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全球视为金融危机最大的赢家。\\2010:五大改革如何撬动收入分配格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16:24:28
中国被全球视为金融危机最大的赢家。

1月5日,《华尔街日报》在一篇题为《金融危机最大赢家:中国》的文章中有如下表述。这个国家或许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就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先后熄火之际,中国经济却一路高歌走过了这场“大萧条”。预计中国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9%。现在这个国家正在将手里的资金派上用场。从沃尔沃(Volvo)到悍马(Hummer),再到上周正式提出收购的Corriente Resources,中国企业正在世界各地抢购着业务和资产。与中国并列在荣誉榜上的除了阿兰•穆拉利(Alan Mulally)这位福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和比兹•斯通(Biz Stone)这两位IT界的人士外,其他都是金融、投资方面的巨擘。

从经济数据看,中国确实可以称为一枝独秀,但背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许要花十几年的时间来修补。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恶化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央企攻城拔地,在煤炭资源整合、资本市场融资、房地产等领域无往不胜。据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披露,2009年中央企业利润总额将达到7500亿元,而在2009年初,中央企业上报的预算中,利润总额相加不过4000多亿元。2009年央企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的获益者。2009年沪深两市IPO融资1856亿元人民币,而央企在境内外IPO融资额为1558亿元。如MIT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所说,中国的做法是国有企业代替私营企业。撇开敏感的国有、私有不谈,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结果,低效率企业大面积取代高效企业。

严重的问题是,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美妙与央企赢利的增加,基于改革三十年权贵主义积弊难除,国进民退与民粹主义思潮结合,被视为社会重获公平、整肃腐败、减少污染的良方,获得了不少喝采声。集规划经济、局部市场化、垄断经济于一体的经济模式,由此贴上了成功的标签,在民族自豪与底层不公平的燥动中,获得无数拥趸。

中国还收获了部分仇恨。曾经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今的政论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标题就是《属于中国的新年》,文章将美国就业低迷、债务过多的责任推给中国,认为要摆脱困境只能与中国打贸易战,他用赞赏的口吻引述最近去世的凯恩斯派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话说,当就业“低于充分水平”时,重商主义政策实际上是恰当的。和中国打贸易战?克鲁格曼显然在虚张声势,两个拥有核弹的国家不至于疯狂到大打核战毁灭地球,中美大打贸易战将毁灭全球经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克鲁格曼说出了不少重商主义美国人的心声,他们希望扼制中国的出口能力。这股力量不可小觑。

而在中国国内,借助2009年可怕的货币发行量,已经形成了房地产市场化以来最大的泡沫,不少城市房价翻番。经过2009年的一轮扩张,事实上中国继续实行经济扩张政策的内生动力已经不足。以银行为例,如果不补充资本金满足银监会提出的最低标准线,则中国的银行业今年投放信贷的能力将受到严重约束。由此,新年伊始,中国国有上市银行再融资风声又起,有数位消息人士称,中国银行正准备再融资200亿人民币,而这应只是该行再融资计划中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为了中国银行业有继续向大型项目与企业贷款的能力,他们得找到新的投资者。

在中国经济数据复苏的进程中,还顺便帮助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目前大宗商品与美元渐行渐远,而与中国需求越走越近。资源出口大国首先走出衰退阴影,澳大利亚等国还有余力率先加息。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确实有所收获。

最大的收获是,中国在全球业已展开的资源收购行动在金融危机期间大大加快,涵盖煤炭、原油、铁矿石等所有领域;中国汽车等制造行业正在积极并购全球的知名品牌。其次,此次拉动经济投资的基础建设以轨道交通与节能工程为主。危机过后,我们将以通胀的代价留下遍布全国的高速轨道交通网,留下足以夸耀世人的知能电网。

简言之,中国在危机中收获了漂亮的经济数据、工程项目,为未来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却未能在制度建设上、创新能力上有寸进之功。这当然不是因为中国人天性缺乏创造力,恐怕与有些人迷信工程进步与经济数据提升足以笑傲世界,与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低效的国企与行政管理领域有关。
 
2010:五大改革如何撬动收入分配格局  

    新华网北京12月28日电题:2010:五大改革如何撬动收入分配格局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任芳

    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分配自古以来事关社稷民生,如今我国的国民财富总量已雄踞世界第三,分好财富的问题日显重要。连续三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2009年的会议更是强调“加大调整力度”。

    劳动报酬少,贫富差距大,成为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最主要的结构问题。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小企业服务业,推动垄断行业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加大民生投入……会议提出的多项改革措施,能否让2010的财富蛋糕切得更好?能否让百姓钱袋更加充盈?

