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宏：没监管，足球出多大事都正常(新京报 2010-1-30)

没监管，足球出多大事都正常

2010-01-30    来源：新京报       【共 0 条评论】 【浏览86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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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员赌球，裁判收钱，俱乐部买球，足协官员贪腐，这一切乱象随着南勇、杨一民被拘捕，一一浮出水面。

　媒体忙着欢呼足协的“倒掉”，球迷再次喊出取消足协，在滔滔口水中，如何建设一个干净的监管环境、一个健康的比赛机制，不能被集体忽略。

　我们采访了刘建宏，如其所言，“足球运动的整体水平，体现了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所以能不能做好足球，是对中国人治理能力的考验。

　●这次的打假反赌风暴，先是从下而上的愤怒，然后是从上而下的治理，得到了从下而上的反响，这样的局面，改革的成本最低。

　●我不认为现在只有改变机制，中国足球才能有起色。现在只能是体制内生存，体制外发展，这是我现在的核心理念。

　●我们需要明白，只有维护了fair play 这个最基本原则，足球才能长治久安，这个原则太重要了，是命根子，动不得。

　●举国体制可以帮助中国足球，比如足球要在校园里发展，就需要举国体制强力介入，但中国足球不可能靠举国体制生存和发展。

　1　“感觉到一种迟来的悲哀”

　新京报：这次暴风雨比想象中来得更猛一些，南勇和杨一民被控制，而且有关部门没有收手的迹象，人们也在等待更大的鱼落网。反赌球发展到这个地步，你怎么看，出乎意料吗？

　刘建宏：对于一个法律监管缺失很久的行业来说，不出事是不可能的，出多大事，也不出乎意料。

　新京报：中国足球已经沦陷这么多年，甚至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反腐风暴是不是来得太晚了？

　刘建宏：是的，我真的感觉到了一种迟来的悲哀，错过了那么多的机会。

　早在1997年，我们《足球之夜》就已经发现了联赛里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到了1998年，这种现象越演越烈，以夜审陈亦明为代表，我们当时掀起的打假舆论到了高潮。但是，终究只是媒体的呼吁，到了渝沈之战的时候，实际上情况已经失控。

　所以，人们看到的是媒体的无奈，还有公然作假者平安无事。作假没有危险，作假的成本很低，可以肯定，很多业内人士从此蜂拥而上了。

　而来自管理者和司法部门的行政以及法律约束，仍然非常乏力，这才形成了今天的这个局面。

　2　足球是不愿碰的危险区域

　新京报：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周二的体育工作会议上说，“体育总局坚决及时调整了足球运动管理中心领导班子，在第一时间召开新闻通气会，在第一时间召开总局系统干部大会。”你觉得体育总局做到“坚决及时”了吗？

　刘建宏：过去一段时间，奥运战略、金牌战略，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中国足球是一个谁也不愿意碰的危险区域。

　所以，总局一方面在体制和政策上限制得很紧，另一方面，却没有严格的监督和有力的指导，足球有点像个孤儿。

　新京报：袁伟民曾在他的自传里说，因为负责的事情多，精力有限，没太顾上管足球，足球没搞好他是有责任的。作为很长时间里的中国足协名誉主席，他是不是应该承担某种责任？

　刘建宏：这个事情实际上有一个故事，年维泗在离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时候，被要求推荐几个管理人，其中崔大林也是人选，不过，广东和辽宁都没有放人，所以第三候选人王俊生就成了惟一候选人。

　但王俊生只是处级干部，只能升半格做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他就无法兼任足协主席。当时就选了袁伟民来过渡，结果，一过渡就到了今天，这确实是中国特色。

　实际上，袁伟民也不可能管，王俊生是后面几年中国足协的实际领导者，再后来是阎世铎、谢亚龙、南勇。袁伟民属于“被挂名”。

　3　上下互动，改革成本最低

　新京报：这次司法介入，是由强势人物强力推动的，前几年龚建平案的时候，足协先是引进司法介入，但很快又草草收尾。为什么一般情况下，司法很难介入足球领域？

　刘建宏：实际上，足球领域里的假球、赌球很难查处，不是因为犯罪行为多么复杂，而是因为办理起来很琐碎，很繁杂。

　而且，体育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凝聚民心、激励爱国主义的样板，这个领域很敏感，所以，不到特殊时期，有关部门也不想碰这个烫手山芋，起码不会主动介入。

