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学的“三连式”辩证思维 文书文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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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学的“三连式”辩证思维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6 更新时间:2008-6-30 8:43:15

一  二  三(上)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42章,以下略称某章)前人把另一处老子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凑成一幅天然的佳对。用老子的话,来对老子的话,真是天衣无缝。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的确是幅佳对,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其意义的长阔高深,简直难以衡量。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5章)这是老子为“道”下的一个初步的定义。因此可以总称之,曰:道大。不过,以汉文的习惯来说,“道大”有点不大顺,不如称它做“大道”。“大道”的内容,是老子用整本《道德经》来描述的,道的内容的确是非常庞大。

上面25章,老子那段话的意思大体是:有一个混沌的物质,在天地之先已经存在。它既无声音,也没有形体,它并不依靠外在的力量,而自身不停地循环运行。可以把它称作天地万物的本源。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姑且把它叫做:道。再勉强地加上一个名字,叫它做:大。这段话与《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比较来看,很有意思。使徒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上帝)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道德经》与《约翰福音》,二者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幸亏老子在这章书里,接着说:域中有四个“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最后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名句。“人法地”,意思是:人类的行为取法于大地,或是:人类的生活行为的运行是以地球物理运行的法则为法则。“地法天”,意思是:地球运行的法则是以这整个宇宙运行的法则为法则。“天法道”,意思是:宇宙运行的是以道的法则为法则。“道法自然”,是:道的运行是以自然而然为法则。简言之,“道”取法于“自然”,以自然为法则。质言之,道的运作是以宇宙本来自然的规律为规律。这样,老子的“道”和基督教的“道”才就分道扬镳了。

“道生一”三个字,“道”字,我们在前面已经约略地解释过了。“生”是产生,是化生。在这里我们不愿意把这个“生”字,解成“创造”,免得沾上了犹太基督教创造论的气息。“道生”是从道生出,也就是:从道的本身的不停循环运行的能量,自然的化生出来。这个“生生不息”是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阻止的,就连道的自己也无法自行停止,就是自然而然。因此道的运动本身一活动,就化生出一个东西来,老子称它做“一”。自古以来的解经家们都一致认为:道和一,在化生程序上,好像是两个物体,而在实质上,两者并无显著的区别。这是说,道一动,就立即把自身显示出个“一”来。“一”也就是“道”本身的显示。

老子既然专门提出这个“一”字来,那么,“一”又到底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呢?老子在42章,“三生万物”之后,马上就跟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自己就做了很好的补充解释。自古以来,试着去解释这个“一”的学者,多如汗牛充栋,可是说来说去,费了许多唇舌,引经据典,还不如老子这个“负阴而抱阳”来得简单明了。因为他们解来解去,就没有一个能超出“阴阳”这个范畴以外去的。“道”动而变成一个“一”,这个“一”就是“阳”。“道”一动,就化生出个“阳”来。“阳”动而“阴”随,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之两面”。“一”必定分为“二”,于是就有了“一生二”。譬如,万物是一个“人”,这个人前半面是阳(他怀抱着一个阳),后背是阴(他背负着一个阴)。阴和阳是这个人的“一体之两面”。如果有人多事,要把这个人的“阳”切掉,或是要把这个人的“阴”割掉,这个整个的人就立刻无法存在了。也就象一张纸,一面是纸面,另一面是纸背。如果有人说,我不要纸面,就拼命用橡皮擦,等到纸面被擦掉了,纸背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洞。因为,一纸的两面是绝对不可分割的。

易经曾经也给“道”下过定义:“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传第5章)换句话说,道就是一个阴和一个阳之间的变化组合。易经是周朝代表性的学术,而“阴”和“阳”的概念,远在伏羲王朝以前,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实用思想。老子是周朝的学者,绝对不能不了解阴阳的概念和它们的运用,只是他把“阴阳”说得更文明,更巧妙。他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就是说,宇宙一切事物,都具阴阳、正反的两面,而且正反两面是活动的,是互为转移,互相渗透的,互相变化,互相贯穿的。说得更明白的话,就是:阴和阳,两者一为二,二为一。一就是二,二就是一的。因为它是“一体之两面”。

关于“阴”“阳”这两个字的概念,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大家并没有努力为它们作详细的说明。而诸子百家中的《鬼谷子》却曾经对阴阳,说得比较明晰。大概《鬼谷子》是纵横家的书,以智谋、说服为重,他们运用“阴阳”作为“方法”,所以不能不作比较具体的解说。“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故圣人怀此用之。”(见《鬼谷子·转圆》章)在这里提一下应该是有意义的。鬼谷子说:“捭阖(纵横)之道,以阴阳试之。…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背、反,皆以阴阳御其事。”(《鬼谷子·捭阖章第一》)那么什么是阴阳的内容呢?接着他说:“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誉、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无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他把人类生存的精神和行为分成积极和消极两面,对立地列了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同时,他还阐明了阴阳之间的关系:“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终还始;阴极反阳。”进而,他说:“物有自然,事有合离。”(《鬼谷子·抵隙章第四》,下同)这是说:一切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他把它叫做:“隙”。就是:“矛盾”。矛盾的开始极其微小,然后逐渐分裂,对立,扩大。他形容说:“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泰山之本。”当矛盾开始之时,必有“朕兆”,最好在这个时候就要采取对应它们的行动。采取“行动”或“对策”,他把它叫做:“抵”。他说:“隙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隙’之理也。”“圣人见萌芽隙罅(矛盾开始),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政,抵而得之。”他说得这样露骨,难怪《鬼谷子》被封建统治者列为禁书。

老子在《道德经》开始第一章,第一句和第二句,就开始了他的辩证逻辑。第一句:“道可道”,第二句:“名可名”。道隐无名(41章),为了方便说明起见,不得已才给它一个名字叫“道”,是无形的,抽象的。“名”是一切具有形质的,是有形的,具体的。因此“道”与“名”是一个“对待”“对立”,是一对“阴阳”。接下来,他又提出“有”和“无”的概念,“无”是无形的,抽象的;“有”是有形的,具体的。又是一对“阴阳”。到了道德经第二章,他提出了一连串的对待概念。如:美与恶(丑),善与不善,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低、矮),声与音,前与后等等。美与丑,善与不善,都是相对的、比较的概念。天下如果没有“美”,就不会有“丑”。没有“丑”也衬不出“美”来。就等于,如果没有光明,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黑暗。没有黑暗,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光明。因此,天下一旦有了“美”,就必定有“丑”;有了“善”,就必定有“不善”。反过来,有丑就必定有美,有不善就必定有善。这是“平面的”比较。

