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高增长掩盖国内改革的需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现在来看三个世界是比较政治的划分，从经济上看就是两块，一块是美国、欧洲、日本这些战后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内部是打通的，互相在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了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还有一块就是包括中国、印度、前苏东这些集团，地域大、人口多，但是基本上不怎么参与全球竞争，基本是封闭替代五六十年代那种发展战略。对中国而言，有两个数字，第一是人均水平跟发达板块差别非常大，GDP差好几千倍，人均收入工人工资差一百倍，人均GDP差几十倍，人均落袋收入差一百倍。1978年中国出口不到一百亿美元，所以形象地看这个世界有两个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人均两万到四万美元，很高收入、很高水准、很高的人力资本积累，很厚的科学技术的积淀。还有一块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人均收入非常低、基础设施差，各方面拿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非常低。什么时候打破这个格局，就是中国的开放开始打破，就像物理学一样两个水平面一接通了，这个就不得了。

　　如果人均几千美元甚至几万美元的国家生产的东西换到一个人均几百、几千美元的国家的工人也能生产，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再跟原来一样，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比如汽车，我们有很大的成本优势，再加上学习、产品质量稍有提高，这个世界就不可能跟过去一样，两个平面开始流动了，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了。这是理解当代世界最基本的东西，而这不是短期内会消失的因素。所谓乐观主义是说中国经济还会高速增长，其实根本落脚点就在这里，这是替代不了的。为什么中国制造这么积极往上冲，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世界一打通遇到一个问题，国内贸易跟国际贸易一样需要用货币做载体，这个框架不适应全球这么一个释放能量，国内贸易起来人民币就要增加，国际贸易要开放起来美元就要增加。全球贸易要繁荣，15年来贸易增长都是GDP增长的2倍，中国GDP占全球GDP比重和中国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差别大概两倍，这个优势的发挥对中国、美国双方都有利。但是要发挥这个就要有大量货币运转，这个作为美国战后储备货币来承担。所谓失衡是一定要发生的，不失衡比较优势发挥不出来。所有的麻烦都跟这个基本矛盾有关，国内货币充当全球货币本身就有一个紊乱不适应，美国不失衡全球贸易就发展不起来，由于比较优势这个差利大，所以这个世界所有的矛盾都跟这个有关。

　　这个世界有两个困难，一个发达国家向下调整非常困难，六万年薪美元的工人造汽车，三千美元的工人也能造的时候。现在全球同情心资源应该向发达国家方向倾斜，工资往下调非常难，只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继续升级，造出不会造的东西，这就是所谓IT创新，但这不是天天年年都有。第二是福利工资水平向下调，现在欧美就看谁向下调的幅度大谁复苏的速度快，比较起来美国还是比欧洲快，因为美国工资弹性，现在在大量的服务业新产业不是全职的工资有降低，向下调一定有很多痛苦。第三是关门，重新恢复两个水平面。现在所有矛盾是三种方式一种总和。中国家具运到美国比原料还便宜，他们只好关门，人家关门怎么办，所以中美关系不能仅仅只看政客言论，要从美国工人家庭角度看、从美国工程师家庭角度看，如果完全不想他的利益，本质上也不会有我们的利益。所以一方面实际经济要往上冲，虽然我们准备不足，但是世界也准备不足，货币框架问题很大。所以现在金本位崩溃，实际上是让货币增加弹性，欧元起来都是这个因素，这是一个主要困难，是发达国家的困难。但是货币问题跟汇率问题连到一起就麻烦了，解决不好就带来第二个困难，我们社会福利没有相应增加，由于出口带来收益非常高，这种高增长可以掩盖国内改革的需求，这么高速增长还改什么？就变成知识分子脱离工农群众的一种呼吁了。这么长还改什么，过不下去才改革呢。而且这两个水平面之间，中国货物为什么往外走这么顺，往内你打打看，首先得喝很多酒，信任的建立、合同的执行难度太大，所以大家一股脑往外走，八十年代做内需全部转为做外需，这个一段时间内回避国内实质改革、回避国内信用关系建立，包括经济政治，因为有这个增长效果。我认为这是进世界第二个危险，由于这个高速增长使得我们对内，长期忙来忙去忙什么，要提高我们这些国家的福利，让高速生产周期最后转化为人力资本。

　　这次金融危机某种程度实际上是这种金融转动方式已经受不了了，大量出口、大量创汇，进来一些外汇就要投放市场，国内价格形势怎么稳得住？所以房价只不过是这个力量的一个表征，引起社会各界很大的讨论。所以我理解这个世界的困难在这里，美国现在受影响逼着中国想能不能加大对内的推进力度，增加信用建设、降低国内消费费用、改变收入费用，这个题目就提出来了。可是我们谁也没想到这么快压力该过去了，就七个月过去了，百年以来未遇的金融危机，刚讨论完危机就讨论后危机，这个危机怎么这么快。1923年股票掉90%、失业率25%，这次怎么这么快？实体经济是释放，现在中国人均工资是美国工人的十分之一或者十五分之一，日本当年发利的时候占美国工人工资8%，然后到日本工人工资占到美国工人工资35%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下来了，现在的问题就是会在很长时间内潜在收益非常大，这个力量还会发挥作用。所以现在对美国估计很悲观，客观上只要美国经济稍微回来一点我们过去的生产方式还会持续，还会出口。而我们总结经验上是不是有点偏，因为那种模式很好，干脆汇率不要增加弹性，增加出口，这就带来一种潜在的危机。现在全球来看不是其他的危险和灾难，跟1929年那种箫条性危机不同，全球有非常潜在的两个水平面的问题。

　　现在我们是好的受不了，处理得了这种财富增长模式吗？我们把该中国完成的所谓变革推迟了吗？推迟了以后会有吗？这些问题要解答，所以我认为失衡和恢复平衡是一个相当长期的事情。失衡也是增长释放的一个内生的条件，或者说这种危机被看作为比1929年还严重的危机大概今后还会来，来的形式到底怎么样不一定，因为货币和实体经济不配合总要发作，不在这里发作就在那里发作，下一个可能就不是金融危机了，说不定是财政危机，这个可能性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