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的缘由及根本解决之道（下） - 秦晖 - 草根网

　　不过骂要骂得对，过于意识形态化就骂不到点子上。关于次贷有几点是很明显的：

　　第一，次贷并非“阴谋”，不仅并非华尔街几个人的密谋，甚至也很难说是一党(比如共和党)一派(比如右派)的作为。它实际上是美国住房政策长期趋势 的极端化结果。在民主政治“反向尺蠖效应”下，右派可以增自由却难以减福利，正如左派可以增福利却难以减自由。因此“业主社会”与“福利社会”也是连续地 发展的，并非右派执政时搞“业主社会”，左派上台就不搞了。住房按揭的“创新”在美国有相当长的历史。低首付长期住房按揭起源于民主党执政的罗斯福时 代，“次贷”的“创新”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克林顿时期，它们都不是共和党发明的。甚至连废除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代之以全面鼓励“ 金融创新”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是这个法案最后拉开了次贷泛滥的闸门)也是在克林顿时期的1999年。当然确实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时代“次贷”在“ 过度自由”的环境下膨胀迅速，从2002年的200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万亿美元，达到美国全部按揭贷款总额的近13%，年度新增次贷占当年 按揭贷款发放量的比重更从2003年的不到15%升至2006年的46%。这是小布什政府应当负责的。

　　第二，次贷引发大危机后，穷人也是受害者。但就次贷这一游戏的直接作用而言，它就是“为美国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这也很缺德，但并非为华 尔街富豪而给美国穷人下套。按“次贷”的游戏规则，在房价不断上涨时穷人基本没有无法还贷的问题。而一旦房价下跌，穷人无法还贷，银行收回的抵押房也无法 填补坏账的窟窿，否则也不会引起金融“雪崩”。有人把“次贷”游戏比作“老鼠会”或“传销”，在某种程度上倒有点像，但贷款的穷人与直接发贷的商业银行都 处于“上线”，而倒霉的“下线”，则是经过一系列中介最终购买了高风险债权的各证券投资商、对冲基金与全球投资者。

　　至于买房者，如本来是富人，只是为了押房价上涨的宝而投机买房，那当然栽了。但靠次贷买房的穷人很多本来享有其他住房福利，买房后依然享有 (美国的福利是只问低收入，不问是否买房的)，断供后即使失去抵押产权，“业主梦”破灭，却也不会没房住，只是回到卷入次贷前一样的租房状态了。如果他已 经退掉原租房(房租有补贴，穷人很少如此)而只能住在新买的房里，那么按美国的规定银行即便没收了抵押产权，也不能把他赶走，他也仍然是租户，假如收入 低，仍然可以要求房租补贴。除了好梦破灭的心理打击，他实际的损失就是已付的首付与利息。但因为次贷是低首付乃至近乎零首付，而且前期利息也低，这种损失 一般并不大。相反，倒是这种“上线”穷人可以低风险退出的规则使“雪崩”更易发生。而一旦发生，直接损失惨重的首先是作为“下线”的证券投资商，如贝尔斯 登、雷曼兄弟公司、美林证券、AIG等“大鳄”，以及专搞短线投资的对冲基金，大量高风险债权集中于它们之手，危机中遭到灭顶之灾。这些公司的持股人遍及 全球，其中有拿积蓄买了它们股票的各国小股民，但主要还是富豪(美国并不是个平均持股的国家)。尤其对冲基金是专为富人投资设立的，通常都要求客户必须具 有至少数百万美元的身家才能入股。因此不少美国评论人称这次金融风暴是“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资产危机”。正是由于危机首波受害者这一巨富背景，危机初起 时美国不少平民舆论反对美联储救市，反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解救巨富们贪得无厌、无视风险遭到的报应。而这种“批判舆论”的存在也是当局犹豫不决的原因。 然而有趣的是：当政府终于干预时，这种对巨富的拯救却被说成是“向左转”，是“美国变得‘社会主义’了”！

　　这当然不是说美国就不该救市，且不说这些“大鳄”的持股人遍及全球，任其“雪崩”会使全球金融危机不可收拾，就是在美国国内，如果金融危机波及实体 经济，造成大量失业，那穷人的损失就不止是一些次贷购房者失去抵押产权的问题。但上述一切都说明这些现象并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分析”来解释。如果说美国政 府出手干预的直接原因是“救富”而非“济贫”，更与“社会主义”取向无关，那么先前美国“使穷人成为业主”的“过度自由”政策也很难说只是为富人来坑害穷 人的。

　　第三，次贷也不能说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比如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只有“降低福利、增加自由”才可以说合乎“新自由主义”理论，“反向尺蠖效 应”下福利、自由双膨胀能说是“社会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吗？如果真按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自由原则，谁会把钱借给明摆着没有还贷资质的穷人？在近代 福利国家出现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谁听说过“次贷”？次贷泛滥是民主制下的美国政府为“使穷人成为业主”，支持发贷银行转移风险，对“次贷证券化”进 行担保的结果。而政府担保的两家经营这种证券化业务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都是上市公司，但政府却持有股份(就是有“非流通股”，这在美国是罕见的)， 这种做法的恶果今天已经暴露无遗，在美国民主政治中它也成了在野左派抨击执政右派“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好靶子。其实“市场原教旨主义”当然要不得，但美 国这种民主社会有谁(指政治家而非书斋里的纯学者)敢只讲自由竞争不讲照顾穷人？真正按市场原则贷款又怎能不讲还贷资质？由政府担保两房这样的上市公司难 道也符合市场原则？

　　有一种“阴谋论”认为，西方搞两手，即所谓：“照我说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上述事实说明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新自由主义”如果就是对“ 福利国家”的否定，那可以肯定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包括通常被认为最不像福利国家的美国，都没有真正落实过这种“主义”，他们的福利从来就不比我们少 ——瑞典等高福利国家不用说，“自由放任”的美国也比我们多；不仅比我们现在多，而且更比改革前中国号称最“左”的时代多(那时是“负福利”)。

　　要补充两点：第一，这种判断不仅适合于他们的右派，也适合于他们的左派——例如像美国的N·乔姆斯基这样的极左教授，整天鼓吹“反对自由化”，可他 自己在美国对自由(就是指个人自由，而不是什么牺牲个人的“集体自由”或“国家自由”)扞卫得比谁都厉害，9·11后美国安全部门基于反恐理由对个人自由 的一些限制就受到他的激烈谴责。第二，他们无论左右派都有些主张能说不能做，并非有意骗我们，是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都不能为所欲为——右派不能取消福利， 左派也不能取消自由(当然，左派可以扩大福利，右派可以扩大自由)。为此他们往往也很羡慕我们：左派称赞我们自由少(似乎这就意味着福利多？)，右派称赞 我们福利少(似乎这就意味着自由多？)，只是这时我们就很沾沾自喜，不认为这是“阴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