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十项问答- 余秋雨 - 新浪BLOG

　　1，问：目前我国刚刚开展“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在派遣人数和资助力度上都创历史之最，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将会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这肯定是好事情。

　　很多人一说出国留学首先想到自然科学和经济管理，我却希望适当增加人文学科的比例。我国目前高教中问题最大的，在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的师生往往又是传媒的主要发言人，因此严重地影响了全社会的文化素质。

　　人文学科中包含着全人类文明的一些终极原则和基本禁忌，在我国文科中却很陌生，例如我上次讲到的，不能在传媒上公开侮辱他人的宗教信仰，不能劝说政府用硬行指令来统一国人的服饰选择等等。很多奇怪的“倡议”，都来自大学文科，这就很说明我国人文教学的水平。

　　我国的人文学科由于课堂、师承、学位的一脉相承，其实没有真正进入现代的多元思维，一看到不一样的讲述方式和讲述途径就群起而攻之，更不要说观点上的创新了。这几年，有人在电视剧中对中国近代几个著名人物作一点不同往常的平静思考，上海在教科书中对“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的教条稍有淡化，都引起了高校文科的围攻。很多高校文科热心的，是把历史权谋美化成中国文化，把毁损他人冒充成文化评论，把极端民族主义号称为维护传统。这一切，现在正越演越烈，因此极需引进正常的国际坐标。多少年后，如果我们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出现了大量具有国际一流背景的人文工作者，情况就改观了。

　　有人会说，研究“国学”的人，到外国去干什么？我的回答是，研究你们所说的“国学”最好的那些人，都有深厚的国际人文学历。从胡适开始，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余英时、黄仁宇、杜维明等等都是。他们的国际人文学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既提供了一系列终极原则，又提供了一整套科学方法。

　　2，问：3月31北大讲堂举行了“2006影响世界华人颁奖仪式”，获奖的有很多科学家，也有章子怡和刘翔，但不少传媒感兴趣的不是科学家，而只是章子怡和刘翔，英国广播公司4月4日发文说：“除了章子怡，他们是谁？”提出了严厉批评。您怎么看这现象？

　　答：章子怡和刘翔确实在世界华人中有不小的影响，我们不可小看这种影响。但是，那些传媒冷落科学家是完全不对的。科学家们默默地作出了巨大贡献，平日不被传媒关注，已经说不过去，好不容易遇到一次颁奖了，传媒还是不理睬，这实在让人气愤。传媒的这种态度，也会让章子怡、刘翔尴尬，这真叫做“自己不义，又陷人不义”。

　　我认为，这不是传媒一时的失误，而是与它们的基本素养有关。它们即使想报道科学家，也不知怎么报道，因为它们缺少这种思路，这种话语，这种敏感，更不知道如何在人类科学的重大贡献面前，与自己的读者津津有味地沟通。

　　那些传媒对章子怡的兴趣，也十分浅薄。它们根本讲不出章子怡从这部电影到那部电影，在表演艺术上有哪些重要突破和自我扩充，这实际上也就是不具备对一位优秀演员的真正发言权。没有发言权还围着她转，这就让人厌烦了。

　　两方面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结果，那就是：对真正的杰出贡献者投以冷眼，对影视明星超常狂热却摸不到他们专业的边。人们对文化的普遍失望，都与此有关。但更严重的是，那些传媒的这种格调，由于已经延绵很久，变成了一种社会灾难。
被冷落的科学家不会在乎被冷落，被追捧的影视明星也不会在乎耳边的喧嚣，最后受到污辱的，是社会大众。

　　3，问：如果让您来评，您会对“2006影响世界华人”的提名有什么建议？

　　答：没有想过。瞬间产生一个想法，一次评奖要真正契入人心，有三点必须注意——

　　第一， 最好不要颁给已经得过很多很多奖的社会名流。评奖应该是让人惊喜的发现，而不是一种拜年式的重复；

　　第二， 一定要把“影响”这个概念作一个区分：是指实际贡献，还是指知名度？前者是对人类生态的深层影响，后者是对一时耳目的浅层影响。在我看来，知名度式的影响可以不必颁奖，因为知名度本身就是一种奖，而且往往已经是“过奖”。

