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卫士口述: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http://www.denguang.com   2010-1-04 00:03
编者按:李家骥曾经担任过13年的毛泽东卫士,在此期间,他和毛泽东的部分秘书例如陈伯达、徐业夫、罗光禄、沈俭新、林克、高智等均有过较深入的接触。在此,整理者请他回忆他所知道的陈伯达,以飨读者。
杨庆旺:领导者与他的秘书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上下级关系。领导者有诸多事务需要秘书上传下达,甚至参与谋划。毛主席与他的秘书之间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李家骥:概括地说毛主席与秘书之间的关系和别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主席的秘书很多,我只能谈我所熟悉的部分秘书的部分情况,例如徐业夫、罗光禄、沈俭新、林克、高智等,我都很熟,只是篇幅有限,不能都谈。在这里只谈陈伯达。
陈伯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主席秘书们当中,年龄大,资历深,级别高,影响大。从多方面比较他都排在前边。而我在担任主席的卫士期间,与陈伯达有过较多的接触,在此,就我所知道的陈伯达作一介绍,也许与世人所了解的陈伯达有所不同。
陈伯达是1938年从北平到延安的。这位1927年入党,在苏联镀过金,在中共北方局曾任宣传部长,还在大学教过书的人,最初并没被重用。不久,在一次讨论会上他的发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以后逐渐被毛主席看中,并把他调到身边工作,而陈伯达又以自己的才华和工作成绩赢得毛主席和中央的信任,从而一步一步地迈入中共领导的高层。这期间虽然他还任过多种职务,但“毛泽东秘书”一职始终兼任,甚至始终是他的主要职务。
我认识陈伯达是在西柏坡。那时因工作关系,虽有接触但没有交往。有一次机要室领导让我把一份信件送给陈伯达,他当时住在主席住所的西边,朱老总家、王明家的后边,离机要室不远。不过我此前没到陈伯达家去过,不知是哪间房子,只好边打听边找。
经人指点我来到一平房门前,轻轻敲了三下门,并高声说:“是陈伯达同志家吗?”
过了一会儿才有动静:“请进来。”
“报告,首长,是叶参谋长让我给您送信。”说着我把信件递给他。陈伯达一边看一边说:“好、好。”
我见他没有别的事,对他说:“请首长打个收条。”
“你这个小鬼还挺机灵呢!一封信还要收条!”他用我听不太清的闽南话对我说。
“首长,这是通讯员工作的规矩。”我立即解释。
他很快写了收条递给我。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陈伯达的经过。
以后见面多了也就熟悉了。陈伯达给我总的印象:生活朴素,不讲衣着,甚至到了埋汰的程度;待人热情,说话和气,但不擅谈,讲福建话,不好懂;聪明好学,受人尊敬。
杨庆旺:这些是你在主席身边十几年观察形成的印象,您能用亲历的具体事情加以说明吗?
李家骥:好吧,我把脑海中还存在的一些片断再“放映”给你看看。这些片断是当时印在我脑子中的,而且给我以“刺激”的,我如实放,有的可能“好看”,有的可能“不好看”,这里不是给陈伯达作结论,不是给他一生总评价。事先作个说明。
杨庆旺:我明白您的意思,请讲吧。
李家骥:我还是想到哪就说到哪吧。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供给制,食堂分大、中、小三种灶,高级干部吃小灶,中层干部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一天我给叶子龙打饭,看到陈伯达在小灶吃饭。他吃饭和别人有不同的地方:他吃饭不是“扎堆”和大伙儿凑到一起,边说笑边吃饭,而是一个人在一个角落里埋头自己慢慢地吃。他吃饭也不讲究,不利落。我在给叶子龙打饭的同时注意观察了正在吃饭的陈伯达,见他嘴上鼻子上黏了不少饭粒。
主席在双清别墅时,一天我陪主席在院子里散步。陈伯达来了,看样子有事。他随主席走了几步,说:“主席,最近华北的《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文章,您看过吗?”
