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都女皇”事件的来龙去脉

    张颖女士曾先后著有两本回忆录：《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沧桑文丛”之一，1979年版)、《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的《口述历史》节目中作了一场关于“《红都女皇》事件”的采访谈话。

　　由于张颖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如战争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国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时，她一曾任外交部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她还是周恩来手下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晋的夫人，并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随同章文晋赴美履新)，遂能够以事件见证人的身份披露和辨析一些历史疑案，例如当年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

　　据张颖在两本书中叙述，她记忆中的“《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跟一些相关的传闻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她的这些回忆，可以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相关的历史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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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事件”，起始于1972年8月。当时有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中有一位在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维特克，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江青闻讯后很感兴趣，随即会见了她，并在会见中希望维特克夫人能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以便把自己介绍给美国人民，维特克夫人欣然应允。此后，江青还带着许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到广州，与维特克夫人多次长谈，谈话的时间累计长达60多个小时。

　　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份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于是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说是1977年)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名为《江青同志》。

　　据笔者所知，这本书的中译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个叫范思的人翻译过来，并由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另据看到过此书的人说，此书的书名是《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书中的标题和内容则是：江青“早期生活的开始”、“从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与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在“文革”尘埃落定之后，如今人们已对过往的历史烟云失去了好奇心，、何况有关江青的书籍也早已数不胜数，已经不能再吊起读者的胃口，所以，这本《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许多。

　　1975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被提起，并且越闹越离奇。其实，《红都女皇》与《江青同志》或《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认为是一本书。张颖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由于维特克夫人的汉语听写水平不高，当时江青的讲话主要靠王海容和唐闻生来翻译，并且只能拣重要的同步译出，维特克夫人用英文记录下来的则只是一个大概。谈话结束之后，维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让有关人员按全部录音整理出来一份全稿，并译成英文，交给她。江青爽快地答应了。

　　结束了在广州的谈话返回北京之后，当时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全体人员分工整理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中文整理稿，并打印了10份。随后不知什么原因，上级突然决定不再将之译成英文，并将10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到了1975年，当时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盛传有所谓《红都女皇》一书，闹到后来，甚至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传说毛泽东看了这本书后大发脾气，严厉批评了江青，江青也就因而“失宠”，等等。

　　当年，由于持续时间长和破坏性大的“文革”已经造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动荡，人们普遍对一些“文革”人物产生了厌恶和憎恨。恰好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等人，乃至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一一“四人帮”，而《红都女皇》一书是吹捧江青的，人们获知毛泽东讨厌这本书，正好可以利用此事来宣泄不满。其实，毛泽东当时厌恶、反感江青，是出于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原则和自己的意愿，以及江青身上的某种“资产阶级作风”，而绝不会仅仅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

　　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见到维特克夫人后，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再回过头来说当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会谈的经过。据张颖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1972年中美关系发生转折后，维特克夫人提出访华要求。由于她曾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是，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赴中国访问，目的是满足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当时，中国驻外机构还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

　　维特克夫人到北京之后，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她，并对她淡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维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中国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

　　对此，周恩来于8月10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便立刻决定于8月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雪松。当时，本来是由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艺，彼此认识。

　　就在这次谈话中，江青强烈地流露出要让对方为自己写传的愿望。显然，她是把对方视为当年在延安时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当年采访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撰写了一部风靡一时的《西行漫记》，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江青当年谈话的若干内容被保留了下来，如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 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她自己的“不少的罗漫蒂克”的故事。关于这一切，江青又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据张颖回忆：此前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此时她见到了维特克夫人，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江青在谈话中还说：“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谈话完毕，江青邀请维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了《红灯记》。之后，江青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夫人谈了几次，并约定在广州继续谈。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是否有不妥的内容，抑或是否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呢

　　在“文革”后期，有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即所谓“政治谣言”往往不胫而走。具体到“《红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来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并由此揣测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与斗争，以至于有追查“政治谣言”的举动。至于说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文革”结束后，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也提到了她与维特克夫人的讲话，说江青“贬低主席，内容下流”。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为了挽回影响，当时有关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记录稿。华国锋在那次讲话中回忆说：记录稿，“‘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了。张颖则回忆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虽然很不得体，影响很坏，不过，因为记录稿没有流传出去，并未立即产生风波。只是后来《红都女皇》的出版，这才成为导火线，讲话和书被联系起来，以至让毛泽东震怒”，等等。此后，“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这就是“《红都女皇》事件”发生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当时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至于更加具体的所谓“内部处理”的内容，我们现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于江青谈话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机密的内容，大概就是江青还讲了贺子珍的一些话，如说毛泽东同她的分离是“她要求离婚的”，“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贺“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等等。关于她自己，江青也说了一些自己从前的绯闻。此外，就是说了关于批判《武训传》，乃至闲话《红楼梦》等。上述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妥的，至于是否构成了机密，恐怕还谈不到。

