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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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人间世》里给我们讲过这样一则故事。 
 
  在庄子的时代,鲁国有一个著名的木匠叫石,其手艺精良,点木成器,连几国的皇宫都轮番请他去做家具。有一天,石带领他的弟子们翻山越岭去找好的木料,突然遇到了一棵巨大的栎树。这一下对于长途跋涉、又累又饿的弟子们来说,真是高兴极了。
 
  只见这棵树足有100多层楼那么高,它的枝叶盖过了旁边的两座小山,下面停下首都机场的所有飞机也不会被太阳晒着,每一个树枝都可以造一艘军舰,用整棵树足以造成航空母舰。石的弟子们开始高兴地议论着用这棵树的枝做成三十个宫殿,再用树干做成供10万大军使用的木刺……。但是石一言不发,并没有丝毫高兴,经弟子们不解地再三请教,石终于说这是棵无用之树。他说树的内质肯定很疏松,而没有纹理,并很泡,别说做船和木刺,就是用一条木枝赶羊也脆的无法使用。
 
  然后,石在夜里做了一个梦。栎树告诉他说,你怎么能说我没有用呢?假如我身上长满了果子,每年许多人踩在我身上摘果子,我的许多树桠早被他们折损了。如果我的木质坚硬,也早让人砍去盖成房子了,还能活到今天让你看见吗?正因为我没有你所说的“用”,才使自己得以长成今天的样子,没有受到过你们人类的一点儿伤害。
 
  我们生长在这个世界上,应该都是平等的。你们人类有生存的权力,难道我们树木就得等着你们来砍死吗?为什么把你们“用”的价值标准强行加给我们呢?
石在梦中惊醒,仿佛遇到了智慧的神灵。
 
  当然,这样大的栎树我们是无法见到的,一方面因为这则故事是庄子杜撰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已无法找到百年的树了,哪里能留下这样的万年之木呢?
其实,还有的重要是庄子“无用之用”的境界。有用和无用都是一种功利化出发的价值判断,每个人眼里的有用和无用也都是不一样的。商品对于商人是至宝,而对苏格拉底来说就是废品。即使成吨的黄金对于一个身陷无人小岛上的人来说,它的价值还不如一块红薯,再亮的灯盏在阳光下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价值又都是相对的,也都是人为的,在相对的世界里,有用和无用又可以互相转换。
 
  有时在现实世界里无法转换的时候,我们则可以转换自己的心情。比如说不会武功则少了动武的念头,不会驾车则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可能,没有多少钱也就避免了被打劫的风险。
无用之中有用,有用之中无用。这是庄子的境界,也是一种高级的生存哲学。庄子是智慧的,他的故事也愿意让我们生活在智慧里,过一种智慧的人生。因为智慧的人生总是快乐的。
 
  但在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常常哀叹自己的出身和命运,而不去把对立的事物统一,不去找到自己无用之中的有用。
 
  人们说庄子是哲学家,可能是非常洒脱、自由的。
 
  读庄子确也让我们感到上天入地、纵横万里的自由和开阔,但这是在他的作品里,作品里的本体自由与现实中的生命个体往往会有着很大的区别。许多浪漫主义作品的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非常拘谨,所以,有时并不是文如其人。
 
  但庄子是文如其人的,生活中的庄子倒也很象作品中的他。好象这并不是庄子做出来的,似乎有一种率性的自然,和关于对人间世的独特理解。
 
  庄子的老婆死了,他的好朋友惠子闻讯去庄子家吊丧,但见庄子正蹲在地上敲着瓦盆唱歌。惠子便以朋友的身份指责他:“也太过份了,老婆与你生活这么多年,又为你生儿育女,今天死了,你不痛哭也就罢了,怎么还能敲着瓦盆唱歌呢?”
 
