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商海 独领风骚霍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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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商海 独领风骚
——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集团董事长霍英东先生商旅传奇
2006年04月08日 16:44
温家宝总理与霍英东先生亲切晤谈
文/梁广
激流勇退 海外掌控
二战后直到50年代初期,香港各方面比广州还落后。1953年,霍英东首创“卖楼花”,香港地产一下子就兴旺起来。霍英东更是财源滚滚:“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这样卖下去,不知要赚多少钱!”
正所谓“树大招风”。正当霍英东的地产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那正是市民疯狂抢购蟾宫大厦(香港第一座最高大厦)的时候,市井坊间突然传出一些关于霍英东的消息:“霍英东战时走私,港府要将他递解出境。”
“千万不要去买他的楼,说不定,他要拿着市民的钱逃跑呢!……”传闻从天而降,一传十,十传百,几天之间就传遍港九各地。有一些已经交了订金购买蟾宫大厦的买家,不是打电话到霍英东的公司查询,就是亲临霍的公司问个究竟,有个别买家甚至要求拿回订金。
从1949年起,港府开始对一些“左派”人士和一些被港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采取递解出境的政策。听到自己将被递解出境的传闻,霍英东感到很震惊。最初几天,霍英东认为“谣言止于智者”,所以对传闻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谁知,传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传越广,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一时间搞得满城风雨。传闻困扰着霍英东,也困扰着他的家人。
这时,霍英东才发觉问题很严重,连忙召集公司的一些职员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以立信公司的名义向外界澄清。当天晚上,霍英东和公司职员匆匆草拟一份声明,说外边的传闻纯粹是无根据的谣言,要求买家放心,公司运作如常,楼宇会如期完成交货。稿草拟完,连夜送到《工商日报》、《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刊载。
立信的声明在各报刊登之后,传闻并未一下子就消除,仍然散布于市井坊间。大约过了半年,霍英东并没有被动一根毫毛,传言也就自然销声匿迹。
1965年,港府为活跃地产市场,向全世界公开招标,拍卖黄金地盘——海军船坞。为了吸引外国地产商参与竞投,港府除了在香港大卖广告外,还在伦敦和纽约的报刊登载广告,但当时国际上对香港地产市场一致看淡,故没有一个国外投资者下标竞投;而在香港,不少地产商已是惊弓之鸟,谈起地产皆惊魂失色,也无人问津。
此时的霍英东,认为这是难得的投资良机,于是逆市而行,下标竞投。结果,竞投者只有霍英东一个人。结果却出乎意料,港府答复霍英东说:只有你一个人下标,这块地我们不打算卖了,收回来。
这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以来经历的第二次打击。第一次于1955年,被传递解出境,而这次,却是港府歧视霍英东的第一次公开举动。
海军船坞投而不得,固然对霍英东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但对他的打击却很大。通过此事,霍英东清楚地看到港府对他有歧视,有意限制他事业的发展。他因此很担心,也可能从此开始,霍英东萌发了隐退的想法。
饶有意味的是,霍英东在1967年元旦发表文章,预测香港地产行业将会复苏之后一个月,他对自己的公司做出一次重大的部署:改组霍兴业堂有限公司——这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后成立的第一间公司,也是霍氏集团几十间公司之旗舰。那么,霍英东为什么对家族集团之旗舰做出如此异乎寻常的改组和部署?
