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乐川：胡绳与编辑出版工作

胡绳与编辑出版工作

段乐川

胡绳（1918.1.11～2000.11.5），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和史学家，尤其是在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上成就斐然，声名籍甚，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学识渊博、成就卓著的学者”。然而，为人们常常忽视的是，他在编辑出版工作上同样建树独特。从早年协助邹韬奋编辑《全民抗战》三日刊，到主编《读书月报》、担任生活书店总编，再到建国后出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人民出版社社长，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与编辑出版工作打交道，是当之无愧的编辑出版家。他一生丰富的编辑出版活动以及在这方面所展现出的非凡卓识和精神，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

一、“时时注意到读者的要求，读者的趣味，读者的需要”

胡绳早年就与编辑出版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16岁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后自动放弃学业，然后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一边自学、撰稿，一边参加一些刊物的编辑工作。在《笔耕丰歉话当年》一文里，他对这一时期的生活有过详细的回忆。正是在这一时期，胡绳与邹韬奋和张仲实等主持的生活书店的联系密切起来，并与之建立了“血肉相联的关系”。他的第一部比较有影响的哲学著作——《新哲学的人生观》，就是在生活书店出版的。半个多世纪之后，胡绳回忆起这本书的写作缘起，还历历在目：“在上海有一天坐公共汽车，我碰到张仲实。他那时是生活书店的总编辑。当时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在车上我们都拉着扶手，他说你给我们‘青年自学丛书’写本书吧！”① 这本书就是《新哲学的人生观》，它多次再版，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被国民党视为“鼓吹偏激思想”的书而加以禁绝。在写作之余，胡绳还参加了由徐步、史枚主编的《新学识》的编辑工作，并结合自己的编辑工作经验，提出了很多编辑刊物的主张。例如，他在《我们要求健全的地方性的刊物和报纸副刊》一文中，明确提出在扩充大中城市刊物销路的同时，也应该出版一些地方性的刊物，从而为内地的大众提供健全的精神食粮。他认为，把地方性刊物和报纸副刊办好的最关键因素是要了解读者的要求，切切实实地为读者服务。他说：“我们可以想象到，地方性报纸副刊的读者中是有多数的小学教员、中学生、店员、手工业者、农民等等。我们的刊物不能不和这些读者紧密地打成一片。我们要时时注意到读者的要求、读者的趣味、读者的需要。我们的刊物要做到为他们所理解，且为他们所喜爱。”② 他还针对为读者办刊这一点提出了诸多点子，如创新内容、革新语言、“号召读者大众都来写稿子”等。这些观点，在现在看来应该说也不失为精辟之论。

抗战爆发后，胡绳到了武汉，继续进行出版刊物的革命活动。他在这一时期曾协助过邹韬奋编辑出版《抗战三日刊》，主持其中的《时事》栏目，把最新的时事汇集起来，激励民众的抗日士气。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胡绳撤退到湖北襄樊，任襄樊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并主编《鄂北日报》。《鄂北日报》在胡绳的主持下，在当时影响也很大，甚至销到宜昌等地，被称为“小新华日报”。到了晚年，胡绳对这段生活还念念不忘，他后来在《襄樊怀旧》的一首诗中写道：“水落沙洲漫漫青，老龙庙外草潜生。堤外指点新楼宇，不见蓬窗灯夜明。”③“蓬窗灯夜明”，实际上就是当年他为编辑《鄂北日报》而宵衣旰食、通宵达旦工作的真实写照。

与编辑实践相辉映的是，胡绳不断地进行着办刊之道的思考工作。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怎样调整当前的刊物》一文中，对当时刊物的重复及内容过窄的问题作了严肃的批评。他说：“我们要多出通俗的大众的刊物。这种刊物不但在字句上能使人人读得懂，而且要恰恰配合大众的生活，为他们解决在生活中的各项现实问题。”④ 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在谈一个编辑宗旨问题，即以读者为本，为读者服务，唯有这样，我们的编辑工作才能取得读者的信任和支持，才能把刊物办好。

二、“著作界与出版界好比是同一的车子的双轮”

抗战形势进一步恶化，胡绳从襄樊来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并在生活书店主编《读书月报》。《读书月报》是由艾寒松、史枚于1939年2月负责创办的，是一份时事文化性刊物。胡绳接手后，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增加了散文、随笔、小说连载和文化报道，而且学术性论文逐渐加强了，第二卷尤为显著”，⑤ 这样就真正实现了创刊时要有“笔谈”和学术性论文的初衷。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共两党关系恶化，《读书月报》被迫停刊。在党的指示下，胡绳和邹韬奋一起从重庆出发，绕道赶往香港，继续进行文化抗日救亡活动，并在香港任《大众生活》编委。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开始遭受日军侵略，胡绳又返回重庆，任《新华日报》编委。抗战胜利后，他被党派往上海、香港，担任生活书店的总编辑，直到1948年10月回到河北平山县解放区。