  这样的情形就是用我们今天最达观的观念来看,也有点不近人情,何况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社会。但我们对于生死都是因为文化的观念而形成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而庄子是不受文化影响的,他的确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他说:“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不神伤呢?但一想就感到不应该为她哭,而应为她高兴。你看,她出生前是没有她的,不但没有生命,也没有形态,更没有气息,后来在若有若无之间有了形态,又有了生命,又有了气息,最后成为一个人诞生在世界上。就象春天里在没有之中有了树木、花草,而到秋天收获之后,又全部归为了没有。人也不正是这样吗?本身什么也没有,现在又是什么也没有了,这多么符合自然的法则和道理,她的死是在遵循这个大道理,我怎么能去悲伤呢?”
听了这番解释,我们感到庄子对于生死达观,主要是他认为人死后完全归入了平静,归入了天地之大道。并且也有佛家的味道,“一切相皆是虚妄,”承认物质的世界是暂时的运动现象,不相信鬼神,不相信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能改变天地之规律。
 
  在两千多年前,庄子是聪明的。庄子还是个唯物主义者,起码在生死的问题上。
 
  在对待自己身后之事的态度上,庄子也十分明白。当他感到大限即将来临时,听说他的弟子们要准备把他厚葬,他便非常严肃地制止了他们。
 
  他认为死后以天地为棺,以日月星辰为装饰,以万物为陪葬,这是多么隆重的葬礼啊!怎么还要那么俗世的形式呢?
 
  他的弟子们之所以想厚葬他,主要是因为放在野外怕被乌鸦吃掉。
 
  这种顾虑在无法接受天葬观念的汉文化圈里实在是正常的事,一般人也不会再有什么理由反对下葬了。
 
  但庄子毕竟是庄子。他说放在地里怕乌鸦吃掉,而埋入地下不是要让蚂蚁吃掉吗?你们不想让乌鸦吃掉,而为什么愿意送给蚂蚁呢?莫非你们与蚂蚁有什么交易吗?这也真是不公平啊!
 
  无独有偶,在庄子去世后的2167年之后出生的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写的《遗嘱》里,也明确地说:“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不同的是鲁迅要求赶快把尸体埋掉,因为鲁迅是新世纪的人,“埋掉”完全出于卫生和环境的考虑,实质上对待身后之事都是一样的。
 
  生命,本来就是一种物质现象,既然死后无知那所有的形式和厚葬对死者有什么意义呢?而如果死后还有知,那与未死又有任何区别,活着的人就更没有理由去悲伤了。
 
  在看子看来,一切应该象季节一样自然。
 
  笔者在十几年前,也正当20多岁的年纪时写过一篇《与骷髅对视》的诗论,当时的诗坛很惊讶。其实文章的母体来自庄子,正是因为庄子的启示,让人正视了生命的现象。
 
  庄子是这样讲的。有一天他要到楚国去。到楚国去讲学还是开会,我们不得而知,那个年代肯定没有火车,从山东到湖北也只有骑马而行了。这样的好处还在于路上会有许多奇遇。
 
  行途中,真遇到了一件东西,仔细一看是一具骷髅。面目狰狞,眼为黑洞,即便是现在最前卫的超女恐怕也不敢近前。但庄子下马后用马鞭敲打它,说:“老兄啊!你怎么来到这里成为这个样子了,是国破家亡时被敌人砍死的?还是犯了什么罪让人处死的?要不就是做了丢人的事没脸见人自杀的,或者是冻死、饿死,还是年纪大了寿终正寝了。”骷髅当然没作任何回答,庄子便把它拿回家,作为枕头枕着睡着了。
 
  夜里,庄子做了一个梦,梦见骷髅开始说话了,对庄子说:“你白天的时候唠叨些什么?听起来好象能言善辩,但都是你们人间认为的不幸,只有你们活着才怕死,因为你们不知道死后如何。照你们的说法我已经死了,还能再怕你说的死吗?我们的死亡之国里,哪有什么国王、法律和人间的各种疾苦,我们自由自在,舒服极了,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王也无法享受到这些快乐。”
 