对立既然是从比较得来,那么就可能有更复杂的现象。举个简单的例子来看,高矮是一对阴阳。一个某甲170公分的身高和一个某乙160身高比较,某甲是高子,某乙是矮子。当某甲和某丙180身高比较时,某丙是高子,某甲就变成矮子。因此,某甲可能是高子,也可能是矮子。这是“立体的”比较。阴阳并不是固定的,必须看“观点”“立场”“角度”“中介”“时空”种种客观因素而定。在这个层面上,老子的时代著书,写文章和他的风格是言简意赅。如果要求详细,就非读《庄子》,特别是《庄子·秋水篇》不可了。读过了《秋水篇》,再回头来读《道德经》第二章,就会令人心旷神怡。

如果再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譬如,他说:“一个人坐在公共汽车上,车子在往前驶着。对这个人来说,车子并没有动,而是两旁街道上的房屋在往后走动。”因此,“动”和“静”是“相对的”。同理,读过了爱因斯坦对相对论,再回头来读《道德经》,就会令人仰天赞叹。

“一”“二”的分合转化,就产生了一个“一+二”和体的“三”。“三”是“一”和“二”之间,千变万化的统一体。老子称它为“和”,就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2章)。“冲”是相冲相克,相激相荡。就如上面讨论过的,阴阳对立中的千变万化。相冲相克,相激相荡,却又相辅相成,相合相应。总而言之,“一”,“二”,“三”,也就是“阳”,“阴”,“和”。也就是“正”,“反”,“合”,矛盾的对立,分裂与统一。这就是老子首创最伟大学说之一的辩证法。

如果用图象来表示,就是如所周知的《太极图》。《太极图》俗称:黑月吃白月,或白月吃黑月。也有人称它:黑鱼、白鱼。白鱼的眼睛是个黑点,黑鱼的眼睛是个白点。表示阳中有阴,阴中又有阳。两鱼在一个圆周中,运行永不止息。可谁也没有把谁真的吃掉,谁也不可能吃掉谁。这个图象,巧妙地描述了一、二、三,正、反、合,辩证法的奥妙。这个辩证法在中外古今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无法估计的。

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是第一位运用一、二、三的人。他把他的哲学著作分成三部分。第一部是一般正面的叙述,是“正”。第二部,把第一部的一切都否定了,是“反”。第三部,却又把第二部否定掉都东西,再加一次否定,负负得正,于是全部肯定了回来。人家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康德哲学,第一部:上帝是活着的,第二部:上帝死了。第三部:上帝又复活了。黑格尔是一位对这个辩证法了解和运用得最彻底的一个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文章都分三部,每部分三章,每章分三节,每节分三项,每项分三款。都是一、二、三,正、反、合。黑格尔是使德国复兴强盛的大伟人,德国人封他为:“青年的导师”。他的“法宝”,就是:一、二、三,正、反、合。读过了黑格尔,再回头来读老子,就会令人拍案叫绝。

幼时曾读《封神演义》,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赤精子将老君太极图打散抖开,此图乃老君劈天开地,分清理浊,定水火风,包罗万象之宝。化了一座金桥,五色毫光,照耀山河大地。”(44回)这虽是小说家想象的无稽之谈,不过所谓“包罗万象之宝”,“五色毫光,照耀山河大地”,以此描述老子的一、二、三,正、反、合的辩证法,当之无愧,或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  二  三(中)

老子的辩证逻辑既然是根据阴阳而来的,那么,阴阳的性能与机能对于老子的实际运用理论是有着直接、重要的联系的。因此,在讨论老子实际运用理论之前,必须把阴阳的性能与机能先检查一下。“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代表生长、是始,是进行;阴代表死亡、是终,停止。这是阴阳的一种形式,可以称它为“始终式”。“阳终还始,阴极反阳。”这是阴阳互为始终,来回循环,可以称它为“循环式”。从阳到阴,从阴到和,也就是从正到反,从反到合。这是结合了上面两种形式,成为直线进行的三个阶段,一,而二,而三,正、反、合。可以称它为:”三连式”。综上所述,就是:阴阳的三种机能。

“始终式”,老子称它为:“出生入死”(50章)。宇宙之中,大自天体星球(地球包括在内),小至朝露秋毫,莫不有它们的出生之始,死灭之终。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65章)。然而,不论合抱之木继续发展到枝接云霄,根通海翰,九层之台变成了摩天大楼,千里之行换作了太空遨游,它们都有个消灭终了之期。一切占据了一定时、空的事物,都有其开始之日,都有其终了之时。当然人类是万物中的一种,有生就必有死。老子描写人生,恰好有“出生入死”四个字。当“生”逐渐加量,到了满盈之时,就是“死”的突然降临。

释迦牟尼的最著名的“苦谛”(佛教基本理论)中,描写人生过程生、老、病、死又特别脍炙人口。他说:所乐不得,是苦。快乐不长,是苦。习惯无乐,是苦。不苦不乐,还是苦。这是人生为乐的苦。加上生、老、病、死四项本身就是苦,而人生偏还要挣扎着活下去,这是为苦的苦。总称为人生“八大苦谛”,总称是:人生苦海无边。这个说法,也真是“鲜血淋淋”。唯一解脱的办法是把“六根断绝”,真正达到“四大皆空”,全空真空,进入涅盘状态。因为只要还有秋毫之末一般大的“欲念”存在,就立刻产生“迷惑”,就立刻产生“业障”,马上就堕入“痛苦”的轮回之中,被苦海淹没了,永世难得脱身。

