，获得了吴玉章学术成果奖和郭沫若学术成果奖。胡绳要我代表去领了奖。吴奖有奖金二万元，大家同意胡绳的建议，交给财力单薄的胡绳青年学术奖励基金了。
我的书房里现在挂着胡绳写的一幅立轴：
园深草长树成峦
叶茂阴浓顿觉寒
不是花时空斗艳
枝头新果累如丸
辛未初夏同在玉泉山时作此小诗，其时《七十年》
行将定稿，录奉育之同志两正
1991年10月胡绳
这首诗现在收进《胡绳诗存》，写作时间记为
八 胡绳最后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胡绳的文集《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这是胡绳生前出版的最后的著作。
这是胡绳以前出过的一本文集的增订新版。
1997年4月香港三联出版过胡绳的一本同名文集，副题是《胡绳的十篇文章》。这10篇文章是：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1983年3月）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1987年2月）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1990年8月）
《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1991年11月）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读书笔记》（1992年4月）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1993年12月）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4年3～4月）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1994年12月）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95年12月）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的作用》（1996年9月）
除了最后两篇分别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再版序言和在“展望二十一世纪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说以外，都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头文章，在内地发生过广泛的影响。现在结集在香港出版，并且同时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了英译本（此译本删去中文版中读书笔记一篇，书名改为《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胡绳的九篇论文》），在海外也发生了影响。
这10篇文章，都已收入《胡绳全书》第3卷。在《胡绳全书》出版座谈会上，我有一个发言，说到胡绳著作的两头，一头是青年时代的著作，一头是近十几年的著作。在近十几年的著作中，我特别提到收入《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的10篇著作。我说，我们许多老的理论工作者，对于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很尊重、很拥护的，对于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阐述和传播，是做了贡献的。但是，像胡绳这样，写了这么许多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的研究这个理论的论文的，并不多见。所以特别可贵。胡绳80自寿铭，说自己“七十八十,粗知天命”。那么，这些著作可以说是他“知天命”也就是比较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命运和自己命运的著作了。写这些著作的时候，胡绳年纪渐入老境，思想却是年轻的，是与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时代的前进而俱进的。就像他的又一首诗中说的：“此心不与年俱老”。
这次在北京出新本《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删去了原来香港三联版的最后一篇，增加了《胡绳全书》出版后新发表的两篇，这就是：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1998年7月）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1999年5月）
前一篇是短文，发表在《望》杂志和《中共党史研究》上，后一篇是长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共党史研究》上。
胡绳是很重视他这两篇文章的，我也认为这是胡绳晚年深思之作。
胡绳准备他后一篇文章，是很费了功夫的。它原是1998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生一百零五周年在湖南长沙举行的一个学术会议上的报告。我也参加了那次学术会议，党史研究室参加那次会的主任、副主任有胡绳，石仲泉，李君如，还有我。我同逄先知同志开玩笑说，比你们文献研究室（会议主办单位）与会的主任副主任还多。事前就听说胡绳要有一个学术报告，不知道是长是短，是有了稿子还是没有稿子。当时胡绳病已渐重，我以为有个短稿，胡绳就不必多讲了。结果胡绳一上讲坛，就拿出几个笔记本，说，这个问题他已思考了很久，做了准备，稿子还没有，只有提纲和一些笔记，今天就根据这些讲一讲。我就坐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看见他笔记本上亲笔写得密密麻麻的字迹。出乎大家的意外，他一讲就讲了两三个小时。演讲结束，大家送他到礼堂外面，说他精力很好，他很高兴，说自己也没有想到讲了这么长时间。
这是胡绳最后一次面对公众的学术演讲。
会后到几个纪念地参观，胡绳是单独去的，我们是另外去的。在宁乡花明楼刘少奇故居的立像前相遇，一同照了像。他还去了坂仓（杨开慧故居），去了乌石（彭德怀故居）。三处各题诗一首，抒发感慨。然后他南下，经衡阳、零陵（永州）到广东。既是休养，也是游览，游旧游之地和未游之地。本来邀我同游，可惜我还要赶在年前完成修改书稿的任务，未能同去，至今遗憾。《胡绳诗存》中最后七首，就是这一行所赋的诗。
