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性的本体论意义——论诗性之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0:05:21
论诗性的本体论意义——论诗性之一

论诗性的本体论意义
——论诗性之一
王  进
内容提要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陷入了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忽略了中西古今文论在其演进过程中的整合趋势而过于强调其分化性所致。本文认为,在中外文论史上实际上始终存在着一个趋同性元范畴——诗性,诗性一直以其高贵的智慧整合着、贯穿着人们的文学思维形态。作为人类文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原则属于本体论和存在论的问题,超文化的普遍原则是其基本的价值共识。回到诗性即是回到常识,回到人类文学精神的原初形态。
关键词  诗性    整合    元理论    跨文化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速,世界经济格局的重组已经和正在对文化与文学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西方文学理论在内的各种民族文化及文学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波及,其中中国文学理论界受到的冲击似乎更加严重,更为难堪,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学理论根基,而今天却突然陷入了“失语”状态,不会说话了。于是一些学者便左冲右突,千方百计建立新的话语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学批评领域出现的“新写实”、“新状态”等说法应当看作是这种努力的某种标志,而在文学理论领域里钱中文提出的“新理性精神”以及童庆炳提出的“文化诗学”主张,显示了更加扎实的建构和更高层次的推进,我对这些理论主张寻求突破的良苦用心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对他们力图在形上层面上进行文学思考、表达人文关怀的胸襟与气度也引为同道。但是,从学理的层面上反思我们的文学理论现状,我以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本体论认识框架,没有达到在元理论层面上与西方对应的理论水准,我们所讨论的大多是意义论、价值论、道德论的问题,而西方人所关心的则是生存论、存在论的问题,这种自说自话的状态有点象京剧《三岔口》里的对打,永远也不会形成真正的交锋。这里的关键可能是我们太过于坚持文化的民族操守了。而实际上,全球化提供的是一个有规则的游戏平台,你要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首肯,你就必须使用全球通用“语言”,在大家公认的竞技项目上练把式,遵循共同的裁判规则。因此,中国文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是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失去一些外在的民族文化特征,却换来了用西方流行话语表达民族思想内涵的权力,这又何乐而不为呢?巴赫金的理论上的成功,正在于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互动与契合。这里的尺度不是你无我有,而是你有我高,这是精神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的衡量标准。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在东西方文学思维的整合趋势下来讨论一下诗性问题,在我看来,这正是东西方文学思维趋向整合的一个焦点,它既是西方生存论的一个命题,也是东方审美论的一个命题,而且它还具有本体论的高度,有着广泛的穿透性和包容性,在讨论中我们将会发现,正是在诗性问题上,东西方存在着共同的理论旨趣和价值诉求,同时也有着重大的民族差异和思维距离,从而构成了当代世界文坛上一种深沉的底色。
    正如“全球化”是一个西方式的话语一样,“新理性”也是一个西方话语,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它也算是一个传统的命题了。简要回顾一下西方哲学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西方哲学思维的源头其实就是以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开其端绪的。柏拉图最早张扬理性的大旗,他的“理式”说奠定了一个严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显示了人类文明的自信与理性;而亚里斯多德则是人类感性精神的开山祖师,他的“模仿”说把人的意识归结于人的天性和本能,从人的自然欲求的角度肯定了感性的第一性。其后欧洲哲学史上的两条主线——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分别是这两个源头的延伸与发展。这种情况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才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由康德、席勒、黑格尔开启的感性与理性走向统一的哲学进程。在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中有两个各自封闭的世界,一个是纯粹理性世界(真),属于自然的现象界领域,感性在其中起作用,另一个是实践理性世界(善),属于自由的物自体领域,理性在其中起作用,为了沟通这两个世界,康德提出了审美判断力的范畴,审美判断所遵循的原则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并且提出了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的命题,这样,感性与理性就通过审美判断统一起来了。康德迈出了感性与理性统一的第一步,这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迈出了第二步的是席勒,他在《美育书简》中提出:人类天生具有两种冲动,一是理性冲动,一是感性冲动,前者过于拘束,后者过于放纵,都非理想的生存状态,为了摆脱它们各自的局限性,于是产生了第三种冲动——游戏冲动,游戏把感性与理性整合起来,使感性服从理性的形式,又不失去感性的对象。