“什么文章?”主席感兴趣地问。
“《不应忘记的历史》。”陈伯达马上回答。
“我没注意。”主席说,“能不能找来我看看?”
“可以。”说着陈伯达到主席办公室,把那份报纸拿过来递给主席。
我在一边看到这情景,从内心佩服陈伯达真有水平!
陈伯达见主席看看报纸又看看他,好像在等他说什么。于是陈伯达便小声地谈起自己的一些看法。一方面我们不便听首长和秘书谈话内容,另一方面陈伯达的福建话我们也听不大明白,他说什么我没听清。只有主席的“你回去再写一篇文章”这句话我听清了。
后来陈伯达写没写文章,写的什么文章,我没有留心。但有一点给我印象很深:陈伯达真行,主席没注意到的事他注意到了,并能及时提醒主席,主席让他办事他能马上去办,这才是大秘书啊! 大概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的一天晚上,主席正准备吃饭,陈伯达来电话要来主席处研究材料。我心想深更半夜还来干什么,明天再办不行吗?没想到主席却马上答复说:“让他来。”并对我说:“再加一双筷子,让伯达在这儿一起吃饭。”我知道凡是这样处理,一定是有着急的重要材料要研究。
不一会儿,陈伯达匆匆忙忙来到主席处。主席让他坐在对面,并示意一边吃饭一边研究材料。陈伯达犹豫一下便坐下来。主席把事先准备好的三四页稿纸递给陈伯达,并交代说:“材料形成一个初稿,你看看是否需要补充。”说完他一边吃饭一边说话。陈伯达先看稿子,而后也边吃饭边与主席交流看法。
他们吃饭和交谈的时间不太长,大约半小时。我断断续续地听到:研究的材料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进军令。陈伯达看完草稿后和主席交流了一会儿后,表示说:“我没有文字补充。”主席笑笑对陈伯达说:“你没补充,我再征求老总、恩来的意见,他们没有意见就定稿了。”
从这件事中,我感到主席对陈伯达是很信任的,这么重要的文章都征求他的意见。由这件事又使我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那几年,据我所知,很多社论、重要文章,都是这样定下来的。这些文章有的是秘书谈想法、起草,经主席过目定稿;有的是主席出思想、出路子,由秘书起草,再由主席修改定稿;也有的是主席亲自起草,再征求秘书意见,共同研究后定稿。当时在我们心目中,陈伯达有才,主席很相信他,他确实参与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
那时主席对陈伯达要求也是严格的,这不仅表现在文章上,还表现在其他问题上,一旦出了问题,主席批评是严厉的,毫不客气。我亲眼看到主席批评陈伯达。这里着重谈谈在主席访苏期间,他对陈伯达在外事活动中不慎重而进行的批评。
在毛主席访苏期间,一天,斯大林要会见主席,陈伯达、汪东兴等陪同会见,我和沈俭新留在驻地看家。当时陈伯达是以学者教授身份出现的。在会见中,斯大林忽然对陈伯达说:“陈教授,我曾读过你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没想到斯大林读过自己的著作,而且在这样一个重大场合主动提到这件事,这不仅是对自己著作的肯定,而且是给自己的一份崇高的荣誉。他一下子兴奋起来,懂俄语的陈伯达还没等翻译译出汉语,就露出笑容,非常高兴地与斯大林谈起话来。
没想到斯大林竟拿起酒杯,来到陈伯达面前说:“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陈伯达也站起来说:“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活动的中心由斯大林、毛泽东,转为斯大林、陈伯达。陈伯达大为风光,毛主席靠了边!这不是突出哪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治外交的大问题。历来看重原则的主席当然要严肃处理这件事。
当天晚上,主席一进门就不高兴地对我说:“让陈伯达到我办公室。”
我当时还不知道会见时发生的事,便奉命请陈伯达到主席办公室。
在我给主席沏茶时,听到主席气愤地训斥陈伯达:“你是个共产党员,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是代表党和国家来的,你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是政治、外交场合!”我见主席生气了,递上水和毛巾便退出去了。
出来后,我见到叶子龙,对他说:“主席生气了,正在批评伯达。”
“该,活该,是他自找的。”没想到叶子龙这么说。我好奇地问叶子龙是怎么回事,叶子龙把经过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才明白过来。叶子龙还不解气地说:“伯达眼中没有主席,太不知深浅,太不懂场合了,主席教训他是应该的!”