    改革一:转变政府职能

    北京市海淀区一家生意兴隆的百平方米小店的收入分配如下:每天营业额约一万元,扣除6000元进货费和1000元房租,剩余部分缴税900元,老板1800元,四位店员共拿300元。老板说,每月2000元招个大学生并不难。

    一叶知秋。综合多个部门和专家的测算,在国民收入三大分配主体政府、企业、居民中,目前我国的分配比例是33:30:37;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比例曾经是24:18:56。

    “国家和企业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是我国现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点。”长期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的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政府收入占比过高,应控制在25%之内;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多数国家在60%左右,美国已达到70%;企业收入占比偏高,国际上一般低于25%。

    各级政府用税收、收费罚款、土地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等权力在国民收入中进行分配。“政府分配占比高,问题症结在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周天勇说。

    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深化资源价格改革,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改革举措之一。

    专家认为,以上举措对调整当前收入分配格局至关重要。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将减少行政收费;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将限制一些地方政府的“卖矿”收益。

    “初次分配调整的重点不是强化对劳动市场的干预,关键在于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说。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政府收入占比仍在扩大。财政部统计,今年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收入6.34万亿元,同比增长9.2%,高于同期经济增速;其中行政收费等非税收入同比增长27%。
 改革二:促进中小企业服务业发展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归根结底取决于工人和岗位孰少孰多。现代化进程中,人口密集的韩国实施了十年振兴中小企业计划,台湾以发展中小企业为立岛之本,成就了当地经济增长快、失业率较低、收入分配公平的“东亚奇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引导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各种服务业加快发展,是2010年的工作重点。

    “要提高国民劳动报酬占比,解决好就业是前提。”周天勇说,目前我国就业压力之大世界罕见,有2.5亿农村劳动力要转移,每年还有600多万大学生和500万城镇新增劳动力要就业,制定和实施促进小企业、服务业战略规划已刻不容缓。

    目前,我国每千人拥有企业11个,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45个企业,发展中国家是25个。

    2008年,我国服务业在GDP中占比40%,与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比低6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率占全部就业33%,比一般国家水平低27个百分点。

    周天勇说,过去三十年,我国对能容纳大量就业的小企业、服务业的发展,在思想上忽视,在战略上轻视,在体制上障碍较多,在政策上没有支持,在法律上没有有用和能用的条款促进,使国民经济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

    例如,我国八成税收来自创业、投资和企业,对财产食利、对占有稀缺资源暴利等征税比例较低,是一种抑制创业投资的税制。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等专家建议,改善现有税收结构,尽快推出资源税改革方案,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

    此外,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回报率并非银行放贷考虑的唯一因素,结果是急需贷款的中小民营企业难以贷到款。多位做中小企业客户的银行人士建议,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增强金融服务经济功能。

    “我们要在税收、贷款以及其他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民间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会蓬勃发展起来。 

    改革三: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到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为5到10倍。

    “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公并非竞争力和人力资本差异的体现,而主要是垄断行业获取了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收益。”余斌说,垄断格局不打破,这种收入分配的格局必然存在。

    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大亮点。

    “我认为最为重要的就是扩大准入。”温家宝说,凡是政策没有规定不可以进入的,都应该让民间资本进入。

    今年10月1日,新修订的《邮政法》正式实施,其配套邮政专营细则却未如期同步出台。此前,征求意见稿中“同城快递50克以下、异城快递100克以下由邮政专营”的条款引起激烈争议,因为这块业务占到快递公司业务的六成左右。

    据了解,本月中上旬,国务院法制办等六部门已在几个城市就邮政专营范围确定问题开始进行调研。    中投证券分析师崔勇说,会议时隔6年再次提出要“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表明2010年中国在市场化改革方面会有新的突破,教育、医疗、卫生、基建、公用事业等垄断领域会吸引更多民营资本进入。
 改革四:稳步推进城镇化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从1985年到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城乡差距由1.86倍扩大到3.33倍。    推进城镇化,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亮点。

    “要提高农民收入占比,关键是减少农业人口。”周天勇说,2008年占就业人口总数40%的农业人口,创造出占GDP总量10%的农业产值。目前我国农业产值在GDP中占比每三年下降两个百分点,大量的农业人口分配越来越少的农业产值,收入怎么可能提高?

