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元结构”的户籍模式如何形成//管仲“富国策”：盐铁归国有 奢侈消费拉内需

凤凰卫视1月26日《腾飞中国》节目播出“中国‘二元结构’户籍模式如何形成”，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每个中国人一辈子要接受和使用到各种各样的证件，像人还没有生育就得要有准生证，然后有出生证、独生子女证、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出入证等等。但是在所有证件当中，有一个红色的本子，对于中国人而言无疑是最重要的，你可以没有工作证，甚至没有身份证，但是这个证件你不能没有，就是这个红色的本子，户口本。

其实户口本在中国历史上是早有传统的，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国人就有把土地人口造册的传统。在历史上，无论是在改朝换代的开国者，还是昙花一现的军事征服者，凡攻克一城一池，必先收缴的三样东西呢，一是玺印，二是疆图，再来就是土地人口名册，可见户口本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如何管理人口还没有成文的办法。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公安部曾经在1951年7月16日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共有十二条，规定对人口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社会变动等户口管理，一律由公安机关执行。这是全国城市统一户口管理制度开始形成的标志。

新中国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宪法的时候呢，其中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虽然在1953年4月，政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盲流”一词呢，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此后，国务院在五十年代曾经数次发文，要求各地劝阻和制止农民盲目进城，但是收效甚微。仅1956年秋到1957年麦收时期，全国盲目进入城市的人口就达57万多人，大部分都是青壮年。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城市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好于农村，农业劳动力涌入城市，给城市的交通、住房、劳动就业和生活供应等各个方面呢都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压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食紧张。

五十年代后期，粮食产量不高，需要从国外进口粮食，城市居民口粮实行定量配给供应，有户口才能得到粮食供应。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共和国主席令”颁布实行了，《条例》对农民进入城镇，作出了约束性的限制，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是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像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从此形成了城市户和农村户口的“二元结构”的户籍模式。

(管仲·来源:中国网)

提起齐鲁文化，人们首先想起的往往是最有影响的儒家文化。其实，多年来大家忽视了齐鲁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发端于2600多年前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市场经济思想。

盐铁国有化影响千年

齐国财力之富，富在资产国有化和垄断经营上。

齐桓公问管仲富国之策，并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之后，郑重提出了自己的富国策:“唯官山海为可耳”。管仲由此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盐铁专卖制度。

“官海”即齐国政府明确规定食盐属于国有，但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官山”与此类似，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姓承包，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

《管子·海王》记载，“官山海”让财富迅速积累到齐国君主手中，为桓公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仅食盐专卖一项，管仲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1000万的总人口中应纳税的人约100万，每人每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3000万钱；但只要每升盐加价2钱，因为食盐销售严格按照户籍实行 “计口售盐”，每月即可多得6000万钱，远超过每月30钱高额人头税带来的收入。

简单的横征暴敛容易激起民变。“官山海”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征税，不会引起人民的任何抱怨，达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是很高明的国家财政方式。

“官山海”在管仲之后备受各朝重视，特别是宋元明清这千余年间，盐课收入成为朝廷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

管仲的盐铁专卖思想传承至今，影响深远，成为春秋以后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食盐专卖制度的滥觞，后世因此尊管仲为“盐宗”。

最早倡导专业分工

齐国制造业之发达，我国第一部有关制造科技的著作《考工记》可以为证，该书主要记载的就是齐国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情况。

管仲富国策之二正是齐国制造业赖以兴旺发达的“专业分工”制度。《管子·小匡》中管仲与齐桓公关于“四民分业”的一段问答开创了我国思想史上社会分工理论的先河，也奠定了齐国争霸春秋的国力基础，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管仲将齐国人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明确规定，四者分类集中居住，世代承袭自己的本职且不能自由迁徙。

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世袭可以积累经验。人民一经分工，则士农工商分别“ 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这就是说，同行业的人聚集一起，彼此易于交流生产经验，提高技术水平。以齐国的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临淄。当时，齐国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到周边各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管仲纪念馆·来源:中国网)

优惠政策刺激商贸

管仲富国策之三，当推重视国际贸易和商业流通。

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管仲在吸引外商方面做足了文章，极具特色。

“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可见齐国当时不重复征税；税率则低至“五十而取一”、“关赋百取一”；甚至在某个时期，对某些商品干脆免税，《管子·霸形》所载“关几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意思就是关卡只检查而不收税、市场只登记而不收税。

除在税收上让利于外商，齐国还以人为本，处处优待外商，承诺凡不按照规定对外商服务的官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与当今我国各地注重招商引资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趣的是，管仲将外商货物多寡与服务档次相挂钩，从而激励外商增加贸易量。《管子·轻重乙》记载:“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这就是说，拉一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免费提供饮食；拉三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另外免费提供马的饲料；拉五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则由政府专门配备可以自由调遣的人员。诸如此类的规定，对吸引外商来齐国贸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赞誉齐国“冠带衣履天下”，由此可见齐国商贸流通之发达。

