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视野中的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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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老照片
对于20世纪后半期的几代中国人来说,经过历史潮流的若干次淘洗,白求恩就像是压在箱底的一只泛白的军挎包、一块旧表或一张老照片。历史的相片,有一张大家特别熟悉,那是著名摄影家吴印咸1939年10月匆匆拍下的,后来被制成了邮票: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冬季大扫荡刚开始,白求恩和战地医疗队急行军70多里山路,在距火线5、6里远的一所小庙里搭起了临时手术台;白求恩身穿八路军土布军装和草鞋,正俯身在手术台前,身旁是几名助手;夕阳的光线从照片的左前方照进来,从侧面勾勒出他的白发、花镜、胡须、瘦削的脸颊和全神贯注的神情……。那时,距11月12日也就是他以身殉职的日子,已只有10几天了。
吴印咸的这张历史照片和毛泽东的名篇《纪念白求恩》是我们几代人认识他的主要依据: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老三篇”中的白求恩形象,也是被定于一尊的、高度抽象化的白求恩形象。当浓重的历史背景渐渐远退,这个形象也似乎变得空洞,成为一个道德偶像,一个意识形态的符号。这个形象,我们现在就让它重新回到生活的真实中去。
二、一个放浪形骸的人
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部小镇格雷文赫斯特。这一支白求恩族原是法国胡格诺派(法国新教)教徒,16世纪中叶迁居到苏格兰,18世纪移民到加拿大。白求恩的祖父是多伦多市的著名外科医生,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母亲也是一名传教士。
白求恩从小就表现得有点胆大妄为,8岁的时候,他解剖苍蝇和牛腿,追到陡 峭的悬崖边去捉蝴蝶,有一次摔断了腿。10岁的时候他一个人横渡佐治亚湾,差 点儿溺死。他不但热爱科学和冒险,还喜欢用粘泥塑型,在画布上涂颜料。“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他喜欢这么说,“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白求恩还在多伦多大学读医学。加拿大宣战的那天,他参了军,被派到法国前线的战地救护队做担架员。后来,负伤,回国,重返大学。毕业后,他加入了英国海军,当了一名军医。
战争结束时,白求恩正在驻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服役。他和朋友们坐在巴黎的小酒馆里,那时,有些人梦想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原则“十四点”作为新世界的指南,有人尊奉费边社会主义,有人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解释世界,有些人在卡尔·马克思的旗帜下行动起来。白求恩发觉自己成了一个彷徨歧途、没有归宿的人。他感到幻灭,这是西方知识分子在战后二、三十年代普遍感到的幻灭。白求恩28岁了,两鬓未老先衰地生出了白发。他留起了胡子,在英国退了役。
他一面在医院做实习医生,一面到欧洲做商业旅行。他利用艺术鉴赏的本领,在法国和西班牙买进艺术品,然后在伦敦出售,赚了足够多的钱,使他能够过一种奢华的生活。他像贵胄子弟一样视金钱如粪土。他出手阔绰,买最好的服装、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还有无数的书籍,别人借钱则有求必应,他还给自己备办了粘泥、颜料和画布。那时,年轻的白求恩走在街上,摆动着一根手杖,出入于伦敦放浪形骸的艺术家聚居的梭瑚区公寓。他性格直率,举止豪迈,为了内心的信念可以 不计得失。每晚,年轻的作家、美术家和音乐家聚集在他的寓所,纵酒宴饮,听他 高谈阔论他的艺术和人生观。他那时信奉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精神之父瓦特·佩特的学说,这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文化英雄,倡导感官、兴味和快乐,所谓 体验就是一切。在20年代早期的伦敦,白求恩就这样沉浸在浮华放浪的生活中,暂且疗治他的幻灭感。
