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遭贬文人排排坐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遭贬文人排排坐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1-04

　　封建时期的官员遭遇贬斥的事稀松平常。然而，同时兼有官员及著名文人双重身份而遭遇贬斥的事则非常特出。

　　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但我的水平有限，认识也肯定不深透，故想先行罗列出其中的一部分情况和自己的粗浅认识，以就教于对这类话题同样感兴趣的朋友。

　部分文人官员遭遇贬斥的史实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

　　屈原（约前339～约前278），由于在内政外交上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及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后来遭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李白（701～762），开元十八年（730）左右，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十四年，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应邀入永王李璘幕府。永王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

　　韩愈（768～824），36～49岁时 ，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50～57岁时，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

　　刘禹锡（772～842）， 永贞元年（805），因辅助王叔文进行政治革新 ，先贬连州刺史 ，加贬朗州司马。后回京，又贬连州刺史。

　　柳宗元（773～819），入朝为官后，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 ，革新失败 ，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 。

　　李商隐（约813～约858），开成二年（837）中进士 。 次年入属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后因此受牛党排挤 ，辗转于各藩镇幕府，终身不得志。

　　范仲淹（989～1052），庆历三年（1043）召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后，推行“庆历新政”。因新政损害了官僚贵族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被诬为“朋党”。庆历五年，罢参知政事，出知邠（今陕西彬县）、邓（今河南邓县）、杭等州。

　　欧阳修（1007～1072），景祐三年，为上章批评时政的范仲淹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庆历五年，范仲淹等因推行“庆历新政”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太守 。

　　黄庭坚（1045～1105），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后以修实录不实，遭到贬谪。

　　秦观（1049～1100），元丰八年（1085)进士，曾任秘书省正字  ，兼国史院编修官等职 。 因政治上倾向旧党，被视为元祐党人，绍圣（1094）后累遭贬谪。

　　陆游（1125～1210），由于张浚举兵北伐失败，陆游被加上“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而罢黜还乡；后在江西任上，当地发生水灾，他奏请开仓赈济，竟以“擅权”罪名罢职还乡。陆游在家闲居6年后，又被起用为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他赴京受命，写了有名的七律《临安春雨初霁》。十五年，陆游被召赴临安任军器少监。次年，光宗即位，改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于是他连上奏章，谏劝朝廷锐意进取，减轻赋税，结果反遭弹劾，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再度罢官。

　　苏轼（1037～1101），元丰二年（1079）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 ，新党得势，贬斥元祐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属海南）。

　　王安石（1021～1086），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熙宁七年，王安石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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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文人官员遭遇贬斥的原因浅探

　　仕途之上的文人官员各自有着不同的时代和局势背影，各自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和错综复杂的君臣关系和同僚关系，各自有着不同的人格和性格特点，因而，其遭遇贬斥的具体原因肯定也是不尽相同的。然而，这其中有没有属于共性的一些因素呢？我以为是可能的。试着以下粗浅的解析：

　　1、文人官员肯定都是饱学之士，受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礼教的影响极深。因而对上吹牛拍马的事即使会那么一点儿，至少对这行当也不是那么精通的、老道的。也不会猜摩皇帝老儿的意图，看皇帝老儿的眼色行事。因此，能讨得万岁爷真正欢欣的，实在难得。

　　2、书读多了，便有点儿迂腐，凡事不懂灵活机动，喜欢讲死理，更不谈官场上的策略和技术。个性缺陷或许也有，当犟驴子，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

　　3、恃才傲物，自视清高的心境大约都会是有的。在文学上，他们或许相当于博士、教授；可在“官学”上，或许只是个小学生，甚至幼儿。他们根本不懂，圆通，中庸，明哲保身，实在是官场中人的一门重要学问。

贬官与其文学成就的关系浅识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一文中这样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一段话的意思并不难懂，一般人都能看个明白。其实，司马迁本人的情况和他写出来的这些人的情况也差不离。假设他没有被武帝下狱并遭受腐刑，那么，能不能写出《史记》，也确实是一件难以说清的事。

　　司马迁的这一观点，当然是比较客观的，但多少也有一点儿偏颇。因为很多文人在遭贬之前，就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文化素养。倒是一部分文人官员遭遇贬斥之后，他们的心灵往往更加敏感、丰富，因而，在贬斥之后的作品中表现情感常常更加细腻、深刻、精彩。因而，又有人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最辉煌的诗文都是被“摧残”出来的。这和当代文豪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化苦旅》一书中说的意思差不多：中国历史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错。我个人大体也赞同这一观点。（文/许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