庄子也说人生,他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大宗师》。他同样讲生、老、病、死的必然过程,却幽默萧洒多了。庄子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既有了这个形体,到处来往而大地却无处不默默地驮载着我。虽然我为生活辛劳折磨,经一事长一智,不见得我没有一定的收获。老了,干不动了,病了,干不动了,自然我就卸下我的担子来。如果退休以后,还有机会过几年轻松的日子,含饴弄孙,未始不是一种难以描述的伟大乐趣。有一天,我死了,我就彻底的得到休息了。人有生必有死,这是定律,就象有了白天,夜晚是一定要来的。既然是必然的,不能改变的,那么又何必去杞人忧天呢,不如轻松一点看待吧。一个人上寿一百,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庄子·盗跖》。如果某人年过九十,过生日的时候,是应当庆贺呢?还是应当悲吊呢?不过庄子认为:即使我们用极坦然的心情去对待死亡,如果我们认为还有继续活下去的需要和乐趣的话,我们还是有可能把生命无限期的延续下去的,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的人类啊。他的方法并非那么神秘复杂,窒碍难行。方法只有简单的三句话:“静默可以补病,按眦可以休老,宁可以止遽。”《庄子·外物》。头一句,“静默”是安静,不说话。人开口说话就损伤元气,大声说话、谩骂、吵闹就大伤元气。静默就可保存元气,元气就是天然免疫能力,免疫能力是对付疾病的根本良药,所以它可以补(祛)病。第二句,“按眦”的原文是眦“滅”(这个字是女字边,不是三点水。一般字典里都没有这个字,音灭。是“按”的意思。)就是按摩眼睛,特别是眼眶的内角,睛明,攒竹两穴的部位。时时按摩这个部位就可以休老(抗衰老),延年益寿。现代科学的研究证实,刺激眼内角,同时眼睛尽量往里看,可以刺激眼睛内部的丘状体。从而直接刺激身体的内分泌腺(脑下垂腺体分泌生长荷尔蒙),内分泌旺盛,免疫能力加强,自然延年益寿。第三句,“宁”是心安理得,心平气和。要能得到心安理得,必须要“自宽”,就是凡事往积极、乐观方面想,这样就可止遽(祛除烦躁,忧郁,惊悸,紧张和压力。烦躁、忧郁、惊悸、紧张、压力都是破坏免疫能力的劲敌。

有一天,孔子在鲁国的郊外遇见一个老人,名叫:荣启期,他穿着鹿皮,系着带子,在那里弹琴唱歌。孔子问他:“你怎么这样快乐啊?”他回答说:“我的快乐很多噢!天生万物,以人最贵。而我居然得以生为人,这是第一件乐事。人世间男尊女卑,而我幸得生为男子,这是第二件乐事。好多人生下来不久就死亡了,可我现在竟然或到了九十(五)岁,这是第三乐事。贫穷是很平常的,死亡乃是人生的终点。我过着平常的日子以等待最后终结的到来,有什么好忧愁的呢?”孔子说:“好啊!这是很能‘自宽’的人哪。”《列子·天瑞第一》(又见《说苑》及《孔子家语》)。假使荣启期这样说:“鸟自由飞翔,鱼任性的游玩,我不幸却生而为人。既被国家法律所制,又为社会规范所辖,没有自由活着真是痛苦啊!我又不幸生为男人,终日劳苦,要负担家庭生活,做老婆孩子的马牛,这个枷锁何日才能解脱?真是苦无出头之日!如今我悲悲惨惨地活到九十多,成了风前烛,瓦上霜,又没有发到财,随时要随死神而去。死而无知,这辈子算白活了;死后有知,不知道在阴曹地府里还要怎么受苦呢?真是苦啊!苦啊!”如果一个人这样思想,这个人恐怕一定活不到四十,不是心脏病,就是大肠癌,再不然就是患精神分裂症!

犹太基督教把人类的死亡归咎于“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保罗在《罗马书》5章12节中说:“罪从一人(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要不死,就得先祛罪。于是他在《加拉太书》5章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从辩证逻辑来看,十字架的意义就是用“死亡”来治死“死亡因素”,好让生命能继续下去。等于要使身体能继续健康,必须杀死致病致死的细菌,或开刀割掉瘤子。因此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说:“这必死的,变成了不死的。……死啊,你得胜的权柄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耶稣自己也说过:“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章25节。从逻辑推理来看,这个道理好极了。“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死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耶稣既作了替罪的羔羊,代替了世人一切的罪,偿还了罪价。莫须有地被犹太的反动派把他用极刑,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却完成了赎罪的理论。可是两千年来,事实上,信耶稣的人,千百亿万,连教皇在内,却没有一个因耶稣的替罪而不死的。理论上的逻辑推理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回事。这个自相矛盾可大极了!要勉强自圆其说,于是他们把肉身的不死,诡辩地推延到了无限期将来的灵魂不死。至于“灵魂”是个“灵”,本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根本没有死不死的问题存在。耶稣说:“那杀得死身体,杀不死灵魂的,不要怕它。”《马太福音》8章28节,既然灵魂不死,用刀剑火燎,杀都杀不死的,上面说了那么多,与灵魂又有什么相干?常言道:“诌书俚戏,不可考究。”到此也就不必考究,简直是不可言说的了。

那么,老子又是怎么说的呢?首先,老子把人类的现状用他的“三分法”,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生之徒”,第二类是“死之徒”,第三类是“人之生动之死地”,各占三分之一(50章)。老子很喜欢用三分法,近年来,留心考察美国的总统选举。民意调查显示,铁定拥护的占三分之一,铁定反对的也占三分之一。还有剩下的三分之一是游走票,最后决胜的就在游走票者的最后决定。最近,白宫宣布,美国青少年中吸毒的占28%强,极近三分之一之数。屡验不爽,是不是巧合?还是天下凡事都是三分的?