  骷髅描绘的快乐当今的美国总统可能也是不及的。
 
  庄子当然不相信这些,并说可以疏通一下司命之神使其复原,并让他重新回到原来的家庭。骷髅听到后,感叹说:“真是迂腐、顽固啊!”便一溜烟从庄子的梦中跑走了。
 
  这则故事的真假,我们是无法考证的。但真实性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庄子传递给我们的对于生命认识的信息。
 
  常人为什么见到了这样的骷髅会惊恐万状,别说枕下一梦,就是看见都会躲避三舍。因为常人一般都生活在悖论里,只是生活的各种矛盾和假相扰乱了他的判断。如果骷髅是死去的生命,那么它已不是生命,既然死去了,没有了任何感知,那为什么值得害怕呢?一个有感知的生命害怕一个无感知的物体,本身还不值得反思吗?
梦中骷髅的所有讲话,其实都是庄子假借而言的。从此,我们知道庄子认为的死亡世界是极度自由的。象灵魂漂移 了肉体,没有了任何束缚,没有了任何人世间的缠绕,完全可以随天地时序的规律而变化。
 
  这里存在着一个前提,庄子还是在思考着生命,正是因为对于生命深度的思考,才有了这个千古之梦。
 
  充满残暴、铁律、牢狱、诉讼和礼仪的人世间,如何才能平静下来,反观一下生命的本体。中东的流血、伊拉克的惨剧和人类加紧研制的各种杀人武器,能否也象庄子一样与骷髅对视,能否也让庄子给你托一个醒悟的梦呢?
 
  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甚至一个夜晚就可能有一连串的梦汩汩而来。人的一生到底做了多少个梦,恐怕连研究梦的高手弗洛依德也难以知晓。但我们的多少好梦也就随着时光飘散了。
 
  只有庄子的梦留了下来,并且已让人们欣赏了两千多年,未来的人们肯定也会迷恋在他的梦里。
 
  在这样一个梦里,庄子变成了蝴蝶,栩栩然飞了起来,自由自在,大概也因为“空中的花香”使其“沉醉”,因为自由和快乐,又“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何等的逍遥啊!醒来后,庄子浑然不知是梦到了蝴蝶,还是现在的自己是蝴蝶在做梦,庄子在一瞬间将自己与蝴蝶变成了统一。
 
  这个梦也的确令人神往。不仅是因为梦里的蝴蝶自由起舞,关键在于蝴蝶似乎梦见了庄子,使庄子实在搞不清是自己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庄子。
 
  庄子到达了物我统一的境界。
 
  梦,完全是一个非自主的状态,可以说与自己无关。至于在梦中变成什么也无法被自己左右,哪怕在梦中变成石头、树、狼或蚂蚁也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在临睡前要准备梦见自己变成预设的对象,或在梦中实现完全的自我构想。但梦的经验又告诉我们在梦中的一切体验又是那么真实,起码在当时的心灵感觉方面。
 
  不管是梦中的可怕,还是梦中的美好,一觉醒来,我们都会亲临现实。在关注现实之时,很快会把梦忘掉,好在现实中走坚实的道路。
 
  但庄子的梦是不能忘掉的,这个梦伴随了庄子一生,并随着庄子留给我们的《南华经》一起到了今天,那只梦中的蝴蝶还将飞向遥远的未来。
 
  作为生存着的个体,我们太需要这个梦了,因为生命本身的无奈,和对宇宙的无解。天是无法战胜的,宇宙的规律又是无法改变的。庄子非常清楚这一点,与其徒劳地与天地争斗,倒不如与天地合一,在与蝴蝶的交叉之梦中物化和永恒。
 
  清朝才子纪晓岚一生阅尽沧桑,不愿著述。最后留给了他的子孙们一则家训,就是“知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后来他的子孙们又把其发挥成:“知不可求者,以不求求之。”从中,我们可以感到纪晓岚从庄子处悟得的智慧,并且把这种智慧领悟得出神入化,据说,正是循着这样的家训,他的后裔们度过了许多机警的岁月。
 
  表面看来,庄子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说,包括纪晓岚在内,似乎是一种消极的等待和被动。但省察生命和宇宙的真谛,能将内心物化,能如此平静的,除了庄子外还能有谁做的到呢?
 