他认为,只有审美游戏才能达到自由,恢复人性的和谐。黑格尔是这一思想进程的完成者,他给美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定义本身就已完成了感性与理性的直接统一,这种统一在他的庞大而严谨的美学体系中也得到了完美的显现,这就是为马克思所称道的巨大的历史感和深刻的辩证法的统一。事实上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直接继承者,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正是以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统一为起点的。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统一又发生了裂变,由于文明的异化造成了人的单向度发展,追求片面的深刻成为时尚,于是又分化出了新理性和新感性,前者以新柏拉图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后者以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代表。这样,感性与理性这两个对立的基元在其发展进程中经过德国古典时期的交叉又分道扬镳,其思想的轨迹形成了一个剪刀叉(如图):







这当然是一个简要的梳理,实际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从席勒开始,我们实际上还可以排列出一个诗人哲学家的谱系,他们的哲学被称为诗化哲学,其中的叔本华可称为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山祖师,作为黑格尔的对手,他至少在三个方面完成了现代意识的历史转换:一是理性至上的消解与非理性主义的取而代之,二是对人的悲观改变了传统哲学的英雄主义基调,三是突破了心与物外在对立的基本格局。他第一次坦率地揭示了人是意欲的人,这种意欲是激烈而盲目的冲动,人无法摆脱意欲的制约和驱遣,但能通过审美的人生境界去扬弃意欲的压迫。由于人作为欲求主体进入生活,由此才发生了认识,才使表象的世界成为可能,因此,心与物相辅相成,它们是表象世界的两面合一,双方各以对方为存在依据。这也是超越二元对立寻求二者中介点的运思方式。叔本华之后的尼采、克尔凯戈尔、狄尔泰、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均以不同凡响的诗性气质建构了他们各自的诗化哲学。不管我们同意与否,他们的诗性精神已经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人类思想进程。今天当我们已经在各种话语中不可避免地使用着诗性、诗化、诗学这样的术语时,难道我们还能够继续忽略这种话语背后的精神资源吗?有研究者认为:“由‘文艺学’‘文论’返回到‘诗学’概念,包含着一个根本性意图:返回到原初状态去。原初并非仅仅指开端,原初就是原本、本原、本体。因而返回原初就是返回本体。这样一种返回必定是根本性的。同‘诗’作为文学的原初状态一样,‘诗学’也意味着‘文艺学’、‘文论’的原初状态。返回‘诗学’就是返回原初状态,返回本体”。 由此看来,诗学、诗化、诗性,作为人类精神原初状态的表征,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如同婴儿的啼声一样,它是人类最易沟通的生命信息和情感符号,在这个层面上,东西方可以对话的领域十分广阔,它是人类文学精神的一个原型。实际上,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价值核心即是诗性,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被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代表,它的最高追求即是艺术的人生和诗意的生命,儒家文化虽然有着鲜明的理性特征,但是孔子的一句“吾与点也”还是清楚地表明了儒道在诗性立场上的共同语言,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触摸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在西方文化史上,马克思曾经非常欣赏作为人类童年时期写照的古希腊神话,认为它“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出永久的魅力”,他曾经充满深情地谈论过古希腊艺术中所体现的人类童年的天真:“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每一个时代的固有的性格不是纯真地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期,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这种人类童年的天真,正是一种诗性的境界。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性?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真正的文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精神气质?我们可以给出多种答案。但是我始终认为,文学精神的最高境界就是纯真。这可以从人类文学的源头上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人类需要文学干什么呢?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从童年的天性中获得一种幸福感的满足。一切人类的美好回忆的终极指向其实就是童年,这就好象一个浪迹天涯的漂泊者不论他被命运抛向何方都会频频回顾自己的故乡一样,童年其实也是我们精神的家园与情感的故里,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回失落已久的天性。因而文学中的童真历来被视为最可宝贵的精神价值。明代李贽的“童心说”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其超越性的现代意义:“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古今中外的伟大哲人不约而同地把他们最深情的眷恋给予了纯真。