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戒杀生日日食肉 谈一夫一妇有几个小妾

核心提示：学人陆乃翔、陆登骙所著《康南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总结得很精到：“他每天戒杀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谈一夫一妇，而自己却因无子而娶妾；每天讲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尝独立；每天说人类平等，而自己却用男仆女奴。”

（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王龙供稿）

原标题：康有为和福泽渝吉的启蒙之路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风雨如晦，杀气阴森。戊戌变法失败了，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这里引颈就戮。

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就此落下苍凉的帷幕。当“戊戌六君子”就义之日，京城万人空巷，围观民众水泄不通。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行刑过程中，围观的市民百姓纷纷叫骂：““乱臣贼子，书生狂徒，割了他们的舌头！不好好读圣贤之书，跑出来祸乱人心！”看热闹有的等不及了，嚷嚷道：“快杀快杀，别磨磨蹭蹭！”当六君子被逮捕审判时，许多此前与他们有来往的京官噤若寒蝉，多所避忌，就连他们的亲友故旧也深恐株连自己，吓得多日闭门不出。

一场初衷即为富国强兵、为民谋利的变法运动，最后演变成无人喝彩的政治独角戏。维新派与一般民众的隔膜之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甚至成为一种敌意。

多年来，针对中日这两场变革结局为何天壤之别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我们只需追根溯源，简单地对比分析指导这两场变法的精神“教主”，——康有为和福泽渝吉，看看他们在个人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也许就能对中日迥异的近代化道路一目了然。

在日本今天流通的1万日元的纸币上，赫然印着一位目光如炬的男人头像。他就是带来启蒙曙光的“日本伏尔泰”福泽渝吉。他那句发聋震聩的名言“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1872年，他发表了轰动全日本的《劝学篇》。福泽渝吉毫不留情地给日本人以当头棒喝：“试看今天日本的情形，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那么什么是“文明的精神”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他猛烈批判旧道德伦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把个人的独立看作是国家独立的基础，认为只有具备独立人格和精神的人，才能关怀国事，承担国家兴亡之责。福泽只想证明一个观点：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就要“自觉为人”。

这本书创造了当时的日本罕有的发行量，并成为学校的教材。他后来的另一本书《文明论概略》，则系统论述西方文明的先进，日本文明的落后，号召日本向近代文明进军。这些启蒙思想被日本民众所信奉，在以后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思想推动力。

在维新变革的思想启蒙和理论准备上，中日双方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康有为在理论指导上的局限，从其“托古”以“仿洋”用来指导变法的精神宣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也可见一斑。这两部书都可谓是空前的“翻案”与“革命”，诚如梁启超所言如同“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但康有为没有提出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仅就学术观点而言，也是重权威而轻实证，坚信念而少质疑，强主见而略客观。他在这两本书所作的考据漏洞百出，提出的观点片面偏激。连帮助他写《新学伪经考》的梁启超都觉得他的老师过于武断，为了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而不惜漠视不利的证据，或者故意曲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翁同龢阅读此书后说：“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学术不正引发人品不端的联想，继而使人们对康有为改革的动机产生了怀疑。在风气未开的维新之初，太多的争论引起太多的混淆与疑惧，徒然增加了意识形态“正邪”之争的份量，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甚至转移了问题的中心——变法，使得改革者失去了广泛的支持者和同盟军。戊戌变法最终演变为改革精英的独舞。

环境迥异，见解不同。在对待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找出康有为与福泽喻吉在中国文化心态与日本文化心态上的根本分野，甚至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真正障碍。

只有精神站起来的民族，才有可能真正强大。日本的现代化改革一开始就对已然落后的儒教进行了全面清算，最终落脚于对西方价值观的全面认同，而中国的改革却始于对传统的拼死捍卫。康有为始终无法摆脱传统加之于他的烙印，也就注定不可能真正意识到封建制度的弊端，他的目的仅仅局限在解决中国之内忧外患，即便这样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真正要把千百年来的帝制废除，在康有为的承受范围里是不可想象的。康有为的文化思想是中西文化融贯的首次尝试，是不成熟的，经不起逻辑的推敲，也没能够经得起历史的历练，他要向西方学习，又不能摆脱封建的束缚，要改革中国封建制度，却又借助儒学的旧形式。

而福泽轻轻的一句话就击中了康有为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应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他认为，文明虽然是人类的唯一目标，但其路径可以是多元化的，因此具体到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假如有利于国家的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美国的民主政府比中国的君主制更好，但墨西哥的共和制却比不上英国的君主制。”他于1899年初版的《自传》中富有远见地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必须推翻清政府，否则，再来100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这事实上预言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在中国环境下的合理性。

当康有为还陷在儒家的泥潭里左冲右突难以自拔时，福泽已早已超越了对日本文化本体的顽固坚持，将深邃辽远的目光投向了文明世界的未来。福泽谕吉年少时所受的是儒教或汉学的教育。但在接触洋学之后就对儒学产生了厌恶。于是作为儒家出身的他以这种特殊身份对儒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批判。他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治人与被治的三纲五常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的学说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儒生除了读书做官，退休后发牢骚外一无所成。他在1870年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在中国迟到1910年才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而这40年，恰恰是中国经历了最多的苦难和屈辱的40年。