报告录音整理成文，已经是第二年4月的事了。整理工作量很大，而且整理成稿以后，还给几个人看过，征求意见。也送给我一份，我提了一些意见，在发表稿上都改动了。别人大概也提了不少意见。《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邢棠纪念胡绳的文章讲了4月胡绳交给编辑部的，是根据录音和发言提纲，综合收集到的各方意见，作了修改和订正的稿子，发表前请编辑部再提出修改意见，胡绳还要看校样。编辑部提了许多文字意见。送回的校样上，秘书根据胡绳的意见写道：“校改处，引文照改，其他修改处有√可改，别处不动。”并在电话中说明，这是因为文章已在《中国社会科学》同时发表，为不使这里发表的稿子同那里的差异过大，可改可不改的地方就不改了。尽管如此，有√处仍达21处之多。可见修改之细。邢棠还举了一处胡绳亲自精心校改的例子：原稿中的句子“当然不能把一穷二白看成为一张纯洁的白纸，在上面可以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改为“尽管不妨把一穷二白形容为一张纯洁的白纸，但在上面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样的斟酌修改，是胡绳一丝不苟的治学和行文的风格，惟有编辑体会最深，只读到发表的定稿的读者是不容易体会的。
这是胡绳最后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
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好评，也引起尖锐的批评。
两篇文章收进新本《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时，胡绳又作了修改。这时已是2000年六七月间了，他的病已恶化，仍然冒着酷暑详细地修改，特别是关于建党初期社会主义论战的部分。“尽管不妨把一穷二白形容为一张纯洁的白纸，但在上面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后半句也进一步修改为“但只凭纯洁的底子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是胡绳反复斟酌、精心修改的著作。
我在这篇琐忆之一里，引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中300年社会主义全世界胜利，在人类的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的那段话，是根据当时发表的文本引的，指的是20、21、22这三个世纪。后来白小麦（胡绳秘书）告诉我，在收入《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时，胡绳又作了修改，改为21、22、23这三个世纪。大概是有人提了意见，说是太乐观了吧。延长一个世纪，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仍然不算太慢。这个加了100年的300年社会主义全世界胜利论，表明胡绳终归是一个坚定的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
九 胡 绳 遗 著
胡绳琐忆八则都是送别归来所写，连续发表在《百年潮》上，现在收入纪念文集中，觉得还需要补充一则，关于胡绳遗著的一则。
所谓胡绳遗著，即胡绳生前所作而不曾发表过的论文和谈话，现在准备都收入《胡绳全书》，成为它的第十册。此册大概快要出版了。另外还有胡绳日记和书信，可能还在整理和搜集中。胡绳遗著内容丰富，最重要的我看要数胡绳谈《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组10篇谈话。胡绳晚年重新思考这一段同我们的关系最密切的历史，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新思想，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这组谈话内容也很丰富，我这里只谈一个问题，即胡适评价的问题。所以这一则其实不能叫“胡绳遗著”，应该叫《胡绳晚年谈话论胡适》，算是对《胡绳论胡适》那一则琐忆的一个补充。
胡绳晚年同时主持编写两部书，一部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续篇，一部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丁伟志等同志编写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续篇。胡绳是这两个研究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主任和院长），前一部著作算是职务著作，后一部著作则是他个人主持的研究著作。可惜在他生前两部著作都没有能够完成。
胡绳关于《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次谈话中，七处讲到胡适,总共17次提到胡适的名字！
10次谈话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写这段历史，在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所以，“除了国、共两个角色之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
论及胡适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认为胡适属于中间势力。
七处讲到胡适，虽是随手拈来，随意而谈，却几乎涉及胡适一生主要的思想、政治倾向。
为了阐明胡绳晚年谈话论胡适，需要结合介绍一下胡适的思想和活动。
胡适显露头角，是在以《新青年》杂志为号角的新文化运动中。那时，他以新文化运动擎旗人物之一的姿态，而为先进青年所倾慕。毛泽东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自己生平，就说到自己当年读《新青年》杂志，“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间，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
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他和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友分别邀请胡适、蔡元培等人到北大文科大楼同他们谈话，“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这次在北京和两年后再次到北京，毛泽东“上书”（《胡适的日记》）于胡适，求见于胡适，请教于胡适，大概都是对“楷模”崇敬和尊重的表现吧。
新文化运动何时分化？这很难说分明，因为这场运动原本是思想来源不很相同人们，朝着大体相同的目标——反对旧思想、旧文化——而共同投入、相互影响的一场运动。
