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商海　独领风骚霍英东

纵横商海　独领风骚
——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集团董事长霍英东先生商旅传奇
2006年04月08日 16:44


温家宝总理与霍英东先生亲切晤谈
文／梁广
激流勇退 海外掌控
二战后直到50年代初期，香港各方面比广州还落后。1953年，霍英东首创“卖楼花”，香港地产一下子就兴旺起来。霍英东更是财源滚滚：“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这样卖下去，不知要赚多少钱！”
正所谓“树大招风”。正当霍英东的地产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那正是市民疯狂抢购蟾宫大厦(香港第一座最高大厦)的时候，市井坊间突然传出一些关于霍英东的消息：“霍英东战时走私，港府要将他递解出境。”
“千万不要去买他的楼，说不定，他要拿着市民的钱逃跑呢！……”传闻从天而降，一传十，十传百，几天之间就传遍港九各地。有一些已经交了订金购买蟾宫大厦的买家，不是打电话到霍英东的公司查询，就是亲临霍的公司问个究竟，有个别买家甚至要求拿回订金。
从1949年起，港府开始对一些“左派”人士和一些被港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采取递解出境的政策。听到自己将被递解出境的传闻，霍英东感到很震惊。最初几天，霍英东认为“谣言止于智者”，所以对传闻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谁知，传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传越广，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一时间搞得满城风雨。传闻困扰着霍英东，也困扰着他的家人。
这时，霍英东才发觉问题很严重，连忙召集公司的一些职员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以立信公司的名义向外界澄清。当天晚上，霍英东和公司职员匆匆草拟一份声明，说外边的传闻纯粹是无根据的谣言，要求买家放心，公司运作如常，楼宇会如期完成交货。稿草拟完，连夜送到《工商日报》、《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刊载。
立信的声明在各报刊登之后，传闻并未一下子就消除，仍然散布于市井坊间。大约过了半年，霍英东并没有被动一根毫毛，传言也就自然销声匿迹。
1965年，港府为活跃地产市场，向全世界公开招标，拍卖黄金地盘——海军船坞。为了吸引外国地产商参与竞投，港府除了在香港大卖广告外，还在伦敦和纽约的报刊登载广告，但当时国际上对香港地产市场一致看淡，故没有一个国外投资者下标竞投；而在香港，不少地产商已是惊弓之鸟，谈起地产皆惊魂失色，也无人问津。
此时的霍英东，认为这是难得的投资良机，于是逆市而行，下标竞投。结果，竞投者只有霍英东一个人。结果却出乎意料，港府答复霍英东说：只有你一个人下标，这块地我们不打算卖了，收回来。
这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以来经历的第二次打击。第一次于1955年，被传递解出境，而这次，却是港府歧视霍英东的第一次公开举动。
海军船坞投而不得，固然对霍英东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但对他的打击却很大。通过此事，霍英东清楚地看到港府对他有歧视，有意限制他事业的发展。他因此很担心，也可能从此开始，霍英东萌发了隐退的想法。
饶有意味的是，霍英东在1967年元旦发表文章，预测香港地产行业将会复苏之后一个月，他对自己的公司做出一次重大的部署：改组霍兴业堂有限公司——这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后成立的第一间公司，也是霍氏集团几十间公司之旗舰。那么，霍英东为什么对家族集团之旗舰做出如此异乎寻常的改组和部署？
港英方面对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商业活动有看法，这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1955年传被递解出境，使霍英东对自己的前途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1965年竞投海军船坞应得而失，使霍英东看到当局对自己的歧见之深。
那么，显而易见，霍英东在1967年2月对霍兴业堂之改组，其目的是为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安排一个妥善的退路；若自己一旦遭遇不测，其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就可因其公司已不在自己名下，而不受任何影响。
果然，在两个多月后，他又做出隐退江湖的第二步行动……
1967年5月6日下午，在人造花厂九龙新蒲岗分厂门外，对立的两派工人发生冲突，警方出动200余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队”，驱散工人，当场殴伤多人，拘捕21人……
霍英东在家里透过电视和广播，看到、听到了事件的经过后，心情很复杂。经过考虑，当晚便做出一个决定：暂时离开已出现混乱和动荡的香港。