  庄子在梦中实现了蝴蝶的真快乐,醒来后,又向我们讲述着真实的庄子。何时,我们也有一个翩翩起舞的梦呢?绕开语言的迷雾,见到那本质中的霞光。
 
  天地之间,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呈现着自身的矛盾,只是哲学家们一直在想办法摆脱这样的困境。如何在自身的困境中找到最佳的方寸与空间,实现生命的自由与逍遥,也是每个生命个体的理想和向往。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能发现造成生命困境的是我们自身,这一点不妨也听一听庄子是怎么说的。
 
  ……在那个遥远年代的一天,庄子和他的弟子在山中行走,走到一条河边时见有一棵大树,足有百尺之粗,千丈之高,叶繁枝茂,直指云霄。树下停着许多车马在此休息。庄子便上前问一木匠:“为什么没有伐下这棵树盖房子呢?怎么让他长了这么大?”木匠说:“这样的树一点儿用也没有,用其做船马上沉水,用其盖房,很快虫蛀,正是因为毫无用途,才长了这么大岁数啊!”

 庄子听后,深以为然。感叹道,人们都知道有用的好处,但很少发现无用的好处啊!看这棵树,如果有用,还能活到今天吗?实际是无用反而对自己有用。
 
  于是,师徒二人继续赶路,天黑后,便留宿在庄子的一个老朋友家。老朋友非常热情地款待庄子,叫其儿子杀雁烹之。其儿子请问其父说:“一只能鸣,另一只不能鸣,杀哪一只呢?”其父回答,当然是杀不能鸣者。
 
  第二天,师徒二人离开了朋友的家,他的弟子大惑不解地问庄子:“前天,我们见的树是因为没用而得享天年,而昨天我们遇到的雁也是没有用,怎么命不能保呢?到底是有用好,还是无用好呢?”
 
  庄子说:“要处于有用和无用之间,一龙一蛇,随时俱化,不可专为。”
 
  后面庄子还围绕用和无用讲了好大一番。其实,故事听到这里就足够了,庄子教给我们的是不可局限于个案,也就是不能太“着相”,通俗的说法是不能太教条,只能灵活掌握,随形而变才能掌握事情的主动。
 
  我们毕竟是社会人,都生活在价值判断的巨网之下,许多时候,由于才能毕现,遭到嫉恨,被人暗算,中国历史也是一部天才被残害的历史。这些方面,韩信、袁崇焕、岳飞、彭德怀等都是因才能而遭天妒的,因为才能而未能保全自身。
 
  生活之中,才能将放射出一种创造的极光,它是眩目的,毕竟周遭的庸常之辈是没有欣赏和包容的雅量的,《圣经》中也早就告诉人类,“嫉妒”是人的七宗原罪之一。是需要每个人万分注意的。
 
  知道在什么时候释放自己的才能,什么时候收敛,是很难做到的,正因为难,才成为了一种智慧的生存哲学。庄子说的已很清楚不过了,“一龙一蛇,不可专为”,要介于龙和蛇之间,随时转化,“物物而不物于物”,还能有什么麻烦呢?
 
  但许多人只知道炫技,而不知道藏拙,只知进而不知退,只知盈而不知亏。如此下去,怎能自己不打败自己呢?
 