港英方面对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商业活动有看法,这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1955年传被递解出境,使霍英东对自己的前途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1965年竞投海军船坞应得而失,使霍英东看到当局对自己的歧见之深。
那么,显而易见,霍英东在1967年2月对霍兴业堂之改组,其目的是为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安排一个妥善的退路;若自己一旦遭遇不测,其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就可因其公司已不在自己名下,而不受任何影响。
果然,在两个多月后,他又做出隐退江湖的第二步行动……
1967年5月6日下午,在人造花厂九龙新蒲岗分厂门外,对立的两派工人发生冲突,警方出动200余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队”,驱散工人,当场殴伤多人,拘捕21人……
霍英东在家里透过电视和广播,看到、听到了事件的经过后,心情很复杂。经过考虑,当晚便做出一个决定:暂时离开已出现混乱和动荡的香港。
第二天一大早,他顾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员,只和家人简单打个招呼,就草草收拾行李,匆匆赶赴九龙启德机场,搭上飞往英国的客机,行踪神秘而迅速。就此,霍英东度过了半年海外生活。
霍英东人虽然不在香港,但香港的生意一点也不受影响,公司的业务,盖楼、卖楼、购材料,照样进行,一天都没停过。那时,霍英东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回香港,给家里人、给公司的高级职员,了解工程进度,部署工作,在电话里解决问题。另外,他还要求公司每周向他提交工作报告……所有地产生意,都在他的遥控下进行。
12月底,霍英东看到香港风暴基本平息,就动身回港,结束半年的旅外生涯。现在看来,霍英东那时“远走高飞”,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
壮士断臂 另辟蹊径
旅居海外半年,霍英东超然物外,隔洋观火,避过了“六七风暴”的惊涛骇浪。但霍英东意料不到的是,“风暴”平息后,在多次地产低潮中屹立不倒的他,却被深深地卷进了一场政治风波之中,并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霍英东回香港时,虽然“六七风暴”的余波未了,一些小规模的事件仍有发生,但市面已逐渐回复正常,停顿了半年之久的商业活动也开始恢复,他属下的星光行也恢复向外招租。
星光行(当时的名称是九龙商业大厦)是霍英东集团和另外三个集团合资组成的九龙置地公司,于1962年开始兴建的,其股东除霍英东外,还有何鸿燊、何添、关启明、钟明辉等。整栋大厦共投资3000万港元,这在当时,算是一项十分大的地产项目,其中霍英东个人承担750万,即总投资的1/4,其他三个财团也各占1/4。但其中,九龙置地公司向汇丰银行贷款1000万元,这笔贷款以霍英东的名义担保,这意味着霍英东总共投进1750万元。当时,霍英东财力雄厚。他说:“在银根上,我基本没有问题。当时我承诺过,如果汇丰银行要我们清还1000万元的债款,我亦即时可以拿出来。”
按照他们的计划,星光行主要用于收租。星光行位于尖沙咀海边,位置极佳,初时有不少商户租用,其中一个较大的租户就是中艺公司。“中艺”以经营中国工艺品为主,有中资背景。当时,中英关系正处于历史低潮,港府处处限制中资企业的发展,故霍英东把星光行租予“中艺”,自然被港英视为亲中的表现。
霍英东没有想到,把星光行租给“中艺”竟会惹祸上身。在历史上,由于朝鲜战争时期的经历,霍英东的公司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于是,英、美两国从星光行入手,联手向霍英东施压。
首先,美国驻香港领事将星光行列入“黑名单”,明确宣布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买卖美国货,就连美国制造的那些收银机也在禁售之列。如此一来,对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极为不便,受影响最大的是那间保龄球场和顶好百货公司,结果陈泽富的保龄球场要改用澳州设备。
美国领事这一招果然奏效,不少租客或对星光行望而却步,或要求低价租用。霍英东决定以每英尺9毫的超低价租出。因为他算过,若以这个价钱把整幢星光行出租,只要熬过7年,就可赚回所有投资。
每英尺9毫的价钱一放出,果然吸引了不少商户来参观、租用。谁知,这时候香港电话公司给各个有意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打去电话,“忠告”他们:最好不要租星光行,如果租下来,驳通电话可能遥遥无期。
做生意的人哪敢和政府作对,并且,没有电话,生意如何做?结果,有意租用者个个慑于政府的压力,都不敢租用;连那些已经交了按金的商户也纷纷退租,连按金也不要了。偌大的星光行,一时间门可罗雀,冷冷清清。
在商场打拼多年、见惯风风雨雨的霍英东,面对英、美的压力也无计可施。霍英东和几个股东商量后,决定出售星光行。但当时正是香港地产处于低潮期,投资者都因香港前途不明朗而不敢贸然买楼,因而楼宇有价无市。
事实上,霍英东当时确曾有意独资买下星光行,因为他仍看好香港未来的地产。至于后来被迫放弃,原因是:他很清楚,若自己独资购下星光行,英、美方面也决不让自己有好日子过。
这时,英资的置地公司窥准机会,找到霍英东,提出以3750万港元收购星光行。置地是香港最大的外资地产公司,其母公司怡和以贩卖鸦片到中国起家,是香港最大的英资公司之一。在地产一片萧条的情况下,375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价钱。为减少损失,霍英东同意以这个价钱卖给置地。
谁知,置地在收购过程中,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新的收购方案:置地先付清霍英东投资的750万和汇丰的1000万港元贷款;其余2000万,则以承诺票据形式结算。“只写一张Promisory Note,这个条件不合理!”霍英东不同意这种付款方式。但置地很清楚,霍英东在英、美联手施压下,已没有任何办法,所以一味坚持以承诺票据结算。
20多年后,当霍英东再次提起这宗不公平的买卖时,仍忿忿不平:“世上哪有这样的事?你向我买物业,我将物业转名过户,你却来一纸票据结算。价钱多少是小事,但我觉得,这是史无前例的耻辱!”