    多位专家表示,随着农民身份转换提速,农民增收难有望缓解。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我国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正在大幅增加。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8.5%,其中,由各项补贴、离退休金和养老金以及救济款三大部分组成转移性收入增速遥遥领先,达到26.4%。

    关于财产性收入,余斌等建议,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流;清晰界定农户宅基地产权属性,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创新,让农户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

  改革五:加大“民生”支出

    最近中央政策可谓喜报频传:养老金月人均增加120元;养老保险可钱随人走;部分中职学生可免交学费……这些举措,阐释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

    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三大“民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合计29.2%,比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低24.8个百分点,其中医疗和社保支出不足问题尤其明显。

    另一方面,周天勇测算,目前政府实际行政开支占全部实际收入的比例已升至40%,高于东亚、拉美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行政开支不能超过政府全部支出的15%。”

    温家宝强调,我国今年的投资已经注意向民生等领域倾斜,“明年的投资力度不减,但其内涵要发生变化,要更加重视发展社会事业。”

    以强化预算为起点,推进政府行政支出公开化,是多位专家开出的“减少行政支出,增加民生投资”的药方。

    美国留学生兰小欢在奥巴马政府787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中,得到了2万美元,工作是追踪给教育机构的每一笔钱。她发现这个工作很容易,只要轻点鼠标,每笔钱的去向就一目了然:给了谁?为什么给?是贷款还是资助?等等。

    我国也正快步迈向“阳光财政”。2008年3月起,北京市财政局每月底向所有市人大代表寄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2009年10月,广州市在政府网站公开全部账本。日前,审计署提出,争取再经过两三年努力,使所有中央部门预算都向社会公开。    随着人大监督和公共监督的强化,我国的民生投资有望持续扩大。事实上,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穆虹说,今年分四批下达的中央投资中,直接用于民生的投资比例超过了50%。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改革进程亟待加快  新华网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璩静、秦亚洲、姚润丰)晚8点,位于西安自强西路的一间出租屋内,忙碌了一天的杨青和丈夫范刚的晚餐是一顿面条。晚饭后,夫妻俩锁定了上海卫视,观看近来热播的电视剧《蜗居》。

    范刚告诉记者,之所以喜欢看这部电视剧,是因为他们觉得剧中的故事情节,有自己的影子。他和杨青结婚快3年了,同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我们俩收入都不高,每月一共4000元左右。除去每月600元房租、800元生活费、抚养孩子的花费,剩下的钱要攒下来付房子首付。”妻子说。

    “金融危机使企业出口有所下降,企业利润受到影响,我们俩的工资也受到影响。”“老板一个订单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只能赚几万块。”杨青说。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收入分配问题更加凸显,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过去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成为当前的重中之重。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表示,在中国经济正在回暖的特殊时期,这个表述被看成是收入分配改革进程加快的信号。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举措;但近几年来中国城乡居民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劳动所得偏少”“干得多却挣得少”“贫富差距悬殊”等引起越来越多关注。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等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表示,拉动消费,治本之策在于提高购买力。这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劳动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推动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领域的改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逐步降低人们在这些领域的支出负担,消除后顾之忧。

    在西安,一套60平方米二手房售价30万元,可对于范刚和杨青这样的夫妻,家里存款付20%的首付都不够。“为了明年年底攒够首付,我俩节俭度日。”杨青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研究员说,收入差距形成过程中的资源分配不公和社会保障水平低等因素,造成部分群众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

    在王二平主持的覆盖中国5个省40个县的问卷调查中,“你认为的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贫富差距问题”被老百姓认定为第二位。

    中央释放的改革收入分配的信号也越来越强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国务院近日也表示,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农村居民提供老年基本生活保障。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决定,连续第六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增幅达10%。    经济学家左大培强调,政府不仅“做大”社会财富这块蛋糕,更应该多关注这块蛋糕是否分配得合理,理顺国家、企业、老百姓之间的分配结构关系。
怎样让城乡居民有钱花敢花钱?  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 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城乡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应有效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消费,包括通过国有资源收入再分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规范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深化金融体系改革,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要推倒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之间的“玻璃墙”。

  “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

    问: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余斌:首先,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虽然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但主要是企业储蓄率增长,而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