大约20分钟,陈伯达哭着出来了,他低着头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两个小时后,主席把我叫去,让我看看陈伯达在干什么。我悄俏地通过门缝往陈伯达房间看,见他一边吃饼干一边哭。
我又悄悄回到主席房间,向他汇报说:“伯达同志正在哭。”
“也好,让他找找教训,长长见识。”我没敢说陈伯达还在吃饼干,怕主席不高兴。我怕再引起主席不快,说完便退出来。转身我又来到叶子龙房间,把情况向他说了一遍。叶子龙哈哈大笑说:“这个伯达真有意思!”
事情到此并没完。大概陈伯达受到主席严厉批评,感到太没面子,不好见人,第二天悄悄地搬到大使馆去了。
第二天,主席找陈伯达研究工作,发现他“失踪了”。我们这些不知情的人慌了,我马上向叶子龙报告。叶子龙拉着我,各房间找,又问了门卫和有关人员,才知道他去了使馆,通过电话核实确有其事。我们向主席报告了情况,主席指示:“让伯达回来。”
陈伯达不敢抗命,只好乖乖地又回到代表团的驻地。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昨天的气还没消,又引起主席不满。陈伯达回来后,解释说想和在苏联的孩子住几天,但仍免不了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这次出国不是个人行为,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今后必须加强纪律性,凡事离开驻地必须向我请假。”
主席处理问题向来严肃认真,而且一抓到底。他不仅两次当面批评陈伯达,还指示:“代表团同志之间就陈伯达的问题交流意见。”随后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共同汲取教训。
陈伯达不仅主动和汪东兴、叶子龙、师哲等人谈心,还找了我这个无论资历、职务、年龄还是水平都不在一个层次上的年轻人谈心。这件事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让我回味无穷。
记得是在陈伯达被批评后的两三天后,他突然约我散步,我不知如何是好,请示叶子龙,他让我去,大概他知道陈伯达找我的意图。
在散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陈伯达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小李,我犯了错误,主席批评了我,这是我的不对,我要作自我批评,也请你批评。”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伯达同志,我年轻,不知道情况,说不出什么。”
“你真不知道吗?”陈伯达反问我。
“我真不知道。”我还是坚持这样说。
于是陈伯达简略地向我介绍了事情的经过。我在一边静静地听,不好插话。我听完他的介绍,客气地说:“主席批评得对,我们都应该汲取这个教训。”我没说让陈伯达难堪的话,他挺高兴,在院子里还请孙维世给我们合了影。
进楼后,陈伯达好像还有话对我说,他让我到他房间里坐坐。坐下后,他在桌上写了两行字,然后拿起那张纸对我说:“小李,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你很年轻,前途似锦,应当好好学习,不断努力。我写了几个字给你留作纪念。”我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的字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边看边说谢谢。
这张纸一直放在主席的存物房(仓库)里,1957年搬家的时候丢了,这次搬家我的损失很大,连访问苏联时苏方赠送给我的列宁塑像、怀表都丢了。
主席对陈伯达严格要求,甚至于严厉,同时也很关心他。在苏联时,工作人员少,各有各的工作,大家都很忙。对此主席是知道的。他对陈伯达在生活上也是很关心的。
大概在陈伯达被批评五六天后,一天下半夜,主席叫我让田师傅弄点吃的,我知道主席刚吃过饭,就疑惑不解地问:“主席不是刚吃过饭,怎么还弄饭?”