“我就算卖,也不能卖得这样低声下气!”霍英东打算与置地停止交易,另找买家——即使价钱低也无所谓。其实,以霍英东当时的名望和关系,要找一个买家并非难事。但是,即使把星光行卖给自己选择的买家,霍英东仍有一个顾虑。原来,霍英东当时有两家设在珠城的戏院,所放映的电影都是向美国的米高梅、哥氏等8大电影公司购进的;若美国继续施压,则片源就有问题,两间戏院就难以生存,而其他问题也可能接踵而至。
于是,霍英东先透过律师,写一封信给美国驻港领事,查问若自己出售星光行后,星光行是否可从黑名单中剔除。美国领事答复:先要看买家是谁。很明显,美国和英国都不希望星光行落入亲中人士手中。到此,霍英东很清楚:若星光行不卖给置地,自己以后可能还会遇上很多新麻烦。再三权衡之后,霍英东壮士断臂,被迫收下置地的那纸承诺票据,出售星光行。
置地买下星光行不久,香港局势趋于平静,地产逐渐复苏,到了1970年,中区地王竟以2.58亿港元成交,创当时香港和世界地价的最高纪录,而星光行也在短短时间内全部租清。置地乘人之危,大赚一笔,而霍英东却损失惨重,事后还不时扼腕长叹!
星光行事件后,霍英东仍看好地产市景,他在地产仍疲软时,还是把大量资金押在地产上。1968年,他斥资发展康宁道24号第一期工程;1969年,发展维多利亚大厦、康宁道48~52号第二期工程、铜锣湾道82号工程;1970年,斥资140万买下薄扶林沙宣道33号豪宅,并发展钵仑街124~128号工程。然后,又将资金投放于轩尼诗道、天后庙道一带的物业。
但是,由于港英政府有意“封杀”霍英东的发展空间,所以1967年之后的霍英东,虽然也在地产市场有些投资,但与1967年之前在地产界纵横叱咤的势头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霍英东迫于无奈,改变投资策略,以退为进,步步为营,并逐渐淡出香港地产市场。
事实上,经过1967年的地产低潮后,当时在香港,霍英东仍可说得上是手头资金最为充裕、实力最为雄厚的地产商之一。也就是说,他从那时起,逐渐淡出地产市场,显然“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相反,当霍英东逐渐淡出香港地产业之时,香港一些华资地产商却乘势而起。“六七”后,一些英资财团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没有作长远发展的打算,因而未能充分利用其拥有的庞大土地和雄厚财力自行发展,而是倾向于将土地出售。一些华资商人,如郭德胜、李兆基、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等,乘机大战地产市场,并大有斩获,业绩斐然,财富剧增,成为香港地产行业的中流砥柱。连同原有的华资集团,到了70年代初期,华资地产商已强大到足以与英资分庭抗礼。而霍英东,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郭德胜、李嘉诚、李兆基等人,兴建一个又一个屋村,大发其地产财。
泰然处世 仗义直言
体育往往和政治分不开,霍英东为中国加入世界体育组织而奔走呼吁,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长期以来,在多个国际公开场合,大力支持内地,与台湾代表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最后使得台湾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中连连败北,这自然会受到台湾方面的敌视。
另外,自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霍英东除了大举到内地投资、慷慨捐赠以外,还时常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上京议政,并经常接触中共高层领导人,这自然也会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
据传闻,有一段时间,台湾方面曾图谋暗杀霍英东。霍英东对此传闻处之泰然。事实上,他极少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即使是对于一些富豪而言最为忧虑的可能会遭绑架,他也从来不放在心上。霍英东曾说过:“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几十年来,我始终坚持一条:能帮人,一定帮。”
1993年初,霍英东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每次到内地,内地方面总安排一些警察作为他的随从人员,保卫他的安全。但在香港,他仍是一位普通市民,仍是独来独往……
自1967年贱卖星光行之后,可能因为中英关系逐渐正常化,港英当局似乎对霍英东不再有歧视行动;不仅如此,代表英国统治香港的港督,甚至还与霍英东开始有所接触。
戴麟趾在他1971年卸任港督一职前,曾与霍英东同时出席在香港大球场举行的一次公开活动,两人还微笑着握手言谈。那次会面,两人虽然所谈不多,但戴麟趾与霍英东握手,却有着象征意义,这就是:港英已经开始接受霍英东。
而后,到了1978年,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甚至应霍英东之邀,出席其公子霍震霆和香港历史上最靓的港姐朱玲玲的“世纪婚礼”。港督出席霍家的私人活动,既表明港英方面对霍英东的态度已大大改观,也可理解为霍英东与麦理浩当时已有了私交。
很明显,霍英东那时已成功地缓和了与港英政府的关系,但这既不表明港英政府对他的看法完全改变,也不表明霍英东的顾虑就彻底解除。