“生之徒”就是珍贵生命,注意养生的一群人。老子称他们做:“善摄生者”(50章)。老子又把“生之徒”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本章中的“善摄生者”。他说:“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避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50章)。”乍看好像老子有什么法术,还是带着什么神符,野兽不能近他的身,并且刀枪不入。或是有什么绝世武功,上山打虎,百万军中自往还。啊!都不是的,老子自己解开了这个谜。他接着说:“以其无死地。”就是他根本不到那种危险的地方去,不入险地。不到有老虎的山上去,老虎怎么吃得到他。好像是说:市虎(汽车)到处都是,喝了酒绝对不开车,绝对不要开快车。这个回答和21世纪的科学家们同一口吻,真是太科学了。第二种,“生之徒”就是:人如果决定了千里之行,速度是一天走百里,十天就走完了。如果把速度减慢,一天只走十里。那么,就可以拖到一百天以后才走完。同样是千里,慢慢的走,所用天数就比前加了十倍。同理,人生的路程如果本来走六十年的,若其使用“低调主义”,慢一点走。采取“弱势姿态”,缓一点进行。运用“柔软迂回”走法,或是“进一步,退两步。”很可能六十年的路程,实际上要一百二十年才走得完。换句话说,即是把生命延长了一倍。他说:“安以动之,徐(缓慢)生。保此道者,不欲盈(满盈或开足马力。)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弊病不层层发生和旧病不重新复发,所以可不至于速死。)。”(15章)。根据这个论点,老子提出了一连串的智慧和方法,如:生而不有……,不尚贤……,挫锐、解纷、和光、同尘,处众人之所恶……,保持单纯,微小,不可急着扩张,以至于不可收拾。等等等等。几乎《道德经》每一篇章都有这样类似的提议。目的是要人“深根固蒂,长生久视。”否则,就是:“不道,早已(亡)(55章)。”“第三种,“生之徒”就是:叫人随时随地“病病”。他说:“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71章)。“病病”前面一个病是动词,后面的是名词。就是:“祛除疾病”。人若没有小病,就不会有中病。没有中病,就不会有重病。没有重病就不会死。不断把致病的因素祛除,就可以不病。不病就不会死。

以上“生之徒”的三种情况,适用于个人,适用于家,适用于乡,适用于国,适用于天下(54章)。譬如,国家在阶段性的过程中,采取“滔光养晦”“不搞无谓的正面对抗”“阳示柔和,阴修战备,以待时机。”等等政策,都是非常实际有用的,也是智慧的,必要的。目的是使国家不容易受到攻击,造就安定局面,好好建设内部,加强实力,以达到长治久安。

第二类的“死之徒”,一切都与“生之徒”恰恰相反。这一群人虽然活着,就象已经死了一样。譬如:醉生梦死。大明永乐时代,有个县官,名叫:金祥瑞。他说:“我名金祥瑞,一天三个醉,醒了就喝,喝了就醉,醉了就睡。”(京剧《胭脂宝褋》)这个官儿就可想而知了。酒精杀死肝细胞和脑细胞,所以酗酒的人免不了肝炎、肝肿瘤和脑肿瘤,心思错乱,易怒颠狂。其次,“酒”作用的延伸,就是“毒品”了,人若染上了这个,就会思想怪异,行为乖张,已经早就不是人了。使用毒品,自古有之。譬如晋朝流行的“五石散”,很像现代的LSD,什么摇头丸之类的药物。再其次就是淫乱。《金瓶梅》笔下的西门庆,生得高大健美,他不但把五个宣淫的条件:潘、驴、邓、小、闲,样样具备,还做了县里的提刑官,照样有自己的衙门,可以拜牌、坐堂,打扳子。他通过贿赂,居然搭上了当朝太师,第一权奸蔡京,还做上了蔡京的干儿子,正是“前程无量”。西门庆昼夜宣淫,平时补品补药不断的吃,还未到到卅三足岁时,得了急性前列腺炎加梅毒(当时中医诊断:癃闭便毒),没几天就死了。上周联合国卫生组织发表报告:今年(2003)十个月里爱滋病例,数量已经再创空前,多在亚、非两洲。“死之徒”的生活,一切都是在寻死,弄死,拚死和等死。“死之徒”三字,非常耐人寻味。郑国名相子产有兄公孙朝,终日在醉乡,不知日出日落;有弟公孙穆,窕窈盈庭,左拥右抱,足不出户《列子·杨朱第七》。所谓人各有志,虽贤如子产,也是爱莫能助,徒呼奈何。

第三类,“人之生,动之死地。”这群人为了要生活得更美满,更丰厚(生生之厚),努力以赴,反而促成了死亡。一般人生,古人用酒(包括吃)、色、财、气四个字来概括。有些人则用功、名、利、禄来概括。纪晓岚答乾隆皇帝语:“臣以为江中的船虽多,其实不过是名、利两条船。”这样把人生概括成两个字,更简单了。人生如工蜂,如蚂蚁,从痛下决心到锲而不舍,为名为利,劳苦奔波,死而无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俑中的佼佼者,为众人称羡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中,“伟大”的人物可车载斗量,而出身卑微,竟然搞到轰轰烈烈,无与伦比的,恐怕千古只有魏忠贤一人。魏忠贤是个黄毛小太监,从小就做了“阉人”,是个五体不全之人。长话短说,他居然在短期内,不但能使“阳道复兴”,而且爬到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朝中文武百官之中,“佼佼者”都拜了他做义父。他著了一个“魏忠贤理论”的小册子,凡是违背这个小册子理论的文章和书藉,不是严禁,就是烧毁。朝廷里发言也不能有违反这本小册子的言论,如有人敢在泰山头上动土,小则徒,大则满门抄斩。皇帝没有人能见得到,他才是真有实权的皇帝。天下万方贡献,他家财宝堆积如山。最奇的是,他竟然还有“盖世武功”,万方奉表颂扬。秦皇汉武做了皇帝想登仙,都没有做到“神”。而魏忠贤的“生祠”遍天下,他活着就当了“神”,享受万方香火。论权、位、钱、势、名、乐、神,集于一身的,试问历史上还有谁?可是说倒就倒,连他自己都不能相信。说死就死,连别人都不敢相信。炎炎者灭,赫赫者绝,他的作风不但把自身搞垮了,把他的家族搞垮了,把整个大明国朝也断送了。老子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44章)要防止和救治这种现象,就只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4章)还是老子的“低调主义”。