　应该看到，这次的打假反赌风暴，先是从下而上的愤怒，然后是从上而下的治理，得到了从下而上的反响，这样的局面，改革的成本最低。

　新京报：中国足协既是民间协会，又是政府机构，一套班子，两个牌子，这个怪现象是不是滋生腐败的原因？两个马甲，似乎可以制造很多可乘之机。

　刘建宏：这个肯定是问题，体制肯定要变革，但是，我不同意现在还揪着这个问题不放，因为，现在显然不是改变的最好时机。

　而立足体制内，寻求体制外的解决办法，倒是一条可以探索的道路。

　新京报：你是说不改变现有的足球机制？不少人在呼吁解散足协，你不怕被人批为保守派吗？

　刘建宏：我不认为现在只有改变机制，中国足球才能有起色。现在只能是体制内生存，体制外发展，这是我现在的核心理念。

　因为，体制内只能生存，谈不上发展，立足现在的体制和结构谋求改变，是一个出发点。具体说，关于联赛，可以充实完善中超公司，一方面给俱乐部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引进专业的管理公司，从招商到赛事管理，都依靠专业公司和人才，这才能让中超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国家队的管理也可以如此办理，包括青少年的推广，也可以利用外部的力量，比如专业公司。而中国足协内部，也要有这样的改变，要敢于外聘专业人士。

　4　希望监管部门不是摆设

　新京报：1973年，香港警界贪污横行的时候，当时总督麦理浩成立廉政公署，只对总督负责，一举涤清了警界腐败。中国足球借反腐风暴的机会，有没有可能成立类似的监督机构？比如只对足协主席或者总局局长负责？

　刘建宏：廉政风暴最后的解决是英国女王应香港总督的请求，发布了一道特赦令，划了一个时间线，以前的既往不咎，以后的严惩不贷。

　这次中国足球的解决，不可能有什么特赦令，但方式也许会比较接近，因为这么查下去，恐怕要人人自危了，只能停止在某个层面。

　我比较自私的想法是，过程可以长一点，让那些现在没有进去的人，再多受点煎熬，这样，他们未来再想为非作歹的时候，就得好好想想了。

　新京报：这种类似的监督机构你觉得有可能成立吗？

　刘建宏：已经有行动了。

　给你念一段，“联合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职业足球俱乐部资格审查与监管委员会’的专责机构，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常态化的监管制度，荡涤足坛糟粕，净化足球环境，促进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这是刘鹏的原话。

　足球里面有假球很正常，关键是管理和监督，有了这样的委员会，至少有了直接的监管部门。但愿不是一个摆设。

　5　fair play 是基本原则

　新京报：在五大联赛里面，意甲好像是假球案相对较多的，2006年“尤文图斯电话门”是一个顶峰，而司法机构的处理也比较及时公正。那个案子的处理方式，有没有可以借鉴的？

　刘建宏：英超和意甲都经历过混乱的年代，只不过很多事都是过去时，我们不晓得而已。中超和意甲、英超、西甲，彼此的时空有一个错位，不能简单类比。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需要明白，只有维护了fair play（公平竞争）这个最基本原则，足球才能长治久安。你看，为什么国际足联每次比赛，都要先让公平竞赛的旗子出来，因为他们太知道这个原则的重要性了，命根子，动不得。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的大马赌球案，50多个足球人士锒铛入狱，力度空前。你对这次中国足球反黑前景到底怎么看？能反到什么程度？

　刘建宏：其实，当南勇和杨一民等人都进去的时候，我们的力度已经够大了，打假反赌不是目的，根本目的是打扫环境，给中国足球一个干净的环境。

　这个时候，我们一边要承受“地震”之后的满目疮痍，一边必须考虑，我们有什么还可以利用的资本。我个人现在更关心的是以后怎么办。

　比如，人们都说韦迪是外行，又是外行管理内行，我以为这本身就是个误区。布拉特过去是卖表的，阿维兰热是个游泳的，但他们是国际足联的最高领导，他们需要的是管理才能，而不是要明白怎么训练，怎么比赛。

