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讲真话的老人去了(南方都市报 新京报2005-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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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讲真话的老人去了
2005-10-18 09:44:55  来源: 南方都市报 新京报  作者: 侯虹斌 谢海涛 李怀宇 陈樱 田志凌 黄兆晖 曹雪萍

百岁巴金安详逝  世纪良心天地存

对我来说,文学的路就是探索的路。我还要探索下去。
——《随想录·再谈探索》
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一代文学巨匠巴金永远离开了我们。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正通顺街。从192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99年2月续写《怀念振铎》一文,巴金一生中创作与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等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的丰碑。
巴金还是杰出的出版家、编辑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14年之久,培育了大批文学青年。巴金晚年奉献社会的伟大之作是:五卷本的《随想录》和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
巴金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11月25日,巴金百岁生日,国务院在上海授予巴金“人民作家”光荣称号。
几十年来,尤其从1981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起,巴金在人们心中如一盏长明灯,照亮文坛,给人精神慰藉。
巴金于1999年2月因感冒发高烧,6年多来,病情反反复复,党和国家尽全力救治,终因恶性间皮细胞瘤等病因,不幸逝世。

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巴金
“我的交代材料死后可出版”
安葬鲁迅的时候,他是为鲁迅先生抬棺的人,如今,这位自称鲁迅先生最忠实的学生也走了。
走的时候平静安详
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据一直守在巴老病床前的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透露,巴老走的时候平静安详,留守在其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都很悲伤。上海作家赵丽宏一直陪在巴金的身边,送走他。“巴老走的时候是轻松的。这么多年来,巴老一直跟病魔作斗争,但脑子很清晰,他忍受了很多苦痛。”据长期采访他的新华社记者赵兰英回忆,早在1994年,巴金就表达了要安乐死的想法。赵丽宏说,“我们在他的身边其实内心也很矛盾:一方面,大家希望巴老能够好好地活下去,把这位伟大的作家留在我们身边;另一方面,又不忍心见到这位老人承受这么多的痛苦。我想他去的时候是很安详的。”
近七年,上海华东医院的一号楼325病房已成了巴金的第二个家,从1999年2月8日那次病危抢救开始,巴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他在1999年说,“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活着。”在他弥留的这些天,巴老的亲人,以及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众多朋友都陪伴在他的身边。前天,巴老的病情一度出现了好转和稳定的迹象。
“巴金是中国文人的良心”
得知巴金去世的消息后,记者采访到上海学者陈子善,他回忆与巴老的数次交往,提到最后一次他和李辉去看望巴老的时候,那时巴老已经不太讲话了,但头脑很清醒。当时李辉问他:“你在‘文革’时写的很多交代材料,能不能整理出版?”巴金想了一想,说,“等我去世以后吧。”尽管当时的交代材料是违心而作,但从巴金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敢于面对自己内心的知识分子。现在,他的遗愿将终了。在巴金百岁的时候,现代文学馆已经建立起来了。而巴老的另一个遗愿,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不知是否能最后实现。
赵丽宏认为,巴老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就是品格。经过这么多黑暗和曲折,他仍然不改对真理和理想的执着追求,对文学、对人生的真诚。“巴金是世纪的良心,是中国文人的良心。”巴金对真理的执着,为所有的中国作家作了一个表率。
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
另外,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等主办的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05年10月25日-27日在浙江省嘉兴举行,会期3天。这次研讨会的规格将提升、规模将扩大,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表示,会议将如期举行,并将邀请巴金生前亲友参加。这次研讨会的特点是强调巴金以及《随想录》的当代解读,对《随想录》的研究也加深了。另一个关注点是研讨会专门设立了青年论坛。
据悉,作家出版社新版的《随想录》1-5卷合集也于昨夜下场印刷。巴老专门把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写作的《没有神》来作为这个新版本《随想录》的代序。他在晚年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道德忏悔、从全人类角度看待“文革”、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点贡献。作家版《随想录》还收入了巴老在写作《随想录》期间和他不同时期的历史照片和手迹近30幅。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我在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抖。我不停地写着。
——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
文学70年,把心交给读者
巴金以文学与现代中国同行。70年文学生涯,他写了1000多万字,但还是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如从前一个家仆说过的8个字有力量:“人要忠心,火要空心。”
他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童年,从小听惯了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19岁时,他像摔掉一个阴影一样离开旧家庭,23岁时,又从上海跑到巴黎,要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
他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他的法国老师是卢梭、雨果和罗曼·罗兰,他学到了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以及最重要的“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他还有俄国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等。他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离开上海去南方,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他在皮包里放着墨、小字笔和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像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一样,他一路走一路写,在流离颠沛里写出了《激流三部曲》。

