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斯比特：中国模式有利于长期发展

曾因一本预言美国社会走向的《大趋势》享誉世界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2009年9月3日开幕的第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发布了他的新书，这一次他目光的聚焦点，是走在经济高速发展道路上的中国。书的名字，就叫《中国大趋势》。
在导言的第一段，约翰?奈斯比特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其他许多民主国家都没有能够实现像中国一样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尽管众多西方国家一直试图推动中国采纳西方民主，而中国国内却鲜有此类呼声？”八十岁的他，和他携手十年的出版人妻子多丽丝?奈斯比特一起，试图解答这些疑问，他们说，希望“用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与思维分析中国”，避免外来者偏颇的审视眼光。
从2006年开始，历时三年的大趋势研究，使奈斯比特夫妇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在未来数十年，中国模式不仅会挑战全球经济，也会挑战西方式民主，证明西方现代民主并不是唯一可以减少贫困、保障社会和经济权利要求的治理模式。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约翰?奈斯比特说:“我不知道是谁发现了水，但可以肯定绝不是鱼，因为鱼一直在水里，当局者迷，对某些事物，也许局外人才看得更清楚。”可是面对中国这盘如此复杂的棋局，这对美、德联姻的夫妇，究竟能多大程度上洞悉问题的根本？他们观察分析中国变化的方法，又能够给我们多少启示？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为《中国大趋势》做推介时，非常直接地写道:“初读此书觉得肤浅，甚至觉得有讨好中国之嫌……”而同时，奈斯比特对中国经验充满赞美之词的总结、对中国未来几乎是热情洋溢的乐观预测，也显然受到许多中国官方媒体的欢迎。国务院新闻办高度重视奈斯比特的研究成果，组织了《中国大趋势》新书首发式，并要求各大报纸网络连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特意赶到发布会现场，发言力挺；就在《中国大趋势》出版的同时，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与奈斯比特夫妇展开了一场围绕“中国模式”的对话，对话内容数月后也会结集成书，面向海内外发行。
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过去的当下，《中国大趋势》简体中文版的首印数达到20万，吉林出版集团负责人对销量很有信心:“两年内卖出100万册不成问题。”
13年前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一次私人会谈，让约翰?奈斯比特念念不忘。他说，“多年来我一直心存遗憾，担心自己错过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次机会”，而这一宝贵机会的提供者，正是江泽民―“当时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
1996年的奈斯比特，“对于台湾的良好宣传和中国大陆的低调态度不吐不快”，他对江泽民主席说:“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江主席沉思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奈斯比特没有立即接受邀约，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直到十年后，中国商人王巍再次向他发出同样的邀请。王巍是中国首批并购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奈斯比特与他相识于一次电视节目的录制过程中。由于上世纪80年代阅读《大趋势》受益匪浅，王巍给奈斯比特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希望他也能用《大趋势》里研究美国社会的“内容分析”法，写一本关于中国发展趋势的书。
就在与王巍第一次会面几个月之后，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在天津成立。这位美国老翁决意开始他的中国叙事。
历时半年的媒体监测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周云波博士，是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中国大趋势项目的三位主任之一。2007年年底，他第一次见到奈斯比特夫妇，是到北京机场接机。
“我参与这个项目，是导师派的任务。”周云波说，他的“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主任”称号，只是一个挂名。据周云波介绍，注册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奈斯比特研究院，并没有专门的机构建制，也没有秘书，参与项目的老师都是以个人名义参加，不取报酬。
周云波的导师陈宗胜教授，不仅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也是当时的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能够在天津顺利注册，市政府领导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领导包括陈宗胜，也包括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戴相龙、副市长崔津渡。据周云波介绍:“外籍学者在中国成立研究院，奈斯比特可能是第一个，没有先例可循。”
周云波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吴帆一起，组织了二十多名学生，帮助奈斯比特夫妇进行为期半年的中国媒体监测。这些学生分别来自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学生们的任务是，每天从上百份中国的地方报纸上摘取信息，制作成四五百字一条的摘要，然后翻译成英文，供奈斯比特阅读。
报纸的名单如下:《湖北日报》、《襄樊日报》、《北京日报》、《南昌日报》、《九江日报》、《四川日报》、《攀枝花日报》、《三峡日报》、《绵阳日报》、《黑龙江日报》、《佳木斯日报》、《湖南日报》、《株洲日报》、《广西日报》、《大连日报》、《厦门日报》、《青海日报》、《格尔木日报》、《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陕西日报》、《西藏日报》……基本涵盖了中国的所有省份，有些省份还选取了几个不同的城市。
为什么选择这些报纸？据吴帆介绍，这是整个研究团队一起讨论的结果。“我们也给奈斯比特先生介绍了中国媒体的基本状况，让他了解中国的报纸有官方的或者部委所有的等等。”吴帆说，奈斯比特需要的并不是那些深度的报道，而是碎片式的信息，他只要搜集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不要评论，也不要计划、宣言之类的消息。这种从碎片中寻找逻辑，整合出趋势的方法，也是奈氏在研究美国社会时所一直使用的。因此，类似《南方周末》这样以深度报道为主的媒体，一开始就不在选择范围内。