    其次,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从二次分配的结果看,居民部门收入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收入调节主要表现为企业收入向政府部门的转移。

    最后,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这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

    问:您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余斌:我国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体制性弊端是根本性原因。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没有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使居民有钱也不敢花。另外,由于对内开放不足,金融、电信、教育、医疗等服务业,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依然难以进入,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同样突出。

    健全收入分配调节制度

    问:您认为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余斌:收入分配优化调整并不是简单地重新切割“蛋糕”,必须结合我国的发展阶段、现实情况及突出矛盾做出权衡。归结起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转变政府职能”是我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两个根本性方向。

    初次分配调整的关键是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其重点不是强化对劳动市场的干预,更要防止将政府的责任部分推向企业的倾向。

    二次分配调整的重点在于健全和规范收入分配调节制度。我国当前收入分配调节的制度建设滞后,基本保障体系不健全、税收制度不完善、城市化质量低,使得二次分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政府支出结构优化关键在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消费中公共服务消费的占比明显偏低,问题的症结正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应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上来。

  如何有效增加居民收入

    问:应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这一构想?

    余斌:首先,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

    第二,改善产权结构,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通过国有资源收入再分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

    第三,有效增加财产性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在城镇,关键是深化金融体系改革,拓展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在农村,关键是推进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流;清晰界定农户宅基地产权属性,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创新,让农户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

    第四,加大二次分配力度和增加政府货币转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

    第五,通过供给改革,激活需求潜力,提高中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真正推倒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面前的“玻璃墙”,放宽市场准入。

    第六,提高社保的统筹层次,以“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确保底线、自由流动、资金调剂”为原则,建立全覆盖、保基本、可接续、可流动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七,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适当提高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徐畅)
短评:切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新华网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姚润丰、葛如江、璩静) 近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其中之一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为广大公众呼吁多年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再次引起公众关注。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收入差距形成过程中的资源分配不公和社会保障水平低等因素,造成部分群众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他认为,这种失衡的社会心态如不及时加以疏导,极易引发治安危机,成为稳定的隐患。“过去六年我们在作社会问题问卷调查时,‘你认为的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列了19个问题,调查的5个省40个县,‘贫富差距问题’被老百姓认定为第二位。”王二平说。

    记者日前参加新华社民生调查小分队在沿海发达省市部分城市采访发现,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有的因为家庭成员生病或无工作能力,造成增收困难;同时,这些低收入家庭有的因为下岗失业,没有办全各类保险,有人常年生病,药费负担重;他们有的几十年居住在简易的房子里。增收慢、看病难、买房无望,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三大“心病”。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实现我国“保增长,调结构”的目标尤为关键。但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限制了我国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活力与动力。因此,启动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扩大消费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加快分配制度改革,要从初次分配领域入手,提高劳动者报酬比例。长期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偏低、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和资本所有者倾斜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的差距若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引发很多问题。较之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收入转移支付等财富再分配,初次分配无疑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关键。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即使有后续的再分配调节,也很难矫正到位。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要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加快分配制度改革,须通过减免税费的方式让利于民。政府通过减免税费的方式让利于企业,然后再由企业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方式让利于民;还可以通过清理不合理收费、罚没的方式直接让利于民;要继续推进和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个税改革需要新的突破;健全我国的再分配机制,实现分配的公平,对扩大我国消费需求增长意义重大。    加快分配制度改革,要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打破垄断的“玻璃门”,让民间投资有机会进入高利润行业;其次,国家要加大对国企的利润分红,并加大税收等分配手段的调节力度,将更多的资金投向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让老百姓分享垄断国有企业的利润。此外,在企业内部,要增强员工的利益话语权,避免资本过度侵占劳动力报酬分配。
 收入分配改革关键词不仅是钱 石敬涛    作者文集

    当前,居民收入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媒体有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的报道,拨动着民众敏感的神经。

    报道中小人物“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的生存状态,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存状态;他们“收入来得不容易”、“大家工资都比我高”、“何时不再捉襟见肘”的感叹与无奈,也是我们的感叹与无奈。

    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大到什么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目前中国居民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45的红色警戒线。有统计显示,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占到了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8%占有55%”令人惊讶。