一连三年,他忙着做外科手术,绘画、雕刻、结交新朋友。可是,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因为他遇到了两位女子。
三、中产阶级的名医
实习期满,他在伦敦东区的一家私人诊所里任职。埃丽诺·德尔夫人是这家诊所的主人,她极其富有,后来成了白求恩的朋友并资助他到欧洲深造。他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观摩了欧洲外科大师们的手术,这使他终生受益。
1923年秋天,他到爱丁堡参加皇家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遇到了弗朗西丝·彭尼。她22岁,是爱丁堡一户有名望的人家的独生女。英国上流社会女子学校给了她恬静脱俗的气质,这些加上她柔和悦耳的声音和美貌使他一见倾心。三个月后,他们结婚了。
婚后的白求恩偕妻子辗转欧洲和北美,最后定居在美国底特律城,那是新兴的汽车工业的都城。他开设私人诊所,很快就一举成名。但是,他的婚姻出了问题。他俩相爱,但由于背景不同又彼此隔膜;他做事果决,但又性格急躁;他们的关系成了一连串争吵与和好、气恼与温存、责骂与悔恨的循环。这一切即使在他们到了底特律以后也没有改善。可偏偏就在这时,他病倒了。
他得的是肺结核,这是改变他命运的疾病。他的两颊陷下去,头发更白了,眼睛烧得通红。他躺在床上,“我是完蛋了--你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他用坚定的语气对弗朗西丝说,“我要你跟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
这是1926年。他在纽约州的特鲁多疗养院里静养,与世隔绝,早年的荒唐经历恍如隔世,他已近中年,独自品尝着死亡的苦味。他说:“我没有什么遗憾。我已经厌倦了。在这以后无论什么也都没有意思了……”
绝望中,一个偶然的机缘,他得知有人正试验用外科疗法代替传统的疗养法医治肺结核。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得救。他深入研究后,要求在自己身上做手术。外科疗法的效果出人意料,他的 人越 渐减轻,两个月后竟出院了。
没有多少人有机会面对死亡并从中认识自己一生的真相--然后又活下去。现在,他对底特律、私人开业和赚钱都没有了兴趣。他不再干普通外科,肺结核成了他唯一的兴趣所在。他和另外两位医生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小白鼠肺压缩实验,成果发表在1930年的《细菌学学报》上,别的成果也由那些专业杂志陆续刊载;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对新技术、新方法的设想,不断冒险在自己身上做各种试验,还发明了好几种胸外科器械,有的像肋骨剪,就是以“白求恩”命名的;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几座大城市医院里行医,30年代已跻身于北美最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的行列了。
白求恩挣很多钱,但是同早年一样总花得干干净净。他曾经和弗朗西丝复婚,一年后又再次分手。他继续做画、做雕刻,照顾当地的无名艺术家,总是出钱买他们的作品,还建了一所儿童美术学校。1935年秋季他在蒙特利尔举办了个人画展。那些年,他是蒙特利尔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医务界薪水最高的人之一,全世界医学界都有人慕名到圣心来观摩他的工作。他是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上流社会追逐着他,但他与他们总是格格不入。
早年的幻灭感依然挥之不去。他总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仅仅依靠胸外科疗法并不能治愈病人--那些贫穷的病人。他们越来越多,因为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已经持续几年了。
四、他是怎样向左转的?
