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诸子思想之研究有感（一）-- 孔子及其弟子篇\

前言：许多时候，生活本身和遇及的人事总在逼迫我思考人生意义，我是天生牢骚满腹之辈，经常钻在自己的小空间内制造情绪和某些假想，这样必将成为疏懒的空想家。我时常向恋人和朋友发泄对人世的愤怼，却不曾考虑到他们的感受，现在想来很是后悔，有这时间还不如多做些实事，比如多看些书多写些文章也比长篇大论的牢骚要来得有意义。凭着这般想法，近来就利用空闲时间写一些读感或称为总结——关于最近刚读完的一本诸子百家思想研究之书以及结合另外一些作品，如庄子全集解注，论语别裁等做为参考。其中也有些形而上的问题是我所不解的，希望有心得的朋友也能来指点讨论一番。最后顺便向我的恋人和朋友道歉，也算是我写这文系列的动机之一吧。
　　　　　　　　　　　　　　　　　
　　　　　　　　　　　　　　　　　
　　本书是按时间来介绍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诸子的思想学说，以及之间的渊源联系。众所周知，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为中国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出现了许多卓越的思想家，比如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他们都按着独特的思想各自创立学说，自成一家，处在这种百家争鸣自由议论的风气下，战国也成为了中国学术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
　　　　　　　　　　　　　　　　　
　　　　　　　　　　　　　　　　　
　　诸子的著述，大多是由弟子或再传弟子根据老师的学说编辑而成的，至于他们本身的思想为何？文献学者各有不同的解说。这里不免要说一下，当时人在记东西时是以毛笔沾朱砂或墨写在龟甲牛骨或其他的木版竹片上，象完整的书籍。必须用模板或竹片依照一定规格，用皮革编串成简，再将文字写在其上。这在民间并不普遍，因此在这种物质缺乏的情况下，不少学者与其弟子是将事情，会话，对答靠记忆以口述的方式传下去。
　　　　　　　　　　　　　　　　　
　　　　　　　　　　　　　　　　　
　　书中第一个介绍的当为孔子。孔子教弟子尽孝道，认为人伦中最重要的德性是“孝”。以孝治天下，中国文化经常讲孝道，尤其儒家更讲孝道。（把四书五经编辑起来，加上“孝经”，“尔雅”等，汇成一系列的总书叫十三经。“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著）。所谓“孝”，不单是对父母，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才谓之大孝也。就象为政的人须以孝子之心来为政，比如唐宋以后的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只有能真正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才能成为忠臣，这涉及到一种真实情爱的发挥，假若人连基本的爱心都没有，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所以“孝”也指人要有真感情。有一段对话关于子游问孔子何为孝时，孔子便如是回答：“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第二）所以光是养而没有爱的心情，就不是真孝。孝不是形式，不等于养狗养马一样。这里就强调要在内心有“爱”。“君子务本”，文学好，知识渊博，那是枝节的，学问之道在自己作人的根本上，人生的建立，内心的修养。所以“本立而道生”，学问的根本，在培养这个孝悌。孝悌不是教条，换句话说，是培养人性光辉的爱，是“至爱”“至情”的一面，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个“孝”便是“人”的本。（参见论语别裁）
　　　　　　　　　　　　　　　　　
　　　　　　　　　　　　　　　　　
　　春秋末期的社会形态，以贵族传统道德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正在崩溃，孔子处于这种危机下，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做了深刻的反省，结果发现道德最重要的根源是人的共通性在于每个人对别人的亲爱感情，并认为“仁”就是以这亲爱之情为基础的。能为别人着想，把别人作为仁人来礼遇。这个“仁”是孔子做学问的最高目的。孔子的学问总括在仁字上，他虽自称述而不作，述说了荛舜的公德以及周文王武王继承发展的事业。但孔子所提倡的仁，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却可以说是开拓了一个新的观念。“仁”也是把别人当作独立人格来看待，而人的人生终极目标应该是独立人格的完成。孔子认为处万变，而可行的就是孝，这种亘古不便的伦理道德也就是他所说的仁。孔子对颜回谈仁：克己复礼为仁。仁这德性，如予客观化，就是维持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化制度。但是礼并非单纯的，或只是形式上的虚礼，在于人心内部的才是“仁”，而表露在外的是“礼”。将人内心的仁变为外观的礼，就是最佳的解释。仁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力量。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必须培养成仁的基础修养，如此完成人格的修养再到社会服务，便是孔子教育的目的。