据霍英东所言,70年代后期,王匡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时候,当时的香港行政局首席议员简悦强,曾当面对王匡说:“霍英东走私……”但王匡当即严正驳斥:“那是诽谤,霍先生那时运送物资到内地,是一种爱国行为!”据说,诸如此类的事那时曾有过几次。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密切关系已公开化,他既在内地捐资、投资,而且还被中国政府重用,开始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议政机构出任委员、代表。霍英东是中国政府开放后,最早在这两个机构任职的港人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已非常重要,加上中英两国政府官员那时已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有非正式接触,故港英政府不能不在一些问题上慎重考虑中方意见,与中方保持沟通。至于对霍英东,港英方面向新华社官员进行试探时,若中方对他们的说法强硬反对,而对霍英东坚决支持,他们可能就会因此重新调整对霍的态度。
而后,霍英东在中国政权架构中步步高升,并晋身为国家领导人之列。一般理解,到此,小小的港英当局,若想动摇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地位,或想对他有不义之举,那又谈何容易?
虽则如此,霍英东的一位助手曾透露:“信德中心本来他打算一个人搞,但后来没把握,于是叫李嘉诚、郭德胜、郑裕彤等人合伙。他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并不是没有钱,但觉得风险大,因为港府对他有看法……
1986年10月,英女皇应邀访问中国。饶有意味的是:几乎是同一时间,香港这边,霍英东放弃一个人独力发展信德中心;在但广州那边,他却盛情接待到访的英女皇,表现得很热情。
霍英东得知英女皇一行到广州时将访问白天鹅后,就特意安排霍震霆到北京一间工艺美术厂,订做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上面镶印英女皇加冕时的肖像,在英女皇访问白天鹅时送给她。另外,霍英东为迎接英女皇,特意从香港运来几部全新的劳斯莱斯和奔驰豪华房车,供女皇及其随行人员乘坐。此举曾令人感到有些纳闷:英国方面向来对霍英东有看法,难道霍英东对此并不介意?
霍英东解释道:“英女皇访华是一件大事,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她肯在白天鹅停留,也是对白天鹅的肯定。她作为国家元首,我们当然要礼遇,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车队迎宾;而对于白天鹅,也有推广宣传作用,包括布什、尼克松等人来白天鹅住,对宾馆都很有影响。”
1991年7月,霍英东应邀赴德国汉堡,参加庆祝“欧华学会”成立10周年国际学术会。他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流露了对香港现状的困惑感受。
霍英东不客气地表示对英国人的不信任:“在历史上英国人撤离殖民地的纪录并不使人放心,后遗症很大,对此种种问题,怎能毫不关心?”
接着,他又批评港英当局的“难民”政策,批评港英政府做“跛脚鸭”。他说:“越南船民,香港市民哪里有责任去供养他们呢?5万多人啊,每年要花一笔钱,只医疗费一项便要付1亿多元。据说这些年用于船民身上已逾30亿元了,这些钱是香港市民的血汗钱,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钱。但我们没有权,我们不能作主,我反对港英政府沦为‘跛脚鸭’,港英政府要在过渡时期负责到底。”这些在欧华学会上的讲话,可能是霍英东第一次公开批评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所以,当这些讲话内容传回香港时,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4年之后,霍英东再次赴欧洲,出席欧华学会举行的研究会,并发表演讲。这次,他又提到香港问题,并大力抨击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措词和语气比上次更为严厉。但是,霍英东并不是“一边倒”,把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说得一无是处,他在演讲中也称赞港英在实施市场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贸易等“无为而治”、“积极不干预”,因而造就了香港今日的繁荣。他说:“港府只管法律、税收和公共事务,放手私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严禁官员介入经济事务,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最大的本事是放手鼓励大家去发财,政府掌握好税收的关口。”
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稿,后来被内地《参考消息》报、香港《大公报》、香港《信报》节录刊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人们争相传阅,连一些港府高官也去函向霍英东索取原稿全文。霍英东的直言,赢得了不少人的高度赞许。
——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集团董事长霍英东先生商旅传奇
2006年04月08日 16:44
温家宝总理与霍英东先生亲切晤谈
文/梁广
激流勇退 海外掌控
二战后直到50年代初期,香港各方面比广州还落后。1953年,霍英东首创“卖楼花”,香港地产一下子就兴旺起来。霍英东更是财源滚滚:“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这样卖下去,不知要赚多少钱!”