  听了庄子的智慧,不知能不能学一点儿庄子的无用和有用。能不能在无用和有用之间自由地行走,就看你的悟性了。
 
  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心灵的自足和恬适,语言的发明,主要是为了沟通和交流的需要。因为语言,人类之间的表达和沟通又多了一座桥梁,虽然语言的交流也都是因为弥补他知的不足。由于语言本身的局限,许多时候,我们见到的是语言本身,藏在语言下面的灵魂被遮挡住了,有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语言之桥链接起来的。
 
  庄子曾讲:“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庄子是说,一生只生活在井里的青蛙,无法给他讲大海的辽阔,因为那样的概念,超出了青蛙的知识范围和认识能力,越过了思维力量的边界,是无法想象和理解的,因为启动想象的也离不开现实的参照。试想,只见过井水的青蛙用什么样的现实支持它去想象波涛汹涌、变化万千、气象瑰丽的大海呢?显然,这是知识和思维的局限。
 
  同样,夏天的时令毛虫,怎么会知道还有冰呢?只在盛夏的高温里寿命只有几天的虫子,因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炎热的太阳,它可能认为世界只是火组成的。它所有的祖先连秋天也未见过,给它描述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冬天,它怎么能够相信呢?它也肯定会嘲笑讲述者是在愚人节说话吧,要不就是喝多了高粱酒,在忽悠“我们”呢。这也难怪,时间的感觉本来已非常抽象了,让它去怎样冲破这个时间概念的壳呢?就象我们有几人能理解爱因斯坦弯曲的时间呢。
 
  话又说回来,一个粗俗之人,怎么能一开始就给他讲高深的道呢?民间不是有句话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吗?一个人连基本的启蒙教育也未接受过,如何让他理解笛卡尔的思、尼采的意志、叔本华的表象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呢?现实中一个外国留学生回来,给他乡下的母亲讲话时夹杂英语,不也是一种笑话吗?
 
  看来,造成沟通的困难有时不全在于对象,而在于自己封住了流通的渠道,是自己先用一张铁甲挡在了前面,你让对方如何认识你呢?我们现在的一些经济学文章不也如此。本来经济学是一种社会科学,有很强的人文性,但那些炫技的学院派喜欢用一种数学公式表达,象医生开的处方,在你阅读之门开启之时,作者已用迷雾把你拒绝了。
 当然,有时对许多的理性思考,也并不全在于为了沟通,全部为了沟通也会丧失自己。为了坚持对事物本真的求索,固守住自己的思维之门也是必要的,但也不是永远不需要表达,关键是寻找好表达的时机、方式和对象。
 
  为了坚守思考的本质,完全可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也可以让灵性之光在寂寞中磨砺得更加灿烂。
 
  为了沟通的需要,我们要学会表达,在表达中完成自己。因为庄子并不是完全反对向井蛙、夏虫和曲士表达,只是要针对它们讲井水、夏天和日常的生活。这里自然也有海、冰和道,要能做的到,才是真功夫。
 
  庄子在《秋水》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事件:有一天,庄子在濮水之畔钓鱼,大概有凉风拂面,鸟语花香,正在山水间忘我。这时楚国的国君派来两位大使,请庄子去做他的宰相,可能楚王知道庄子的脾气,让二使很婉转地说:“愿以境内累矣。”
 
  楚国君并未明确地以高官引诱,而是说愿让你承担一个繁重的任务,这种说法起码能给孤傲的知识分子一个体面的台阶。
 
  对于送上门来的高官,庄子如何回答呢?庄子眼前是波光无尽的濮水,水中是游弋逍遥的鱼儿,他在此正处于无始无终、无君无臣的无我之境。而背后等待着选择的是荣华、富贵,威风和地位。楚王让二使也向庄子透露了一个信息,即“愿以境内累矣”。意思是说把国家的行政事务全交给你了,你不但有位,还有权,更有事可干,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正因为“累矣”,还可以使你得到鞠躬尽瘁、流芳百世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你不是常常指点江山,忧国忧民吗?现在正好交给你这样一个机会。
 
  庄子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因为自知,可能知道自己不具有治国经邦的才能,作为哲学家的庄子可能更适合以哲学使人们的内心平静和安宁,因为哲学的目的就是哲学。
 
  面对楚王伸出的橄榄枝,庄子漫不经心地反问二位使者说:“楚国水田里有许多龟,它们是愿意到楚王那里钻到铺着锦缎、镶着金边的盒子里,而后放在宗庙,让‘留骨而贵呢’?还是愿意继续在水田里拖着尾巴顺泥水而活着呢?”
 
