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年间日本对华调查报告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门大开，了解世界、特别是了解近邻的中国，以促进商贸，成为朝野上下的迫切愿望。

大隈重信氏为《支那经济全书》撰写的“序”中说：“自中兴之后，订通商之约，于是彼此往来，懋迁之业大兴矣。贸易之道，知彼为要，凡其国政教风化，地理民俗，物产之丰歉，人情之好恶，必精察审知，然后时措之宜。今我之于支那，对立东瀛，同种同文，通交最久，宜人人熟悉其国情。而其实有不然者，概皆知古而昧乎今，见外而遗乎内，莫有能综计而详说之者。其非观国之术有所未至邪？是以业贸易者，未免有望洋之叹焉。”也正是在这个基点上，明治末年展开了对晚清国情的大调查，这一时期，除了各种单独成册的调查报告外，大型的调查资料汇编如《支那经济全书》等也相继出版。

松方正义氏为《支那经济全书》所作的“叙”曾感叹道：“所谓经济事项者，网罗靡遗，本末具举，洋洋乎大观哉。此书一出，其裨益于我贸易产业者，岂浅鲜也乎？”如果说明治末年日本对中国进行的大调查，出发点在于开展或促进贸易，那么，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进行的大调查，意旨又有所不同，如曾任满铁总裁的松冈洋右所言，满铁的调查关乎日本国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满洲国”的建国和建设。（注：松冈洋右：《话说满铁》，东京第一出版社昭和12年(1937)版，第182-183页。）

事实上，不单是满铁的调查，其他的一些调查活动也直接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侵略相关联。但是，由于历次调查汇集起来的翔实的调查资料涉及到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又确实可以弥补中国文献记载的不足，对深化某一领域或某一门类的研究大有裨益，因此，这些调查资料日益受到学界的注意。即使是调查活动的本身也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课题。（注：如20世纪90年代本庄比佐子领衔、日本文部省资助的研究课题“战前期中国实态调查资料的综合研究”、“战前期中国调查资料研究”等。

其他日本学者的著作有马场明《日中关系与外政机构研究》，东京，原书房1983年版；井村哲郎《满铁调查部》，亚洲经济研究所1996年版；久保亨《战时华北的工场调查》，东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1998年版；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编《兴亚院与中国战时调查》，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版等。附记：2002年下半年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学，《兴亚院与中国战时调查》一书尚未出版，滨下武志先生知道我要写作这篇文章，惠寄了本书，特此志谢。）本文仅就视野所及，揭示相关调查报告以及调查资料汇编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以期有助于国内学者的历史研究。

一、晚清的调查资料

1.日本官方和民间的调查报告

明治初年以来，日本政府和民间机构就不断派员赴中国调查，但规模较为有限，调查的内容偏重于地理、军事等方面。（注：如1879年日本参谋本部派员对中国军事、地理的调查。

参见本庄比佐子等《兴亚院与中国战时调查·前言》。）从明治31年(1898)起，日本农商务省等部门开始大规模派遣“清国实业视察员”对中国的经济进行调查（注：此前日本农商务省就曾派员调查，如明治30年(1897)农商务省农务局的《清国蚕丝业视察报告书》等。），这些视察员回国后，撰写递交了数量可观的“复命书”、“报告书”，如农商务省商工局的《清国出张复命书》、《清国织物业视察复命书》、《清国染织业视察复命书》（明治32年），《清国陶器业视察报告书》（明治39年），《清国窑业调查报告书》、《清国工艺品匠人调查报告书》（明治41年）；农商务省农务局的《清国蚕丝业调查复命书》、《清国农商工视察报告》（明治32年）；农商务省山林局的《清国视察复命书》（明治36年），《清国林业及木材商业视察复命书》（明治38年）；农商务省水产局的《清国水产贩路调查报告》（明治33年）；农商务省盐业调查所的《清国盐业视察报告书》（明治32年）；外务省通商局的《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明治35年）等等。