正所谓“树大招风”。正当霍英东的地产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那正是市民疯狂抢购蟾宫大厦(香港第一座最高大厦)的时候,市井坊间突然传出一些关于霍英东的消息:“霍英东战时走私,港府要将他递解出境。”
“千万不要去买他的楼,说不定,他要拿着市民的钱逃跑呢!……”传闻从天而降,一传十,十传百,几天之间就传遍港九各地。有一些已经交了订金购买蟾宫大厦的买家,不是打电话到霍英东的公司查询,就是亲临霍的公司问个究竟,有个别买家甚至要求拿回订金。
从1949年起,港府开始对一些“左派”人士和一些被港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采取递解出境的政策。听到自己将被递解出境的传闻,霍英东感到很震惊。最初几天,霍英东认为“谣言止于智者”,所以对传闻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谁知,传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传越广,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一时间搞得满城风雨。传闻困扰着霍英东,也困扰着他的家人。
这时,霍英东才发觉问题很严重,连忙召集公司的一些职员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以立信公司的名义向外界澄清。当天晚上,霍英东和公司职员匆匆草拟一份声明,说外边的传闻纯粹是无根据的谣言,要求买家放心,公司运作如常,楼宇会如期完成交货。稿草拟完,连夜送到《工商日报》、《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刊载。
立信的声明在各报刊登之后,传闻并未一下子就消除,仍然散布于市井坊间。大约过了半年,霍英东并没有被动一根毫毛,传言也就自然销声匿迹。
1965年,港府为活跃地产市场,向全世界公开招标,拍卖黄金地盘——海军船坞。为了吸引外国地产商参与竞投,港府除了在香港大卖广告外,还在伦敦和纽约的报刊登载广告,但当时国际上对香港地产市场一致看淡,故没有一个国外投资者下标竞投;而在香港,不少地产商已是惊弓之鸟,谈起地产皆惊魂失色,也无人问津。
此时的霍英东,认为这是难得的投资良机,于是逆市而行,下标竞投。结果,竞投者只有霍英东一个人。结果却出乎意料,港府答复霍英东说:只有你一个人下标,这块地我们不打算卖了,收回来。
这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以来经历的第二次打击。第一次于1955年,被传递解出境,而这次,却是港府歧视霍英东的第一次公开举动。
海军船坞投而不得,固然对霍英东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但对他的打击却很大。通过此事,霍英东清楚地看到港府对他有歧视,有意限制他事业的发展。他因此很担心,也可能从此开始,霍英东萌发了隐退的想法。
饶有意味的是,霍英东在1967年元旦发表文章,预测香港地产行业将会复苏之后一个月,他对自己的公司做出一次重大的部署:改组霍兴业堂有限公司——这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后成立的第一间公司,也是霍氏集团几十间公司之旗舰。那么,霍英东为什么对家族集团之旗舰做出如此异乎寻常的改组和部署?
