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琨：不能增进人民福利的工业体制是失败的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14日 07:12 新浪财经

 
新浪专栏作者王育琨。(新浪财经资料图片)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王育琨（王育琨的BLOG），著名管理专家，商业评论家，首钢发展研究院企业所所长。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1985-1993)、世界银行中国房地产项目顾问(1988-1993)、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城市发展与治理”课题负责人(1991-1996)，某知名集团公司副总裁(1994-2005)。现为《经理人》、《证券市场周刊》、《中国电子商务》、《21世纪商业评论》、《成功营销》等专栏作家，《人力资本》首席观察员，《福布斯》中文版、《中国商业评论》、《北大商业评论》特约撰稿人。
9月11日-9月17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王育琨。----编者按
不能增进人民福利的工业体制是失败的     9月14日  星期四
文/王育琨
“不能提高人民福利层次的工业体制是失败的！如此失败的工业体制对社会又会有何利益呢？”亨利·福特100年前这一问，依然让我们无地自容。
——题记
令人费解的握手言欢
英国《星期日邮报》于2006年6月率先曝光IPOD在中国深圳代工厂富士康工人恶劣的生存及工作环境。第一财经日报跟风报道，却导致富士康3000万元大诉讼。各色人物纷纷登场，最后以第一财经日报与富士康发表联合声明，握手言欢，相互致歉而告终。
媒体从那以后不再有富士康的报道，好像一切都随一起莫须有的起诉而烟消云散。可是事件的主角儿20万富士康工人，依然每周工作80个小时，却拿着当地最低工资。与国内媒体高高挂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迫于世界劳工组织的压力，苹果公司不得不进行独立调查并于8月18日公布了其针对供应商富士康劳工的调查报告。可是国际劳工组织继续质疑苹果公司的调查和结论，认为它可能偏袒制造商，正在呼吁第三方客观公正地调查。西方有评论家更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道德底线”！
我关注基本事实
据我观察，就是备受质疑的苹果公司的调查内容，其深刻程度也远没有引起国内媒体的重视。
苹果的调查结果显示，富士康深圳工厂员工工作时间超过了行为准则的许可，已经过度超标；富士康深圳工厂员工劳动时间实际已超过了80小时；所有富士康工人的工资水平都符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员工工资超过最低标准。听到这样的语言，我内心很别扭。白话说就是工人一周干80个小时，却只能拿到当地几百块钱的最低工资。而相邻的华为员工，一般员工收入都在6000元以上。收入相差10倍。
早已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公司，要员工干80个小时仅仅得到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待遇！其实，依据中国《劳动法》规定，每日工时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时不超过44小时！这样明显的违法行为，相关政府部门一直没有出面表态，反而对一起莫须有的诉讼，法院却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查封被告资产。这个喧宾夺主的花絮，我们的媒体都去跟踪，而真正的事主工人却从媒体视野中消失了。
让我心痛的是，那些刚刚起步的作坊工厂，或许处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往往要多榨取一点剩余价值，而富士康已经是世界级的500强企业了，还置我们员工的福利于不顾，我们的人民还有机会提高福利层次吗？我们的工人是否提高工资，可不是个小问题。他们收入提高，一是自己增加开支，创造内需。二是寄回家去，改善家庭的购买力，会强化家庭的受教育机会。这样反过来会促进社会进步。
贴牌生产的尴尬
义愤是没用的。很多人都清楚，富士康的业态有使它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当今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了这个程度，就是所有企业都要在全球内整合资源搭建自己的供应链。在这个背景下要么主动的参与高擎品牌去组合资源，要么原地等着被动的参与全球化。富士康的贴牌生产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被卷入全球化的方式。
贴牌生产使得中国代工(OEM)公司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一如毒瘾来了，吸食大麻爽快一时，却形成了很强的依赖而挣脱不开的锁链。OEM也能固定为一种惯性。根据订单下线，一切成为习惯，有钞票进帐，也就不思进取了。行为一旦成了一种习惯，就有着自我强化的趋势。本来企业主应该去跟市场博弈，去跟大的竞争对手博弈，从公司多创造的价值中获得好处。而我们代工生产的老板却把利润的增减砝码全都压在了员工报酬的增减上。先沿海后内地，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
罗技鼠标是贴牌生产的范本。这是瑞士与美国合资的一家鼠标制造商，生产工厂设在苏州。该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鼠标。罗技鼠标在美国的售价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罗技凭借品牌拿走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海外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税收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公司的利润只有从这3美元中挤压。而电力、交通、税收、是有刚性的，公司便把利润的增减砝码全都压在了员工报酬的增减上。从而使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
没有哪一个企业家不知道劳工价格低是一个竞争优势，可是，那些世界级的企业家却从来不依赖这个所谓的比较优势。中国并购公会会长王巍最近主持了一项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另一个中国》，报告对比分析了中日经济高速增长30年间的巨大差异，发人深省。在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伴随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工资成长的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代的时候已经达到了跟美国同样薪酬的水平。而我国从1978年到2005年28年中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我们现在才只达到美、日工资的4%。
中国的劳动成本这么低，到底跟美国、跟日本的劳动成本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呢？报告的研究成果出人意料。创造同样的增加值，美国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则相当于中国的1.2倍。所以日本佳能公司现在正把他的生产制造基地从中国搬回日本去，索尼的制造大本营一直就安居日本，而戴尔在美国一直开掘着美国制造的优势。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工人工资太低，只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没有余力和时间提高质素，结果使得劳动生产率呈反向运动！
