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宏:王韬:中国第一报人(中国青年报 20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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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韬,(1828~1897)字兰瀛,江苏苏州人,思想家,第一份中国人独立掌管的报纸《循环日报》创办人。

    青年孙中山忐忑不安地站在王韬身边,注视着这位他仰慕已久的报人。当得知,王韬愿意为他转交近万字的变法动议《上李鸿章书》,并将亲自为其润色后,他终于长吐了一口气。

    刚刚弃医从政,还略显青涩的王韬第一次在报上提出“变法”这一概念时,十多岁的康有为还在广东南海老家读书,梁启超才刚刚出生,距离后来那场轰轰烈烈1898年的戊戌变法,也还有20多年的时光。

    在那个年代,这个江苏人作为公认的“洋务人才”、著名的变法者和政论家,早已名扬海内外。

    他与传教士一起翻译科学书籍十余年,在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史上开创了数个第一:《西国天学源流》,第一次为中国人打开了近代西方天文学研究的窗口;《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力学的教科书;《光学图说》,中国第一本系统展示光学理论的科普读物。

    他还是第一个登上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演讲的主题是“中英通商”和“孔子之道”。据记载,“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他的手书成为西方人的收藏珍品,吟诵中华古诗文时,英国人为其击节作和,称他的吟诵就像“金石和声、风云变色”。

    在英国游历两年多后,1870年,这个洋人眼中的“华夏第一学者”回到香港,但他并未埋进书堆做学问,而是与友人集资买下一套英国印刷设备,创办了第一张完全由中国人独立编辑出版的大型中文报纸《循环日报》。

    当时,知识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报人仅为一种营生而已——若不是落魄到不得已的田地,清高的文人墨客无人愿意以此谋生。而且,早期的中文报纸全部由西方投资,大多内容简单,新闻匮乏,真正能针砭时弊的文章少之又少。

    在《循环日报》担任总主笔的十余年间,在租住的一间背靠山麓的小屋里,王韬写下了近千篇政论文章,借助报纸这一载体,开创了中国报人“文人论政”的传统。

    他撰文介绍英国的火车,电报局,洒水车以及城市居民使用的自来水、煤气等公用设施。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时文八股,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成为他的鞭笞对象。他挖苦中国儒生无病呻吟的文章不过是“犬吠驴鸣,何足言文”,并嘲笑科举考试不过是“以无用之物而取无用之人也”。

    在主笔的后期,他开始强烈地批判中国的政治体制。他甚至把中国的官场称为“最肮脏的地方”,是一个“孔方兄为之斡旋、阿堵物为之居间”的“利世界”。

    他描述英国国会下议院的开会场景,议员们在议院中自由表达对“大政重务”的看法,称其“君民共主”,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求中国统治者向西方统治者学习,放下身段。

    在王韬与同人的努力下,这份“言别人所不敢言”的报纸,发行量一度居国内之首,国内外“凡有华人驻足处”,均设有该报代销处。报纸从时人眼中的谈资、消遣品,“变身”为通报信息、报道时事、汲取新知的重要途径,王韬也被时人称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中国第一报人”。

    但这个报人年近50,仍膝下无子。友人劝他生子以延后嗣,他却慨然回答:“人为什么非得儿孙传代!我假如能把写的文章留给后世,使500年后,姓名还挂在读者嘴上,则胜一碗祭供的面饭多多矣。”

    1867年,在欧洲漫游的王韬,在伦敦郊区见到了首届世博会的展馆。他在报上留下了中国人对世博会不可多得的记载:“台观亭榭,园囿池沼,花卉草木,鸟兽禽虫,无不必备……”

    这仿佛是命运的暗合。在世博会即将在上海举行之际,人们又记起了王韬和他的这段文字。如今,我们能够时不时地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名字,但他对新闻和报纸的理解,在今天看来,也并不太过时。

    在谈到现代报馆的职能时,这个报人说道:“直陈时事,无所忌讳,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者采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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