或曰：实验主义的宣传，是分化的开始。这也许有一点道理。但是，对西方哲学的宣传，诸家百派，各有所宗，而且分歧在哲学层面，还没有显现在现实政治层面。1919年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讲到胡适介绍和提倡的“实验主义”时，是把它归入“浩浩荡荡的新思潮”这一边的。就是说，是把它放在反对旧思想、旧文化这一边的。胡绳晚年谈话中甚至说：“胡适的实验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其实胡讲的并非都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如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呢？又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恐怕也应当说是对的。”此论不能算是对实验主义、实用主义的系统评论，但三言两语的大白话，与50年代批胡适时中国学术界固定化了的观点很不相同。
或曰：社会主义的宣传，是分化的开始。这已经到了现实政治的层面。从宣传自由、平等、博爱，到宣传社会主义，这的确是很大的思想变化。但是，正如胡绳所说：“真正要搞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现代化的，多少要讲点社会主义，甚至胡适都讲点社会主义。”直到1926年胡适写《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还在以称赞的语气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至于说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论战，是分化的开始，这更是历来的说法。胡适自己后来也说，“这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不过，这场争论有没有后来各方赋予的那么严重的政治含义，是可以讨论的。在当时，毛泽东在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后不久，就写了一篇《问题研究会章程》，
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前的事。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日益明显。李大钊是1919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宣传家的，毛泽东是1920年底从种种主义中选定马克思主义并主张中国共产党成为“主义”的结合的，陈独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被选为党的领导人的。以这些人为代表，分化为新文化运动的左翼。
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个分化。胡绳晚年谈话中对此有一大段很有见地的议论：
“过去讲，新文化运动一分化，胡适一派人就分化出去了，好像变成了新东西的敌对方面。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胡适派虽然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但这个‘右’是相对于左翼说的，二者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而就全社会，就全国政治的分野来看，胡适实际上是属于中间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参加在宣言上签了名，不能说李大钊签名是犯了错误。好政府主义至少是认为目前的军阀政府是坏政府，而且是主张改革政治、主张和‘恶势力作战’，不过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罢了。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
“不革命的民主派”，显然是引用毛泽东的语言，不过毛泽东的原话是“非革命的民主派”。1923年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纵论国内各派势力，用的正是三分法：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而把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归入非革命的民主派之中。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反动派，是指北洋军阀，所说的革命的民主派，是指新兴的共产派与之合作的国民党。作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当然已经不再把胡适当作“楷模”了，但并没有把他归入反动派，认为他还是属于民主派，不过是“非革命”的民主派。这是一个很准确的定位。而且毛泽东还满怀希望地预期：由于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非革命的民主派在稍后一个时期内会暂时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最激进的主张，和较激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
毛泽东这个愿望，在那时的共产党人中是有代表性的。周恩来那时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上发表文章，一方面对胡适近来在《努力》上发表的政论表示非常失望，认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另一方面又认为，胡先生说过“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我们并因此假定胡先生确有被迫得不能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真能做到他所谓‘君期我作玛志尼’的玛志尼”。
不过共产党人的这种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中国革命风云突变，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取代北洋军阀而成为反动派。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相互关系重新组合。胡适派何去何从？
胡绳晚年谈话中说，胡适“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反共，后来又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尽管最终屈服了，但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