1957年巴金(前中)在摄影现场与《家》摄制组人员合影。
后排右为导演陈西禾,前排右为主要演员孙道临,左为张瑞芳(饰瑞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巴金创作的旺盛期。《新生》、《雾》、《雨》、《电》、《家》、《春》、《秋》、《憩园》、《寒夜》等名作,都是这一时期写下的。他多次回忆自己的创作情景:“我时而蹲踞在椅子上,时而抱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蜷伏在那里激动地写字。在这种情况下,我写完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家》,八九万字的《新生》和中篇小说《雾》以及收在《光明》里面的十多个短篇。”
然后是新中国,他丢下了写惯黑暗的笔来歌唱新社会,然后是十年梦魇,他再一次拿起笔时,已是1978年。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他从梦魇中醒来,已是76岁。他以风烛之年,要写《创作回忆录》,写《随想录》,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他要从解剖自己入手,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
1986年,《随想录》五集全部出版,然后是1995年的《再思录》。他以纸上的“文革博物馆”形式,要给十年浩劫中的遭遇作一个总结,以偿还心灵之债。
他一生著述甚丰,作品被译为近二十种文字。他获得的荣誉有意大利“但丁国际奖”、“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美国文化艺术学院授予名誉院士称号等。《家》是他最喜欢的小说,当初他像挖开自家的坟墓一样写下它,并以此奠定文学大师的地位。《家》出版后他说:“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
1980年,他在日本演讲时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50多年。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我在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巴金相簿
家人合影

1923年春天,巴金与三哥负笈东去,奔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是临行前的一张全家合影。后排右边为巴金,后排左二为大哥,左三为三哥。
与友留念

巴金与中国留学生詹剑峰(右)、桂丹华(中)合影,摄于1928年春天,是时正是巴金创作《灭亡》的时候。
恋人萧珊

1939年的萧珊,摄于昆明,当时萧珊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
追悼亡妻

巴金在萧珊追悼会上。1966年,巴金坠入噩梦般的命运之网。上世纪70年代初,巴金被赶到“五七”干校劳动。萧珊1972年7月因患癌症住院,半个月后含冤长辞人世。
巴金作品评说
作家冯骥才:由《家》到《随想录》,他一直是社会良心的象征。在封建迷雾笼罩世人时,他呼唤着觉醒的青年一代从令人窒息的封建之“家”冲出去;当“文革”暴力刚刚灰飞烟灭时,他拿起世界上最沉重的器具——笔,写出心底思之最切的两个字:忏悔。他知道只有人的健全,社会的发展才可能健全。由于这样的作家的存在,使我们觉得生活和文学中一直有一种良心可以实实在在地触摸到。
学者摩罗:青年巴金,爱讲大白话,是那种热情太甚未及修炼一吐无遗的大白话。巴金的深层动机不在于为业已存在的文学长河添加一件杰作。当他拿起笔来,那种改造世界的巨大热情,那种对于天地人间的博大的爱,那种欲爱不能的受挫感和义愤感,全都不可遏止地奔涌而来,强烈的表现欲使他来不及营造空灵的结构和精雅的文字,而只能急不择辞地直抒胸臆。

《寒夜》剧照
【代表作】
《家》、《春》、《秋》、《灭亡》、《雾》、《雨》、《电》、《火》、《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巴金文集》(1-14卷)、《随想录》(五集)、《巴金译文全集》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早还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巴金
暮年《随想录》提倡讲真话