  可能是生命之间的真实信息触动了两位衣锦着缎的使者,他们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是在泥水里活着好了。”庄子便说“你们走吧,我也该继续在泥水里拖着尾巴快活了。”
 
  历史上可能不存在这样的真实故事,因为很少有国王会把一国之政托付给一个河边垂钓的老头,但在庄子心灵的世界里是真实的,庄子清醒地界定了议政和从政的分野。
 
  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中不乏这样的精神高蹈之士,他们用一生的漂泊坚守精神的纯洁,以自己的思想来影响世界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和理想。他们清楚地知道别才和通识之才的重要区别。
 
  “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鸡,多汁则淡而不可食,少汁则焦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于小用,固有所不宜也。”同样用一件精美绝伦的宋磁花瓶来支撑房梁时,远不如一个路边的砖头。
 
  但我们现在的多少人,既没有庄子的智慧,更没有庄子的自知。其实庄子不想去经纶一个国家,可能是他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哲学家是出色的,而作为一国之相可能会非常蹩脚,与其那样误国、误民又害己,倒不如自己继续在濮水边钓鱼,享受那清风朗月,把那些经邦治国的机会留给那些通识之才。
 
  相对之下,这则故事应该给予我们更多的思考,一方面生命的意义固然重要,“清风朗月,闲者才是主人。”另一方面,善于藏拙,回避自己的短处,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庄子在濮水边悟得的真道,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云烟,我们亦然能聆听到智慧的叮咛。
 
  历史上,有那么一天,这一天非常令人神往,令知识分子神往了两千多年。这一天,便是庄子与他的朋友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天气不错,风儿柔和,桥下的濠水清凌凌闪亮,于是一个千古对话便诞生了……
 
  庄子说:“你看,这桥下濠水里的鱼儿是多么快乐啊”。惠子非常怀疑地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没准鱼是痛苦的呀?”庄子回答道:“你又不是我,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鱼的快乐呢?”惠子辩解道:“我不是你,固然不能知道你,按照这种方法推论,你不是鱼,所以也就不会知道鱼的快乐,这已是很明显的事了”。庄子说:“那我们就把话题回到开始吧,你说我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这已经说明你知道我知道了鱼的快乐而在问我,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呀”。

 看来,这个辩论确实让人着谜,一个坚持说鱼是快乐的,另一个要坚持用求证的方法去证伪。表面看来似乎是一个语言问题,其实深藏了两种对待世界的心灵进路,于是两种 理路沿着两千年的历史铺沿而来。
 
  庄子和惠子是好朋友,并且喜好辩论。而惠子更喜欢倚在大树底下高谈阔论,疲倦之极了就“据琴而卧” ,虽然庄子看不惯这些,但还是经常在一起辩个不休,因为在庄子的时代,除了惠子难有几个人能与庄子成为辩友。
 
  很明显,庄子的眼里是审美的,世界所展现出来的不但都有道理,都有用处,包括最无用的椿树也可达到无用之用,而且也都是快乐和美的。所以,表面看来,庄子是一种无为的消极,但他心灵世界的深处充满了积极的智慧。于是天上散开的云霞,他认为是死去老婆的魂灵,在向天地的回归,早晨的露珠,他认为是天地馈赠的珠宝,在他的眼里,连沉寂的骷髅也在超越着生死,笑傲着人间。
 