“给伯达送去。”主席解释道。
我找到田师傅问:“这有饭菜吗?”
“有,给主席准备的。”
“主席让我给伯达送过去。”
田师傅听说是主席的指示,便把给主席准备的饭菜放在一个大银盘子里,让我端走。
我敲了敲陈伯达的房间门,他果然没有休息,还在伏案写材料。我把盘子放在桌子上,并告诉他:“这是主席让我给你送的。”
“真是主席安排的?”陈伯达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反问我。
我再次肯定这件事,而且说这是田师傅给主席准备的饭菜,请他先用。
“啊!主席考虑真周到,谢谢主席,谢谢主席。”陈伯达有些受宠若惊,激动地说。
在陈伯达用饭的时候,我回到主席的房间,主席问:“让你办的事情你办了吗?”我回答说:“已经办完了,伯达同志正在用饭。”主席连声说:“好、好。”
陈伯达用完饭没等我去取盘子,自己便送给了田师傅。他回房间时我们正好在走廊相遇,他问:“主席休息了吗?”我说:“没有,刚才还问我给你送饭了没有。”陈伯达听了又是一阵感动,我看他眼里含着泪水,再次激动地说:“谢谢主席!”
杨庆旺:李老,听了以上故事,我觉得当时党内关系是纯真的、有原则又有感情的,这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应该发扬光大,绝不能丢掉。
李家骥: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接着讲。
还说陈伯达给主席当秘书的事。1950年末到1951年初,主席带着几位秀才住进石家庄一个招待所,在那里编《毛泽东选集》,陈伯达是大秘书自然要跟随了。这是一座不太显眼的院落,有小白楼,有平房,院外有一个公园。工作累了或饭后,主席常在院子里散步。平时主席和秘书们一起研究、校对、修改文章。1994年我到石家庄,专门去看看,这个招待所已没有了。
一天下午,大概2点左右,主席起床后在院子里散步,我作为卫士必须随后,这次陈伯达也和主席一同散步,大概他们有事要交流。在院子里随走随谈了一会儿便回房间了,我听他们谈的是《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哲学方面的文章。
一次,主席和陈伯达一边吃饭一边谈问题,主席说《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段说诸葛亮的话,你有什么看法?陈伯达说对这段话有争议。主席让他把这段话找来。吃完饭我们一同回主席房间,陈伯达拿来《三国演义》只翻了两下就找到了那段话并递给主席。我在旁边看到这一情景,从内心佩服陈伯达有学问。
一天,也是我和陈伯达陪主席在院子里散步,我的任务是警卫和生活服务,陈伯达的任务是陪主席一起讨论大问题。这时听到大街上敲锣打鼓喊口号,主席问陈伯达是怎么回事?陈伯达说是当地政府组织群众性镇反公审大会。主席问陈伯达当前镇反运动发展怎样?陈伯达说镇反运动是必要的,现在全国已行动起来了,确实形成了运动。主席问还存在什么问题?陈伯达说有的地方有点乱,有的地方掌握政策不准。主席说,这也是符合规律的,运动初期乱一点,过一点,不要紧。我们要指导地方党和政府及广大群众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运动走上正轨,这样就能使运动健康发展。陈伯达建议应及时抓一些典型以作示范。主席说应该这样,那就由你抓一下这件事吧。
我认认真真在一边听他们“对话式”的讨论。当时我想:陈伯达为什么和主席谈得这么融洽,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像一个人似的,我可做不到这种程度,还是大秘书水平高啊!
