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双碧：时代的记录,历史的标记—读《胡绳文集（1935—1948）》

时代的记录  历史的标记

——读《胡绳文集（1935—1948）》

苏双碧

        《胡绳文集（1935—1948）》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入了作者从1935年到1948年间有代表性的著作170篇，分为思想文化评论、史事评论、时事政治评论和杂文四个部分。这些文章记录了作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思想成果和理论建树。尤其作者在引导青年选择正确的道路和关于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关系的论述，对当时发展进步的思想文化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文集》的出版为思想理论界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线索（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至今仍引人深思，给人以启迪）。

一  引导青年选择好自己的道路

        在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年代，各种思潮、各派政治势力都在影响青年和争夺青年，但就总体上来说，中国青年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大革命失败后，广大青年心灵上备受压抑，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华北进行军事侵略时，爱国青年学生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了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且积极引导青年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去。《文集》的作者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形势下，用他生动锐利的笔触，满腔热情地引导青年、帮助青年，给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他在1937年写的一篇文章中，针对着社会上一些企图要把青年引向那种“盲目的信仰和愚昧的崇拜”的倾向，尖锐地指出：“用空洞的术语和抽象的理论来把青年拖上幼稚病的路上也是心劳计拙的，因为青年知道了，正确的理论要耐得住实践的验证，而当前的最重要的实践便是动员一切爱国人士的民族解放战争。和这些实践违背的‘理论’，一切徒有‘刺激性’的高调都要被历史所否”。在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时刻，只有把青年引上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才是积极向上的，才能在民族战争中锻炼成长。实际上，如果没有把成千成万的青年动员到抗日战线上去，就不可能组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也就无从谈起。动员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加入抗战的行列，是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最急迫的任务。《文集》中政论性的文章，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主题而进行论述的。这些文章在帮助青年端正认识，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青年应有抗日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自由

        中国在“九一八”以后，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这就促使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注。时事问题和政治问题成为当时舆论界关心的热门话题。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大众语问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也反映了这期间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关心。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的人们喊出了“救亡图存”的口号，并提出只有广大人民大众通力合作才能实现民族自救。但是，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却在提倡封建道德，搞什么金刚法会和祀孔大典。而国民党政府则实行高压政策控制舆论，压制青年爱国思想的自由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必须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从两条战线展开必要的斗争。一是在文化方面，要认真推进和发展理性主义，也就是通过提倡理性和自由来打击封建迷信、愚昧和落后，调动更多的人来实现“救亡图存”。针对着这些问题，作者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一百多个作家关于文化运动的声明意见中的话后说：“我们相信救国不必读经，读经和救国没有关系。”并进一步指出，九一八事变使中国人民看到自身的危机，而一二九运动则使中国人民看到自身的力量。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只有把国内一切力量汇集起来才能够抵抗侵略，拯救中国。作为思想文化界，就是要努力推动这个新的文化运动，唤起民众，站在共同的战线上，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二是在政治上则提倡思想自由，反对独裁统治。当时青年要求思想自由，主要是要求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自由，要求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这种要求是具有进步性的。

        思想自由是有特定含义的，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对此，作者指出：“当一种思想显然地违背整个社会利益及其进步，而仍旧容许它充分发展，那是伪君子的宽容。”比如，“在目前的中国，我们能容许人们在抗战与和平妥协之间有选择的自由吗？显然的，对于任何主张在抗战中途可以和平妥协的人，应该给予最残酷的压迫，而这并不违背思想自由的原则，因为拥护抗战，反对和平妥协，这是广大的中国民众的意志。”这里说的和平妥协，是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这是违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意志的，自然应该坚决反对。正如作者进一步指出的，“我们主张思想自由就应该反对以少数人的利益划定思想的范围，而要把这种自由建筑在广大群众的利益之上。”把思想自由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思想自由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自由必然要受到大多数人的抵制，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

三  复古和排外是违背新文化潮流的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已争论了一个多世纪，争论的内容因时而异，但各个时期都出现某些相类似的偏颇的错误观点。《文集》对抗日战争期间有关传统文化的争论也有较充分的反映。在抗战初期，有些学者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名，提倡文化复古主义，公开主张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是“崇高的道德”。有的则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是“主孝”的，因而，中国文化则为“孝的文化”。有的在看到西方文明的弊端时，则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即封建主义文化具有绝对永远的价值。这种复古主义思潮在抗日战争中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文集》的作者对这些偏颇的观点，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批评。首先，作者指出，复古主义的主张由来已久，但公开主张维持三纲五常的，过去只有“一些不识字的军阀”，而现在却由一些学者提出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里存在一个认识问题，就是在抗战中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作者指出：“抗战提高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但我们的自信心不能仅是建筑在过去的历史上。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就要勇敢地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向后看，就必然要成为新的复古主义，而复古主义的思想必然要“趋于专制主义”。而“思想上的专制主义与复古主义，在实践上就是要把中国的一切：文化、经济、政治，维持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状，也就是阻止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民主化。”因此，重新提倡和宣扬“三纲五常”的复古主义思想是极其有害的。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复古主义者必然也是笼统排外主义者。因为从中国旧文化传统的角度看，西方文化都是新的，特别是西洋文化对于目前中国现实有用的东西，都加以排斥。“他们都是从直到今日为止一部西洋文化史中找出其坏的、落后的成分，并剔除其好的、进步的成分”。因而把西洋文化说成绝对的坏。这些都是片面的。应该承认，就总体上来讲，资本主义文化要比封建文化进步，但资本主义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都是不对的。对此，《文集》的作者精辟地指出：“老的复古排外论者以为一切中国旧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切外国的东西都是坏的，都是要不得的。和这种见解相反的，就有所谓‘全盘西化’论，那是把一切外国东西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实际科学，不管中世纪还是资本主义时代，都当做好的，都要照原样地捧到中国来。”这两种主张都是脱离中国当时的实际的。随着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西洋文化中的新内容，必然要传入中国，这是阻挡不住的。但是，作为中国人可以从中取舍，汲其精华，弃其糟粕。不分精华、糟粕，把外国上下数千年的文化都照搬到中国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错误的。

        《胡绳文集》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诸多方面。本文侧重谈有关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希望其他同志写出更好的评论来，让更多的读者来了解这部著作的内容（和价值）。

原载《光明日报》1991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