　足协最重要的任务是，制定整体发展目标，撬动全社会的力量，进行宏观控制和管理。如果不改进管理方式，被具体事务拖累，中国足协50多个人就算都是精兵强将，也无济于事。

　6　不可能靠举国体制发展

　新京报：崔大林即将成为中国足协主席，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推崇举国体制，如果中国足球真的回到举国体制，好事还是坏事？

　刘建宏：我觉得举国体制可以帮助中国足球，但，中国足球不可能靠举国体制生存和发展。

　比如，足球不在校园里发展起来，中国足球就不可能有未来，但以中国教育现在的理念和实际情况，如果没有举国体制的强力介入，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新京报：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中国，足球媒体是最发达、尺度最为开放的，中国足协受到的舆论监督也最充分，媒体可公开喊足协主席下课，但为何足球黑暗如斯，所谓媒体监督，难道是一个假象吗？

　刘建宏：对，很荒诞。

　你看，在打假反赌的过程中，很多媒体都在不负责任地散布各种传言，甚至是谣言，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

　如果媒体有着严格的职业操守，是负责任的，经得住考验的，那么，它就一定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但现实是，媒体和足球界都没有把中国足球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现在不过是让局面越来越乱而已。

　7　唯有体制外才能打破怪圈

　新京报：在中国体育领域，中国足球只是个案吗？足球在体育总局的棋盘里，只是个边缘角色，那些奥运金牌大户项目才是重头，他们更缺少媒体监督。

　刘建宏：那些项目成绩好，媒体得靠人家活着，所以，只能尽力配合。

　而足球早就成了公用痰盂，想引来喝彩，骂两句就成，骂得狠点也成，骂得花哨点更好。

　新京报：请总结陈词一下，你对中国足球发展的整体想法是什么？

　刘建宏：足球运动的整体水平，体现了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我们很少敢于面对这个严峻的课题。

　足球是最社会化的一个项目，不是国家队进了世界杯就说明水平高，也不是联赛红火就能掩盖一切，它是建立在普及之上的。联赛水平高，国家队表现稳定，这才是一个综合的衡量标准。

　最重要的是，通过足球可以改造国民性，如果只是把足球当一个普通项目来管，就非常被动，而且会一直被动下去，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动员全社会来参与，就算找到正确的路子了。

　足球强调团队，强调配合，强调竞争，但也尊重个体，尊重核心，尊重替补，这正是我们的社会现在最需要的。

　回到我的判断：体制内生存，体制外发展。这是立足现在，图谋发展足球的同时，又能逐步改造机制和结构的最好途径。体制内只能活着，唯有体制外才能发展，打破怪圈，这是唯一的方式。

　理想的局面是，以足协制定的发展大纲为核心，足协负责整体协调和调动，让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参与进来，让青少年足球在校园里发展起来，让联赛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逐步发达起来，同时国家队也能逐步提高。

　8　不能砸烂烧掉，忘记了建设

　新京报：你从事足球报道十几年，如今“白发添了几根根”，也许到你的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未必能等到足球的振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想到这里，会伤感吗？

　刘建宏：哈哈，首先白发不是添了几根根，而是每天都添几根，现在差不多半头白发了。

　不过，干什么都不容易，选择足球，首先是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中国足球有困难，有问题，但并不是说足球不美丽，不可爱。

　我从踢球里每时每刻都能体会到足球的魅力和快乐。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从足球里得到的多，失去的少，哪怕现在的感情受到了伤害。

　而且，我对中国足球一直没有死心，我觉得，只要我们找到合适的道路，十年就能打开局面，这样在我退休的时候，中国足球肯定会是一片新天地。

　新京报：只需要十年？

　刘建宏：n＋10年，什么时候找到正确的路，然后再坚持十年，才有效果。

　这需要我们进行清醒的反思，冷静的批判，然后是善意的建设。而不是砸烂烧掉，却忘记了建设。

　当年我们做过一个宣传片，叫《民意难违》。民意不是马上就能见效的，但，终究会决定一切。

　本报时事访谈员 李耀军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