港英方面对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商业活动有看法,这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1955年传被递解出境,使霍英东对自己的前途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1965年竞投海军船坞应得而失,使霍英东看到当局对自己的歧见之深。
那么,显而易见,霍英东在1967年2月对霍兴业堂之改组,其目的是为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安排一个妥善的退路;若自己一旦遭遇不测,其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就可因其公司已不在自己名下,而不受任何影响。
果然,在两个多月后,他又做出隐退江湖的第二步行动……
1967年5月6日下午,在人造花厂九龙新蒲岗分厂门外,对立的两派工人发生冲突,警方出动200余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队”,驱散工人,当场殴伤多人,拘捕21人……
霍英东在家里透过电视和广播,看到、听到了事件的经过后,心情很复杂。经过考虑,当晚便做出一个决定:暂时离开已出现混乱和动荡的香港。
第二天一大早,他顾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员,只和家人简单打个招呼,就草草收拾行李,匆匆赶赴九龙启德机场,搭上飞往英国的客机,行踪神秘而迅速。就此,霍英东度过了半年海外生活。
霍英东人虽然不在香港,但香港的生意一点也不受影响,公司的业务,盖楼、卖楼、购材料,照样进行,一天都没停过。那时,霍英东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回香港,给家里人、给公司的高级职员,了解工程进度,部署工作,在电话里解决问题。另外,他还要求公司每周向他提交工作报告……所有地产生意,都在他的遥控下进行。
12月底,霍英东看到香港风暴基本平息,就动身回港,结束半年的旅外生涯。现在看来,霍英东那时“远走高飞”,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
壮士断臂 另辟蹊径
旅居海外半年,霍英东超然物外,隔洋观火,避过了“六七风暴”的惊涛骇浪。但霍英东意料不到的是,“风暴”平息后,在多次地产低潮中屹立不倒的他,却被深深地卷进了一场政治风波之中,并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霍英东回香港时,虽然“六七风暴”的余波未了,一些小规模的事件仍有发生,但市面已逐渐回复正常,停顿了半年之久的商业活动也开始恢复,他属下的星光行也恢复向外招租。
星光行(当时的名称是九龙商业大厦)是霍英东集团和另外三个集团合资组成的九龙置地公司,于1962年开始兴建的,其股东除霍英东外,还有何鸿燊、何添、关启明、钟明辉等。整栋大厦共投资3000万港元,这在当时,算是一项十分大的地产项目,其中霍英东个人承担750万,即总投资的1/4,其他三个财团也各占1/4。但其中,九龙置地公司向汇丰银行贷款1000万元,这笔贷款以霍英东的名义担保,这意味着霍英东总共投进1750万元。当时,霍英东财力雄厚。他说:“在银根上,我基本没有问题。当时我承诺过,如果汇丰银行要我们清还1000万元的债款,我亦即时可以拿出来。”
按照他们的计划,星光行主要用于收租。星光行位于尖沙咀海边,位置极佳,初时有不少商户租用,其中一个较大的租户就是中艺公司。“中艺”以经营中国工艺品为主,有中资背景。当时,中英关系正处于历史低潮,港府处处限制中资企业的发展,故霍英东把星光行租予“中艺”,自然被港英视为亲中的表现。
霍英东没有想到,把星光行租给“中艺”竟会惹祸上身。在历史上,由于朝鲜战争时期的经历,霍英东的公司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于是,英、美两国从星光行入手,联手向霍英东施压。
首先,美国驻香港领事将星光行列入“黑名单”,明确宣布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买卖美国货,就连美国制造的那些收银机也在禁售之列。如此一来,对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极为不便,受影响最大的是那间保龄球场和顶好百货公司,结果陈泽富的保龄球场要改用澳州设备。
美国领事这一招果然奏效,不少租客或对星光行望而却步,或要求低价租用。霍英东决定以每英尺9毫的超低价租出。因为他算过,若以这个价钱把整幢星光行出租,只要熬过7年,就可赚回所有投资。
每英尺9毫的价钱一放出,果然吸引了不少商户来参观、租用。谁知,这时候香港电话公司给各个有意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打去电话,“忠告”他们:最好不要租星光行,如果租下来,驳通电话可能遥遥无期。
做生意的人哪敢和政府作对,并且,没有电话,生意如何做?结果,有意租用者个个慑于政府的压力,都不敢租用;连那些已经交了按金的商户也纷纷退租,连按金也不要了。偌大的星光行,一时间门可罗雀,冷冷清清。
在商场打拼多年、见惯风风雨雨的霍英东,面对英、美的压力也无计可施。霍英东和几个股东商量后,决定出售星光行。但当时正是香港地产处于低潮期,投资者都因香港前途不明朗而不敢贸然买楼,因而楼宇有价无市。
事实上,霍英东当时确曾有意独资买下星光行,因为他仍看好香港未来的地产。至于后来被迫放弃,原因是:他很清楚,若自己独资购下星光行,英、美方面也决不让自己有好日子过。
这时,英资的置地公司窥准机会,找到霍英东,提出以3750万港元收购星光行。置地是香港最大的外资地产公司,其母公司怡和以贩卖鸦片到中国起家,是香港最大的英资公司之一。在地产一片萧条的情况下,375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价钱。为减少损失,霍英东同意以这个价钱卖给置地。
谁知,置地在收购过程中,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新的收购方案:置地先付清霍英东投资的750万和汇丰的1000万港元贷款;其余2000万,则以承诺票据形式结算。“只写一张Promisory Note,这个条件不合理!”霍英东不同意这种付款方式。但置地很清楚,霍英东在英、美联手施压下,已没有任何办法,所以一味坚持以承诺票据结算。
20多年后,当霍英东再次提起这宗不公平的买卖时,仍忿忿不平:“世上哪有这样的事?你向我买物业,我将物业转名过户,你却来一纸票据结算。价钱多少是小事,但我觉得,这是史无前例的耻辱!”