社会环境的和个人秉性的不同，是决定康有为和福泽所走道路不同的根本原因。

福泽在回忆录中说，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中国文人的虚伪。“他们宣讲四德：忠，孝，仁，义，然而一旦危机来临，就变成了胆小鬼。他们中有的人过着荒淫的生活，酗酒，作诗，热衷于书法。”因此，福泽决定不作诗，也不钻研书法。武士家庭的尚武精神和阳刚之气深深影响着福泽。他的家中甚至没有一件乐器，因为乐器被认为不符合武士精神的。他从不耻于做学士文人通常认为低贱的杂事和体力活，这和四体不勤的中国儒生完全不同，而更多表现出日本武士文化务实的特点。他是一个乐观的人，没有太多的感伤情绪和逃避态度。他宣称，他决心坚持自己，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其余则笑骂由人，不喜不悲。他的子女赴美国留学后，福泽在信中说，你们与其回国后成为苍白虚弱的学究，不如不学无术而身体健康。

正是这份健康平和的心态，使得福泽一生都积极但不狂热，满足但不自欺，从不怀恨抱怨，也不急于获得表扬，从而连续稳定地完成了日本民族的思想启蒙工作。这与康有为从早期的亢奋不已到后来的消极颓废，从狂热激烈到后期的进退失据对比深刻。康有为依然没能逃脱中国士人情绪化的悲剧。这种个人人格差异的表现，学人陆乃翔、陆登骙所著《康南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总结得很精到：

“他每天戒杀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谈一夫一妇，而自己却因无子而娶妾；每天讲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尝独立；每天说人类平等，而自己却用男仆女奴。”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是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屡试不举的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豪兴大发，意气风发地引用陆九渊这首诗自我总结。强烈的自信心，几近于自夸，是康有为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当是时也，他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劲头无可阻挡。自信之余，简直目空一切：“天生我聪明才力过于常人，岂天之私我哉？令我为斯民计耳”。凭心而论，康的雄辩激情、满腹经纶常人实难以匹敌。梁启超就说过：“先生脑筋最敏，读一书，过目成诵，一事片言而决，凡事物之达于前者，立剖析之。”（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的道德勇气来自于一种信念，他认为是上天给予他一种历史性的使命。这一点，他与生来就负有天命的孔子完全一样。在一首诗里，他甚至提到自己出生时，象很多帝王降生时的异兆之象：“大火赤流屋，子夜吾生始。”康有为这种惟我独尊的王者之气，好奇猛进的“教主”派头，后来连支持变法的一派大臣疆吏也看不下去了。康党变法既未得到留学生的直接参与，也未得到实力派李鸿章、张之洞的协调与合作。最致康梁一党非议四起，孤军奋战。本来对变法颇为支持的张之洞对康之批评也日见严厉，甚至将其民权、议院等说斥之为“谬论”。辜鸿鸣称康有为和他的信徒们为“极端派”，“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经验、判断力和方向”。钱穆形容他是一“领袖欲至高”之人。连外国人后来的著作中也觉得“很难宽宥康有为的个人动机，以及夺权的欲望”。

而福泽渝吉难能可贵的是，他一方面致力于新思想新文明的传播，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工作和自我角色神圣化。他早岁学习兰(荷兰)学，后又自修英文。他曾三次游历欧美，谙熟西方文物制度，一生致力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共有六十余种著译，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学生，为日本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对学者的使命和局限有着清醒而明确的认识：“我不特别地急于证明我的原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如果它证明有效，很好，如果无效，那就很不幸。（但是）我无意对我的立场在遥远的将来可能产生的结果负责。”福泽既不夸大伟大人物的启蒙作用，也不强调政府的权威，而是强调全体民众的智力和“时代精神。”他既肯定启蒙者的工作，又肯定被启蒙者的能动。在他看来，文化英雄的作用不在于他们的才能超越了民众，而在于他们从民众的要求中汲取能量，汇聚成时代精神。

其实当时无论中国或日本，维新运动中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操作都是两件迥然有别的事情，也是非常繁难的任务。这两项任务不应该也不能由一种人来同时承担。日本既有像吉田松荫、福泽渝吉这样杰出的思想启蒙家，也拥有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这样优秀的政治家。而在中国，虽然也有像严复、黄遵宪这样专心于思想启蒙的人，但他们的知名度远非上述人可比。思想启蒙的担子，责无旁贷在落到了康梁头上。

中国维新派也深知启蒙任务之重。在整个维新运动期间，他们开始也踏踏实实做了一些启蒙工作，创办报刊达30余种，对废八股、练军队，立宪法、设议院都提出了建议，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所写的文章“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成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对于读者别有种魔力”。

然而，维新派并不甘心长期驻守在并不显赫的思想启蒙家位置上，更热衷于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到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为帝王之师，为治世能臣。他们并非高明的政治家，不擅长的事热心去做，而擅长的事情却又来不及去做。

历史老人太过心急，没有等到进行足够的思想启蒙，中国就到了非变法的地步不可了。甲午一役，中国惨败，部分士人引为奇耻大辱，遂奋起思有所变。群情激愤之下，危亡无日的恐惧导致变法运动的早产。变法准备的先天不足，与变法过程的后天失调，使一身二任的维新派勇气虽嘉，却于事无补，诚如梁启超反思所谓“出世太早而已。”

清末一代人，思想是矛盾得翻天覆地的。人总有局限性，应唯物辩证的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