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我们的文学历史中太多的是沉重与世故,而在现当代文学中则更多的是深刻与悲壮,要找出象《浮生六记》那样稍微轻松一点的作品已经非常不易。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使命感过于沉重,在文学中充斥了太多的非文学说教,人们很少体验到轻松、闲逸、天真、烂漫、温馨、热忱、自如、洒脱等正常的人性情怀,以至于人们从文学中得到的已非快感而是痛感,从而背离了文学的本性。其实人们也并非不知道纯真之可贵,只是由于长久的丧失而带来本能的退化,我们再也想不起来纯真之为何物了。中国文学提供给我们的资源只是教人深沉而不是教人快乐,至少是“玩深沉”,读了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以后,只会变得世故和狡猾。据说明末的李自成是把《三国演义》作为“帐中唯一之秘本”,当作了他的战争教科书;而现代的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又把《三国演义》作为“商战致胜的法宝”,成为了尔虞我诈的参考书。所以,鲁迅先生的意见是中肯的:“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相比之下,西方人的心态要比我们年轻得多,要找回人类固有的纯真天性,我也主张多读西方的文学作品,从《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开始,一直到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奥斯卡·王尔德、肯尼斯·格雷厄姆、杰克·伦敦、乔治·韦尔斯、莫里斯·梅特林克笔下的《浮士德》、《野性的呼唤》、《巨人的花园》、《柳林间的风》、《列那狐传奇》、《青鸟》,等等,这些曾经伴随我们成长的美仑美奂的故事,我们曾经经历过、感动过,却又忘记过、抛弃过,随着历史的累积我们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老练”,但是我们失去了太多的纯真与童心。我们现在经历着的,也许是梦想的消散与平庸化,是虚荣心与物欲的竞相攀比,许多理想与纯真都在年代的更替和岁月的磨砺中不经意地消亡了,也许这就是“成熟”,是“成熟”付出的代价。但重温一次那些人类文学中的纯真,我们会获得一份久违的温馨,而这正是现在的我们处在这个异化的社会所需要的。
作为西方现代派开山祖师的尼采,为了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而提出的一个根本方案就是“艺术拯救人生”,为此,尼采哲学的一系列基本命题都指向了这一诗性目标:“重估一切价值—从审美的角度考察人生;超人—酒神艺术家的别名;强力意志—生命力的充溢、扩张和占有;诗意沉醉—原始快感的横流旁溢;永恒轮回—在大化流行之中实现生命的自我超越。可以说,对生命诗性的弘扬与回归构成了现代主义思潮的主旋律。刘小枫在谈到德国浪漫美学传统时指出:德国浪漫美学是一种诗化哲学,它把诗不只是看作为一种艺术现象,而更多地是看作为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的重要依据,并把美学视为人的哲 学的归宿和目的地,成为一种泛美学化的哲学。浪漫美学不是一个特定的流派,而是一种思想传统,它的终极问题是人生的诗化,使有限的生命寻得自己的归依。 诗化而且谓之传统,足以表明这个问题在思想史或精神史上的原初意义或本源性质,它是人类为了赋予生命以意义而不断进行的终极追问和超越追求,诗性不是某种特定的或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永无定论的超越过程,因而,诗性属于一种智慧形态。维柯在其《新科学》中讨论的一个核心范畴即是“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这可以说是对人类诗化哲学的一个极具穿透力的思想概括。 维柯认为,原始的诸异教民族,由于一种已经证实过的本性上的必然,都是些用诗性文字(Poetic characters)来说话的诗人。因为凭我们开化人的本性,我们近代人简直无法想象到,而且要费大力才能懂得这些原始人所具有的诗的本性。我们所说的诗性文字已被发现是某些想象的类型(imaginative genera),这些想象的类型都是凭一些最活跃的想象而形成的。在推理能力最薄弱的人们那里我们才发现到真正的诗性的词句。(P28)因此,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象这些原始人所用的,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因为他们生而就有这些感官和想象力);他们生来就对各种原因无知。无知是惊奇之母,使一切事物对于一无所知的人们都是新奇的。(P161)维柯把诗性与人的想象、惊奇以及儿童的天性联系起来,无疑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它正是现代文明所失落的最宝贵的东西:惊奇是无知的女儿,惊奇的对象愈大,惊奇也就变得愈大;推理力愈薄弱,想象力也就成比例地愈旺盛;诗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本无感觉的事物。儿童的特点就在把无生命的事物拿到手里,戏和它们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有生命的人,因此,在世界的童年时期,人们按本性就是些崇高的诗人;在诗方面,人们如果没有天赋的才能,单靠技艺就不会成功。一切艺术都起源于诗,最初的诗人们都凭自然本性才成为诗人。(P98、104)这些论述使人想起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一番精彩描述:“‘文学’在这个时候倒是成了已被工业资本主义从英国社会表层抹杀掉的创造性价值准则得以受到赞美和肯定的少数飞地之一。在这里,‘想象性的创作’能够以未经异化的形象出现,诗人的直观与超脱的思维本身对束缚于‘事实’的理性主义或实用主义思想构成为一种生动的批判。文学作品本身被看作是一种神秘的有机整体,与资本主义市场上分裂的个体主义形成对照:文学作品是‘自发的’,而不是依靠理性算出来的;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机械性的。诗歌的词也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在技巧上有一定格式的写作: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含义、政治含义和哲学含义;统治阶级一听到诗这个字很可能真的要伸手拔出手枪。文学成了一种完整的对抗思想,而‘想象’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布莱克和雪莱就是两个很好的例证”。