辩证逻辑的第二种形式“循环式”,就是阴阳的运行互为因果。这是老子认识论很特殊突出的一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58章章)是老子的名言,是很多中国人都能朗朗上口的。俗语也有:“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的说法。事物向着自身反对的方向发展,经过逐渐的加量,到了一定的时候,就突然变成与自身相反的事物。这术语叫做:量变引起质变。人生在世,坐的不过是名利两条船。“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13章)。人之所望的是宠;所怕是辱。所爱的是得,所厌恶的是失。人们一身随时随地都在这“宠辱”“得失”中翻滚。

“塞翁失马”是一个有名的成语,也是一个有名的故事。故事是:有个塞翁,他的一匹好马不见了,就忧伤懊恼,气愤填胸。后来,这匹马又找到了,就高兴的了不得。正好是他的独生爱子的生日,就把这匹马送给爱子做生日礼物(现代,很多人把一辆敞蓬大红跑车送给过十六岁生日的儿子或女儿,这些人有祸了!),那个小孩子高兴极了,就去骑它。跑了没有两圈,孩子从马上摔了下来。幸好未曾丧命,只把腿摔断了,从此成了残废。于是就有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话。等到故事发展到儿子成了残废时,又多了两句话:“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后来秦始皇徵役夫去筑长城,去的都没能活着回来。塞翁的儿子,因为残废,不必去服役,平平安安在家过活。故事又回到了“塞马伤儿,焉知非福。”

《列子·说符第八》里有一个故事,宋国有一个三代专做好事的人,一向很平安。家里的黑牛忽然生出了白牛犊来,就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吉祥。不到一年,他的眼睛无故的瞎了。这时那黑牛又生了白牛犊,他就叫儿子去问孔子,孔子还说是吉祥。又过了一年,儿子的眼也无故瞎了。不久楚国来攻打宋国(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争,《左传·宣公14年》元前595年。楚围宋都商丘9个月,使得城内,易子相食,析骸为爨。)所有的男人都要去服役作战,大半都战死了。只有这家父子都是瞎子,因而免役。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他们父子的眼睛都又医好复明了。

人若有了这种认识,在得意的时候就不会太张狂,就不会使失意迅速飞到。失意的时候也不必太忧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苦撑过去,否极自然泰来。不管怎么样,都在鼓励人们积极的、乐观的、好好的活下去。同时教导人:“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乐,必顾其所败。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御览·459说苑》。庄子在《德充符》里,鲁哀公和孔子的对话中,藉孔子的口说:死、生、得、失、穷、达、贫、富、贤、愚、毁、誉、饥渴、寒暑都是事物定型的变化,就象白天、黑夜在人们面前轮流交替一样。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不要让穷、达、寿、夭等一切变化来搅乱我们心中的淳和之气,也不让它们搅扰我们的心神思想。如果我们能保持住思想里淳和之气的流通,就不会丢失我们天真的喜悦。无论什么现象发生在我们面前,我们都能随宜应付,而且时在欢乐之中。同时,庄子在《应帝王》里,建议我们把自己当成一面“镜子”。祸来了,照出来的是祸;里面反映出来的是祸的样子。福来的时候,照出来的是福的样子。镜子并不去“欢迎”祸的到来,也不去欢送祸的离去。同理,镜子不去欢迎福,也不欢送福。让他们来去自如,而镜子也不把它们的映象守藏在“心中”,根本丝毫不受它们来去的影响,镜子自己还是镜子。因此,镜子永远胜过祸福、得失,本身永远都不会受到伤害。

这些宝贵的道理和运用,不仅可能帮助我们个人的成功,对于社会,国家都是一样有功效的。譬如,世界人类四大起源地的犹太,埃及,印度都曾被列强征服,灭亡和占领,以至文化断绝。唯独中国在大清光绪年间,几乎被列强瓜分,而却终于傲然独存。美国前国务卿,犹太名人吉辛格在许多场合,都对中国当时运用“以夷制夷”政策的成功,赞不绝口。认为是中国人的智慧超群,起死回生的策略巧妙绝伦。所谓“以夷制夷”就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让列强“互相抵制”“互相平衡”,这也都是“低调”“弱势”“柔和”的策略运用。反把自己抽身出来,在一边“隔岸观火”“坐山看虎斗”。列强不是不要瓜分中国,因为一旦瓜分了,就可能引起他们之间的“世界大战”,尤其不敢惹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在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沿海的老百姓纷纷自动组织了起来,对抗英国人,使得英国人损失极大,束手无措。当时流行说:中国老百姓怕兵,兵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与其推翻大清,不如维持现状对大家更为有利,于是大清生存了下来。是谓“外其身而身存”(7章)。当时,慈禧老佛爷的说话是:“咱们豁着扔出去这块骨头,让鬼子们去狗咬狗喀。”大清自道光以来,无日没有内乱,无年没有外患。几个大起伏,耗到光绪年间,元气殆尽,衰弱到了极点。列强掠取中国的兴头正是方兴未艾,甚至八国联军来对付这样的一个弱不经风的国家,却灭亡不了她。否极泰来,现在中华民族复兴,盛世即将来临,春风在望,实在是得来不易啊。行百里半九十,为山九仞不可功亏一篑。套孙中山的一句名言,也是一副自然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一,二,三(下)