明治中后期开始的带有官方色彩的调查，目的在于“精查详查清国实业上的真相，以窥知实业界的盛衰消长”（注：吉川荣吉：《清国农商工视察报告·绪言》，农商务省农务局，明治32年。），所以上述“复命书”、“报告书”更多的集中在经济方面。如由加藤末郎撰述的《清国出张复命书》，农商务省商工局明治32年(1899)刊印，该书分为“北清的农事”、“满洲的大豆”、“南清的农事”三部分，每一部分又有细目，在“南清的农事”中，就分别对杭州的农业、苏州的农业、上海附近的棉花栽培与买卖、汉口烟叶集散状况进行了叙述。

又如《清国农商工视察报告》，由吉川荣吉撰述，农商务省农务局明治32年(1899)刊印。该书分为商业、农业、养蚕、蚕丝业四部分，由于其考察的路线是由横滨港到达上海，游历江浙二省后，到达汉口，再由汉口到广东、福建，最后到达台湾，再由台湾回日本，所以介绍的主要是上海、杭州、海宁、湖州、苏州、无锡、江宁、汉口、广东、福州、厦门、香港、澳门等地的情况。

在叙述“税厘”时称：“清国内地的税厘，其种类之多之繁，实出于意料之外，试以浙江省湖州府南浔镇的生丝输出课厘为例，生丝一包，即80斤，需付税厘：1、正厘16元，2、沪饷4元，3、塘工堤防费2元40钱，4、善后费2元，5、赈捐2元，6、浚湖经费30钱，7、湖州本镇善举1元。通计27元70钱。另外，本镇的‘公同慈善’还要捐费数元。而生丝运至上海，还有江苏厘捐，其种类的繁杂亦不让于南浔。”（注：见该书第16页。按：这里未用银两为单位，据第29页记载，湖州在商业上皆使用洋银，故丝行的交易等均用洋银计算。）记述相当细致。

再如《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楢原陈政撰述，东京元真社明治35年(1902)版。（注：这是正式出版的本子，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藏。书前用了“故公使馆二等书记官楢原陈政”字样，该调查报告的作成时间应在前，书中记述事项的最后时间是1897年。

另外，东洋文库亦有藏本，但刊印时间不详。）该书除了对贸易、商人有总体的述说外，分别对北京、张家口、保定、天津、锦州、盛京、牛庄、烟台、上海、苏州、无锡、湖州、杭州、宁波、福州、厦门、泉州、漳州、汕头、澳门等地的商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对北京的描述中，着重于炉房、银号、钱铺、当铺，记载了180家钱铺的名称及其设置地点，并称“恒利、恒兴、恒和、恒源，为钱铺中的‘四大恒’，明代就已开设，信用最著”（注：輶原陈政：《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东京元真社明治35年版，第32页。）。

在对上海的描述中，炉房、银号、钱铺、当铺的记载亦详，另外，还详于上海的棉花市场、棉布制造、行会行规以及各种输出输入统计表，等等。书后附录的“天津厘金税则”、“牛庄港老关税率”、“江苏省外国物品厘金税则”、“重订苏省水卡捐章”、“苏常镇各局管辖分卡清单”、“江苏省牙厘总局光绪二十三年收到各局清数”、“福建省厘金税则”、“厦门内地税关税目”、“广东省厘金税则”等亦弥足珍贵。（注：輶原陈政：《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第378～479页。）

上述之外，在明治年间，还有一些非官方的视察或调查报告，如三井物产的《清国绵丝贸易实况报告书》（明治24年），名古屋商业会议所的《清国新开港场商业视察报告书》（明治29年），京都商业会议所的《清国新开港场视察报告》（明治30年），茶业组合中央会议所的《清国、印度、锡兰茶况视察复命书》（明治31年），三井银行的《清国福建、浙江两省铁道线路调查报告书》、《闽浙两省视察报告书》（明治34年），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的《清国货币问题、沪汉金融机关调查报告》（明治31年）、《清国苏州、杭州绢织物业调查报告书》（明治38年），静国农事试验场的《清国茶业调查复命书》（明治42年），横滨正金银行的《清国国债事情》（明治43年）等等。这些调查或视察报告，也值得注意。