    如何才能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单纯提高劳动者收入并不是全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一书开篇说道:“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的这一思想已经被联合国机构接受并发展为人类贫困指数概念,也对当前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不无启迪。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绝对值确实在不断提高。然而,在收入普遍水涨船高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显然不只是收入低本身的缘故,而是像阿马蒂亚·森说的,是人们不具备某些“基本能力”的结果,比如普通民众不像富人那样拥有经济资源配置的控制力、话语权,比如社会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比如官商勾结,比如垄断,比如市场机会不均等、公平竞争机制缺乏,等等。

    所以,真正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并不仅仅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只提高收入实现不了社会公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更宏观,更全面,更超越,能站在给予民众“基本能力”的高度上,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而不是简单的涨工资、鼓腰包。只有从培养、维护这种“基本能力”入手,去加强有关制度构建,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向着公平公正的目标更进一步。
改革收入分配重在权利保障
陈 才    作者文集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真正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是一件鼓腰包、顺民心的要紧事。(12月3日 《人民日报》)

    收入分配改革,无疑已是当下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从工资统计数据被热议,到网友论坛“晒收入”的流行,再到民间对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呼吁,无一不指向这个问题。对此,中央高度重视,今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

    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失衡。以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论,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我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

    另一方面,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配结构也不均衡。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指出,我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以上虽是学者的个人观点,但政府财政享受到更多的财富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劳动所得是当前的共识。然而笔者以为,对于收入分配改革,还有诸多亟待厘清的概念:许多人认为收入分配仅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概念,将收入分配改革简单地理解为加工资、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小修小补,这其实是对收入分配改革的误读。

    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主要依据两个因素:权利界定与市场供求,即“收入”首先是一项“权利”。我们每个人通过辛勤工作获得收入的过程,不如说是实现权利的过程。由此不难发现,现实中许多劳动者之所以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其根源在于权利的缺失。比如,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难以像城里人那样获得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也面临不少的障碍。

    再以企业职工为例,之所以工资长期不见涨甚至是低工资,固然与劳动力的供过于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劳动者还缺乏劳动力的定价权,通过组建工会等代表劳动者权益的组织,与资方展开平等的谈判、博弈尚不多见。劳资双方的谈判机制长期缺失,资方“一家独大”,则劳动者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普通劳动者“干得多,挣得少”,与之相反的是,一些群体“干得少,挣得多”,说明主要问题不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是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归根结底,制度安排的核心就是权利的分配和保障,只有完善和落实劳动者作为公民的各项权利,才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所在。


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30年的基本经验  收入分配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导致当前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回顾我国收入分配体制三十年来的改革历程,对于总结其 中的经验教训,以此完善当前的收入分配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历程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分配体制进行了改革,克服了平均主义,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一)克服单一按劳分配体制中的平均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进程。我国的对内改革主要是改革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收入分配体制作为整个改革的切入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克服原有收入分配体制中存在的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按照时间的先后,这一阶段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分为农村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两个阶段:

    1.农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我国农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它具体可分为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两种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坚持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同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2.以城市为重点推进全面改革

    在农村进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我国决定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广到城市。城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职工工资制度的改革为重点。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措施包括:①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其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②在企业中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③企业职工资金由企业根据经营状况自行决定,国家只对企业适当征收超限额奖金税。④在企业内部,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充分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之间的差别。同时要改变脑力劳动报酬偏低的状况。1985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985年开始,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20世纪80年代的工资调整和改革,不仅增加了职工的工资,更重要的是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对于鼓励职工"各尽所能"、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制

    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加深,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条件下,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在分配方式方面,《报告》提出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规定进一步推进了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首先,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前提条件之下,第一次明确提出把竞争机制引入劳动者个人报酬。其次,建立国家对职工工资的宏观调控机制。《决定》指出:"国有企业在职工工资总额增长率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前提下,根据劳动就业供求变化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自主决定工资水平和内部分配方式。"同时,国家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并积极推进个人收入的货币化和规范化。最后,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例如,逐步建立个人收入应税申报制度,依法强化征管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和税收调节避免收入的两级分化。

    (三)建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相结合的收入分配体制

    党的十四大所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私有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为3916亿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77.6%,国有企业在我国的工业中处于主体地位。从1982年开始,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快速下降,到1988年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下降到56.8%。特别是1992年以后,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的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到1996年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例下降到28.5%,四年时间下降23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特别是1992年之后,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快速上升,四年时间上升14个百分点。到1998年民营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经由1980年的23.6%上升到55.5%,占全国工业产值的大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等私有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指出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收入分配方面,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条件下,要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同时,要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通过税收手段调节过高收入。十五大明确了按生产要素分配方式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制。