老子辩证逻辑中的“三连式”是他的辩证逻辑的总代表,是老子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要说明“三连式”,首先要回到《道德经》第一章。他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这里他一连串又提出了三个概念:无,有和万物。老子自己解释说:“万物(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章)万物生于有,所以有是万物之母。而有又生于无,无所以是天地之始。当然,无又是从道而来的。道动而生无,无立刻又化生有,从有就化生出天下万物来。这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同一个模式。两者是联贯的,互为说明的。《道德经》第一章接下去,老子把“无”和“有”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称为:“同出而异名”。无和有本来是一对阴阳,是一体之两面。从“道”到“万物”,都是它们在中间过程里来回穿插化生的。如果光用一体之两面来形容的话,很可能会误被人理解它们是个静态的。用“同出而异名”来形容,因为有个“出”字,是动而出动的意思,就把它们是“动态”的这一点,标明得再清楚也不能够了。老子把这个动态的化生过程,起了一个专有名字(名词),叫做:“玄”。古今很多人都把这个“玄”字,照说文解字的字面上的意义,理解为“高深”“深远”,甚至于把它解成“玄虚奥妙”。其实这是老子独创的专有名词,他的意义就是:道之动变,或动态。假使我们把“玄”字当深远讲,那么老子下一句话:“玄之又玄”,就变成了:“深远哪,又真是深远哪!”是再次形容前面自己所说东西,了不起啊,又真是了不起啊。好像是一个“低级的商品广告”,王小卖瓜,自卖自夸。如果是这样,就把整个道以及道德经的价值都给砸掉了。老子这句话“玄之又玄”是极其重要的,是说明他整套辩证法成立的关键,所以才能被称为:“众妙之门(是天下一切事物的法门,也是不二法门。)”是老子方法论里极重要的一环。绝对不可以马马虎虎的把它看成是一句无关重要的“广告式的赞美词句”。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40章)。朝着“负面变动”,叫做“反”。那么,把“反”字代入(代数学用语)“玄”字里,“玄之又玄”,就是“反之又反”。再说清楚一点,就是:“否定之(再)否定”,也就是“负负得正(- x - = + )”。“正题(Thesis)”经过一次的否定,就成为“反题(Antithesis)”,“反题(Antithesis)”再经过又一次的否定,就成为“合题(Synthesis)”。总而言之,阳、阴、和,正、反、合的辩证逻辑“三连式”之所以能成立,关键全在这个“反之又反”,“否定再否定”,“玄之又玄”。

与“玄之又玄”有相同形式的句子,就是“损之又损”(48章)。老子在这章书里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在这以前,“玄之又玄”所说的都是纯理论。由于“损之又损”把“玄之又玄”的意义,朝人生更拉近了许多。再在“损之又损”下面,他立刻就用(有)为,无为和无不为,这三个概念,一下子就烘托出他独特的实际运用理论来。一点都不辞费,完全不搞虚空飘渺,这是老子哲学的一大特色。

有为,无为,无不为,也是老子辩证法的最高表现。简称:“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反复提出过十次之多。太史公在《史记》的《老子列传》的结尾,用“无为”和“”清静“来概括了老子哲学的一切。因此古往今来,也有不少人根据这个概括,断章取义地,把老子骂得狗血喷头。清静犹可恕,无为最难饶。骂老子提倡无为,叫人不干活,消极,懒惰,退缩,误尽天下苍生。因为他们把概括性的简称,照字面解释,就是:“什么事都不做”,这点可不能怪老子。如果非要怪不可,还得连孔子也怪在内。孔子也讲“无为”《论语·卫灵公》,他说:“无为而治,其舜也与!夫何为(谓)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他这里的无为,是专讲“无为而治”,(老子讲的无为,远远超过无为而治。)孔子拿大舜来作例证,说他什么事都不干,只是恭敬地坐在自己的宝座(南面)上罢了。就是这样,大舜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圣君,儒家认为:他们是所有中国人的榜样(孔子言必称尧舜)。其实孔子这种简单的说法,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你会那么天真地相信,尧舜真的什么事都不干吗?姑且不说他们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得那么好,如果什么都不干,那宝座是天上掉下来的?就算是天上掉下来给他的,常言道:“猴屁股尖,坐不住金銮宝殿。”他真能坐得住吗?碰到了“拚着一身刮,要把你皇帝拉下马”的人(这种人比比皆是),怎么办?庄子解释“无为而治”这一论点,说得很清楚。

庄子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庄子·天道》。这是说做君主的,虽然自己的知识智慧,能言善辩,办事能力比天下任何人都强万分,也必须能不自我抢着表现,要自制,耐着性子,不去使用自己的智慧,辩才和能力,而必须充分使用下属们的智慧,辩才和能力。能让他们尽量发挥的,就是尧舜。君主必须无为,臣下必须有为。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否则必然败亡相继,这是辩证法的充分运用。曾国藩曾说过:“三天不读庄子,就觉得身上有一股臭气。”那些骂老子,不该谈无为的,大概是因为不读庄子之过。

历史的实例,最清楚的就是楚汉之争。刘邦,运筹帏幄、智慧谋略,不如张良。带兵作战,决胜千里,不如韩信。措办辎重,坐镇一方,不如萧何。可刘邦就是他能放手用他们,使各尽其才。对方项羽,英俊健壮。既有智谋,又会打仗,又心狠手辣。一根枪出神入化,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可是,他连身边一个忠心耿耿八十岁的范增老头都容不了。最后带着一个美姬,糊里糊涂被人家用十面埋伏之计,困得走投无路。美姬殉情了,他自己又在乌江迷路,只好自杀了事。楚汉相争的故事,实在是:无为和有为,利和弊的最佳写照。

几十年前,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想要励精图治,重振雄伟,“下诏求言”。那时雷震就响应,办了个《自由中国》杂志,邀请了许多名人写文章,百家争鸣。内中有一篇是胡适的文章。题名叫做:“无能,无为,无智。”,是一封上蒋先生的万言书。劝他一定要无能,无为,无智。并且举了美国艾森豪和麦克阿瑟两人的性格和作风,好几件实事为例,详细的剖析两人的成败得失。他认为艾森豪是完全照着无能,无为,无智的原理原则办事的,所以一生都非常成功,享着美名,最后顺利地登上美国总统的大位。而麦克阿瑟则潦倒抑郁而死。他这篇文章,到地的解释了“无为而治”君主无为,尽量让广众臣下有为的原理。要君主无为,无智,无辩,无能,绝不是让君主做傻瓜,任人宰割,而是辩证法无上的智慧运用。当然,忠言逆耳,蒋先生完全听不进去,雷震反而被关进了监狱。蒋先生的失败,就败在他自己太“有为”了,太“聪明能干”了。动不动就把重要高级干部,吐一脸吐沫,打几个耳括,还踢上几脚,把他们骂得狗都不如。越贬抑部下,越衬出自己比他们了不起十万倍。不道早已。这与崇桢、道光都犯着同一个毛病。