如受横滨正金银行的委托，财政史学家安东不二雄的调查报告《清国国债事情》就很有特点，该著分为7章，分别为清国国债的起源、日清战争以前的国债、日清战争公债、义和团赔偿金及补充公债、铁道借款、内国债及地方公债、全国岁出岁入及关税收入额。该书以调查研究清代的对外借款为主，对国内的借款也有专章，在对外借款中，详于甲午战争所导致外债的叙述与分析，对汇丰银款、汇丰金款、克萨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有单独论列，并对每次借款的偿还方法、偿还资金、偿还财源等做了说明。

对铁道借款的叙述也相当细致，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关内外铁道公债、京汉铁道公债、正太铁道公债、汴洛铁道公债、沪宁铁道公债、粤汉铁道借款、道清铁道借款、广九铁道公债、津浦铁道第一次公债、沪杭甬铁道公债、邮传部公债、新奉铁道借款、吉长铁道借款、津浦铁道第二次公债、邮传部赎路公债。对内的借款，则有甲午商款、昭信股票、直隶公债、收赎京汉铁路公债、湖北公债、安徽公债、湖南公债等的分节叙述。既是调查资料的汇集，也兼具专著的性质。

2.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资料汇编

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前身汉口乐知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以对中国的连续性调查而著名。1886年，日本“兴亚论”者荒尾精在汉口创办汉口乐知堂，1890年，又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同年底，荒尾精在陆军士官学校时期的校友根津一继任所务。

1892年，根津一依据汉口乐知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对中国的调查材料编成《清国通商总览》，该书2编3册，长达2300余页，分地理、交通、运输、金融、产业、习惯等类项，作为早期的调查资料，具有相当的价值。1898年，东亚同文会在东京成立，1900年，东亚同文会在华办学，南京同文书院成立，院长为根津一，次年，书院迁至上海，更名“东亚同文书院”，院长依旧是根津一。（注：参见冯天瑜《中文版前言》，沪友会编，杨华等译：《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5页。）东亚同文书院作为以研究中国现状为专务的学校，更加重视对中国的调查，东亚同文会编辑的《支那经济全书》即是东亚同文书院的早期调查集成。

据东亚同文会的“编辑绪言”称，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历经数年，先后参加调查的人数达200余人，原稿达2万页以上，从中选择成书出版的约1万页。指导调查和总其成者，是著名学者根岸佶。明治40年(1907)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分作4辑，每辑又分若干编，第1辑7编，主要涉及农政、手工业、工业、资本家、物价、人民生活、财政等事项；第2辑6编，主要涉及商贾、特许商（盐商、茶商）、买办、会馆公所、行规条约、家规店规等；第3辑5编，主要涉及旧关（常关）、新关（海关）、水运、仓库、山西票庄等。第4辑4编，主要涉及商政、商品陈列场、商用书式、商用帐簿等。明治41年(1908)又出版8辑，每辑的序号仍然续前。

第5辑2编，为铁道总论、铁道分论；第6辑6编，分别是邮政、电信、度量衡、货币、支那银行、支那的外国银行；第7辑8编，分别是海上保险、商帮、牙行、报关行（包括渝行与通关所）、招牌、广告、商标、列国对清贸易；第8辑7编，分别是农业、米、麦、豆（包括豆饼与豆油）、砂糖、棉花、脂肪油与蜡；第9辑2编，分作畜牧（含牛骨、皮货、制革等）和海产；第10辑3编，分作木材、木炭、矿山；第11辑7编，分别是一般工业、磷寸（火柴）、造纸业、精米业、制粉与制面、纺织业及棉丝、棉织物；第12辑6编，分别为制丝业、绢织物、陶瓷器、出版业、文房用具、杂货。在12辑之外，另附有《支那交通全图》。

《支那经济全书》每集各编的内容之详细、资料之丰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兹以第1辑“财政”编（第7编）为例。该编共分4章，第1章“总论”，概述有清一代的财政体制、法律典章、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赋税征收与吏治关系等。第2章“地方财政”，包括收入中的地租的种类、田制、赋则、征收、耗羡、地丁银、漕粮、粮折、盐政、盐课、盐厘、厘金、土药税、牙税、当税、契税、茶税、直隶的新税等款目；支出中的祭祀费、仪宪费、驿站费、赏恤、采办、织造、教育费、俸食（俸禄）、养廉银、公费银、红白事例银、河工、塘江、饷乾（驻防八旗、绿营、长江水师、勇饷、练军）、漕运经费、海军费、补支和预支、解京诸饷、协饷、在北京诸衙门费。