　　第三， 既然说了“2006”，那就要严格规定是这一年而不是上一年的贡献。

　　这些年华人领域的杰出人物和重大事件不胜枚举，我觉得在2006年，我国外交部表现得特别出色，对六方、非洲、东盟、日本，做了那么多很难做的大事。商务部也不错，对付几乎全世界得反倾销，不卑不亢。如果我提名，会提李肇星部长和薄熙来部长。似乎还没有人为他们颁过奖。所谓“大国风范”的建立，才是对世界华人的最大影响。

　　4，问：画家陈丹青请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席位，因为考研体制的原因很难招到满意的学生，认为艺术教育有虚假繁荣，您怎么看？

　　答：我同意艺术教育中有虚假繁荣的说法，而且我比陈丹青先生更推进一步，认为目前我国整个文化艺术都有虚假繁荣的弊病。永远在欢庆、评奖，永远是精品、国粹，永远是耗资巨资的文化节、艺术节……但这么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人口世界第一的文明古国，到底在今天有几个真正的艺术大家？有几部无愧的优秀作品？这就是虚假繁荣。

　　但是，我又要劝说陈丹青先生，靠大学艺术学科考研体制改革，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二十年前就担任全国重点艺术学院的主要行政领导了，当时是校长负责制，有权改革考研体制，也培养了不少满意的人才，但由于大环境的虚假繁荣，他们也要生存，结果也正一年年忙着文化节、艺术节和所谓的“精品工程”、“世纪工程”呢，真是让我这个老师一叹再叹！

　　另外，我坚持认为，真正的艺术大才是不一定要读研究生的。读研究生，已经命定要从事教学和研究，而不以创作为主了。我的那么多博士研究生，都是善良的大好人，学术水平也很高，但多年下来没见到他们有像样的创作。因此，水有水路，云有云路，不必拧在一起。搞创作，还是以大学之外的创意工作室为便。

　　5，问：最近的社会新闻里，有一个“舍父命追刘德华”的女孩，大家引起警觉，认为对偶像的崇拜应该有一个理性的引导，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偶像崇拜本来就是年青人故意踩踏理性边界的游戏，而且常常喜欢与“引导者”们捉迷藏。这是一个文化人类学上的问题，不要用保守的社会观念来看待。至于那个女孩，早已不是偶像崇拜的问题，社会由此引起的教训，应该是如何快速、有效地救治精神障碍者。

　　据统计，现在我国残疾人的数量很大，而且有上升趋势。其实，心理残疾的人远远超过生理残疾的人几倍，却还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注意。我盼望尽几年的努力，在全国建立有效的心理咨询系统、精神治疗系统、精神康复系统，这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表面上，精神疾病患者，往往与正常人差别不大，但是事情的严重性就在这里。我国很多媒体更没有精神疾病的知识，常常为了刺激读者眼球而宠爱一些怪异人物的怪异行为，结果等于是宠爱精神疾病，怂恿应该治疗的患者闯荡社会，甚至把他们“培养”成了“社会公众人物”，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对此，我有一个切身教训。大家记得前些年有一、二个我不认识的人大谈我的“文革历史”和“文史错误”，一开始我如堕五里云中，也气愤了一阵。后来，他们在事实面前坚决不改口，几位大陆和台湾的精神科医生读了全部文章后作出了完全相同的医学结论，便撰文呼吁传媒不应该利用病人来赚钱，否则是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我一听，快速向那几个人的单位打听，结果立即对那几个人产生了深切的同情。

　　那个疯狂的女孩当然严重多了。我劝媒体应该学刘德华，彻底中断对话系统，设法安排治疗。再跟着转，自己也犯病了。

　　我再说一遍，这事与偶像崇拜无关，不要扯在一起，否则，全国各种各样可爱的“粉丝”们实在是蒙冤了。

　　6，问：如果您的某位“粉丝”也做出类似的举动，您怎么办？

　　答：赶快募款，设立精神疾病治疗中心，第一时间把她送去。

　　对这件事我还要补充一点。有的人精神疾病并不像这个女孩那么重，只表现为一种精神障碍，例如什么都走极端，越说越像真的，从他们的眼神和动作都能看出来。这样的人，也可能是教授、学者。在国际上，他们常常会到某些宗教场所进行自我调整。我在国外看到很多这样的机构，由某个宗教团体资助，很多教授、学者、企业家、政要定期到里边住一阵，读经、静坐、听讲、劳作，过一阵精神恢复来，再高高兴兴地投入工作。是精神障碍而不是精神疾病的标志是，改得快。