老子无为的辩证逻辑,其完整方式是:有为→无为→无不为,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必须经历的心路历程。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有野心(大志)的,相当有智慧和能力,性格脾气都是很强烈、进取的……,基本上具备了“有所作为”的很多好条件,堪总称之谓:青年有为。但这样并不代表这人一定会成功,他的命运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迅速败亡。这是成功之人的第一个人生阶段,是辩证法的正题。接下来,他必须经过“无为”的洗礼。就是他必须经过逆境,打击,挫折,甚至于摧残。这是成功之人的第二个阶段,这是辩证法的反题。什么是无为的洗礼呢?如果用孟子的话来说,最容易明了。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孟子这段话描述了一个人在逆境中所遭受的五方面:“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从动机到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考查。目的就是要他能够“动心忍性”“增益所未能”。与其说是逆境,不如说是“深造”。“君子深造以道”《孟子·离娄》。这里孟子是在反题里做文章,但他没有说出,能接受深造者的先决条件。就是那接受深造之人必须是有为的,否则,不过是一片粪土之墙,一根朽木,一块烂石,一碰就碎,哪里还经得起污(油漆),雕镩,琢磨,根本就是浪费,过不了关的。同时虽然经过逆境,对这个人来说,如果只不过增加了他怨天尤人的机率。他既未能“动心忍性”,更没有受到教训,而“增益所不能”。这个逆境对他就是白废了,折磨痛苦也白受了。挑大粪的还是永远挑大粪。赵匡胤的一生,也是一个好说明。他出身不错,有机智、本领。不想飞来了无妄之灾,于是他穷困潦倒,以至于一筹莫展,推车卖柴。后来风云际会,一路顺风,居然黄袍加身。

一个有为的人,仗着自己的有为,就很可能毛躁,冲动,妄作,强梁,无论他打着什么动人的旗号,实际的动机,作风和行为,很可能都只不过是:自见(意气用事,自我表现。),自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伐(自我炫耀,强出风头。),自矜(骄傲自大,刚愎无礼。)(22、24章)。他的结局就是凶终隙末,误己误人。如果这个人经过了无为的洗礼,胜过了逆境,学会了动心忍性,把许多以前力量做不到的,也能做好了。而不该就做的事也能理智地立即停下来不做。这样就能达到更上一层楼的开阔境界,就是“无不为”的最高境界,凡事就不容易失败,进而人己双利,圆融贯通,必然获得巨大成功,甚至永垂不朽了。

中国历史人物中,岳飞是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当他在卅九岁的英年就被害冤死,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完全写照。他有一首借调满江红的词,尤其脍炙人口。我们从词中的几句话,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他的性格和作风。譬如:“怒发冲冠,凭栏处。”“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文字,就可以不难看到,他的豪气,胆气,盛气,傲气,刚气,也可以感觉得出,他的躁气,霸气,意气,怨气和莽撞之气。他统兵以来,恩威并济,智勇双全,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颇有孙、吴之风。他自己决定了要“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的决策,就勇往直前,谁也不能改变。当时朝廷的政策是:和议,和议,最后还是和议。赵构自即位以来,没有一时不是满脑子的和议。金兀术很顾忌岳飞,尝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但由于南宋有权臣在内(包括了疑主),他反而笃定了。因为他知道,自古以来,没有权臣在内,(主疑),而大将能够立功于外的(岳飞却不懂得这个原理)。当岳飞孤军深入敌内,抵达朱仙镇时,十二道金牌召他回军。然后立即将他逮捕,问他个通敌的罪名。从十一月十日被系,审到十二月廿九,打得他遍体鳞伤,都不能定案。而这时人民纷纷组织了起来,上书要为岳飞雪冤,反而帮了倒忙。突然在年底,大家忙着将要过年的夜晚,被“狱吏”悄悄勒毙。大儿子岳云(才廿三岁),和女婿张宪同时毕命。迅雷不及掩耳,其他在家四子:雷、震、霖、霆都被捕判了徒刑,刺配到岭南远恶军州。女儿抱着银瓶投井“自尽”,全家抄没。此后,岳飞两个字等于叛逆,罪大恶极,人们都不敢公开提起。清人袁子才有诗叹道:“灵旗风卷阵云凉,万里长城一夜霜;天意小朝廷已定,岂容公作郭汾阳。”(案:郭汾阳就是郭子仪,是唐朝中兴名臣。)史家评论岳飞之死,死在他忠勇有余,而智量不足。他既明知朝廷专讲和议,他却偏要直捣黄龙。明知秦桧专政,势不可为。却又不肯急流勇退,反而一意孤行。他虽然是国家的一员干城猛将,可是他死了,南宋朝廷觉得:无他不少,有他反而多余。有人说全是奸相秦桧暗地里害他,高宗皇帝并不知情。为什么后来岳飞死了,不管秦桧在位不在位,赵构完全没有追究过,也不替他平反,昭雪伸冤,就象此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样。直到赵玮(孝宗)即位,良心发现,干父之蛊,又想藉此鼓舞士气,振作一番,才对死掉的岳飞追谥“武穆”,后又追封鄂王,改葬如仪。他当然撇开父亲,把蛊恶坏事,对岳飞的一切不公平,一股脑儿都推到秦桧身上了事。岳飞冤死,不但造成他家族的极大不幸,而牵连处死了许多人。强烈主战派几乎被一网打尽,从此消声灭迹,大大的伤害了南宋的元气,以至复国无望。