并附录有地方财政实例（江南财政调查）。（注：该调查包括江宁藩库、江安粮道库、江南盐巡道库、江海关道库、金陵防营支应局、江南筹防局、金陵善后局、金陵厘捐局、江宁劝办房膏总局、徐州膏捐总局、裕宁官银钱局、江南银铜元局、皖南茶厘总局、徐州土药统捐总局、江宁府属清赋督垦局、吴淞口平粜义捐总局、上海摊地局等。

见《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明治40年(1907)版，第647-674页。）第3章“中央财政”，包括经常收入中的漕粮、京饷、关税、杂款，临时收入中的协饷、捐项、借款、捐官；支出中的宫内费、俸食、养廉、饷乾、土木费、警察费、工部所管经费、宝源宝泉局经费、教育费、驿站、借拨银等。第4章“公债”，包括甲午以前的形势（外债的起源），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导致的国债（含战初的财政状况、内债的募集、外债的成立），日清战后善后公债（含怡和及瑞记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偿还准备、昭信股票、续借英德洋款），庚子赔款，地方借款等。

《支那经济全书》所汇集的资料，有的来源于实地调查，有的是文牍档案典章的直接移录，有的是从相关资料中采摘综合。就三种资料的来源形式来看，实地调查和采摘综合的资料最具价值。

实地调查的资料很多，在各辑各编中都有。如第1辑第3编“劳动者”，分别对劳动者的种类、就业年龄，劳动的方法、时间、工钱等，进行了调查。其对劳动者的工钱调查，可以参见下表（注：《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153-154页。按：据《清国事情》（日本外务省通商局明治40年版）第1辑第3卷记载，银货商人称10仙为“七分二”；1弗相当于银货1元，等于库平银两7钱2分；又，洋银1弗50仙等于1海关两，当然，每年的比价有所不同，如1海关两1892年的比价为1弗56仙，1893年为1弗54仙，1894年为1弗52仙，1899年为1弗42仙，1900年为1弗39仙，1901年为1弗41仙等。）

职名      月给或日给      上海的情况      天津的情况
石工          日                   50-60仙
铁工          日                   60-85仙        40-70仙
铜工          日                   50-60仙
染工          日                   40-50仙      年40-100弗
纺织男工   日                     25仙
纺织女工   月                     22仙
船工          日                    60-85仙        55-65仙  
建筑大工   日                      55仙          40仙
英语翻译   月                    8弗以上

另外，对燮昌自来水公司、汉口枪炮局的工钱支付，也有系统的调查统计。又如第1辑第6编“人民生活程度”，分别对北京、汉口、香港每月的温度，民众衣冠、饮食、居住状况，北方人的生活状态，江南人的生活状态，上海的商人生活，上海的买办生活，上流社会的生活状态等进行了调查。在“上海的商人生活”一节中，甚至记录了上海大东门外一个小卖店在光绪三十年正月和三月每天的日常开支。（注：《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403-414页。按：原文虽称其为“小卖店”，但恐怕亦有一定规模。该“小卖店”专做丝的生意，除夫妻、女儿3人外，还雇有3个伙计和仆人，其长子在美国读书，次子曾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在武昌的一所学校供职。）

再如第9辑第1编“牧畜（附养鸡）、牛骨、兽皮、制革、羊毛、猪毛及鸭子”，分别对相关类项进行了调查。对北京猪行的调查称，北京的猪行在东单牌楼马市附近，同业者有五六十行，其中最大的猪行称为“黄店王”，猪的产地大多来自于张家口、大同府、宣化府、平泉州、八沟、哈达州（赤峰）、建昌县、丰宁县、承德府等。猪的买卖数，各行合计，平均每天800余头。