第二天一大早，他顾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员，只和家人简单打个招呼，就草草收拾行李，匆匆赶赴九龙启德机场，搭上飞往英国的客机，行踪神秘而迅速。就此，霍英东度过了半年海外生活。
霍英东人虽然不在香港，但香港的生意一点也不受影响，公司的业务，盖楼、卖楼、购材料，照样进行，一天都没停过。那时，霍英东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回香港，给家里人、给公司的高级职员，了解工程进度，部署工作，在电话里解决问题。另外，他还要求公司每周向他提交工作报告……所有地产生意，都在他的遥控下进行。
12月底，霍英东看到香港风暴基本平息，就动身回港，结束半年的旅外生涯。现在看来，霍英东那时“远走高飞”，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
壮士断臂 另辟蹊径
旅居海外半年，霍英东超然物外，隔洋观火，避过了“六七风暴”的惊涛骇浪。但霍英东意料不到的是，“风暴”平息后，在多次地产低潮中屹立不倒的他，却被深深地卷进了一场政治风波之中，并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霍英东回香港时，虽然“六七风暴”的余波未了，一些小规模的事件仍有发生，但市面已逐渐回复正常，停顿了半年之久的商业活动也开始恢复，他属下的星光行也恢复向外招租。
星光行（当时的名称是九龙商业大厦）是霍英东集团和另外三个集团合资组成的九龙置地公司，于1962年开始兴建的，其股东除霍英东外，还有何鸿燊、何添、关启明、钟明辉等。整栋大厦共投资3000万港元，这在当时，算是一项十分大的地产项目，其中霍英东个人承担750万，即总投资的1／4，其他三个财团也各占1／4。但其中，九龙置地公司向汇丰银行贷款1000万元，这笔贷款以霍英东的名义担保，这意味着霍英东总共投进1750万元。当时，霍英东财力雄厚。他说：“在银根上，我基本没有问题。当时我承诺过，如果汇丰银行要我们清还1000万元的债款，我亦即时可以拿出来。”
按照他们的计划，星光行主要用于收租。星光行位于尖沙咀海边，位置极佳，初时有不少商户租用，其中一个较大的租户就是中艺公司。“中艺”以经营中国工艺品为主，有中资背景。当时，中英关系正处于历史低潮，港府处处限制中资企业的发展，故霍英东把星光行租予“中艺”，自然被港英视为亲中的表现。
霍英东没有想到，把星光行租给“中艺”竟会惹祸上身。在历史上，由于朝鲜战争时期的经历，霍英东的公司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于是，英、美两国从星光行入手，联手向霍英东施压。
首先，美国驻香港领事将星光行列入“黑名单”，明确宣布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买卖美国货，就连美国制造的那些收银机也在禁售之列。如此一来，对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极为不便，受影响最大的是那间保龄球场和顶好百货公司，结果陈泽富的保龄球场要改用澳州设备。
美国领事这一招果然奏效，不少租客或对星光行望而却步，或要求低价租用。霍英东决定以每英尺9毫的超低价租出。因为他算过，若以这个价钱把整幢星光行出租，只要熬过7年，就可赚回所有投资。
每英尺9毫的价钱一放出，果然吸引了不少商户来参观、租用。谁知，这时候香港电话公司给各个有意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打去电话，“忠告”他们：最好不要租星光行，如果租下来，驳通电话可能遥遥无期。
做生意的人哪敢和政府作对，并且，没有电话，生意如何做？结果，有意租用者个个慑于政府的压力，都不敢租用；连那些已经交了按金的商户也纷纷退租，连按金也不要了。偌大的星光行，一时间门可罗雀，冷冷清清。
在商场打拼多年、见惯风风雨雨的霍英东，面对英、美的压力也无计可施。霍英东和几个股东商量后，决定出售星光行。但当时正是香港地产处于低潮期，投资者都因香港前途不明朗而不敢贸然买楼，因而楼宇有价无市。
事实上，霍英东当时确曾有意独资买下星光行，因为他仍看好香港未来的地产。至于后来被迫放弃，原因是：他很清楚，若自己独资购下星光行，英、美方面也决不让自己有好日子过。
这时，英资的置地公司窥准机会，找到霍英东，提出以3750万港元收购星光行。置地是香港最大的外资地产公司，其母公司怡和以贩卖鸦片到中国起家，是香港最大的英资公司之一。在地产一片萧条的情况下，375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价钱。为减少损失，霍英东同意以这个价钱卖给置地。
谁知，置地在收购过程中，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新的收购方案：置地先付清霍英东投资的750万和汇丰的1000万港元贷款；其余2000万，则以承诺票据形式结算。“只写一张Promisory Note，这个条件不合理！”霍英东不同意这种付款方式。但置地很清楚，霍英东在英、美联手施压下，已没有任何办法，所以一味坚持以承诺票据结算。
20多年后，当霍英东再次提起这宗不公平的买卖时，仍忿忿不平：“世上哪有这样的事？你向我买物业，我将物业转名过户，你却来一纸票据结算。价钱多少是小事，但我觉得，这是史无前例的耻辱！”
“我就算卖，也不能卖得这样低声下气！”霍英东打算与置地停止交易，另找买家——即使价钱低也无所谓。其实，以霍英东当时的名望和关系，要找一个买家并非难事。但是，即使把星光行卖给自己选择的买家，霍英东仍有一个顾虑。原来，霍英东当时有两家设在珠城的戏院，所放映的电影都是向美国的米高梅、哥氏等8大电影公司购进的；若美国继续施压，则片源就有问题，两间戏院就难以生存，而其他问题也可能接踵而至。
