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号汉奸汪精卫究竟死于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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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号汉奸汪精卫究竟死于谁手?
05/27/2008/12:37 华夏经纬网

  汪精卫(1883-1944)原名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广东番禺人。     在中国动荡不安的现代历史上,汪精卫绝对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经叱咤风云、权倾一时,却最终落得个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下场。
  
  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国人皆曰可杀,但是其死亡的原因却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日本人害死的,有人说他是蒋介石派人毒死的,还有人说他是病死的。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就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之后,在汪精卫复杂多变、惊险和耻辱并存的一生中,他最终的死因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个疑团。

    汪精卫死因之谜:从领袖到汉奸

  在中国,像汪精卫这样背叛祖国的人是最让国人痛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原来姓“汪”的人都去掉三点水,变成了“王”姓。就连汪翻开资料,汪精卫祖籍安徽婺源,按现在省界的划分,今属于江西。元代末年,其祖先从婺源迁至浙江的山阴(今绍兴)。绍兴在明清是个出“师爷”的地方。所谓“师爷”也就是为官员出谋划策的人,即幕僚。汪精卫的父亲便以此谋生,先后在广东的番禺、三水等县署做过幕僚。汪精卫在汪父的十个孩子中排行第十,在四个男孩子中排行第四,所以汪精卫又常被家人唤称“四哥”。

  汪精卫生于1883年5月4日,当时汪父正在广东省三水县任职,汪精卫的出生地应该是广东三水,但翻阅汪精卫个人填写的履历,出生地一栏却填的是广东番禺。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精卫”也是他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文章使用过的笔名。汪精卫少时生得眉清目秀,且聪明伶俐,曾一度被称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他于1902年春考中秀才,1904年又考取了官费留日生,东渡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投身革命,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他演讲时口齿清晰,条理清楚,抑扬顿挫,一时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在南洋演讲时,有一个华侨巨富的女儿名叫陈璧君,竟抛开学业,追逐汪精卫的行程,聆听汪的精彩演说。1908年两人结婚,当时汪精卫26岁,陈璧君只有17岁。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前,汪精卫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孙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汉民、廖仲恺一起成为最有望担任孙中山接班人的三个人。1925年7月1日,改组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16人为政府委员。国民政府主席选举前,汪精卫听到有人要选他,便一再谦让、推辞,正式选举时,却急不可耐地投了自己一票,结果以全票当选,成为国民党领袖。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被刺杀。汪精卫紧急召集军政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廖案。调查的结果表明,是右派领袖胡汉民背后策划的。许崇智、蒋介石主张除掉胡汉民,汪精卫却让胡汉民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出了国门。不久蒋介石又以汪精卫与许崇智之间的矛盾,借汪精卫的势力把许崇智赶到了香港,蒋介石由参谋长爬上了粤军总司令的位置。汪精卫虽然是军委主席,但军权实际却由蒋介石掌握。随后,蒋介石又借“中山舰事件”打击汪精卫,汪精卫被迫于1926年4月请假出走香港,然后赴欧洲。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自己被选为国民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彻底取代了汪的位置。

  汪精卫回国后,他的政治思想发生转变。1932年春,蒋汪再次合流。汪精卫上台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舋”。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而汪精卫在这种卖国思想下,也最终走上了一条被人唾骂的不归路。

    汪精卫替蒋介石挨了三枪

  在汪精卫的一生中,曾经遭遇多次暗杀,而最终导致他死亡的主因之一,也正是遇刺后,残留在他背上的一颗子弹。造化弄人的是,这颗子弹,原来是打算送给蒋介石的。

  事情还要从他遇刺说起。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原定到会者一律穿礼服,上午8点钟去孙总理陵堂举行谒陵仪式,然后到中央党部大院内集体留影,9点钟开会。但到会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礼服,有的穿便装,并且拖拖拉拉,这让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十分不满。而且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程序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又为会场制造了一些混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作为副总裁的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却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分别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椎骨。中央委员张继沉着敏捷地抱住了刺客,张学良从旁边飞起一脚踢掉刺客手中的枪,汪精卫的侍卫趁势连开两枪,刺客负伤被捕。

  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汪妻陈壁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疑心此事是蒋所策划,顿时大哭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无言以对,十分尴尬。但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刺杀活动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本来准备在会议期间暗杀蒋介石。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前10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曾任十九路军排长的孙凤鸣志愿执行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