奢侈消费拉动内需

拉动内需是当前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宏观经济政策。然而，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对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颇为重视，这可列为其富国策之四。

管仲任齐国相国时，居所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但司马迁著《管晏列传》时却说，尽管管仲比国君都富裕，生活标准也超过了他的行政级别，齐国人民却不认为管仲奢侈。

究其根本，在于管仲倡导的奢侈消费观念。管仲奢侈的生活不过是他身体力行为实践自己的理念做出表率罢了。

《管子·乘马数》有“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的语句，由此可见，管仲认为修筑华丽的台榭楼阁是调整经济的一项对策。《管子·事语》中“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郡材不散”的意思是指，不建筑高台亭榭，各种木材就没有销路。《管子·侈靡》篇更是将管仲的奢侈消费论推到极致，他建议“鸡蛋要在上面画上图案再煮了吃，柴火要先雕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用以烧火”。

实际上，管仲对消费问题有不同于传统节俭观点的独到分析。他的真实主张是奢俭并重，即不一味强调节用，也明确提出“高消费”的主体是君主、统治阶级上层和巨商富贾。以现代观点看来，管仲所倡导的奢侈消费，只是让“富者散资于民”的一种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以消费促生产。

调控妙用“无形之手”

齐国西部某年因涝灾发生饥荒，粮食短缺，粮价上涨，每釜达百钱；而齐国东部又因丰收而谷贱，每釜仅十钱。

两地价格不同，管仲据此建议桓公向全体国民每人征收三十钱的税，但要换算成当地的粮食缴纳。

这样，东部齐民要缴三釜，而西部齐民只缴三分之一釜，东部的粮食就大量集中到了齐国政府手里。政府将粮食平价散售于齐西之后，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粮价上扬，解决了粮贱伤农之害；而齐西又因有国家的平价粮食售卖，最终使“齐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

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春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政府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模式。管仲深明“用价格配置资源”这个市场经济的关键，巧妙地利用“价格”完成了一次事关社稷并颇为棘手的宏观调控。

一个平稳的宏观经济奠定齐国富国强兵的基础，管仲富国策之五可总结为将国家宏观政策与市场价格巧妙结合的宏观调控艺术。

经济战降服邻国

鲁梁两国的老百姓喜欢织一种既厚又平滑的绸子“绨”。管仲就劝说齐桓公穿绨，并命令大臣穿绨，如此引领百姓也都穿绨，于是齐国的绨价格大涨！

鲁梁两国的国君见有利可图，就要求举国织绨。所有百姓都织绨，农业生产因此荒弃。

一年之后，管仲见时机成熟就劝齐桓公改穿帛，命令举国不许穿绨，同时闭关锁国，既不许进口绨也不许出口粮食给鲁梁两国。

鲁梁两国很快闹起饥荒，有钱买不到粮，农业荒弃已久短时间难以恢复，饥饿难耐的国民十之有六归顺齐国。

短短三年，管仲通过经济战降服了鲁梁两个国家，这就是管仲“服帛降鲁梁”的故事。如是还有买鹿制楚、买狐降代等。

上至君王，下至黎民，举国设“局”，管仲“经济战”运用之妙可谓之其富国策之六。

本文摘自《烽火智囊》 作者:伍立杨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严复思想的杰出高拔，在于针针扎在专制的痛处。

他是福建闽侯人，那里溪山寒碧，树石幽森。少时家贫，后以第一名资格考入福州马尾船厂船政学堂，修习数理、化学、光学、地质学……读了五年，成绩为最优等。

中国最早留学的是容闳，那是1847年，读的耶鲁大学，回国后在曾国藩幕中参谋筹策。他建议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曾、李联奏，清廷获准。严复是这一代留学生中的第二批。1877年，他入皇家海军学院，既学机械原理之技术，也对西洋学术大加研磨。郭嵩焘对他称赏不已，以为他已得西洋学术之精髓，当时严复的英语水平也胜于使馆译员。

1879年，严复回国，期间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从此在北洋水师学堂服务近二十年，任总教习等，不获重用。

他的《论世变之亟》，道出中西方的根本差异，在于对自由的认识，朝廷当政并不推求严复变革的办法，主推三民说: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严复所面对的官僚体系，生为能语之牛马，死做后人之绊石。

他骂康有为:“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种自鸣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抵于耶稣、谟罕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

他不太同意孟德斯鸠的对中国的分类法:德性、恐怖、荣宠。

他直接分为两种，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直截简明地说明政体的性质。

郭嵩焘早年即发现了严复的特质，以严复的头脑，他应为开放的时代和机制效力，那就如虎添翼、大放异彩了，但他厄于专制的流弊晚年被动惹一身骚，弄得灰头土脸。

有人对比同时期日本的伊藤博文，说是严复的选择不及其人，这是短浅之见。因为时代给严复的不是助力，而是大鸟奋翅冲天之际，胫上的铁砣。

1911年12月2日，他记述:往谒袁内阁。得晤。

随后又到汉口见了黎元洪，大抵属礼节性拜访。但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实因在清廷治下几十年，长期投置闲散，而有逆动之心，本已老迈颓唐，又期一振，这种潜意识也是有的。