　　除了真正的精神疾病之外，我们周围有多少人能担保自己不会出现精神障碍呢？对此我们要有一种明智的自知自省，不要一说精神障碍就害怕。

　　7，问：王朔最近说，一个作家的辈份不应该算年龄，而应该算最早发表作品的时间，因此连您也应该算是他的晚辈。最近他说了很多这样奇怪而荒唐的话，您有什么看法？

　　答：哈哈，他太抬举我了。他不是说，不写小说在文学上就不入流吗？我到今天还没有写过一篇小说，因此完全没有资格成为他的“晚辈”。对此我一点也不会因为失去他这位前辈而难过，因为从屈原到李白，十分之九的中国文学史都没有这个资格，“不入流”的队伍非常庞大。

　　但是如果有人想把散文也算成文学，那么，我那篇获得上海大奖的作品倒是发表于1961年，可惜不知道王朔先生的年龄。

　　8，问：最近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说，中国现代文学像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请问秋雨老师，他的这个比喻妥当吗？

　　答：我不了解他比喻的意思，因为很多人爱喝二锅头，又不喜欢五粮液那么贵。大概，他是说现代文学比当代文学高贵吧？我不太同意。

　　我一直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一直被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标准评价过高了。后来对沈从文、张爱玲的重新评价稍稍克服了一点这种偏向，但基本错位依然严重。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并不高，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兵荒马乱之中，控诉话语、揭露话语、政治话语泛滥，大量观念都是非文学化，甚至非人生化的，再加上白话文刚刚站住脚，只能那样了。中国习惯于“祖父崇拜”，再不行也崇拜，形成现在的格局。当代文学当然过于杂乱，但也有一些好作家、好小说不输于现代文学，例如贾平凹、莫言、余华、张玮、李锐等，年纪稍大一辈的还有张贤亮、张承志、冯骥才等，还可以说一大串，都不错。遗憾的是，我国的现代文学已形成了一整套刻板的评判系统，以此来评判当代文学当然格格不入。那种评判系统，甚至容不下金庸、白先勇、余光中的成就，勉强容下了也说不出几句内行话。我觉得外国研究者也深受这种影响。

　　9，问：清华大学毕业生黄剑林卖起了炒粉，北大也有毕业生卖肉，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答：我知道您大概要引导我说这是糟践人才，我偏偏不这样说。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不见得每个人都必须做科学家、领导人。学生终究只是学生，考上哪所大学都不能证明他是人才。相比之下，如果有人明明没有什么能力，一辈子却捧着北大、清华的毕业文凭混饭吃，那我宁肯接受那些敢于从事社会低层商品经销的毕业生。卖炒粉、卖肉又怎么啦？如果他是人才，迟早会把这种买卖整合成一个连锁企业，你看那位被人看作是“捡破烂”的张茵女士，不就奋斗成造纸业大王，成为中国的女首富吗？当代名校学生，真该经受一生社会低层真实生态的磨练。即使磨练不成大才，也比招摇撞骗好。

　　当然，我也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的名校，往往不考虑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密切对应关系，结果使很多毕业生离开校门后不能用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大学里的专业知识教育，又不重视实际操作能力，往往学了一大堆不实用的知识和理论，使用人单位难于接受。高校，尤其是名校，应该从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就业后的专业能力，来调整自身的教育结构。

　　10，1919年，伟大的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做演讲，号召德国青年人“以政治为业”。现在，我周围的同学愿意投身政治的了了无几，您怎么看？

　　答：对马克斯·韦伯我比较了解，还专门到他任教的海德堡大学考察过。他说那句话时，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刚刚结束，欧洲危机重重，主要是政治危机，他希望大学生投身政治，是希望有更多的理性思维来引导德国政治。歌德说：“德国人个体都很精采，整体常常陷入迷狂”。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将证明。注意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斯·韦伯。

　　至于我们国家，现在确实不必要有那么多人投身政治。这也有利于在下一代抑制一下官本位的思维惯性。经济工作做好了，再从政也不迟。没有任何专业基础的官员，很容易成为政客。

　　但是，不管做什么，年轻一代都要有清晰的政治思维，不要成为糊里糊涂的政治庸人。因为中央已一再承诺，我国还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要想成功，必须有大量优秀政治人才的充分准备，这主要是指各行各业中有正常政治思维的人物，而未必是指政治职位。政治职位是过眼烟云，而政治思维却是决定大地安危的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