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不改革必有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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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不改革必有祸 

作者:迟福林,顾安安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来源日期:2010-1-12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2 19:15:37

  内外环境变化倒逼变革 未来30年向哪里走?

  香港商报记者顾安安(以下简称「记」):迟院长,您好!请问您提出的「第二次改革」是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选在现在这个时机提出?

  迟福林(以下简称「迟」):产生并形成「第二次改革」的思路,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至少在过去几年的研究中愈来愈感觉到,目前的改革与过去30年相比,条件、环境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我大概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社会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已经由温饱生存阶段进入以人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新阶段,造成改革发展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二,进入这个阶段,社会矛盾出现了阶段性特点,比如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社会公共需求变化和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特点在现阶段特别突出。

  而且我们还面临金融危机引起的外部市场的变化。在内外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我提出了两个需要终结的议题:一是以出口导向为目标的大进大出的增长方式在现阶段难以为继;二是以GDP总量为目标的增长主义应该终结。

  记:这两个终结后应该往哪里走呢?时代发展趋势是什么呢?

  迟:从去年开始,我提出了五个时代发展趋势:一是消费主导的转型和改革问题;二是城市化时代的转型和改革问题;三是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和改革问题;四是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和改革问题;五是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问题。其实,概括起来就一句话,二次改革是基于中国改革内外环境变化,出现的改革发展新的时代趋势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时机提出,对于我们如何推进新一轮改革,推进新的经济转型都特别重要,既是历史发展的需求,也是现实的需求。

  记: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变革?

  迟:这两个不对立,都需要。后三十年总体上要解决科学发展问题,把经济从投资主导转到消费主导上来,这样中国才能建立以自主需求为基础的科学发展结构。当然,这就涉及一系列的转型和变革问题,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转型,也涉及到社会的变革,甚至涉及到某些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现行改革屡受质  行政体制亟须突破

  记:您如何看待近几年兴起的反思改革的声音?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质疑?

  迟: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并不彻底,比如垄断行业改革,十多年前就提出了,但至今只取得了一些局部进展,没有大的实质性进步,大家才会对改革的不到位表示失望。第二,改革在具体实践中被扭曲了。比如以前有人提出医疗、教育市场化,老百姓很反感,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公共产品,市场化后肯定会出现问题。其实这些并不是改革,只是借着改革名义把本来应该由政府负责的事情推向市场。第三,现行改革面临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等,很多人把这些问题归结于改革造成的。

  记:那么,如何消除这些质疑?新一轮改革应该如何突破?

  迟:新一轮改革成败取决于能否抓住机会来推进,也就是能否在建立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的体制机制上有所作为。比如,要解决消费主导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必须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明显提高普通百姓在整个初始分配中的份额;要推进城市化,那就需要尽快改变城乡两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要解决公共产品短缺,就需要尽快地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要推进低碳经济时代的改革,就需要及时推进环境产权制度改革和资源环境价格改革;要推进政府转型,那么行政体制改革就必须突破。

  记:您刚才提到了行政体制改革必须突

  破,如何突破?难点在哪?

  迟:行政体制的突破必须要和整个时代的趋势相适应。比如说建立行政消费主导的格局,政府就必须更多地从投资领域撤出来,转而在促进消费中扮演重要角色;比如提出城市化,就必须改变行政区划体制来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求;我们提公共产品短缺以及低碳经济,则政府的责任就更为重要。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最重要的还是要推进与时代趋势相应的政府的转型。「十二五」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能否取得重大突破。

  攻坚战:政府转型 各方利益协调异常艰巨

  记:事实上,「政府转型」也是您二次改革的核心问题,但是,政府转型涉及多方面利益,推进并不容易。您认为造成政府转型难的原因是什么?

  迟:在二次改革中,我认为最大的难点就是政府转型。如果把这点解决好,政府真正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利益关系的协调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那么很多事情就会比较好办了。但是,政府转型目前的确面临诸多难点。从现实情况看,由于现行财税体制、干部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安排等,政府自身利益已经逐步形成。因此,第一,政府转型必须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相配套,第二,尤其需要在干部甄选制度方面有重大突破。

  如果没有干部甄选机制,以及干部考核标准的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难以有很大作为。当然,最复杂的难点还是在于各方利益关系的协调,包括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官员利益,目前来看,这个利益协调依然面临艰巨性和复杂性。

  记:改革30年以来,利益主体的形成和利益已经相对稳定,进行二次改革就必须进行利益再分配,如何才能令既得利益者从嘴里吐出肉来?

  迟:利益主体的形成和利益相对稳定已经是基本现实,这无疑增加了改革的难度。我们怎么能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来实现利益均衡,这是对改革非常大的考验。怎么做呢?我想第一,必须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利益结构,不能两头大中间小,这种利益格局总要出问题的,这是第一步。第二,国民收入要做重大调整,这样就必须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者在初始分配中的比重,这就需要立法支持。第三,必须要加大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样才能解决低收入群体的问题。第四,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尤其是税收体制改革。此外,还需要政府转型,只有政府真正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来协调关系,才能不受利益集团左右。

  所以,在利益主体相对稳定下进行第二次改革,涉及利益再分配,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既涉及到初次分配,也涉及再分配,既涉及微观主体的变革,又涉及到税收等宏观层面的改革,既涉及企业层面的问题,也涉及国有资源的配置问题,也就是说,未来国有资源必须更多地配置于公益性领域,这样才能比较好地解决再分配的问题。

  记:如何让政府转型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口号上?您如何看待大部制改革的意义?

  迟:大部制不仅是保障政府转型的有效措施,更触及政府转型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透过大部制改革,可以进一步推动政府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政府从行政控制型转向公共治理型,增强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以大部制为突破口,可以解决一些影响全局的体制矛盾和不利因素,重新打造一个高效、廉洁、善治的政府。

  但是,由于大部制将深刻触及以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为主的政府利益,因此推进这项改革既不能犹豫再三,也不能贸然推进。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在改革基本方向明确的前提下,统筹规划,积极稳妥地推进。

  记:目前国内部门林立,改革缺乏动力,推动不了大的改革。您认为在二次改革中,究竟应该由谁来主导?

  迟:第一,必须由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推动,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超脱部门利益的协调机构,这点很重要。因为在现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把改革都分解到各个部门或各个地方去,这种改革是很难到位的。所以建立一个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超脱部门利益的改革协调机构在目前看来越来越必要。第二,必须要有社会参与机制,改革有了社会参与机制就有了社会的动力,这点也十分重要。第三,在现实情况下,改革还是要进行局部突破。在一些上下条件都很成熟的地方,比如广东,上下条件比较具备,就会有很强的要求进行改革,这就是所谓局部突破。

  经济结构滞后拖累增长 二次改革刻不容缓

  记:如果不进行二次改革,或者改革无法推进甚至失败,后果会怎么样?

  迟:这个问题应该从正面来分析。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刻不容缓,所以一定会在多方面推进改革。为什么呢?「十二五」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最关键、最具决定性的时期,搞得好的话,会对中国今后三十年的发展奠定很好的基础,搞得不好的话,可能会给后三十年发展带来挫折。经济结构很可能调整不过来,会导致社会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在这种矛盾突出,经济结构滞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可能会出现滑坡。所以,这五年搞不好的话,中国会出现大问题的。其次,如果改革不到位的话,经济转型也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能从一个投资出口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所出现矛盾和问题依然避免不了

  记:第二次改革目前有规划吗?

  迟:「第二次改革」是我作为一个学者的建议,是希望用更清晰的思路来推动改革。

  但我同时建议,相关的决策部门,比如说「十二五」改革规划部门,应该尽早作出相关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