　　　　　　　　　　　　　　　　　
　　　　　　　　　　　　　　　　　
　　有专门学者分析道：孔子关心的对象，不是耶酥所关心的教徒们，也不是释迦的思索悟道，更不是老庄的虚无与恬淡，而是一种专注于社会现象，人事与道德的态度。这里有提到苏格拉底，他们是两位众人皆知的东西方大人物，苏是西方伦理先觉，而孔便是东方伦理之祖。苏格拉底提倡“善”，认为人们应该意识到人生是善的，善也是最高道德目的，人类的各种行为应该合乎于善的要求，在他的理论之前，希腊人他们的伦理意识很幼稚，只是将自古以来的一些片段道德格言作为日常生活的准则，是苏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比较之下，孔子提倡的“仁”与其之“善”有相似处。
　　　　　　　　　　　　　　　　　
　　　　　　　　　　　　　　　　　
　　这里不免要扯开说一下，苏格拉底一生追求他的真理，可最终却被雅典法庭判决为：“苏格拉底是一个作恶者，是一个怪异的人，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是好的，并且以这一切去教导别人。”而处以死刑。他们坚持说，苏格拉底所犯的罪是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宣传其他的新神，而且还以此教导青年、败坏青年。而苏格拉底并不因为死亡而恐惧，相反他深信自己的灵魂能在另一个世界中得到自由的幸福。他是一个完美的奥尔弗斯式的圣者，他做到了灵魂对于肉体的完全的驾驭。在最终时刻对于死的淡漠，便是这种驾驭力的最后证明。他对于肉体情欲的驾驭，是常常为人所强调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预示了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斯多葛派主张最高的“善”乃是德行，一个人不能够被外部的原因剥夺掉德行。犬儒学派鄙视世上的财货，这种鄙夷表现在他们逃避文明的舒适生活上。苏格拉底能够赤着脚衣衫褴褛地生活，也是出于同样的观点。并且他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确生活的最重要的条件。（详请参见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纪元前五世纪的中国，已出现末世景象，当时的贵族社会的道德衰微，秩序混乱，暴力横行，臣弑君，子弑父的事件不断发生，孔子在鲁国的“春秋”编年史中痛斥这种违背道义的行动。孔子将鲁的先祖，以及确立周王朝一带文化基础的周公视为圣人，他想复兴周公所创立的礼乐制度来建立政治秩序。孔子是一个性格顽强的人，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奔波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的一生是很寂寞清贫的，虽然他有机会去求荣华富贵，乃至他的弟子们也劝说他去拿权位，可他知道即使是一个安定的社会，如果文化教育没有完成，还是不能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是要靠思想的纯正，亦即过去所谓的“德性”。因此他宁可一生穷苦，从事教育。“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仁之所至，义所当然”的事，牺牲自己也要去做，为世为人就做，为别的比如名利就不能了。因此为学问而学问，就得准备着一生寂寞。
　　　　　　　　　　　　　　　　　
　　　　　　　　　　　　　　　　　
　　孔子的一生是温良恭俭让的，他注重内在的修身养性，努力教导弟子完善自己的人格。不过由于内在的仁是通过外在的礼表现出来的，所以若没有真正注重内在的修养而只是偏向于外在的礼，那么就如墨家会反对烦琐的形式主义了。墨子假想的学术上的敌人是中原的孔门弟子，社会科学派的子夏门人李克等一团学者。他属于非战的和平者，而子夏的弟子则是侍奉覆者的新官僚的指导者，孔子虽想超越世袭制的贵族统治，广泛地招揽人才，但却未能贯彻这方法而只好与贵族妥协。鲁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篇）对于这个问题，墨子提出很尖锐的批评。他说：如果“尚贤”的标语，意思就是“尊敬贤者”，那便知识个平凡的道德教育的德目罢了。在战国初期，“尚贤”应解释为“将政治从无能够的贵族手中转移到有才能的平民手中”这样积极的政治标语，例如荛选用无名的舜为后嗣就是政策实施的榜样。可是如墨子所言：“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君子，明小而不明大也。”孔子提倡仁，墨子也常以仁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仁的范围扩充到“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天下学者都不懂得仁，他们只知道名词上的知识。为何呢？