  11月1日,孙凤鸣胸前挂着记者出入证昂首阔步进入会场,他见蒋介石未出场,就按第二方案,冲出枪击汪精卫。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背部伤势较重,弹头夹在五、六两肋骨间,并伤及脊椎骨,经过多方努力也没能取出。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并最终成了导致汪精卫死亡的主要原因。 

    蒋汪彻底决裂

  在和死神擦肩而过后的第三年,汪精卫又一次成为被暗杀的对象。而这次下暗杀令的居然是蒋介石。

  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着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蒋介石因此对汪精卫恨之入骨。1939年元旦,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并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时候,汪精卫其实是孤独和失落的。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此刻的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为此,他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最后的游说。结果,谷正鼎无功而返。 3月19日,蒋介石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次日上午9时,陈恭澍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9到10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对于刺汪行动的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房就是汪精卫的卧室。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以失败告终。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死因成迷:流传死因为死于旧伤复发

  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在楼上商量征粮一事,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促。汪精卫闻讯急忙下楼来迎接,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从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一直留在背上的那颗子弹时时发作,疼痛不已。12月19日,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弹头取出后,陈璧君破涕为笑,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汪精卫自己也强打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谁知好景不长,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手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

  1944年3月,近乎全瘫的汪精卫乘坐由日本天皇赠给他的“海鹣”号飞机,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被立即送进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一间特设的病房里,对外叫作“梅号”。日本政府把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主刀施行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

  一周后,X光检查,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开始萎缩。他的体温高至38?5摄氏度而降不下来。因为极度贫血,医院每天早晚两次为他输血。后来,医院血库的血用完了,而此时,日本本土不时遭到盟军飞机轰炸,名古屋与四周城市的交通中断,无法从别处运来血液,只好由同血型的汪精卫长子汪孟晋、二女儿汪文彬、三女儿汪文悌为其父亲输血。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汪精卫的病情日益严重,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汪开始为自己的后事作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

  11月9日上午9时,盟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陈璧君和子女们在一声声巨响和火光中,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这时,日本的天气已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盟军的轰炸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汪精卫在地下室里熬过了难挨的一天,又惊又吓,再加上寒气侵袭,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的体温上升至41摄氏度,心跳每分钟128次,呼吸极为困难。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治疗,但最终回天乏术。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最后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汪精卫1935年遇刺后,医生就说过,他只能再活10年,果然应验。 

    汪精卫死因说之一:死于一位民间爱国中医的膏药

  陈璧君见西医看不好,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经其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名医,这位中医姓刘,是江苏吴县人,他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药,立马就可好。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刘一帖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医箱内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

  汪精卫夫妇本以为这一张膏药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眼下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意识到是刘一帖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3天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使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厉害,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麻痹状态已从两腿蔓延到了整个骨盆,而且高烧的次数也一天比一天增多。

    死因说之二:死于特务头子戴笠投毒

  对上述汪精卫病死日本的说法,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中就刊有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吃的药中掺入一点玻璃粉,最终将其毒死在虹桥医院的说法。1983年9月16日,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着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一文中,也认为汪精卫不是病死日本,而是被国民党毒死在上海虹桥医院。

  霍实子认为,1944年3月,汪精卫飞往日本治疗伤病,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子弹。此后汪精卫不顾身体虚弱,就急忙乘飞机返回上海。随后,日本方面打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寇转告汪精卫,请他回国后静养三个月才好起床活动。这份密电当即由国民党情报机关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

  汪精卫去日本后,国民党想趁机刺杀汪精卫,但是日方防范严密,无法下手。在戴笠的策划下,搞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趁陈耀祖(陈璧君的胞弟)在广州古玩店看货的时候,把他给暗杀了。这一招果然奏效,陈璧君急冲冲地秘密返回广东去处理后事。

  陈璧君秘密返回广东后,独居日本的汪精卫坚持也要返回中国。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把情人施旦弄来专门护理。

  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一切等待她到沪后安排。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戴笠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汪精卫死因之三:死于日军医院实验