在这一时期，胡绳的编辑出版活动可谓更加活跃和深入了，尤其是在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期间，由于和更多的出版文化界人士接触及更深入的出版实践，他深切地认识到出版活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他认为要想搞好出版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处理好出版者和著作者的关系。为此，他还在当时生活书店的《店务通讯》里发表了一篇《著作界与出版界》的文章。该文充分显示了胡绳对出版工作的深思熟虑。他说：“著作界与出版界好比是同一的车子的双轮，在文化事业上相互辅助，相互推动。”⑥ 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体现在著作界对出版工作所产生的影响——“著作界如不能供给好稿子，出版界也无好书可出。就这方面说，出版界的工作不能不为著作界的工作所决定”。⑦ 同时出版工作也对著作界的工作产生着影响——“但出版界并不只是被动地为著作界尽印刷发行之劳，反过来，出版界实在能够起推动著作界的作用”。⑧ 在分析了著作界与出版界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胡绳认为：“认识到出版界对于著作界所起的作用就可以看出，每一个在出版事业上工作的人，不能把自己看作只是做着事务性的工作，而应该对于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自觉地担起责任。”把著作界和出版界关系比作“同一的车子的双轮”，绝对是一个巧妙的、恰当的和准确的比喻，它不仅形象逼真地道出了编著双方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还告诉我们：“车子”的前进，即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才是编著双方必须自觉担起的责任。这也同时体现了胡绳对出版工作的认识之深刻和论述之精辟。

三、“我们应该并能够达到最高的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胡绳先后出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人民出版社社长等职，后来还担任《学习》杂志主编、《红旗》杂志副总编。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90年代初期，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被称为“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中共党史简明读本”，而且“陈言大去，新意迭现”。胡绳的这些编辑出版活动，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以及党的理论宣传工作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出版物质量严格要求、精益求精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后来的出版工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1年，胡绳调任中宣部副秘书长，并兼任人民出版社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的日常工作则由华应申、王子野等人负责。虽然如此，他对人民出版社的工作还是时常给予指导。针对人民出版社建立时一些图书质量不过关的现象，他号召全社进行工作检查，提出以最高的标准要求图书的质量。在人民出版社进行工作检查的动员会议上，胡绳亲临大会并作动员讲话。他首先深刻地剖析了出版工作的重要性，然后要求作为出版国家政治书籍的人民出版社，“有理由要求我们在出版工作上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来”，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图书的出版质量。他说：“我们既然是做的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工作，我们就有责任和其他国家出版社共同努力为出版事业树立一个严格的标准。我们的每一新出版物一定要是在政治上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的出版物一定要是从内容到形式，在印刷、装订、插图上都是考究的；文法、标点没有错误；引用的材料都经过严格的审查。”⑨ 为了达到图书质量的最高标准，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认识到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和建立必要的编辑出版工作制度。胡绳对出版物质量的严格要求，以及针对保证质量的方法的论述，无疑为后来人民出版社建立必要的编辑出版制度，以保证出版物的高质量奠定了思想的基础。这也是人民出版社后来获得长足发展的一个原因。

1985年，胡绳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工作更加繁忙了，但对出版工作他还是非常关心。1986年6月，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十周年，胡绳特别撰文对编辑出版工作提出自己的殷切期望。他说：“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是繁重的，甚至是艰苦工作，也是极为重要的工作。从许多书稿中选出可供出的书稿，对一本值得出版的书，帮助作者、译者进行必要的加工和修饰，这都是编辑工作者的责任。校对工作、装帧工作，也是整个编辑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好书的出版都有编辑工作的辛劳在内。”⑩在表达了对编辑工作的敬意之后，胡绳则是笔锋一转，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我们编辑出版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现在书籍印刷设备水平很低，这造成使人无法忍受的出版周期过长的现象。书籍发行工作也做得很差。读者得不到新的信息，买不到所需要的书，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⑾ 此外，他还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了我们的图书出版应该有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意识，他说：“我们的学术著作如何发行到国外去，这个问题也没有很好解决。”凡此等等。都表现出了胡绳作为编辑出版家的职业情怀和他在编辑出版上的远见卓识。

2000年11月5日，胡绳因病逝世。王益在《深切悼念胡绳同志》一文中说：“胡绳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编辑家、出版家，新中国出版工作的奠基人。”⑿ 这句话可以说是对胡绳一生丰富的编辑出版活动的切中肯綮的评价。而胡绳在此所体现出的作为编辑出版家的闪光思想，比如热爱读者、尊重作者，以及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等，都值得我们永远认真地研究和学习。

①②③④胡绳：《胡绳全书》(7) ，人民出版社，2003，159～160、345、707、461页

⑤史枚：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读书》，1981（6）

⑥⑦⑧德堪：胡绳的一篇佚文，《新华文摘》，2003（7）

⑨袁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211页

⑩⑾胡绳：《胡绳全书》(2)，人民出版社，2003，290页

⑿郑惠、姚鸿：《思慕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2页

本文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原载《出版发行研究》2007年01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