墨子说道：“仁人做事，须对天下有利的事，除去天下的祸害，现在那些君子知道偷盗别人的东西是要受处罚的，因为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就有不仁的罪过，是不义的。可现在到了最大的不义，攻打别人的国家，就不知道不对，反而称赞他，说是合理的，这怎么能说是懂得仁和不仁，义和不义的区别呢？”（详见非攻篇第一）所以孔子提倡的仁义难道不是被别人利用了的一种形式吗？庄子也曾对儒家的那一套有过侧面的讽刺，庄子曰：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义也。那个“盗亦有道”的典故就是出自“庄子”。老子也曾说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便是这个意思。所以道德如果只在于外表的形式主义，而非内心真正的修养自觉性，的确很容易被人利用拿去作护身符，拿来欺骗蒙蔽世人。可事实上人是自私贪欲的，这世间没有多少真正的圣人贤者，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去除私心超越自我，因此道德也就成了伪善者欺世欺人的工具。哀哉！就比如我们知道清朝入了中原，当时有太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宣言反清复明，康熙即位后，他把儒家的思想用进了，尤其是提倡孝道。编了一本语录——《圣谕》，后来叫《圣谕宝训》或《圣谕广训》。进一步分析，康熙就是深深懂得“孝”这个精神而加以反面的运用。再则，我们试看一下如今某些借着维护和平的战争，是否可以有了体会呢？
　　　　　　　　　　　　　　　　　
　　　　　　　　　　　　　　　　　
　　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当时73岁。孔子死后，到了战国年代，除了儒家，还有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九个学派，这些思想家后来就被称为“诸子”百家。在西汉末年的图书目录上，有一百八十九家的著述，大概就是指着诸子百家。孔子的丧礼，是由子贡所领导的，弟子们都非常悲痛，子贡提议服“心丧”三年。他在老师的坟旁盖了小屋，后来还有不少仰慕孔子的鲁国人氏也迁居到次地，据说这就是孔里的兴起。再历孔子死后的三百多年的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说孔子教授诗书礼乐的弟子，总计有三千人，其中能彻底贯彻孔子学说的只有七十二人，书中记道：这可能是司马迁崇拜孔子而作的夸张估计，正确的说，直接受到孔子教育的人数大约有七十至一百人左右。司马迁利用门人表（当时拜孔子为师的人要报上姓名，本籍，年龄以便孔子作记录）作了仲尼弟子列传。可如今原表已遗失，但透过这些间接的引用文，我们仍然能想象空门学团壮大的情形。
　　　　　　　　　　　　　　　　　
　　　　　　　　　　　　　　　　　
　　关于做学问与求知的根本态度，孔子的弟子中分流为了先进派和后进派。（论语中有先进第十一，这篇多记录关于弟子的言行）。先进是指较早入门拜孔子为师的弟子，当时掌握鲁国实际政权的是三卿，孔子想改变这种寡头政治，确立君主权实行他的政治理想，却遭到反击，他只好从西元前497年起，在国外旅行十三年，先进派指孔子为出游前的弟子，最年长的是小孔子九年的子路，最年轻的是聪明好学备受孔子宠爱的颜回。孔子赞赏颜回，曾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的确很难，当物资条件苦到这程度，心境依然能保持恬淡，就是因为颜渊真正做到了内心的修养。庄子曾有故事：颜回不做官和子贡的衣服雪白来作对比，说明多余的物质不必去追求，一个人与其做坏事得到富贵，还不如守贫好。衣服雪白的人，内心不一定清白，当然用贫穷来装饰清高，也是不必的。颜回是真正清高淡然的人，可惜三十岁就去世了。
　　　　　　　　　　　　　　　　　
　　那么后进的学生，是指晚孔子四五十年的子游，子张，子夏等年轻一代，他们具有不可预测的潜能，因此晚年的孔子曾感叹到“后生可畏”。孔子死后，弟子由于怀念老师，想推荐有若为师，因其容貌谈吐举止都相似于他们的恩师，可遭到曾子的强烈反对，他与子张，子游，子夏那一派在观念学术上产生了对立，这也表现在后进派中观点的分歧。对于学问，后进者的缺点是执着于礼的末节，而忽略了孝敬父母的内心。将孝字真正贯彻于实际行动的是先进者，也可称为人文学派。而后进者则是以社会现象为主，称为社会科学派。以社会的风格习惯为主要对象，并以法律经济为重，而以一种社会科学发展研究的态度来探讨礼之随时代的演变，后进者的问题是过于客观的将礼溶入了社会秩序中，他们想以此来展望将来的世界，希望能预测，因他们认为“礼”会随时，地的差异而改变。后进者的子张，子游，子夏那一派对礼的倾向是于对社会秩序的学习，但曾子以其一日三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认为人内心的德要远比外表的礼还重要，所以他可说是后进者中先进者。
　　　　　　　　　　　　　　　　　
　　　　　　　　　　　　　　　　　
　　前五世纪半，正是战国时代的初期。当时，春秋时代属于中原诸国联盟的盟主国晋，已经分为韩魏赵三国。东方盟主齐国，在扬子江流域的地方也与中原联盟，和南方的楚国对立，加上西北新兴的秦国，东北的燕国等，七国彼此激烈交战，最后由秦始皇同意，已是二百三十二年间的事了。（西元前453——前221年）
　　　　　　　　　　　　　　　　　
　　　　　　　　　　　　　　　　　