于是，霍英东先透过律师，写一封信给美国驻港领事，查问若自己出售星光行后，星光行是否可从黑名单中剔除。美国领事答复：先要看买家是谁。很明显，美国和英国都不希望星光行落入亲中人士手中。到此，霍英东很清楚：若星光行不卖给置地，自己以后可能还会遇上很多新麻烦。再三权衡之后，霍英东壮士断臂，被迫收下置地的那纸承诺票据，出售星光行。
置地买下星光行不久，香港局势趋于平静，地产逐渐复苏，到了1970年，中区地王竟以2.58亿港元成交，创当时香港和世界地价的最高纪录，而星光行也在短短时间内全部租清。置地乘人之危，大赚一笔，而霍英东却损失惨重，事后还不时扼腕长叹！
星光行事件后，霍英东仍看好地产市景，他在地产仍疲软时，还是把大量资金押在地产上。1968年，他斥资发展康宁道24号第一期工程；1969年，发展维多利亚大厦、康宁道48～52号第二期工程、铜锣湾道82号工程；1970年，斥资140万买下薄扶林沙宣道33号豪宅，并发展钵仑街124～128号工程。然后，又将资金投放于轩尼诗道、天后庙道一带的物业。
但是，由于港英政府有意“封杀”霍英东的发展空间，所以1967年之后的霍英东，虽然也在地产市场有些投资，但与1967年之前在地产界纵横叱咤的势头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霍英东迫于无奈，改变投资策略，以退为进，步步为营，并逐渐淡出香港地产市场。
事实上，经过1967年的地产低潮后，当时在香港，霍英东仍可说得上是手头资金最为充裕、实力最为雄厚的地产商之一。也就是说，他从那时起，逐渐淡出地产市场，显然“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相反，当霍英东逐渐淡出香港地产业之时，香港一些华资地产商却乘势而起。“六七”后，一些英资财团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没有作长远发展的打算，因而未能充分利用其拥有的庞大土地和雄厚财力自行发展，而是倾向于将土地出售。一些华资商人，如郭德胜、李兆基、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等，乘机大战地产市场，并大有斩获，业绩斐然，财富剧增，成为香港地产行业的中流砥柱。连同原有的华资集团，到了70年代初期，华资地产商已强大到足以与英资分庭抗礼。而霍英东，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郭德胜、李嘉诚、李兆基等人，兴建一个又一个屋村，大发其地产财。
泰然处世 仗义直言
体育往往和政治分不开，霍英东为中国加入世界体育组织而奔走呼吁，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长期以来，在多个国际公开场合，大力支持内地，与台湾代表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最后使得台湾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中连连败北，这自然会受到台湾方面的敌视。
另外，自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霍英东除了大举到内地投资、慷慨捐赠以外，还时常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上京议政，并经常接触中共高层领导人，这自然也会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
据传闻，有一段时间，台湾方面曾图谋暗杀霍英东。霍英东对此传闻处之泰然。事实上，他极少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即使是对于一些富豪而言最为忧虑的可能会遭绑架，他也从来不放在心上。霍英东曾说过：“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几十年来，我始终坚持一条：能帮人，一定帮。”
1993年初，霍英东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每次到内地，内地方面总安排一些警察作为他的随从人员，保卫他的安全。但在香港，他仍是一位普通市民，仍是独来独往……
自1967年贱卖星光行之后，可能因为中英关系逐渐正常化，港英当局似乎对霍英东不再有歧视行动；不仅如此，代表英国统治香港的港督，甚至还与霍英东开始有所接触。
戴麟趾在他1971年卸任港督一职前，曾与霍英东同时出席在香港大球场举行的一次公开活动，两人还微笑着握手言谈。那次会面，两人虽然所谈不多，但戴麟趾与霍英东握手，却有着象征意义，这就是：港英已经开始接受霍英东。
而后，到了1978年，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甚至应霍英东之邀，出席其公子霍震霆和香港历史上最靓的港姐朱玲玲的“世纪婚礼”。港督出席霍家的私人活动，既表明港英方面对霍英东的态度已大大改观，也可理解为霍英东与麦理浩当时已有了私交。
很明显，霍英东那时已成功地缓和了与港英政府的关系，但这既不表明港英政府对他的看法完全改变，也不表明霍英东的顾虑就彻底解除。