“廉价劳工+低技术”培植不起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廉价劳工+低技术=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没有高素质的员工，没有一大批精专的技术工人，一个国家想成为世界制造基地或者世界工厂，只能是黄粱一梦。我们新一届的政府是强调民本社会，民本思想已经成为了这届政府综合国策的基本的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上下左右一定要充分的认识到，没有一个民族人民素质的提高就没有这个国家的竞争力。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我们要简单的维持劳动成本低这个比较优势，我认为那是短视的，没有认识到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廉价劳工加低技术等于落后产业，没有未来与出路。
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制造业的核心所在。仲大军的研究表明，英美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发展的时候，当他们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中期工业化的时期，他们那些国家劳动工资收入从来都是大于资本收入，就是当马克思主义那个时代的时候，英美国家，像美国1860年代劳动矛盾最严酷的时代，可是他们的劳动工资仍然大于他的资本收入，就是当这个企业产生这些利润，利润大部分被劳动者拿走了，资本家留下的还是少数的(仲大军、王育琨访谈：低技术+廉价劳工支撑不了中国制造业未来)。但是我们的企业主，没有去高端市场上竞争的雄心，却把全部心思用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上！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艰难的生活环境，微薄的收入，你要他怎么去扩大再生产！恐怕连简单再生产都维系不了！
善良的中国人有理由问，一国经济发展目的到底是不是增进人民的福利？亨利·福特在100年前就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不能提高人民福利层次的工业体制是失败的！如此失败的工业体制对社会又会有何利益呢？” 亨利·福特 100年前的这一问，依然让我们无地自容。
中国的亨利·福特，你在哪里？
亨利·福特是一位平民出身的资本家。与时下那些声称“只为富人造房子”的中国 开发商相反，支撑亨利·福特的是这样一个简单信念：制造一种为普通人设计的，买得起而又可靠的汽车。须知，在亨利·福特的年代，汽车绝对是富人才有资格染指的高消费！亨利·福特享誉世界的有三件事：1908年，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T型车，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1913年，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成为20世纪大规模生产的基础；1914年，首次向工人支付每天 8小时5美元的工资，改变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方式，推动培养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前两件事人们耳熟能详，而第三件事常常被现时代人们所遗忘。这恰恰也是展示亨利·福特这个商业领袖胸襟和境界最典型的层面。
1914年1月5日，福特汽车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郑重宣布：“本公司将实现5美元工作日！任何合格的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不论年龄，不分工种，都能领到他自己的一份。”同时，公司废除了每天工作 9小时制度，而代之以每天 8小时三班倒制度。员工日薪高达 5美元，这在当时是整个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亨利·福特的做法极大地触动了既得利益群体。许多工厂主甚至福特汽车的股东批评亨利·福特，说他是为了赚钱在宣传自己，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商业的天条：少发工资才能多给资本和国家带来利润。而亨利·福特不为所动。他认为这种“天条”或积习是应该改变的，企业的发展只有立基于增进工人福利，才能够创造未来，低工资高工作量的企业注定是短命的。
当有人问福特：一个清洁工如何可以拿到那么高的工资？福特的回答是“较高收入可以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地去收集地板上的小工具和小零件，这样清洁工每天可以为我们所节省的远超过 5美元。员工对工作投入的热情，绝对不可能通过强迫或压榨得到，而必须通过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切实好处，唤醒他们的合伙人意识。
亨利·福特认为，在工资中维持工人的简单开支，是很容易的；但是，这个工人是一个为国家作贡献的公民，或许他还是一个成家的人，也许他们已经有了孩子；将孩子培养成人的责任，必然要靠他所赚到的钱。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靠工资过活，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这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有密切关系。作为领导者的雇主，应该具备的野心和自尊心是，付给工人的报酬应该比其他同行业的雇主还要多。如此就会培养起工人的归属感和野心，他们会把自己当作工厂的一部分，他们自己和公司发展都靠他们努力工作。这样，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形成。伙伴关系的分配，就是要不断提升员工的福利层次。这是福特工资制的真相。
亨利·福特从来都是把商业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把握的。他深刻地理解着自己的责任：“假如仅仅是出于对一己私利的考虑，我是不会要求改变现在事情的组织的方式的。如果从赚钱的角度看，那现存体系就足够好了，它已能给我很多钱。但是，我当前考虑的是为人民提供服务问题，现存体系并不能鼓励最佳服务，原因他鼓励每一种浪费。使很多人不能从服务中得到应有的报酬。”福特的胸襟和视野令人肃然起敬。他牢牢抓住为人民提供更多便利这个商业的根本，他果断选择通过提升雇员福利层次的方式，获得提升产品性价比的优势，从而致力于一个良性社会的建设。
福特所代表的资本的责任与良知，这是需要中国企业主恶补的一课。倘若一个早已经跻身世界500强的大公司，还仅仅以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己任，这样的大公司的责任和良知有体现在哪里呢？大公司在所有主要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都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大公司的推动作用不是空泛的社会责任，而是通过企业成长，对股东、雇员、客户福利层次的大幅度提高。
恰恰相反，中国公司和体制却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一股力量正在把中国经济拉向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正在摧毁现代资本主义的道德底线！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没有办法不怀念亨利·福特！我知道会有人笑场，但是我不能不大声呼喊：
中国的亨利·福特，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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