“我就算卖,也不能卖得这样低声下气!”霍英东打算与置地停止交易,另找买家——即使价钱低也无所谓。其实,以霍英东当时的名望和关系,要找一个买家并非难事。但是,即使把星光行卖给自己选择的买家,霍英东仍有一个顾虑。原来,霍英东当时有两家设在珠城的戏院,所放映的电影都是向美国的米高梅、哥氏等8大电影公司购进的;若美国继续施压,则片源就有问题,两间戏院就难以生存,而其他问题也可能接踵而至。
于是,霍英东先透过律师,写一封信给美国驻港领事,查问若自己出售星光行后,星光行是否可从黑名单中剔除。美国领事答复:先要看买家是谁。很明显,美国和英国都不希望星光行落入亲中人士手中。到此,霍英东很清楚:若星光行不卖给置地,自己以后可能还会遇上很多新麻烦。再三权衡之后,霍英东壮士断臂,被迫收下置地的那纸承诺票据,出售星光行。
置地买下星光行不久,香港局势趋于平静,地产逐渐复苏,到了1970年,中区地王竟以2.58亿港元成交,创当时香港和世界地价的最高纪录,而星光行也在短短时间内全部租清。置地乘人之危,大赚一笔,而霍英东却损失惨重,事后还不时扼腕长叹!
星光行事件后,霍英东仍看好地产市景,他在地产仍疲软时,还是把大量资金押在地产上。1968年,他斥资发展康宁道24号第一期工程;1969年,发展维多利亚大厦、康宁道48~52号第二期工程、铜锣湾道82号工程;1970年,斥资140万买下薄扶林沙宣道33号豪宅,并发展钵仑街124~128号工程。然后,又将资金投放于轩尼诗道、天后庙道一带的物业。
但是,由于港英政府有意“封杀”霍英东的发展空间,所以1967年之后的霍英东,虽然也在地产市场有些投资,但与1967年之前在地产界纵横叱咤的势头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霍英东迫于无奈,改变投资策略,以退为进,步步为营,并逐渐淡出香港地产市场。
事实上,经过1967年的地产低潮后,当时在香港,霍英东仍可说得上是手头资金最为充裕、实力最为雄厚的地产商之一。也就是说,他从那时起,逐渐淡出地产市场,显然“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相反,当霍英东逐渐淡出香港地产业之时,香港一些华资地产商却乘势而起。“六七”后,一些英资财团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没有作长远发展的打算,因而未能充分利用其拥有的庞大土地和雄厚财力自行发展,而是倾向于将土地出售。一些华资商人,如郭德胜、李兆基、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等,乘机大战地产市场,并大有斩获,业绩斐然,财富剧增,成为香港地产行业的中流砥柱。连同原有的华资集团,到了70年代初期,华资地产商已强大到足以与英资分庭抗礼。而霍英东,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郭德胜、李嘉诚、李兆基等人,兴建一个又一个屋村,大发其地产财。
泰然处世 仗义直言
体育往往和政治分不开,霍英东为中国加入世界体育组织而奔走呼吁,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长期以来,在多个国际公开场合,大力支持内地,与台湾代表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最后使得台湾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中连连败北,这自然会受到台湾方面的敌视。
另外,自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霍英东除了大举到内地投资、慷慨捐赠以外,还时常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上京议政,并经常接触中共高层领导人,这自然也会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
据传闻,有一段时间,台湾方面曾图谋暗杀霍英东。霍英东对此传闻处之泰然。事实上,他极少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即使是对于一些富豪而言最为忧虑的可能会遭绑架,他也从来不放在心上。霍英东曾说过:“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几十年来,我始终坚持一条:能帮人,一定帮。”
1993年初,霍英东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每次到内地,内地方面总安排一些警察作为他的随从人员,保卫他的安全。但在香港,他仍是一位普通市民,仍是独来独往……
自1967年贱卖星光行之后,可能因为中英关系逐渐正常化,港英当局似乎对霍英东不再有歧视行动;不仅如此,代表英国统治香港的港督,甚至还与霍英东开始有所接触。
戴麟趾在他1971年卸任港督一职前,曾与霍英东同时出席在香港大球场举行的一次公开活动,两人还微笑着握手言谈。那次会面,两人虽然所谈不多,但戴麟趾与霍英东握手,却有着象征意义,这就是:港英已经开始接受霍英东。
而后,到了1978年,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甚至应霍英东之邀,出席其公子霍震霆和香港历史上最靓的港姐朱玲玲的“世纪婚礼”。港督出席霍家的私人活动,既表明港英方面对霍英东的态度已大大改观,也可理解为霍英东与麦理浩当时已有了私交。
很明显,霍英东那时已成功地缓和了与港英政府的关系,但这既不表明港英政府对他的看法完全改变,也不表明霍英东的顾虑就彻底解除。