参与摘编工作的南开大学毕业生张凯回忆:“一开始，奈斯比特先生希望得到的信息是非官方的，是客观的，因此要求我们尽量不要找党报，但是后来我们挑选了一份晚报和一份日报给他阅读，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日报，似乎是因为日报上的信息更像他需要的。”
周云波和吴帆，都对奈斯比特“自下而上”、由微观出发的研究方法印象深刻，认为这与国内的很多研究在逻辑出发点上完全不同。“国内的研究更多是从宏观、社会整体出发。”奈斯比特强调，任何大的变化都渗透在小的日常生活里，因此才特别重视对全国各地众多地方报纸的追踪。吴帆举了一个例子:某市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某县的少儿艺术团与美国的艺术团进行交流活动，这种交流目前已经达到了若干次。“奈斯比特先生从这则信息里解读到资源从中心到边缘的扩展，与国外的艺术交流不再只是大城市孩子的特权，他认为这样的发生在底层的变化更深刻、真实。”
碎片中建立起的逻辑
除了学生们对中国地方报纸的信息摘编，奈斯比特构建中国趋势的资源还来自其他几个方面:每日对《China Daily》的精读，有关中国近三十年历史的英文读物，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评论，以及夫妇俩游走于中国各地对企业家、知识分子、官员、艺术家乃至持不同政见者和在华外国人士的采访。
在《中国大趋势》里，奈斯比特多次描述了与这些中国精英人士的会面，也将这些人经过奋斗到达成功的经历作为一个个例子，印证他所构建的中国“新社会八大支柱”理论。而对于与弱势群体直接接触的描写，书中只有一处，是关于一对在上海五星级的丽思卡尔顿酒店附近摆摊的夫妻，他们住在防水布搭就的小帐篷里，向附近的建筑工人售卖快餐和饮料。奈斯比特写道:“这种在我们西方人看来糟糕得无法承受的生活条件在这对夫妻眼中已经是一种改善了:他们感觉自己现在的生活比在农村时已经好多了……他们的境况逐步改善，酒店旁边的那个小摊子使他们有能力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后来他们开了另外一个小摊子，之后不久还雇了帮手。他们不用再住在货物边上了，而是搬进了一套简朴的公寓。”
他们睁大眼睛捕捉中国的种种变化，尤其激赏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开放精神和应变能力。“不像西方社会，一旦做好了计划，不管途中发生了什么变化都会一成不变。中国人则现实得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T3航站楼，被他们看作一个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向世界敞开的大门。“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T3航站楼比伦敦希思罗机场所有航站楼面积还要大，这一世界最大建筑的建造工期也创下了最短纪录。”奈斯比特感慨:“美国许多重要城市的机场都已破败，走进那些地方真让我们感到悲哀。似乎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新世界领导者错过了前往下一站的航班。”
在奈斯比特夫妇看来，中国的变化并不是停留于表面，而是正在创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符合自己历史与思维的纵向民主模式。“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采纳的都是这一模式。而中国人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所有个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与他人和谐相处是处世的要领。个人责任远不如与周围人的关系重要。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多丽丝?奈斯比特对记者说，西方的多党制选举看似给予了民众选择权，但是选举中A政党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B政党的想法都是错的，B政党的所有努力也是为了推翻A政党的主张，这样的竞争只会降低效率，中国的纵向民主却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制定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战略计划。
中国学者的反思
事实上，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热议早已开始，奈氏并非先行者。尤其是2008年中国奥运的成功举办和始于美国的全球经济衰退，更使许多西方学者将寻求问题答案的目光转向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十上升到了现在的第三，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不足三千万，取得的成就的确举世瞩目。“无论老百姓还是思想者，都是比较势利的。中国近三十年经济上的急速增长，会使人们不由自主地怀抱很大敬畏，希望为这一切找出合理的解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说，“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背后极大的不平等。”
奈斯比特从2.5亿中国农民进城务工的大规模迁移中，看到的是改善生活的机遇、对未来的信心，郑也夫却反问:“如果是在他的国家里，几亿人过着家庭分裂的生活，男人或女人被迫在城市里打工挣钱，老人和孩子只能留守农村，他还会这样去赞美这种制度吗？”在郑也夫看来，这个社会过于崇拜经济增长，天长日久以后会极大扩大贫富差距，以致丧失一些竞争力。“美国持久不衰的优势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教育，他们有各种制度来帮助天才少年进入高校，只要你学习成绩非常好，绝对不会因为贫困而被挡在大学门外。而现在的中国，富人在逐渐垄断名校的教育资源，人才筛选机制的公正，连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都达不到。北大的特困生补助都发不出去，因为真正的特困生已经很难进入北大的门槛，富人的子弟通过各种补习轻易就把没有资源的穷孩子打败。并不是仇视富人，但是这样的结果是我们让中等资质的人享有最好的教育，潜力最大的人才却早早退出竞争。”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问题中国》的作者胡星斗也说，无论国外学者怎样热捧“中国模式”，他更关注的都是怎样对这种模式进行修改，中国特色也必须要与普适原则相结合。“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现有体制解决不了的，比如特权垄断问题，产业低级、产品低端的问题，金融体制不变，很多民营企业都只能维持半死不活的状态。”他认为，中国在硬件建设上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相比西方也不落后，“西方国家建一幢楼，从立项、设计、施工要花费几年，中国可能几个月就建成了，至于质量怎么样，恐怕要待未来考验”。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充满了“日本模式主导未来世界”的书籍、论调，后来如何呢？到今天不再有人提了。(实习生关晓蕾、张丽玲、王丽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