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自由的想象与创造都是一种诗性的境界——真正的文学境界,伊格尔顿所称的浪漫主义其实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人类诗性生存的尺度,它同维柯所谓的“诗性的玄学”正是一脉相承的人类思想形态,透过这些思想成果,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人类共同的文学规律中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那就是无论何种文化背景乃致历史境遇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价值圆点即诗性。诗性是人的生存的理想状态或曰非异化状态,它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实现和占有。这是迄今为止在文学这一最为个性化的领域中人类所达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共识。多年以来,文学理论界似乎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理论创新就是无限制地进行“求异思维”,而求异的结果则是日益远离文学的本性,文学成了各种文化文本的替身,各种文化学说造就了无数的理论家,而对文学的认识则越来越言人人殊。诚如乔纳森·卡勒所言:“文化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或者表象来对待,而不认为作品是其本身内在要点的表象,而且它很容易被任何诱惑摆布”。 文化研究如果仅仅是非文学的价值取向,那我们也很难认为它是对文学的合理阐释。从目前文学思想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来看,马克思仍然是一座不可愈越的高峰,这也是当前西方各派理论纷纷从马克思那里获取思想资源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关系的理论,正是看到了人类艺术精神对于物质现实的超越性,这种生产的实质是指人的按照某种生命尺度,为了某种主观需要而做的对自身与对象的全面性构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马克思强调人的生产是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的,可以自由地运用各种尺度,特别是当人按照自己的尺度来生产时,他可以展示自己的本质或类本质,实现各自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生命状态,但是这种理想状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遭遇了严重的异化,它表现为产品对人的压制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在人的精神境界中则体现为粗砺与非诗化。正是有鉴于此,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关于人的理想模式:“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长期以来,一些学者把“手稿”看作是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的著作而不予重视,而实际上这些思想直到老年马克思也还是一以贯之的东西,马克思在晚年放弃《资本论》的写作而致力于东方古代社会的人类学探索,就是一个有力的意味深长的证明。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同诗歌相敌对”  的本质背离了人的诗性根基,正是马克思无法容忍的并在心灵深处加以拒绝的东西。马克思的诗性气质和诗性精神,给异化造成的精神荒原带来了温馨和诗意,也给现代文学思维指明了一个根本的切入点。领会和接受这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精华,其意义不仅在于保持意识形态立场的纯洁与正统,而是更在于找到一条串起人类文学思维整合之链的红线,一个解读现代西方文论大势的门径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经典形态,是对人类思维成果的最高概括,具有极大的历史穿透力,在元理论的层次上依然保持着对20世纪现代美学思潮的超越能力: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以人的生命活动为起点的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双重超越,肯定人的主观方面,强调只有人类生命主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对历史过程的动机和效果作出最终评判;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命题,实质上是从实践和主观两方面对自然与历史的双重超越,认为自然是历史的自然,历史是自然的历史,最后归结为人的自然史;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论断,实质上是从人类精神创造力和主体感受出发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超越,他关于古希腊艺术的永久魅力的揭示,为人类生命的本体保留了一块纯洁的艺术领地;马克思关于艺术起源以及人类审美创造的两种尺度的理论,实质上是对人类精神生命中实用与审美二元冲动的双重超越,对于生命的生产与“美的规律”的历史性观照,就在终极的意义上建构了人类艺术的生命本体论;马克思关于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统一的论述,把经济形态转化为文化现象,把艺术价值转化为感受能力,这在实质上也实现了审美主体对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超越,从而把人类社会长期造成的感性与理性二元分裂状态进行了历史性整合。可以说,马克思的整合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基础上所进行的一次重大的革命性的理论创造,这个整合的基本的价值凭依就是生命的诗性,也就是说,它的理论上的特色既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而是唯生论;既不是纯理性,也不是纯感性,而是诗性。