  不同的是,惠子偏要用逻辑的方法来求证世界,认知世界,他认为世界是必须求证的,不附合逻辑的结果肯定是一种荒谬。他无法同意庄子以不同的类感知另类的心灵,所以,惠子更象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比较起来,似乎我们更喜欢庄子的心情和智慧。庄子用快乐的心情发现了世界的快乐,可能他知道世界本身是难以求证的,而许多事情也都是反逻辑的,否则,人早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了。而惠子总是在现象世界之外,还要寻找它的“本来的真”,于是便耗尽了才情而不得要旨。
 
  庄子用自己的快乐甚至超越了既成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他固守了自我的本真。这看似是一种简单的生存,而正是如此,便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因为他的超越完成着终极的意义。
 
  人类在生存的境遇里,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求证和改变世界的,与其在死死想改变世界中无尽地痛苦,倒不如象庄子那样改变自己的心情。
 
  按照《庄子》的记载,应该说惠子是庄子的好朋友,他们都曾衣着简朴,喜欢谈论一些玄妙的问题。虽然经常发生争执,但不影响他们时常依在一棵大树下嘲笑那些腾达的帝王。
 
  可是,在我们的印象里,他俩都是可爱的老头,喜欢唠唠叨叨,象希腊的苏格拉底一样,不为当时的人们看重或理解。虽然两人都非常洒脱地对待世界,但庄子更注重内心,而惠子为自己的掌握世界积蓄着时机。
 
  毕竟惠子是有思想,并且有知识的,更因为他又是一个喜欢靠逻辑求证世界的人,一旦机会来临,他便放弃了自由的游吟生活。
 
  果然,有一天,惠子成了梁国的宰相。在相位上,他充分体会到宫迎阶送、起奉坐侍的豪奢,和那种掷地有声、口出若鼎的威风。坐在巍峨的宫殿里,他已忘记了江湖之远。
 
  庄子不想信惠子的心境有了多大的变化,有一天路过梁国,想去看望一下老朋友,趁机再辩上一个话题。这时,有人告诉惠子,庄子的才能和名声太大了,这次来梁是要将惠子取而代之。这时候,惠子感到非常惊恐,感到自己的相位刚刚坐热,尚未过够瘾,怎能让庄子拿去,于是下令在国内搜了三天三夜,因庄子尚未到达,结果是搜而无果。
 
  当时庄子听说此事后,还是照例去探访了老朋友惠子,见了惠子后,庄子告诉他:“南方有一种大鸟,叫凤凰,你知道吗?它从南海出发,准备飞往北海,途中除了梧桐树之外,其它树是不栖落的,除了竹子之外也不吃别的食物,除了甘泉之外绝不饮用其它的水。这时,一只鹰找到了一只已经腐烂的老鼠,赶快当宝贝一样把它捂在手里,当凤凰从这儿飞过的时候,鹰以为要和它争食,并仰头吓唬凤凰飞走。今天,惠子呀!你是在拿梁国吓唬我啊!”
 
  这里的庄子与惠子已有了明显的追求分野,而两个人的生存情怀也分别如日月,他们都是坦率的人,都没有掩饰自己的内心观点。但我们看到,庄子实在是太可爱了。正因为他视权贵如粪土,才不在乎惠子对他的警惕,他是想告诉惠子什么才是真实的庄子,庄子的心中是纵横天下的豪迈,哪里有去与燕雀争夺一粒米的无聊。
 也许有更多的人能够做到庄子,确实天生不喜欢权力和地位,而愿意过一种江湖中的自由生活,虽然没有庄子心中的豪迈、辽阔,但也能如“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安然。可是,大都不会有庄子的幸运,因为庄子向惠子讲了自己的抱负后,又叫惠子相信了自己,并且以后又让惠子接受许多庄子对他的教训。所以,当今反倒是没有多少人能做到惠子,能去宽容一个讥讽自己的人,何况,又怎能去相信他的这番辩解呢?说一定认为藏着更深的杀机。
 