据霍英东所言，70年代后期，王匡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时候，当时的香港行政局首席议员简悦强，曾当面对王匡说：“霍英东走私……”但王匡当即严正驳斥：“那是诽谤，霍先生那时运送物资到内地，是一种爱国行为！”据说，诸如此类的事那时曾有过几次。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密切关系已公开化，他既在内地捐资、投资，而且还被中国政府重用，开始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议政机构出任委员、代表。霍英东是中国政府开放后，最早在这两个机构任职的港人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已非常重要，加上中英两国政府官员那时已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有非正式接触，故港英政府不能不在一些问题上慎重考虑中方意见，与中方保持沟通。至于对霍英东，港英方面向新华社官员进行试探时，若中方对他们的说法强硬反对，而对霍英东坚决支持，他们可能就会因此重新调整对霍的态度。
而后，霍英东在中国政权架构中步步高升，并晋身为国家领导人之列。一般理解，到此，小小的港英当局，若想动摇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地位，或想对他有不义之举，那又谈何容易？
虽则如此，霍英东的一位助手曾透露：“信德中心本来他打算一个人搞，但后来没把握，于是叫李嘉诚、郭德胜、郑裕彤等人合伙。他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并不是没有钱，但觉得风险大，因为港府对他有看法……
1986年10月，英女皇应邀访问中国。饶有意味的是：几乎是同一时间，香港这边，霍英东放弃一个人独力发展信德中心；在但广州那边，他却盛情接待到访的英女皇，表现得很热情。
霍英东得知英女皇一行到广州时将访问白天鹅后，就特意安排霍震霆到北京一间工艺美术厂，订做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上面镶印英女皇加冕时的肖像，在英女皇访问白天鹅时送给她。另外，霍英东为迎接英女皇，特意从香港运来几部全新的劳斯莱斯和奔驰豪华房车，供女皇及其随行人员乘坐。此举曾令人感到有些纳闷：英国方面向来对霍英东有看法，难道霍英东对此并不介意？
霍英东解释道：“英女皇访华是一件大事，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她肯在白天鹅停留，也是对白天鹅的肯定。她作为国家元首，我们当然要礼遇，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车队迎宾；而对于白天鹅，也有推广宣传作用，包括布什、尼克松等人来白天鹅住，对宾馆都很有影响。”
1991年7月，霍英东应邀赴德国汉堡，参加庆祝“欧华学会”成立10周年国际学术会。他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流露了对香港现状的困惑感受。
霍英东不客气地表示对英国人的不信任：“在历史上英国人撤离殖民地的纪录并不使人放心，后遗症很大，对此种种问题，怎能毫不关心？”
接着，他又批评港英当局的“难民”政策，批评港英政府做“跛脚鸭”。他说：“越南船民，香港市民哪里有责任去供养他们呢？5万多人啊，每年要花一笔钱，只医疗费一项便要付1亿多元。据说这些年用于船民身上已逾30亿元了，这些钱是香港市民的血汗钱，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钱。但我们没有权，我们不能作主，我反对港英政府沦为‘跛脚鸭’，港英政府要在过渡时期负责到底。”这些在欧华学会上的讲话，可能是霍英东第一次公开批评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所以，当这些讲话内容传回香港时，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4年之后，霍英东再次赴欧洲，出席欧华学会举行的研究会，并发表演讲。这次，他又提到香港问题，并大力抨击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措词和语气比上次更为严厉。但是，霍英东并不是“一边倒”，把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说得一无是处，他在演讲中也称赞港英在实施市场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贸易等“无为而治”、“积极不干预”，因而造就了香港今日的繁荣。他说：“港府只管法律、税收和公共事务，放手私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严禁官员介入经济事务，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最大的本事是放手鼓励大家去发财，政府掌握好税收的关口。”
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稿，后来被内地《参考消息》报、香港《大公报》、香港《信报》节录刊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人们争相传阅，连一些港府高官也去函向霍英东索取原稿全文。霍英东的直言，赢得了不少人的高度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