巴金从遥远而古旧、混乱又充满希望的1904年走来,中国现当代史上最悲的悲剧、最长的悲剧,他都亲眼目睹过、亲身受害过、亲自忏悔过,“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梦醒后,巴金的晚年,一直在为“历史悲剧不再重演”的目标而努力。
因为有巴金,我们并不怯懦。巴金曾经说:“长寿不是一件好事,是一种痛苦。”这是基于对自身的内省、反思,乃至忏悔,才有如此深重的痛苦。但对于精神贫弱的中国来讲,巴金的在,是我们精神的慰藉,是精神叛逆的盾牌,是刺痛知识分子的矛戟;巴金的去,必将为这个贫贱而困乏的时代增添新的创伤与剧痛。
1949年以前的巴金,用文学的方式对人性、对制度提出了拷问,并因此备受内心的折磨。而1978年以后的巴金,是作为极为重要的中国思想家而被世人尊敬的巴金。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提醒国人千万要牢记:忏悔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品质,没有忏悔意识的民族,将会不断上演各种历史悲剧。1978年以后的巴金,从“掘墓人”的精神迷梦中醒来,意识到任何人都没有拷问、审判他人的权利,唯有自己对自己的灵魂审判、精神反省才是最真实、最可靠、最有意义的。自我的救赎意识与自我的拷问勇气,是晚年巴金留给当代中国最大的精神财富与精神动力,当然,忏悔也使巴金完成了由文学家到思想家的内在的、自在的转换与升华。
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是从1978年12月开始动笔,随之,开始了对自己长久的身心折磨。面对历史悲剧,有的人选择永久沉默,有的人无法死而复生,像巴金这样,肯为心灵负债、还债的知识分子,是少之又少。巴金经历过了那么多厚重而苦难的历史,以“文革”给他身心造成的创伤最重,也许正因为此,才有《随想录》等作品的深刻反思,他关于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提议更是震动中国思想界。
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正是巴金对当代史最卓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巴金是当代中国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第一人。
巴金,他经历了所有的中国式苦难与欢欣,他看清了中国悲剧的根源所在,他为国人提供了一种值得尊敬的活着的方式。晚年的巴金,留下了《随想录》、《再思录》等杰出的思想结晶,为当代中国刻下了最为丰美的思想力与行动力。
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巴金走了,我们失去了一颗珍贵而不可复得的历史良心、社会良心、思想良心。惟有传承他诚实、勇敢、坚强的品质,惟有记住他永远的、众所周知的“痛”与“梦”,惟有“讲真话,掏出自己的心”,才有可能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才有可能增添我们继续生存的勇气——这也是我们怀念他的最好方式。(胡传吉)