1953年末到1954年初,主席带着一个班子到杭州起草宪法,我和陈伯达也跟随主席到了杭州。在一次散步中,在讨论起我国宪法与外国宪法的联系时,主席说:“我们要制定的这部宪法,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宪法。”陈伯达说:“我同意主席的思想,我们可以吸取它们的精华但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宪法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苏联的宪法是反映苏联情况的,我们的宪法是反映现阶段中国情况的。情况不同,宪法也不可能相同。”主席说:“伯达,你把刚才我们谈的观点再深入研究,细化一下,整理出一个材料,作为我们起草宪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据说后来宪法中有一段重要的话,就是这次两人讨论的结论。这件事说明主席当时对陈伯达是很信任的,主席的思想、文章和中央的文件,虽然主要是主席和中央的思想,同时也含有秘书们包括陈伯达的智慧和劳动。
杨庆旺:据说主席对陈伯达的生活是很关心的,还到他家去过?
李家骥:确实是这样。主席刚到北平时住香山,几个月后搬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最初陈伯达住颐和园。因为主席经常找他,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更主要的是影响工作。在主席的帮助下,陈伯达也搬到中南海。开始他住在勤政殿一间小屋子里,后来又搬到迎春堂。迎春堂由三个四合院组成,他住一个院,另外两个院子住的是熊复和周扬。这里条件比原来好多了,步行到主席住处也只有十几分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主席和他的秘书们都很忙、很累,生活和工作条件也不好。所以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生活是很关心的。一天主席带我和警卫战士王振海到南海散步,中途忽然对我说,我们顺便看看陈伯达。这也许是主席事先就想办的事,现在才对我们说,我说无法先通知伯达同志,只好对他搞一次突然袭击了。
主席和我们说说笑笑,一会儿就走到了陈伯达家的门口。主席亲自敲门,大声喊道:“陈伯达在这儿住吗?”没有动静,王振海过来又敲了一阵门,并高喊:“伯达同志开门啊!”
这时才隐约听到里面有说话声,不一会儿,就见陈伯达披着上衣,穿着拖鞋,歪戴着眼镜出来开门。当他看到是主席来了,很是吃惊,连忙说:“主席有事通知我到您那里就行,怎么还劳驾主席到我这儿。”
“我们出来散步,顺便到你这里看看,搬家以后还没来过,住的房子还行吗?”说着主席就往屋子里进。
“还好,还好。”陈伯达以为主席说完事就走,没想到还要到住处看看,这更使他不知所措,又不好不让主席进。
我们走进陈伯达的办公室,果然不同寻常:东西不多但很乱,尤其是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上都是书、报和文件,高低不一,一个个地“站”在那里,好像陈伯达手下待命的散兵游勇。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吗?”主席上下左右环视一周后问道。
“是的,是的,房子挺好,是我没住好。”陈伯达自知屋内太乱,不好意思地自己先说了出来。
主席也是忙人,对陈伯达的办公状态能够理解,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就安慰说:“我们的伯达同志是大忙人。哪天可以让小李、小王帮你收拾一下。”
“不必,不必,谢谢,谢谢。”陈伯达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说。而且马上动手收拾书刊。
“哎呀,我忘请主席坐了。”陈伯达这才想起来请主席坐下,他连忙搬把椅子给主席。又不好意思地说:“像个鸡窝,请主席别见笑。”
主席朝陈伯达笑笑,并不介意地说:“伯达,马克思在《资本论》有这样一段话,你帮我找找。”说着主席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写着字的纸条递给陈伯达。
陈伯达接过纸条,看了一遍,便从书架上取下《资本论》,翻了几下便找到了,并对主席说:“主席,您看是不是这一段?”
主席接过书一看说:“对,就是这一段!让小李把书给我带回去,用完再退你。”
“好,我去取吧。”这时陈伯达才平静下来。
回到主席办公室,我把那本《资本论》放在主席办公桌上,并借机翻看了一下,我看到在一段文字下画了好几种记号,这说明陈伯达读过不是一遍,而且反复研究过。“怪不得他马上就能找到!”我又暗暗地感慨一番!
杨庆旺:李老,我同意你上边说的观点,更不能否认这些真实的往事。我认为陈伯达确实有才华,在多年的毛泽东秘书生涯中,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受过主席的表扬,也挨过批评。至于后来他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这毕竟是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应有分析地、客观地、历史地看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