（注：《支那经济全书》第9辑，明治41年(1908)版，第56-58页。）对汉口、天津等地的牛皮行调查称，汉口的牛皮是重要的商品之一，每年的集散量高达27万担以上。专营牛皮的牛皮行，外国人有美最时、太平洋行2家，中国人经营的徐复泰行、徐德祥行、姚义兴行3家最具实力，其他则有臣泰昌、张森茂、常永茂、复盛源、慎发、瑞泰、金益、彭长泰、杜祥兴、杨洪顺、陈元丰、萧万泰、张永元、产茂恒、玉和太、源顺欣、张祥兴、高复泰、杜同盛、周源顺、兴泰礼、义泰信等行。天津和汉口一样，牛皮也是最重要的商品，天津有名的牛皮行有新泰兴洋行、隆茂洋行、顺庆洋行、明义洋行、平和洋行、礼和洋行、高林洋行、聚立洋行、信远洋行、德义洋行、仁记洋行，另外还有恒顺茂、恒平号、裕昌兴、恒利号、天顺成、兴顺成、兴盛德、东泉盛、东聚成等皮货铺。（注：《支那经济全书》第9辑，第164-169页。）

采摘综合的资料，如同治以后的海关收入统计（注：《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909-912页。），据编者云，分别采自《政治家年鉴》、“钱洵的统计”（称钱洵为“著名的财政论者”）、《光绪会计表》、《海关报告》，由于前两种资料难寻，也就显得珍贵。

直接移录的文牍档案典章资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可以在汉籍中查寻，如“光绪二十九年部库收款细数”、“光绪二十九年部库放款细数”、“光绪二十九年各省岁入表”等。（注：《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913-976页。）但是，由于一些汉籍资料已阙如或难以觅到，如“赈册书式”，“红契书式”、“官契书式”、“白契书式”、“典契”，“执业田单书式”、“贷地地契书式”，等等（注：《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49-50、78-85、100-102页。），所以这一部分资料的价值仍不可忽视。

上述之外，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三。

第一，该调查资料汇集的资料虽然主要集中在晚清，但在有些地方又不局限于此。如第6辑“度量衡”编，专列一章叙述先秦至晚清的度量衡沿革。第7辑“商帮”编，在介绍宁波帮、绍兴帮、钱江帮、金华帮、广东帮、山西帮、徽州帮、福建帮、江西帮、四川帮等等商帮时，注意了源流的上溯。第12辑“文房用具”编，分为秦汉时代以后的文具、隋唐时代的文具、宋元时代的文具、明至现代的文具加以叙述。

第二，对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社会经济事项，列有专编，此点从前揭编目中已可窥知一二。并且，其介绍和资料的搜集也较为细致。如第7辑“广告”编，不但有店铺新开广告、卖药广告、香烟广告等一般的广告，也有报纸等新式媒体刊载的广告。第11辑“磷寸”编，对汉口燮昌公司、长沙和丰公司、北京京师丹凤火柴有限公司、重庆有邻公司、上海燮昌公司、福州福建火柴厂、九龙隆起公司、广东大和公司、佛山巧明公司等，一一罗列。

第三，是书不仅仅是资料的汇编，还表现出一定的识见。其识见一般反映在各编的“总论”、“总说”、“绪论”、“结论”、“余论”中，如论赋税的征收与吏治关系：“官吏的中饱，导致了财政秩序的混乱，从俚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窥实情之一斑……清国收入表面上约一亿两，但民间实际负担额则在四倍以上。”（注：《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443-444页。）在列制统计表后，对前后数据升降之原因，也大多有分析论述。

《支那经济全书》之外，明治末年，东京东亚同文会还编辑出版有《清国商业综览》5册，东亚同文会明治39年至41年(1906-1908)出版。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则有《清国商业惯习及金融事情》一书，东亚同文书院明治37年(1904)版。这些资料同样值得注意，如《清国商业惯习及金融事情》，分为“清国商业惯习”和“金融事情”两卷，主要是对上海、汉口两地的调查资料。

在“清国商业惯习”卷中，对上海的内地商人、上海的会馆及公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的行栈、上海的报关行、上海的茶馆、汉口的商帮、汉口的交兑习惯、汉口的行帮及市场、汉口的报关行及渝行、汉口的会馆公所等有详细的记载。在“金融事情”卷中，主要记述了沪汉两地的银号、银炉、银元局、公估局、钱庄、票号、当铺及货币种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