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信尔〔日本〕:胡绳先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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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先生的故事


小野信尔〔日本〕

 

 

        8月初(1981年——编者注),我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所得到了预定参加秋季东京国际讨论会的中国代表名单,得知胡绳先生作为团长要来日本。我作为先生名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年初版)的译者(日译名《中国近代史》,小野信尔、狭间直树、藤田敬一译,平凡社1974年出版),有着特殊的感情。使我感慨而又感到吃惊的,是用阿拉伯数字1918记着先生的生年。我想象着,他应已经是超过70岁的老先生了。革命后,在中国他的著作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1949年初版)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把它作为我们专攻中国近代史学生的课本。这样算来,那是胡绳先生年仅30岁的著作。

        复印了的手写体,他生年末尾的数字,不注意看像8,但仔细看又容易同5混淆。我断定鸠首协议肯定是这后者。以后在京都为欢迎先生而召开的学术座谈会上,散发给到会者的简历介绍仍写的先生是1915年出生。为了减轻心理上所产生的惊异,当天先生自己就悄悄地订正过来了。

        我初次见到胡绳先生是10月11日,辛亥革命70周年在北京的纪念活动结束时,在飞往武汉的途中,同行的狭间直树(京都大学助理教授)告诉我坐在他前面的人就是胡绳先生。他个子很高,坐得很端正地在看书,头发虽然稀薄,但气色很好,看上去很健康。“文革”前就活跃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这种先入为主,加上端正的姿势而更显得庄重,使人感到先生有些难以接近。

         不久就明白了,这第一印象,简直是错误的。在武汉召开的学术讨论会的空闲,参加革命历史遗迹时,我们以《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的翻译者作了自我介绍,并同先生进行交谈。先生满面笑容地说:“我得到了比原文更出色的译本。”他直爽地提出要和我们照相。他还议论到送给他的日本译本的装订和纸张的质量诸如此类的事。

        10月20日,先生率中国近代史学者代表团来到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紧张的五天会议日程结束后,到达京都稍事休息。第二天晚上,我们邀请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李宗一先生去酒馆,这是在武汉畅谈时就约好了的。这天,李宗一先生似乎很抱歉地说:“团长说他也想参加,给你们添麻烦了,请多关照。”我们当然是“热烈欢迎”!在纯粹日本式的酒馆里,胡绳先生与大家一起谈笑风生,我们同先生用清酒频频举杯,他第一次面对生鱼片,但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挑战。席间,我了解到先生在北京大学中途退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等经历。

        10月29日,在日本最后一个晚上,安藤理事从东京来到京都。在南禅寺旁边一个幽静亭子里主持了老熟人欢送会。我们也应邀参加陪席。畅谈中,英文翻译邓女士非让胡绳先生给大家讲“笑话”。我常常看中国古典小说,但用汉语讲“逗乐”的小故事,我的水平只能讲得稀里糊涂,望尘莫及。看着代表团成员都高兴得鼓掌,看着先生那样有声有色,幽默而富于机智地讲述故事,这些在平常人中看来是不足为奇的事,但看到这样和和睦睦、上下之间毫无隔阂的代表团,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胡绳先生是个好人。为他翻译著作是莫大的荣幸”,我和同事狭间都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