　　后来在追查谣言中，曾问那位香港女作家写《红都女皇》的资料是从何而来。从张颖提供的情况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员泄露的可能性。现在有人联想：这或许是当时江青的对手所为，即他们借此向江青发难，以及借毛泽东之威打压江青的嚣张气焰。

　　那么，对手会是谁呢?有人认为是周恩来，以及因“九一三”事件受到重挫的“军人派”。如黄永胜在1980年庭审后还咒骂江青是“大流氓”。或许因此会有人向香港有关人士透露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一次讲话的内容，并指使人写下这本《红都女皇》。

　　“九一三”事件后，在吴法宪的交代材料中记录了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晚的谈话，那是江青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钓鱼台江青住处的一次谈话。当时江青从自己的出身谈起，说自己从延安时代就一直是毛泽东的革命助手，并且“肆无忌惮披露了毛泽东延安时期和解放后婚姻家庭方面的隐私”。其中的细节，大大超过了后来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内容。

　　当然，以上皆是揣测，或许也不妨被认为是当年追查“政治谣言”的一个背景说明，至于它与历史事实相去的远近，则非笔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论。

　　说到当年相关的追查谣言，其背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从1972年开始重新印刷和发行了一批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等，一时在社会上掀起了热读“四大名著”的高潮。同时，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讲话等也在广泛流传。据张颖回忆：到1974年，因江青在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中提到过《红楼梦》的内容，于是，被人从秘档中抄写了出来(后来还被人印成油印稿扩散)。恰好这时正是“《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江青得知后，立刻要人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怕将两码事搞混了，授人以柄。于是，遂有在社会上追查的举措。

　　正当周恩来受到批判时，“维特克事件”发生了

　　1972年8月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以及1975年发生“《红都女皇》事件”，正是“文革”后期中央两种势力激烈角逐的关键时刻，其中周恩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受到极大震惊和挫折之余，在内外方针政策方面开始有所调整，如对“二月逆流”有了重新评判，出席陈毅遗体告别仪式，认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推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外交实践中实施“拉美打苏”，等等。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开始布置“批林整风”。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两件事，周恩来皆倾全力为之。

　　由于周恩来试图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纠“左”，因而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和警觉，使其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受到限制和压制。1973年7月，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11月，在毛泽东指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犯有错误的意见。

　　随即，江青等人开始猛烈抨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围攻周恩来、叶剑英，并别有用心地称 这是所谓中共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被迫违心地作了检查，而此前那桩所谓“伍豪事件”也又一次被人别有用心地提了出来。就在这中间，发生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事件(即“维特克事件”)。

　　那么，主持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当时是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呢?或者，是否有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呢?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很不平常，尤其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他对江青十分不满，甚至是讨厌。就在“维特克事件”之前的1972年1月，毛泽东一度病危，江青则干预治疗，动辄以吵闹相要挟，引起毛泽东的愤怒，甚至愤而拒药。周恩来则竭尽全力，在中间做说服工作。此后，江青在“护士事件”(是她自己服用安眠药过量)中又拼命撒泼，周恩来为之疏通、抚平，后又亲自安排了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但江青却对周恩来安排中的限制(“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他”)表示极为不满。

　　此后，由于江青在谈话内容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与会的张颖等私底下认为：江青的谈话有问题，所谈内容严重出格。如不顾事实吹嘘她与毛泽东一起指挥西北战场，大讲她在上海的演员史，谈话时间过长。随即，她们立即汇报给了外交部领导，但外交部领导对此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由周恩来出面来解决。

　　8月17日、19日、24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人员开会，但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周恩来只是要张颖等人让江青约束话题(限于文艺，如说到20世纪30年代，多谈鲁迅。周恩来还让张颖带去一本线装本的《鲁迅诗集》作为参考)，按期结束，谈一次等。但当时江青正在兴头上，没有听周恩来的，相反还对周恩来的掣肘深感不悦。当张颖将周恩来捎来的《鲁迅诗集》交给江青时，她竟愤然将之摔到地上。随后，江青派专机接维特克夫人到了广州，两人继续交谈，两地的谈话总计达6次，60余小时，话题仍然改变。最后，江青还要求翻译、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对方，为其写作提供材料。

　　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

　　据张颖回忆，她当时曾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面呈周恩来。张颖说：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周恩来则问：“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

　　张颖回忆：“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在十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同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此后，周恩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处理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谈话记录的问题。他把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并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夫人，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而维特克夫人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事先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利问题，倘若逐一核实，要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况且在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对此，周恩来又表示出了与此前相同的沉默。

　　张颖回忆说：为此，周恩来与江青通电话，周恩来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于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

　　总之，维特克夫人离开中国时，她没有能得到江青曾许诺过的那份讲话记录。她只是带着江青赠给她的“江上有奇峰”的诗句，以及几大箱礼品——包括清版的《二十四史》，满载而归了。

　　到1972年岁末，周恩来再次召集参与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开会。他在会上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第二天，张颖等将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交给了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则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并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收藏。

　　此后，在追查“政治谣言”的风波中，江青把这一记录稿在钓鱼台进行了销毁。好在当时广州方面还保留有一份，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遂得以保存下来。