同胡适一样“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反共”的，有许多知识界人士，蔡元培也在其中。胡适“后来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是指他和罗隆基等人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1930年汇集为《人权论集》，批评那个时候是“个人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这些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纪录有所不满的文章和书籍，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国民党立即对这些文章进行围攻，书出版后立即遭到严禁。上海市国民党党部作出决议，称“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予以惩办”。教育部奉令对胡适加以警告。围攻胡适的论文，还汇集为一本《评胡适反党义近著》。胡适不得不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权观点。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适参加同盟并被推选为北平分会主席。胡绳晚年谈话中对此评论说：“如胡适这类人，因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我们党就应该团结而不应该排斥他们。当时宋庆龄就做得比较好，团结胡适一起参加人权保障同盟，争取团结他还是对的。”
那么，胡绳所说的胡适“尽管最终屈服了”，是怎么回事呢？
大概就是指胡适在报端批评民权保障同盟宣言“释放政治犯”的主张，至少是包括这件事。
根据《字林西报》的报道，民权保障同盟和杨杏佛致电致信胡适，询问谈话真相，要求予以解释。胡适不答。又由宋庆龄和蔡元培联名致电，称：“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还是不答。
也是根据《字林西报》的报道，瞿秋白
这是一首由于编入鲁迅文集而传诵一时的诗。评这首诗，不能不看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血腥背景。从对待中间派来说，这反映了当时左翼文坛对胡适一类人义正词苛（义正而言词稍显苛刻）的批评和拒斥的态度。
近日读朱正《鲁迅论稿》，发现他有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谈人权，“革命的自由权”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法国大革命中《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里就宣布了“反抗压迫的权利”。在《人权论集》中胡适的几篇文章都没有提到这个“反抗压迫的权利”，而罗隆基的文章是提到了的，并称之为“革命的人权”，还说孙中山40年致力的事业就是拿革命的人权来拥护自由平等这些人权。胡适没有把革命的自由权看作基本人权之一，而把它同其他几项人权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他与罗隆基的这点差别，大约就是他们两人后来政治归宿不同的原因。
这归宿不同，就是罗隆基这位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后来向左转，走上同共产党联合的道路;而胡适这位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后来向右转，不时“和国民党混在一起”。
这“和国民党混在一起”，也是胡绳晚年评论胡适的话。胡绳说：“也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在某些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但由于他不反帝、不从根本上反封建，结果和国民党混在一起，胡适就是这类人。”“胡适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当时矛盾相当尖锐，他也反对复古，但他最大的毛病是不反帝，特别是不反美国帝国主义，日本要灭亡全中国了，他当然也抗日，但七七事变前还参加了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认为抗日是高调。这样他就倒向国民党一边。”
这是讲的抗日战争以前的情况。在日本要灭亡全中国的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倡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胡适自然还是中国共产党要极力争取团结的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
1936年6月，毛泽东写信给蔡元培，呼吁他“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信末并致“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列了一个从宋庆龄到舒新城的70人名单，其中自然不能没有“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中毛泽东结识的“学术师友”胡适。
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延安讲话，多次不经意地引用胡适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提倡文学改良的名言。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接待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又托来访的傅斯年“代问老师胡适好”。
这善意的问候，却引来胡适给毛泽东的一封缺乏善意的电报，表露了胡适“和国民党混在一起”的立场。那时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又要起来，胡适在电报中为正在加紧准备发动内战的国民党作辩护，而把内战的责任加到中国共产党头上。这是他“人权抛却说王权”的又一次表现。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回答他这封电报，大概还是争取他作为中间势力，而不想把他推到同中国共产党完全对立的前台吧。
1946年形势急剧变化，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1948又召开“行宪国大”。在“行宪国大”期间，蒋介石请胡适当总统，在这年年末，蒋介石请胡适当行政院长。尽管前一次由于蒋介石翻悔，后一次由于胡适婉拒，都没有成，无论如何应该说，胡适已经被国民党拉到（也是自己走到）同中国共产党完全对立的前台。