应当说,诗性的整合作为对于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超越,构成了二百多年来的历史语境,现代文论和美学的话语内涵只有在这个语境中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任何企图单独标举其中一点加以张扬的理论话语其实在二百年内就已经是没有新意的了。因而我们看到,尽管20世纪的西方文论百家争鸣、群雄逐鹿,好一派热闹非凡,但基本上都是“各领风骚三五天”,没有哪家学说显得生命力更为长久一些,诸如所谓的“新理性”、“新感性”、“新柏拉图主义”、“新亚里斯多德主义”等等,无非都是一些“新瓶装旧酒”的陈年古董而已,甚至还是已被德国古典哲学超越的对象,拿这样的理论武器在新时代的竞技场上练把式无疑是行不通的。而那些凡是有所作为的理论话语则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人类艺术精神的诗性生成。例如人们通常把20世纪西方文论归结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条发展路线,即以科学主义流派而论,其中就有许多属于诗性的东西为人们所忽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所标举的“文学性”是“使一部既成的作品成其为文学的东西”的观念,以及文学性即是语言的陌生化的说法,骨子里正是生命力摆脱僵化追求活力的一种诗性气质;英美新批评所主张的“细读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致力于打破既成的理性桎梏和感性局限,从而寻找一种新鲜的有意味的生命经验,达到对于文学内涵的准确理解;至于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文论、苏珊·朗格的符号学文论从形式的角度探求人类生命精神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方式,以及情感的形式化表达,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对浅陋、迂腐、教条化的文学“八股”的反思并进而恢复生命感觉敏锐性的一种对诗性的追求。至于人本主义流派的文论家,其中许多人都被称为“诗人哲学家”,其诗性的气质更是不言而喻的,例如海德格尔对在存在之中“诗意地栖居”的“轻柔的舞者”状态的描绘,对于“艺术”是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本源的揭示,对于“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显现的一种形式”的判断,都清楚地表明了诗性的内涵。
    总之,诗性作为对于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超越,构成了二百多年来人类文学思维整合的一种趋势,它是对于文学本质的一种本体论思考,它也是一种超历史、超文化的生命理想境界,任何企图对文学的本性进行终极追问和价值判断的思维路径都不能不在诗性面前接受检验,任何理论形态只要他是真诚地思考文学问题而不是拿文学“说事”,最终也必然会归结到诗性的价值追求上来。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点,也只有抓住这一点,我们才可能在一个对等的层次上与世界对话。诗性的本质即是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多元对话,是生命的包容与自由。
参考文献:
黄药眠 童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刘小枫《诗化哲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维柯《新科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第2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第5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邮编:510006)

On The Ontological Meaning Of The Poetic Quality
Wang Jin
Abstract: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is caught in cris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is that the integrating tendency has been neglected while the differentiation has been exaggerated as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had gone its way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 This thesis believes tha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similar meta-category—poetic quality, which integrates and runs through the modes of people’s thinking in its wise way. As a common prototype of human literary spirit, the principle of poetic quality is an ontological and existential proposition, and its basic agreement on values is the common principle, which is above the culture. Returning to poetic quality is returning to the common sense and the original state of human literary spirit.
Key words: poetic quality, integrate, meta-theory, cross-culture
(发表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