岳飞当时的情况大体可以分做三点。高宗主和,主要大臣附和,成了国家主流政策和战略。赵构的目的,讲明了只要把母后接回,其他一切的牺牲,在所不计。而岳飞一味强烈主战,并且付诸行动。他的目的,打着堂而皇之的旗号是:迎回二圣(徽。钦二帝)。这样把赵构置于何地?这是一。金兀术放空气,说什么“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南宋朝廷最怕的是金兀术,而金兀术反怕起岳家军来。这对朝廷来说,岳家军比大金国更可怕。同时岳家军所过的地方,秋毫无犯,广受人民爱戴。岳飞到底安着个什么心?万一变生腋肘,雪上加霜,这就更可怕极了。这是二。朝廷对岳飞从怀疑到怨恶,已经积聚了相当一段时期。连一向对岳飞敬重和支持的张俊(前丞相、元老)都一百八十度地改变了态度。可以说朝廷与岳飞之间的矛盾,已经从“内部矛盾”,逐渐转化成了“敌我矛盾”。而岳飞在“忠君”模糊的意识下,竟然懵懂得茫然无知。自己最亲信的部下,被人收买,出卖了他,也浑然不觉。他的警觉性根本是个0,根本就从来没有设法,去做“抵而塞之”的缓和情势的补救措施。他应该知道,自己的年龄还很轻,凡事要前后左右顾到,量力而为。自己若是此时动心忍性,暂退一步,实在却能保全了好多生命财产和国家的未来。即使再等十年,东山再起,也不为晚。可惜,已经极其孤立的他,却还任性地不顾一切!这是第三。犯此三点大忌,岳飞是绝对死定了!怨只怨,岳鹏举不读老子书之过。

反过来看,比他功劳更大,名望更高的韩世忠。在金兵大举南下时,大有灭此朝食的气势。梁红玉帮着丈夫,击鼓退金兵(不仅如此,梁夫人还常常进宫,和太后、后、妃之间关系调整得非常融洽。内有后、妃的看待,掌握重兵的韩世忠在外,就可以办事顺手得多。因为连“黄天荡大捷”这样的事实,都还有人背后说闲话。不止一次的,加油添醋,吹到赵构的耳朵里,说韩世忠有意卖放金兀术。世事人心多么险峻!而岳飞的夫人是个完全贤妻良母型的家庭主妇,在政治关系上一点都帮不上岳飞的忙。),韩世忠黄天荡大捷,保住了大宋半壁江山。从此,金兵不敢再有大举并吞的行动。可是,要明白:大恩不谢,大功不赏,大德不报。老子教人,功成身退。而韩世忠却马上见机,听夫人梁红玉的劝告,毅然上表辞职。辞职不准,辞表就一上再上,不停地上,终于获准退休。皇帝拜他为“澧泉观使”,封福国公。后来观察他退休后的表现良好,又复封为蕲王。这位韩蕲王回家,杜门谢客,终身口不言兵。或骑驴出外畅游西湖山水,或在家与夫人后堂小饮谈心。与儿孙欢聚,怡然自得,优游乐岁,雍荣华贵,安享余生。梁夫人何其多智,莫非她熟读过老子书?

清末,中国在列强的欺辱下,朝不保夕。大家怪孝钦皇后(叶赫那拉氏·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建造个人享受的颐和园,大家怪满洲王公大臣腐败,大家怪武将怕死,文官要钱,等等。有些文人却怪到老子头上,认为中国人之不蒸气,都是老子教坏的。其实大大不然,满清末叶,种种腐朽的败相,正是因为不听老子教导才发生的,是不道早已。而中国人认真听老子话办事的,三千年来,只有汉、唐!因而肇造了千古难得、仅有的“汉唐盛世”。即是史家称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这不是为老子巧言辩护,除非他们能否认中国有过“汉唐盛世”。史家简单地说他们:崇尚黄老,与民休息。其实,他们不仅君臣个人谨慎遵守老子的教导,完全听老子的话办事,连政府的结构和制度都是遵照老子辩证法中正、反、合而来。就是史家盛称,现代政治学,法律学,高级管理学所研讨的“中国汉唐宰相制”。汉唐宰相制也就是权、能分立制(这都是现代学者起的名字)。宰相有能,负责一切行政,是谓:有为,是“正”。天子虚位,不实际行政,也不负行政失误的责任,却有任免宰相之权,是谓:无为,是“反”。政府是权与能的总结合体,是谓:无不为,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全能的政府”,是“合”。那么君主根据什么来任、免宰相呢?“任”是根据他的人格,道德,学识和经验的实积,来选择宰相。“免”是根据监察御史的报告。这里又夹带出一个制度,名叫:监察御史制。是“汉唐宰相制”里的另一个正反合。监察御史的职责是专门察访宰相的行政过失。不必一定要有真凭实据,可以“闻风奏事”。就是要他们一天到晚寻找宰相的过失,大小都不能遗漏的,不断地向君主报告。君主根据御史大夫的报告,让宰相答辩。如果宰相不能自圆其说,暴露了破绽,君主就立刻罢免宰相,而监察御史大夫就是天然的宰相候补人。御史大夫当上了继任宰相后,君主再任命一个御史大夫做他的监察人。宰相是“正”,御史大夫是“反”,君主是“合”。因此,宰相的行政就必然是爱国利民的,不允许有任何的失误。于是,天下大治,富强无比。这个世界上最优良的,肇造中国汉唐盛世的体制,后来被英国模仿效法,蜕变而成英国的国会制(英国首相制)。黑格尔说:英国的国会制(国会代替里御史的职务,国会里面设有主要的正、反两党,这又是一个正、反、合)是当时世界上最合理的体制。(日本维新后,把英国的制度照搬到日本,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其实就是说,中国汉唐的宰相制是世界上最早,最优秀的体制。不管体制的现行的机构名称是什么,只要是合乎正、反、合辩证法的精神,就是合理的好制度。有了好制度,又有好人去维护和遵循,效果自然就是:国泰民安。老子的名词是:安平乐泰。至于“中国汉唐宰相制”是个专门而且庞大的学问,一本书都写不完,这里只好点到为止了。无疑的,这是中国人的光荣,更是老子的光荣!

总之,老子交出所著《道德经》,出函谷关后,不知所终。老子所骑的是只“青牛”,就是水牛。想是水牛的脊背特别“宽”,又走得特别“慢”,特别“稳”。他为什么不骑黄牛?不骑马?不坐马车?这是他的“不言之教”,意义也是很大的!

纸短情长,书不尽意。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再加笔者学识浅薄,悟性有限,很难把老子这么伟大的,博大精深的命题-辩证法-能阐释得透彻。只不过是:不揣愚陋,略尽绵薄。希望能抛砖引玉,造福国家民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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