  曾国藩以自己的宦海经验,总结出“亲戚、朋友中一旦有为官者,一定要以官待之,且不可再以亲戚、朋友对待”这样的官场名言。这是一个人十分微妙的变化,以庄子这样聪明绝顶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玄奥,我想,主要还是庄子能了解惠子,虽然惠子也有变化,但毕竟还保留了根本。
 
  在那样一个风雨变化、刀枪剑戈的时代,庄子因为对惠子的讥讽而成就了自己的千古美名,由于自己的绝世光芒掩盖了惠子所具有的理解、可爱和包容。
 
  黄庭坚在《与子飞子场子学书》中说:“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这是黄庭坚的真实体会,大学问家尚且如此,我们何妨不是呢,在这个滚滚逐利的时代,用什么来浇醒自己的灵魂,用什么来唤醒自己的生命存在,这正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茫然。
 
  早在春秋之时,庄子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这样使自己清凉的水。他说当时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宋人让他出使秦国,走的时候,宋王送给了他几辆车以示激励,因为出使成功,秦国国王又送给他百辆车作为奖赏。曹商为此可以说得意忘形,回到宋国时,路上遇到了穿着自己编的草鞋的庄子并嘲笑说:“你也只能住在简陋的小胡同里,贫困的靠织麻鞋为生,面目如菜,形容枯槁,这真是你的所长,而恰是我曹商的所短。而一见万乘之主便能得车百辆,那才是我曹商的所长啊,当然,这些车,你庄子是用不上的”。
 
  听了曹商的炫耀,庄子镇定地告诉他说:“我听说秦王有病找医生时,凡是能够为他破痤疮挤脓者便可得到一辆车,而为他舔痤疮者可得五辆车,所治的病越下作,得到的车就越多。你能得这么多车,肯定是专门为秦王舔痔疮了吧?你还有什么脸在这里得意啊!快滚开吧!”
 
  故事里庄子把曹商奚落的淋漓尽致,没有留下一点儿余地,这真是让知识分子们解气、痛快了两千多年。但尽管如此,并不能浇醒所有的知识精英,许多人并不能象庄子那样守得住本真,也不能象陶潜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近的有汪精卫,本来是写得一手横扫千军如卷雪文章的斗士,在利益面前成为了千古笑柄、民族败类。而当年在敦煌看守经洞的王道士为了区区几个纸钱,把民族的灿烂文化卖给了西方传教士,成为千古遗憾。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在可以看得见的当代,已经成为显学的经济学又如何呢?
 
  这些年,那些左右经济风向的国内所谓经济学家可谓出尽了风头,真如曹商一样得到了丰厚的利益。但真正的知识界如何评价他们呢?
 
  他们在认识上的误区,治学上的诟病,道德上的失范,行为上的贪欲让他们威信扫地,蒙羞蒙辱,但他们完全不知,正洋洋得意。他们依然“打着学术的幌子,出着智慧的点子,拿着巨额的票子,挨着老板的棍子,在讥讽穷人,博弈政府。”
 
  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是否读过庄子的这则故事,他们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可能已全然不顾了什么价值标准。
 
  我们确实看不起象曹商这样的人,曹商也因为遭遇了庄子,让其遗臭了这么多年。可是现实中的曹商比比皆是,只不过他们没有曹商跃然历史的机会罢了。
 
  可能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也有些曹商的影子,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生存的技巧,或是生存的无奈。庄子有庄子的标准,曹商有曹商的判断,既然不能调和,又无法宽容,也只好各奔自己的前程吧!
 
  后人欣赏的肯定是庄子的精神坚守,但这种坚守必须付出生存的代价,因为它超越了俗世的规则。精神的追求,一旦在世俗间独行,尴尬,自然是难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