　　战国初期，被指为七国之雄的是被誉为贤君的文侯，他所统治的是有文化之国之称的魏。七国中属于中原先进国的是韩，魏，赵，齐四国。魏文侯广泛从市民阶级中招纳有才能有名声的人，比如有一位叫作段干木的中间商，是很有学问的人，文侯对他居然叩头表示敬意，他可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开明君主，也因为他在战国时代有让诸子百家思想萌动的动机。文侯即位时，孔子的弟子子夏已七十高龄，被招到魏国去教授。直接影响到魏的政策的是子夏的弟子，如李克，亦称李悝，他发挥了社会科学派的优点，在贵族阶级中指定了魏国的新成文法，后来这成文法由商鞅传到秦国，成为秦律，又成为汉代的法律，而为中法的基本。可以说中国成文法制定人的李悝，他的血统就是子夏社会科学派的光荣，孔子弟子中的分派，移植到魏国开花结果的，还有战国末期的大学者荀子，他们都属于中原儒教系统，并有社会科学派的特征。
　　　　　　　　　　　　　　　　　
　　　　　　　　　　　　　　　　　
　　　　　　　　　　　　　　　　　
　　后记：许多学者认为论语一书没有完整的逻辑组织，是散乱的语录体集成。即使章培恒等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也提到这种观点。如下：《汉书。艺文志》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互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书专门记述孔丘的言行，是研究他的生活、思想的重要资料。它是用语录体写成的，全书比较散乱，没有系统的组织，先后次第亦无严格准则。
　　　　　　　　　　　　　　　　　
　　但我们读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时就注意到他把论语看为一本完整的文章，所以不妨来看看南老的分析和解释，我暂且筛选一些评论，以供大家参考。
　　　　　　　　　　　　　　　　　
　　窃以为，既然孔子的教学有统一思想，其言论也必定是围绕着这中心思想而言的，所以即使没有系统化的语录，它们的根本内涵因不离中心。所以我读南老的论语别裁，就比较能接受他的观点与所解。
　　　　　　　　　　　　　　　　　
　　　　　　　　　　　　　　　　　
　　*********再论《论语》（参见论语别裁）**********
　　　　　　　　　　　　　　　　　
　　宋朝大儒朱熹曾为“论语”注解。在南宋以前，四书并不用他的注解，自有了他的注解，而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笼罩，那是明朝以后，朱家皇帝下令以四书考选功名，而且必须采用朱熹的注解。因此六七百年来，所有四书五经，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换句话说，明代以后的人为了考功名，都在他的思想中打圈子。
　　　　　　　　　　　　　　　　　
　　我们既然研究孔子，而孔子在《易经。系传》上就有两句话说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完全表达意志与思想。而把语言变成文字，文字变成书，对思想而言，是更隔一层了。
　　　　　　　　　　　　　　　　　
　　我们研究孔孟思想，必须要从《论语》着手。并不是《论语》足以代表全部孔孟思想，但是必须从它着手。现在我的观念，有许多地方很大胆的推翻了古人。在我认为《论语》是不可分开的，《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我们手里的书中，现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开始把它圈断了，后来成为一条一条的教条，这是不可以圈断的。再说整个二十篇《论语》连起来，是一整篇文章。
　　　　　　　　　　　　　　　　　
　　眼见我们历史传统的文化思想快要灭绝了，那才是值得震惊和悲哀的事！自从“五四运动”的先后时期，先我们一辈而老去了的青年们，为了寻求救国之路，不惜削足适履，大喊其“打倒孔家店”。虽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些人到了晚年，转而讲述儒家的思想，重新提倡孔孟之学，用求内心的悔意，可是已形成了的风气，大有排山倒海之势，根本已无能为力了！为什么古人会忽略这一点，一直就误解内容，错了二千多年呢？这也有个原因：因为自汉代独尊儒学以后，士大夫们“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思想，唯一的批发厂家，只有孔家一门，人云亦云，谁也不敢独具异见，否则，不但纱帽儿戴不上，甚至，被士大夫所指责，被社会所唾弃，乃至把戴纱帽的家伙也会玩掉，所以谁都不敢推翻旧说，为孔子伸冤啊！再加以到了明代以后科举考试，必以四书的章句为题，而四书的义解，又必宗朱熹的为是。于是先贤有错，大家就将错就错，一直就错到现在，真是冤上加错！虽然不是完全把他构成为一宗教，但把孔子温良恭俭让的生平，塑成为一个威严不可侵犯的圣人偶像，致使后生小子，望之却步，实在大有瞒人眼目之嫌，罪过不浅！所以现代人愤愤然奋起要打倒孔家店，使开创二千多年老店的祖宗，也受牵连之过，岂不太冤枉了吗？
　　　　　　　　　　　　　　　　　
　　希望大家能秉宋代大儒张横渠先生的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