但是，中国共产党却还没有完全放弃把胡适从反动阵营争取过来的打算。过去许多书上（白吉庵《胡适传》、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都写过一个传说，说是北平解放前夕共产党争取胡适，表示如果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当北京图书馆长。这个传说一直没有得到可靠的文献证实。几年前，我偶然查到了一篇文献，那是陈毅关于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会议毛泽东口头报告的传达记录。记录中说，毛泽东在批评三种过左倾向（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时说过：“你到北平，胡适捉不捉？还是不捉。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这个争取胡适的意向，是查有实据的了。
1948年12月解放大军围困北平，胡适没有留下，而是坐国民党派来的飞机匆忙地走了。16日走到南京，17日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哭求美国帮助蒋介石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战争（《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接着才发生战犯名单的事。最初中国共产党权威人士公布（
至此，中国共产党的主导观点完全把胡适看作依附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的反面人物。对胡适的批判，建国之初就陆续见诸报端，1954年还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
但是，批判归批判，争取还是要争取。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还作过争取胡适回国的努力。1956年9月周恩来托出国访问的周鲠生通过在英国的陈源带讯息给胡适，1957年回国访问的曹聚仁也曾带过这类讯息。在《胡绳论胡适》中我还提到唐回忆文章所说的毛泽东在一次宴会上肯定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功，笑谈到21世纪为胡适平反的事。
大陆批判胡适的时候，胡适正流亡美国，无以谋生，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当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两年后以“名誉馆长”的名义被“光荣”解职。他仍客居美国，主要作研究和讲学的活动。1958年回到台湾定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在美国和在台湾，胡适同国民党相处得并不愉快。
胡绳晚年论胡适，有一个新论点，就是认为“胡适，直到他的晚年，还应当说是属于中间势力”。没有展开论述，只举出一个事例，即“直到晚年在台湾还因为批评国民党受到围攻”。
这是说的怎么一回事呢？大概指的就是《自由中国》的事。
《自由中国》是胡适赴美之前，雷震同他商量，发起创办的一个杂志。1949年11月在台北问世，胡适为发行人，并刊出胡适所写的本刊《宗旨》。胡适还不时在上面发表文章，1954年在一篇文章中还攻击社会主义是“到奴役之路”，并对他1926年说过“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表示当众忏悔。可见此时胡适和《自由中国》思想的一面。另一方面，胡适和《自由中国》又反对国民党专制，压迫言论自由。1956年蒋介石70岁，“婉谢祝寿”而“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自由中国》出了一个“祝寿专号”。胡适写了一篇文章，建议蒋介石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总统。这种委婉的建言，竟引起台湾当局震怒。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其《特种指示》中说《自由中国》“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论调”，在其《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小册子中说“有一知名的学者”发表向政府争言论自由的文章，“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这情况同当年《人权论集》引起的围攻，几乎如出一辙！
胡适回台定居后，主张知识界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反对党。1960年胡适又发表意见，不赞成蒋介石修改宪法，连任第三届总统（宪法原来规定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一届）。对于雷震的组党活动，胡适也予以鼓励。可是，新党即将组成之前，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逮捕雷震，罪名是“文字叛乱”和“知匪不报”，《自由中国》因此停刊。这对胡适是很大的打击。他憋不住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并表示愿出庭作证，证明雷是“爱国反共的人”。胡适求见蒋，蒋不理，在不谈雷案的条件下，蒋见了他，他谈世界形势，还是提到雷案，说在国外反响很不好，使他实在见不得人。蒋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两年间，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震），不相信我们政府。”听了这话，胡适很惶恐，连忙表示，11年前到美国时他说过“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至今没有改变。这才把气氛缓和下来。这和当年争人权受压后妥协的情况，也可以说是几乎如出一辙。
作为《自由中国》一案的背景，美、蒋、胡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如何，毛泽东
总括一句，胡绳晚年谈话论胡适，中心的思想是认为胡适也可以列入中间势力，包括他的晚年。胡绳说：“在思想文化方面，中间势力也具有两面性。抹煞他们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贡献是不对的。即使是胡适派也是如此。”胡适“最大的毛病是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说问题出在‘五鬼闹中华’，但他坚持反对复古，实际上是反封建（虽然他不承认‘封建主义’这个名词），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同他联合。”
胡绳论胡适属于中间势力，不仅从政治上立论，而且从思想上文化上和学术上立论，甚至更重要的是从后一方面立论。不过，胡绳晚年谈话所举事例，多属于胡适的政治立场。这篇补记的琐忆，也只能如此。
原载《百年潮》2000年第12期、2001年第1-4期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