　　由此可见，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他不可能会借此去“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熟知周恩来的人都不可能会相信这种猜测。

　　当然，后来的“《红都女皇》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江青自我膨胀、飞扬跋扈的结果，正如周恩来在197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江青等诬蔑是要“迫不及待”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不是周恩来“迫不及待”，而是你江青“迫不及待”。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青的野心，于是人们借此抨击、搞臭江青，也就可以理解了。

　　毛泽东对江青有过“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样的批示吗

　　《红都女皇》出版后，据说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就报告给了中央，中央有关领导在审读后认为此书的内容与江青1972年8月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内容一致，于是断定此书即维特克夫人著作的中文版，随即呈报给毛泽东(一说是经由邓小平，一说是经由汪东兴)。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件事，在1975年流传甚广，当然，更是大快人心。

　　又据范硕著《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记载：《红都女皇》出版后，中央命令我外交人员不惜重金，买下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大怒，遂写下那条批示。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照此处理江青，是周恩来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其实并不是真心要处理江青，于是对毛泽东的批示予以“暂缓执行”，最后不了了之。

　　这件事的真伪，在没有相关的档案可以证明的前提下，至今难以有定论，而许多严肃的史学家对此也都存有疑问。许多“文革”史书都没有记载1975年的“《红都女皇》事 件”。《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的最后一册即第13册则根本没有收录这一“批示”；由权威方面编撰的《毛泽东年谱》至今还没有出版1949年至1976年的部分，遂也无从核实；而在《周恩来年谱》中，则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因此，有人以为当年毛泽东对《红都女皇》的批评，其实并不存在，认为那不过是善良的人们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而已。

　　其实，毛泽东和江青这一对夫妻，也未必如许多文章所说的到了后来几乎形如陌路。据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所述，虽然毛泽东和江青从1966年9月始就分开居住(毛住中南海游泳池，江住钓鱼台)，但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后来毛泽东虽然对江青越来越不满，“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同江青决裂”。或者说，毛泽东日益增长的对江青的反感，也仅仅是表现在尽可能不见或少见她而已。

　　张玉风回忆：毛泽东与江青相见的时间，1970年、1971年这两年还很多；1972年开始减少，即在毛泽东因江青而多次发过脾气之后，规定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到了1973年，江青只得“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

　　《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收录了一些1973年、1974年毛泽东晚年写给江青的信，将之与那一相传的“批示”对照，应该可以显示出所谓的“批示”是可疑的，或者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1973年11月25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之后不久，毛泽东在一封署名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上作了批示。来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以及吹捧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等是不恰当的，并且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以及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对此，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2月6日来信的信封上作了一个批示。当时江青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以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给毛泽东，请求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道：“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从话中可知，当时毛泽东不愿见江青。

　　3月20日，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3月27日，毛泽东又给江青一封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当时，经毛泽东提议，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将率中国代表团去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对此，江青提出了反对意见，甚至大闹政治局。毛泽东嘱咐江青不要反对他的提议，抑制了她的过分举动。

　　4月1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两封回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显然，毛泽东对江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落魄之感后，教诲她“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词，大不似一棍子打死。

　　6月24日，毛泽东在江青23日给自己的信上批示道：“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江青则在信中汇报了她自6月17日到天津之后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和访问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一些情况，信中还说：“我看了胜利油田后即回北京”，“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等。此后，江青又在10月19日给毛泽东写信。翌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当时，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周恩来与“四人帮”有一场较量，毛泽东则在提出“四人帮”这一称谓之后，多次批评了江青。

　　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11月20日，毛泽东回信说：“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就在“《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周恩来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

　　毛泽东晚年对江青，就是这样有抑有扬，有时是先抑后扬，有时则是先扬后抑。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等谈话，其中说到江青“有野心”，并劝其“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同时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江青的主要态度。

　　显然，尽管毛泽东和江青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毛泽东也看不惯江青的许多做法，但他们毕竟是夫妻，毛泽东给江青信中的话语是温存的，也是与人为善的。因而，如果依此来揣度那一“批示”，要么是没有的事，要么真的如传说中的周恩来所料，“不过是在气头上”，说说而已。

　　1975年，当“《红都女皇》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已沉疴难起。“四人帮”借毛泽东过去所讲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对付周恩来和邓小平，终于引发了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对他们的反击，最终江青被迫作出检讨。

　　会后，王洪文向毛泽东诬告：这是叶、邓说出了“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其目的则是当时毛泽东最为警觉的“翻案”。不过，毛泽东在随后的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后一次出席)对江青等继续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6月，江青再度被迫作出检讨，周恩来对此则表示欢迎。此后“《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7月，周恩来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随即，又发生了电影《创业》、毛泽东批评清华大学刘冰等联名上书揭发迟群和谢静宜、批《水浒》等一连串不平常的事件。

　　周恩来临终前，显然已经觉察到：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所谓“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在弥留之际，他向邓颖超表示：“心里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是，《红都女皇》究竟是哪位女华人写的，笔者至今茫然，希望知情者不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