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
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150篇《怀念胡风》(陆续以每30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其间历时8年。写完这部全长42万字的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它还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
巴金写《随想录》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个人的反省。
当巴金以割裂伤口的勇气揭示出这一切潜隐在个人和民族灾难之下的深在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而《随想录》真正给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它由作为知识分子的忏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责任,重新倡导了对“五四”精神的回归。(摘自《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回归曾经的思想轨道
2003年12月上旬,近13万字的《再思录》(增补本)出版,该书搜集了巴金《随想录》之后十多年的重要创作,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巴金思想历程的记录。
《再思录》(增补本)里,收入了非常重要的几篇巴金怀念老友的文章,比如说,《怀念曹禺》、《怀念振铎》,其中《怀念振铎》属于未完篇,是根据手稿首次收入集子;另外一部分内容,就是巴老为十卷本《巴金译文全集》每卷所写的代跋,还有一篇《告别读者》。这十篇代跋回顾了他从事翻译的历程,等于是给自己的思想历程进行了一次清理。
《再思录》还包括巴金怀念从前的朋友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短文,巴金说,他们在他的成长中,给了他巨大的影响,这在以前是不大说的;早年的信仰,一直是他忌讳的,现在他明确地说了出来,似乎正在逐渐地开始整理自己的内心、回归青年时代的思想轨道。
另外,《再思录》延续了巴金对“文革”的反思话题,只是这种话题不再通过具体事例来反思,而是越来越抽象。“文革”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事件,而且是一种人类的伤痛,是人性的大检验,是人类社会某种特殊状态的预示。他没有强求大家反思,而是首先从自己剖析,他一直在进行道德自问:我没有讲真话,我对不起朋友…… (周立民)
巴金晚年有两个心愿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巴金几乎每年春末夏初都要到杭州西子湖畔去疗养一个时期,直到1999年春节前后,因疾病加重,无法离开上海华东医院,从此再也不曾去过杭州。
患帕金森氏病著文靠口述
完成《随想录》150多篇写作后,巴金仍不曾放下他那坚强的笔杆,他在90岁(1994年)以后身体确实越来越显得衰老了,他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更加严重,“文革”结束后不久就患上的帕金森氏病也使他行动受到影响,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可以站在特制的圈车里走动,而现在只好坐在轮椅上过日子;每天几乎有一半时间还是躺在床上。
近1000万字的《巴金全集》在1994年春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全部出版。之后,巴金过了90岁生日,开始编辑出版《巴金译文全集》。三年以后,1997年10月,巴金把刚出版不久的《巴金译文全集》精装本十卷,在杭州西子湖畔赠给前来送行的黄源,对方泪水盈眶。
那时帕金森氏病已使巴金很难自己握笔,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巴金译文全集》中的代跋,不少篇章是靠巴金口述,由李小林记录,然后由巴金修改定稿的。
“一个老人”捐款赈灾
1999年以前,他每天傍晚总是收听收看电视广播节目。除了把所有重版书稿费一律汇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外,他还把新写文章的稿费也积聚起来,不时捐献给发生洪、涝或地震的灾区人民,他一看到灾区受困,就请上海作协的陆正伟送去一份并不留自己名字的捐款,连1998年4月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他获“杰出贡献奖”得到的一笔巨款,也用“一个老人”的名义捐给了灾区。同时他还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他几乎每年都给“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几千元或几万元。
巴金晚年有两大心愿,一是建立现代文学馆,一是建立“文革”博物馆,前者实现了,后者落空了。但他继续向有关单位捐赠藏书。1997年5月6日下午,他还破例走出家门,到上海图书馆观看即将举行开幕礼的新馆。他过去已给上图捐赠过7000册外文书籍,这次又请侄外孙李舒在家里为他整理出4000多本珍藏的外文图书。在上图工作多年的肖斌如说,那天巴金由小林、小棠陪伴着坐汽车来到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停车后,从车内出来,坐上轮椅。馆长马远良上前向老人家献花,表示欢迎。巴金说:“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应该为我们国家的图书馆作点贡献。”……这次出行,也许可以说是巴金最后一次对外单位的访问。
冰心、萧乾辞世巴老不知
1999年春节前几天,巴金的健康进一步恶化,突然发高烧,患上肺炎,华东医院医师立刻把他转到重症监护病室进行抢救,因痰塞呼吸道,不得不把气管切开——从此,巴金再也无法说话,在手术治疗过程中,因防细菌感染,医院严格规定除了家属和护理人员,谢绝一切客人前去访问,连平时至少每周都要去探访一次的胞弟李济生,也是直到三个月后,险情过去病人重返正式病房,才准许他前去看望。
在1999年新年,巴金和冰心、萧乾等相约共迎新千年到来,但冰心、萧乾两位老人临时撒手归去。这件事巴金并不知道,谁也不想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健康。他在动手术前,曾想请家属用手机与冰心通话,家属只好推说医院与外地通电话有困难,这件事才打发过去了。
(摘自《巴金传》2003年12月重版本)
■追思巴金
“他一辈子都为改变人类命运而奋斗”
我当然希望巴老能再长寿点,但对他本人来说,那是非常痛苦的。活到今天,他已经是人瑞了,他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巴老的《寒夜》是炉火纯青的作品,在世界文坛上有一席之地。但是萧乾认为,《随想录》更了不起,比《家春秋》还要了不起,《家春秋》只是批判封建主义的,这一点很多现代文学作品都做到了,《随想录》还要更高!
我个人认为,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之后成就最高的是巴金了。巴老一辈子都为改变人类命运而奋斗,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低,一辈子都只拿稿费,没有太多的需求。
文洁若(翻译家,作家萧乾的夫人,巴金的朋友)
“他总是强调讲真话,强调反思”
巴老总是强调说真话,强调反思,尤其是他晚年在《随想录》谈到知识分子的良心,是其最伟大之处。对我而言,感触最深的还是他对年轻人的帮助与提携。
在与巴老的交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写作的执着。一直到90岁他还在写作,他的一生都和写作联系在一起。
赵长天(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他的去世,宣告了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
巴金的去世,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意味着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创的现代文学伟大传统的确已经成为“历史”,成为“传统”。很长一段时间内,巴金是我们与这个文学传统一个活生生的联系。巴金的逝世,宣告的是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给我们提供了真正反思的机会。
李敬泽(文学评论家)