    (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体制极大的提高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完善,致使在收入分配领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因而,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06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两个《决定》中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1)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2)要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三十年的基本经验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

    自从党的十三大明确了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之后,这一制度始终贯穿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首先,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情况所决定。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需要公有制经济以外的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以此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通过对所有制结构的不断改革,我国逐渐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就必然要求确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与此同时,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是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之下,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然要求坚持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另一方面,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允许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那么就必须允许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初次分配领域改革坚持市场取向,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增强经济活力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一按劳分配收入分配体制中,由于国家行政力量取代市场通过各种计划进行收入的初次分配,造成收入分配体制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1978年开始,我们开始对计划经济条件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改革,逐渐把市场机制引入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收入分配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则旗帜鲜明的指出要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收入分配体制之中。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领域地引入,彻底打破了我国收入分配体制中存在的平均主义,激发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所决定

    收入分配体制三十年的改革再一次证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收入分配体制的社会发展规律。在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条件下进行,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的承包制。相对于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实行的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的承包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单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革生产关系成为改革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在坚持公有制为主的前提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党的十五大最终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结构由单一公有制--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发展商品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演进过程决定收入分配体制必然随之经历单一按劳分配--打破平均主义--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演进过程。

  收入分配体制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又要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

    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削弱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对收入分配体制三十年的不断改革,把市场机制引入了初次分配领域,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许多缺陷,引发市场失灵。比如,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因此,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引入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因此,需要发挥国家对收入分配体制的宏观调控作用。一方面,通过制定最低工资等直接对初次收入分配领域进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国家要建立健全收入再分配机制,对初次收入分配的结果进行再分配,以保证社会公平。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等。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建议   

    经过三十年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国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基本分配制度。在新的收入分配体制下,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又涌现出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影响到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发展。

    随着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农村和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2124,城镇的基尼系数为0.16。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则居民收入分配处于绝对平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非常平等。然而,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进行,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1985年出现一次跳跃,基尼系数由1985年的0.2267蹿升到1986年的0.3042,上升34.19%。此后,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平缓增长,到1999年达到0.3361,到2003年则达到0.37。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从1984年开始不断上升,到1999年达到0.295,2003年城镇基尼系数增长到0.295。

    在农村和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增长到2003年的3.23:1。在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全国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断增加,2006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水平。全国的收入差距扩大是由城乡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引起的,但是城乡内部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行收入分配体制不完善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次分配秩序混乱。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国家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干预过多,导致严重的平均主义。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不断进行,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收入初次分配领域,有效解决了初次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缺陷,导致市场失灵,加之国家对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致使初次分配领域分配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行政力量在初次分配领域仍然发挥作用;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国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缺失。

    再分配机制不健全。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可以对初次收入分配的结构进行再分配,有效矫正市场失灵对分配结构的扭曲,保证老、病、残、幼等弱势群体从社会获得维持其基本生存的收入。因此,收入再分配机制是国家收入分配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和社会保障是国家进行收入在分配的重要机制。由于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直接导致政府的收入再分配作用的弱化。主要表现在:税收制度不健全,限制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加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因此,建议: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方面,主要是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消灭灰色收入;推进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消除垄断行业职工不合理的高收入;健全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机制,调整收入分配。    在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方面,主要是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对收入的调节力度;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池振合/中国人民大学)  让百姓能消费敢消费

    新华社记者张晓松、雷敏、齐中熙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专门研究完善了促进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

    如何扩大消费需求?关键是要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

    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向企业和财政倾斜,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直接制约了消费增长。目前,消费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约三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其中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还在不断下降。

    要想让老百姓手中有钱、能消费,就必须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首先,要建立城镇职工工资稳步增长机制,增加对农民的各项补贴,不断提高扶贫标准,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真正做到“民富国强”。

    其次,要不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综合利用税收等经济杠杆,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使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向个人倾斜。

    此外,要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加注重再分配的公平,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加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老百姓手里有了钱,还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他们想消费、敢消费。

    今年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惠民生、促消费的政策措施,有效激发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促进了家电、汽车、住房等行业的生产和结构调整。今后,要在继续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家电和汽车下乡等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力度,适应群众生活多样性、个性化的需要,引导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要推进并不断完善社保、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养老金和低保补助标准,逐步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继续加大对就业、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支持力度,使积蓄在亿万百姓当中的巨大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