几年前,也就是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出现波动,接着就发生了崩溃。失业、破产、贫困,银行、工厂、矿山纷纷倒闭,那些持“审慎乐观”态度的人士接二连三地从他们华尔街摩天楼办公室的窗口跳下去。他注意到世界上存在的一种悖谬:数百万人没有衣服穿,美国却把地里的棉花翻耕入土;几千万人忍饥挨饿,加拿大却把小麦烧掉;街角有人讨5分钱想买杯咖啡,巴西却把咖啡倒进大海。
这种悖谬也侵入了他的医学领域,“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他说,“这很简明地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世界历史正酝酿着战争和革命,他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
在蒙特利尔街头,他目睹了一次大规模示威。一队队骑警吹响警笛冲进人群,挥舞警棍四下乱打,男男女女纷纷倒在地上,因恐惧和疼痛而呼号。他从自己的敞篷车上取出药箱,为受伤的示威者包扎。
第二天,蒙特利尔失业协会的领导人正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开会,门突然打开,一个衣着考究的人走进来。他递过一张名片说:“我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你们送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个别的医生这样做……”他开始和穷人混在一起,到他们家里去,同他们一起开会,会见他们的领导人。这些人讨论哲学,组织工会,并以一种他喜欢的温暖的同志之情接待他。
1935年,他作为加拿大医学界的代表到列宁格勒,参加那里召开的国际生理学大会,但其实他主要是想看看苏联“社会化的医疗制度”,看看“俄国人”。通过苏联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他获准参观了许多医院和疗养院,乘便做了调查。他发现,建国以后18年,尽管有近一半时间用于国内经济重建,但苏联的肺结核发病率却减少了50%以上,这证实了他自己关于肺结核可以完全消灭的信念。在苏联,他发现了世界上最完备的疗养院和休养所,在这儿产业工人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先权,这和他熟悉的西方世界正相反。在各个诊所和疗养院,一切医疗都是免费的,这不是什么施舍,而是病人的公民权利。在这里,他一向鼓吹和设想的许多已经成为现实,比如针对儿童实行的结核病预防措施,比如针对肺结核患者采取的复原制度。
他心悦诚服,兴奋异常。回到加拿大后,便在全国做旅行讲演,用分娩和产痛作比喻,为俄国革命和苏联制度做辩护。他从医学专业的问题出发,却得出了社会的结论:保护健康的最好方式就是改变产生不健康的社会经济制度,消灭愚昧、贫困和失业。接下来是合乎逻辑的一步,他加入了共产党。这个传教士的儿子坚信,假如基督再生,这也会是他的选择。
那时,西班牙内战正如火如荼,加拿大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决定派一个医疗队到马德里去,白求恩被推选为队长。他辞去了圣心医院的职务,立下了遗嘱,三个星期后动身前往西班牙。
过去,肺结核是他的敌人;现在,法西斯主义是他的敌人。他组织了战地输血队,奔波于马德里、巴塞罗那、马拉加和阿尔梅里亚的前线,为伤员输血。佛朗哥的军队正步步逼近,到处都是血、断肢和尸体。经过西班牙内战,血与火把他淬炼成了一名战士。
白求恩回国了,在北美巡回演讲,为民主西班牙寻求更广泛的支持。这时,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了。国际援华委员会配合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白求恩请求率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方,支援那里的游击队。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从温哥华乘海轮前往香港。
五、最后一站:中国,太行山
接下来的故事是我们都熟悉的。他到了延安,会见了毛泽东。他组织了战地医疗队,前往华北的抗日最前线--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
华北的父老乡亲正在与亚洲最强大的陆军作战,那些往日的庄稼汉、妇女、学生和军人们一起开会、训练、行军、唱歌,脸上泛着光芒。白求恩同他们在一起,发现了新的生活。他率领医疗队赶往距火线最近的地方,以他高超的医术抢救每一个伤员。有一次,他一连工作了40个小时,做了71个手术;另一次,他在69个小时里抢救了115个伤员。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他每到一地之前,他的故事就先开始传扬,而他的到来则使当地的士气为之一振,战士们常常喊着他的名字冲向敌人。
太行山的崇山峻岭,白求恩正在晒曝光浴。临终前他说,在中国的两年是他“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
他49岁了,已满头白发,阅尽人生。艺术家/医生/游击队员,从早年放浪形骸的青年到中产阶级的名医,在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和危机中合乎规律地左转,成为共产主义者。最终,他在亚洲大陆的腹地,在四分之一的人类中间赢得了尊敬和爱戴,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和真谛。如今回想起来,毛泽东的那段著名文字其实讲述的就是站在人生终点的白求恩: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