据霍英东所言,70年代后期,王匡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时候,当时的香港行政局首席议员简悦强,曾当面对王匡说:“霍英东走私……”但王匡当即严正驳斥:“那是诽谤,霍先生那时运送物资到内地,是一种爱国行为!”据说,诸如此类的事那时曾有过几次。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密切关系已公开化,他既在内地捐资、投资,而且还被中国政府重用,开始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议政机构出任委员、代表。霍英东是中国政府开放后,最早在这两个机构任职的港人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已非常重要,加上中英两国政府官员那时已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有非正式接触,故港英政府不能不在一些问题上慎重考虑中方意见,与中方保持沟通。至于对霍英东,港英方面向新华社官员进行试探时,若中方对他们的说法强硬反对,而对霍英东坚决支持,他们可能就会因此重新调整对霍的态度。
而后,霍英东在中国政权架构中步步高升,并晋身为国家领导人之列。一般理解,到此,小小的港英当局,若想动摇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地位,或想对他有不义之举,那又谈何容易?
虽则如此,霍英东的一位助手曾透露:“信德中心本来他打算一个人搞,但后来没把握,于是叫李嘉诚、郭德胜、郑裕彤等人合伙。他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并不是没有钱,但觉得风险大,因为港府对他有看法……
1986年10月,英女皇应邀访问中国。饶有意味的是:几乎是同一时间,香港这边,霍英东放弃一个人独力发展信德中心;在但广州那边,他却盛情接待到访的英女皇,表现得很热情。
霍英东得知英女皇一行到广州时将访问白天鹅后,就特意安排霍震霆到北京一间工艺美术厂,订做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上面镶印英女皇加冕时的肖像,在英女皇访问白天鹅时送给她。另外,霍英东为迎接英女皇,特意从香港运来几部全新的劳斯莱斯和奔驰豪华房车,供女皇及其随行人员乘坐。此举曾令人感到有些纳闷:英国方面向来对霍英东有看法,难道霍英东对此并不介意?
霍英东解释道:“英女皇访华是一件大事,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她肯在白天鹅停留,也是对白天鹅的肯定。她作为国家元首,我们当然要礼遇,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车队迎宾;而对于白天鹅,也有推广宣传作用,包括布什、尼克松等人来白天鹅住,对宾馆都很有影响。”
1991年7月,霍英东应邀赴德国汉堡,参加庆祝“欧华学会”成立10周年国际学术会。他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流露了对香港现状的困惑感受。
霍英东不客气地表示对英国人的不信任:“在历史上英国人撤离殖民地的纪录并不使人放心,后遗症很大,对此种种问题,怎能毫不关心?”
接着,他又批评港英当局的“难民”政策,批评港英政府做“跛脚鸭”。他说:“越南船民,香港市民哪里有责任去供养他们呢?5万多人啊,每年要花一笔钱,只医疗费一项便要付1亿多元。据说这些年用于船民身上已逾30亿元了,这些钱是香港市民的血汗钱,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钱。但我们没有权,我们不能作主,我反对港英政府沦为‘跛脚鸭’,港英政府要在过渡时期负责到底。”这些在欧华学会上的讲话,可能是霍英东第一次公开批评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所以,当这些讲话内容传回香港时,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4年之后,霍英东再次赴欧洲,出席欧华学会举行的研究会,并发表演讲。这次,他又提到香港问题,并大力抨击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措词和语气比上次更为严厉。但是,霍英东并不是“一边倒”,把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说得一无是处,他在演讲中也称赞港英在实施市场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贸易等“无为而治”、“积极不干预”,因而造就了香港今日的繁荣。他说:“港府只管法律、税收和公共事务,放手私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严禁官员介入经济事务,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最大的本事是放手鼓励大家去发财,政府掌握好税收的关口。”
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稿,后来被内地《参考消息》报、香港《大公报》、香港《信报》节录刊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人们争相传阅,连一些港府高官也去函向霍英东索取原稿全文。霍英东的直言,赢得了不少人的高度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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