他认为袁世凯“太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与熊纯如书》，全集三，624页）。对袁世凯的暧昧态度，在筹安会列名却拒绝参加活动，拒绝发表拥袁言论。

二次革命后，他说:“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明矣。所以呶呶者，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严几道年谱》）此则和他先前“民心大抵归革军”的判断有矛盾之处。这是因为他对社会动荡揪心，而与自己先前的判断有所矛盾，但这和王国维的忧心忡忡爱护清廷性质全然迥异。

严复关于自由的论述，真是极精密到位。“自由则物各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侯官严氏评点》)。自由因于自立，而自立又取决于人的自治(制)能力。他译孟德斯鸠名著《法意》(即《论法的精神》) 有谓“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即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他服膺西方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他说，“西治”，“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严复借友人之话，慨然曰:“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严复集》第一册，53页）他发挥议论道: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凌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至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

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这是他翻译《原富》所作的一段按语。

潘恩的《常识》以为，君主专制意味着人民的堕落和失势，“他们被当做权利来争夺的世袭，则是对所有人的子孙的欺骗和侮辱。君主享有世袭权是荒谬的”。潘恩举例说，英国威廉一世，生于诺曼底，在11世纪，他侵入大不列颠疆界:“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土匪登陆，违反当地人民的意志自立为国王。”（《常识》15页，商务版译本）这和严复的思想，正有吻合之处，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严复的睿智，在于把握政治伦理的根源盛大之处，疏通古人智慧对今人的融汇启迪，而非对立，他论庄子，“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至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严复集》648页）。这是何等通透的卓识锐眼。国运的兴衰和国民的素质密切相关，他论述开发民智的作用，在于思想上的打通，使后生英俊洞悉中西情形者日多一日，则中国的复苏也就多一份希望。

1905年，孙中山先生和严复相会于伦敦。严复说，中国民智卑陋，所以应从教育上着手，逐渐更新。

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中山先生深切注意到时间，这个可怕的事实。人在世间，高远地观察，人的生命非常短暂。逐渐改良，其意不可谓不佳。但事实是专制者也往往一代胜于一代的暴虐，如此一来，改良没有实行的空间，而生命一代代被毁弃摧折，逝者如斯，情何以堪。

所以，严复思想固然有游移、逡巡，但在根本上，他是同情革命派的。

所以他还是认为，要图存，就非变法不可，尽管民智愚陋，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将可起步，追踪西方。如果因循守旧，到二三十年后再谈立宪，那将白白浪费几十年的光阴（《严复集》155页所引严复佚文）。

严复高出侪辈一筹之处，是进一步指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人的自由。西方社会生机强盛的真谛在“自由”。他所说的自由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是在伦理、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要求破除对人的束缚，全面实现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

严复晚年思想确有反复，但归根结底，他早年的留学及其底子，在根本上，宪政与帝制孰优孰劣，毋庸词费。

他连梁启超、袁世凯都瞧不上，更不用说杨度之流了。严复多封致熊纯如信中，谈起梁启超，说梁氏喜发偏宕之言，惊奇可喜之论，他认为梁氏出风头之意味多。他引雨果的话说，当革命风潮起来时，人人爱走直线，意即取巧。他思想的矛盾，主要是仁人君子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所起的感慨。

将严复植入筹安会，乃是杨度幕僚生涯的一次重要作业。故其全力以赴。不管不顾，谎言、诈欺、诱哄，无所不用其极，却因大势所趋，弄得一塌糊涂，拖泥带水，社会各方及其舆论都极不爽。他谈到对袁世凯的看法，南北和议成，袁氏胸中，早有成案，孙中山辞职，袁氏继之，就是靠惯性，其势非帝制自为不可（《严复集》645页）。

对于帝制，他不赞一词，年老体衰，仅虚与委蛇，不料惹一身腥臊。“仆之不满意于洹上，而料其终凶，非一朝之事”。“长沙杨皙子以筹安名义，强拉发起”（《严复集》637页）。他的话还未说完，杨即表示不愿听，起身拂袖而去。

第二天报纸就列上了他的名字，成为既成之事实。杨度说，袁世凯见到有严复名字，高兴得很。一切是杨度在摆弄，可能有一个跟袁世凯一样高兴，或者比袁还要暗喜的人，就是杨度自己了。

袁世凯称帝，是以汉人接掌近300年的清朝。所以，严复心态复杂。他以为，清朝最初进攻中原、江南，极端暴虐无道，但以后的政治，他认为尚可，较元、明要好些。到了晚清，奸臣欺负寡幼，人民认为他们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