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我们需要复兴的是古典的原则和精神

秋风：我们需要复兴的是古典的原则和精神

（2007年1月23日 在博客中国“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研讨会上的发言）

秋风

我以为我得到最后发言，没想到这么早。我觉得可能这两个话题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放在一起，正好我这一段时间里也在想这两个问题间的某种关联。我和军宁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也知道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基本的想法，但是我对这个概念仍然不是特别的赞同，不是很赞同在当下的时代提出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要从西方的整个观念角度来看，恰恰是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或者说西方的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文艺主义的思考方式促使我们现在形成了某种对国家的很奇怪的认识。这种认识表现在公共话语里所谓的大国崛起。大家可能都看到了，我本来准备了一个发言题目叫大国崛起物质主义的鉴别。

哲学的问题不去谈了，我只是简单的提示一下。文艺复兴大家都知道讲的是什么东西。这种近代的哲学或者近代的思想是对古典或者中世纪的整个传统的颠覆。最根本的特征是把人从原来的一个宇宙的秩序里解放出来。在中世纪的宇宙里，人实际上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但是近代哲学让人成为世界的主宰。在托马斯那里，被解放出来的人，他们互相的残杀，然后为了避免这种恐怖或者为了保护自己肉体的生命、财产，他们同意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什么？这个国家是工具，是保护个人安全的工具。在这个国家的唯一的力量来自于物质，对于权力的掌握和对个人的支配。

近代我们说的文艺复兴的哲学和近代文艺主义包括启蒙运动的哲学（我可能有点反动了）都在谈论自由，但最后都变成权力崇拜者。所有的政治哲学讨论的话最后都变成了关于权力的问题。我们近代的所谓从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这么一种精神氛围里兴起的。我称为他们有两种精神症状，一个是对权力的迷信，主权的概念。以前哲学家就没有权力这个词这个概念，都是讨论正义、善这些东西，国家是伦理性的东西，近代国家是纯粹靠暴力来统治的秩序。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以前说法律是理性的表现、上帝的意识，现在是主权者的意识，谁站在统治者的位置法律体现谁的意识。人民之所以遵守法律仅仅是因为恐惧，恐惧被惩罚。过去人民之所以遵从法律是因为法律合乎他们的良心或者是更高的启示。法律的定义中第一个要点就是强制力。所有的法学家告诉我们法律的根本特征是具有强制性，这是一个完全比较新颖的近代国家的概念。

第二个特点是对于物质的迷恋，疯狂的要占有财富。现在的民族关系一诞生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重商主义，君主通过出售专利权、垄断权增加国家的收入，对财富的迷恋一直延续下来，计划经济的时代国家占有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工厂、每一个公民的身体、精神、灵魂，计划经济是一种现在民族国家比较极端的表现形态。当然像福利国家也是对物质迷恋的表现形式。近代的欧洲就开始在我称之为物质主义国家哲学下面上演了一出一出的大国崛起的悲喜剧。这种大国崛起，国家为了崛起，通常会采取两个办法。对内是扩张权力，逐渐的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公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把公民组织起来，都要纳入到国家的体系里，让每一个公民都作为国家的工具去发挥它所谓国民牺牲的功能。还有就是对外不断的占有资源，去和别的国家去进行所谓的一种状态，我们俗话说得强权就是公理。

一个一个国家起来了又衰落了，最有趣的是这个国家。大国崛起中罗列的国家，你会发现大多数国家的命运都非常悲惨。物质主义的哲学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比如说西班牙，它是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建立起宪政的政体。法国的崛起靠的是专制，鼎盛时期是法国大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征兵制，军队横扫欧洲大陆，和德国结下不解的冤仇。德国也是二次被毁灭，日本也被毁灭了一次，苏联就更不济了，连战争都没有打自己就毁灭了。我们算一下所谓大国的崛起，最后是什么结局？这个是值得我们在谈论大国崛起的时候最应该注意的其实是他们雄起之后是什么结局？

我们最好不要谈崛起这个词。你要刻意的去追求崛起，必然对内控制国民，扩张国家权力，我们在90年代大概看得很清楚这种状况。对于日本80年代改革的逆转，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趋势。还有对外，它觉得我的利益就是最高的，我可以无视任何规则，你们已经有的规则我不管，我只要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连个接口都不找，连好听的词汇都不用。就是为了我的生存权或者所谓的国家概念，它会用这样的说词。如果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最后可能和法国德国、日本、苏联会有两样。

这几年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个例外、两个例外，我要说的英国和美国。尤其是英国，英国已经完成了从大国变成弱国的过程。它的过程其实避免了那些国家所谓的灾难。为什么？我自己的一个解释是，因为英国人从来没有刻意的去追求过成为一个大国。英国人的理想只是建立一个好国家，建立一套优良的体制。实际上大国崛起的电视剧大概对伊丽莎白女王有一个评价，但是她开启了专制主义的大门，斯图亚特的专制主义是从伊丽莎白女王开始的。从之前的亨利八世开始，所谓的英国走欧洲大陆的民族国家的这种路的时候，英国出现了一个青教和宪政主义的传统。它主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法律是最高的。国家以任何目的都不能吸收公民的权利。到斯图亚特王朝的时候，青教徒和普通法法官一直抵制了这种先进的事物，坚持了一种古典的中世纪的宪政的观念，他们关注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优良的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时候所有的国家说要扩大国王的财政收入，为了扩张军队，我要设立垄断，增加王室的收入。英国人说不可以，因为侵犯了每个人民的自由。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要建立一个优良的宪政制度而不是我们去追求国家的荣耀，建立一个力量更强大的国家或者确立一个力量更强大的王权。在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下，自由市场制度、自由宪政制度在英国出现，有了这些东西才有了电视片里很像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只是这种制度的结果而已，所以在有了所谓英国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发现英国人的殖民统治都要比别的国家好得多。我不肯定这种殖民统治本身是正当的东西，但是它把某些制度，一种普遍适用的理念通过英国人的实践发现出来了，人类优良的治理和原理发现出来了。

我们谈中国，因为有这么大的体量，和人民的所谓企业家精神。迟早要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如何获得这种影响力？是通过崛起，通过聚集国家的力量，通过对外部显示我们的横行霸道来获得影响力。还是仅仅靠我们建立一个好制度让每个人的创造性都发挥出来。一个大国的地位，在我看来最可取的是只是一个附带的结果，我们有了一个好制度，然后附带着有了那么一个大国的地位，我们根本不追求它。不是不它作为国家国民的我们要直接追求的东西，我们把它根本不当一个手段来使用，而仅仅是一个附带的结果。我们如何能够建设我们的好制度，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的国家，我们首先要放弃西方来的这种民族国家的理念本身。这种理念在欧洲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我们复兴，如果要复兴也许就是要回到这种孔子的王道正土。也许我们要做比较新的诠释，各个国家并不是都是狼对狼。

我在南方周末已经写过了，我们需要复兴的是一些古典的原则和精神。我相信在中国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是用古典的东西平衡现代性或者民族国家所带来的很多负面的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