“他总是关心写作本身”
尽管巴老活了102岁,但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我仍然很悲痛。他的去世是中国文坛的重大损失。我和巴老的交往始于上世纪90年代,每年逢年过节以及他外出疗养的时候,我总会去看望他。他见到我一向是问“写些啥子”,总是关心写作本身。有时我也会给他讲当今文坛上的一些现象,或是一些花絮事,他便说“要团结”,担心我把精力放在写作之外。
叶辛(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链接
巴金和萧珊的爱情故事
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他却没看上任何人。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女生写给他的信最多,她笔迹娟秀,言词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大半年之久,却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巴金原名李尧棠)能答应我的请求……”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巴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味来,那女孩已像熟人似的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她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巴金,文雅、快活地笑着说:“李先生,您比我猜想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呀!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于是,18岁的萧珊开始介绍自己。此后,两人开始了8年的恋爱。
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爱恋自己是她的权利,是她纯洁美好心灵的自然表露,而自己对萧珊的爱,却出于躲不过诱惑,甚至有亵渎感情的嫌疑。因此,巴金仍然把萧珊当小朋友对待。而萧珊对巴金的爱,是为巴金作品中对生活的真诚、激情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所感动而产生的。
1944年5月1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他们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巴金4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
28年的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在“文革”的岁月中,萧珊和巴金互相支持、互相关怀。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着铜头皮带的毒打。1972年7月底,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手术前,萧珊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肝胆欲裂。1972年8月13日中午,萧珊与世长辞。她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文章有删节)作者:柯灵
■巴金年表
1904年
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正通顺街
1921年(17岁)
在《半月》上发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巴金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
1923年(19岁)
与三哥尧林离开成都至上海。后入南洋中学、东南大学附中读书。
1927年(23岁)
1月,离开上海赴法国。开始写作《灭亡》。
1928年(24岁)
完成中篇小说《灭亡》,第一次署名巴金。
1931年(27岁)
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家》,在上海《时报》以《激流》为题逐日连载。大哥尧枚在成都自杀。
1933年(29岁)
《家》由开明书店出版。与郑振铎、章靳以等筹办《文学季刊》。
1934年(30岁)
《文学季刊》创刊,巴金任编委。
1936年(32岁)
开始写作长篇《春》。结识萧珊。
1937年(33岁)
抗战全面展开。巴金连续写作抗战诗文。《呐喊》杂志创刊,后改名《烽火》。巴金任发行人。
1938年(34岁)
2月,完成《春》。
1939年(35岁)
10月,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秋》,次年7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1943年(39岁)
译完屠格涅夫的长篇《父与子》。
1944年(40岁)
与萧珊结婚。开始写作《寒夜》。
1945年(41岁)
日本投降。三哥尧林病故。
1949年(45岁)
当选为中国文联常务委员和文协常务理事。参加开国大典。
1950年(46岁)
到波兰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952年(48岁)
率领17位文学艺术工作者组成的全国文联赴朝创作组到朝鲜前线体验战地生活。结集出版《生活在英雄们中间》。
1953年(49岁)
再度赴朝。
1954(50岁)
从朝鲜返回上海。集成访朝的第二本通讯报告文学集《保卫和平的人们》。
1955年(51岁)
发表文章参加批判“胡风反党集团”。
1957年(53岁)
5月,开始编辑《巴金文集》。7月,《收获》创刊,巴金、靳以任主编。
1958年(54岁)
2月,响应“大跃进”号召,制订个人创作规划。
1959年(55岁)
与萧珊合译的《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集》出版。
1960年(56岁)
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1961年(57岁)
写作短篇小说《团圆》,1964年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
1962年(58岁)
《巴金文集》第十四卷出版,至此文集全部出齐。
1966年(62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关进“牛棚”。
1972年(68岁)
萧珊病逝。
1974年(70岁)
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6年(72岁)
“文革”结束。重新开始散文和短篇小说创作。
1978年(74岁)
开始为香港《大公报》写作《随想录》。
1981年(77岁)
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主持讨论了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
1982年(78岁)
意大利卡森蒂诺文学、艺术、科学、经济研究院授予“但丁国际奖”。
1983年(79岁)
法国政府授予“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正在上海访问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为其授奖。
1984年(80岁)
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85年(81岁)
美国文化艺术学院授予名誉院士称号。
1986年(82岁)
《巴金全集》(共26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1994年出齐。
1990年(86岁)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人民友谊勋章”。日本首届“福冈亚洲文化奖”授予特别奖。
1993年(89岁)
意大利“蒙得罗国际文学奖”授予特别奖。
1995年(91岁)
7月,《再思录》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1997年(92岁)
《巴金译文全集》出版。
2003年
喜度百岁寿诞,国务院授予“人民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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