  关于汪精卫之死,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那就是汪精卫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1944年3月,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经过紧急会诊,认为汪精卫主要是铅毒入骨导致病变。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士立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做削骨去毒手术,由年轻的副手龟田良宏负责具体手术。在制订手术方案过程中,上野博士建议去掉一节胸椎骨,并同时从病人的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来,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久雄则提出了第二方案,主张削骨去毒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而不必植入仿制的胸椎骨。结果,黑田久雄的方案因为对病人风险太大而被上野博士和龟田大夫否决。

  但在进行手术前的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此番对汪精卫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行。龟田无奈,只好执行。手术就在当天午夜进行。打开背腔后,他发现汪精卫受铅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一星期后,经拍照检查,汪精卫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龟田不明白,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做“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他几次三番地问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小笠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一名要员,所有机密情报,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顺子在情人的再三恳求下,终于亮出了一份“军部指令”。龟田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

  上野博士:

  陆军117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铅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做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做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

  原来汪精卫也被列为日军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三节胸椎骨上捞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

  院方知道,汪精卫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人,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地交谈,势必将“试验品”情况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为了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院方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他们拆去汪的石膏床,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预先给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剂,待药性发作后,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国小说,形如看书消闲一般。

  与此同时,陈璧君正好赶到医院。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一会,既不能说话,也不能敲窗。这一招,使得这个风云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只好又灰溜溜地飞回南京。

  经过这一番折腾,汪的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

  为此,日方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汪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方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像投环自尽一般。汪自知死期不远,只好任凭日本人的摆布,一直到1944年11月10日,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日本人设下的“绞刑架”上了。

    历史事实:汪精卫死后被国民党炸墓焚尸

  汪精卫死后,小矶内阁假惺惺地发了讣告,连天皇也说了几句“痛惜”之言。在南京一班汉奸的请求下,日本军部特地用“海鹣”号飞机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

  尽管汪精卫死因扑朔迷离,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他死后被国民党炸墓焚尸却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早在1942年清明节,汪精卫在众汉奸陪同下祭扫中山陵时,就对众人说:他死后若能葬在孙中山陵园旁的梅花山上为孙中山守陵,就心满意足了。于是陈公博、周佛海众汉奸便决定在梅花山上为汪精卫举行葬礼,并决定1944年11月23日沦陷区放假一天,凡愿参加送葬的南京市民,每人可领取20元的中储券,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职工月收入的四分之三。经过一番冷冷清清的“悼念”活动,11月23日,在日寇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

  梅花山是紫金山(又称钟山)的一小部分,因宋代时在此种过梅树而得名。紫金山上有孙权、朱元璋、孙中山的陵墓,而梅花山刚好在明孝陵与中山陵之间。陈璧君自知汪精卫的尸体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用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壳。她满以为这样就能安全地保护好汪的尸体。没想到仅仅过了10个多月,抗日战争就胜利了,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

  何应钦又派陆军总部工兵指挥部马崇六和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找到当年建墓的专家,经过认真研究,命南京某部工兵营用了150公斤德制TNT炸开墓壳,劈开棺材。炸坟是秘密进行的,提前三天,往中山陵方向的交通即被封锁,对外放风说是为了抓汉奸。工兵爆破分两步,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第二步炸开内窖。工兵们从墓基下打入一条地坑,然后在坑内装上大量炸药。引爆时,只听得一声巨响,泥石飞天,坟壳裂成数块。开棺时,由当时的南京市市长马骏超亲自检查,发现棺内的尸体经防腐处理、依然保存完好。另外,除了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外,还发现一本汪精卫手抄的诗稿,虽已发霉,但字迹还可辨认。稿本中的多数诗作,先前都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只有最后一首《自嘲》,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估计是汪精卫死前的绝命诗。诗中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汪精卫的尸体随后连同棺材被运往清凉山火化,骨灰被丢弃于路边的一个水坑里。工兵营当夜平整好坟地,在坟地上建了一座小亭,两边修建了长廊,随后又种上花草树木,使这里成为一处风景点,与中山陵遥相映衬。 

  1935年3月18日,汪精卫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汪精卫(1883-1944)原名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广东番禺人。

  1901年应番禺县试,中秀才,后为生活所迫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家庭教师。与朱执信、古应芬等组织益群学社,讲究实学匡世。

  1903年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次年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受西方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思想的影响,”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8月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

  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7月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次年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1938年12月离开重庆,经越南河内去南京,发表”艳电”,公开与日本日合作。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死。(文章转载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