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阿凡达》照亮社会的暗区(时代周报 20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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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很多人的习惯一样,在看电影之前,我不会看任何影评,也就错过了一些新闻。直到有一天晚上,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我才知道《阿凡达》火爆至此。我还闹了一个笑话:“不要讲了,我今天晚上就去看!”经过一番周折,几天后我终于去到东莞,在亚洲最大的IMAX影院看了这部电影。

在这个过程中,我首先不是去看一部电影,而是去参与和观察一个事件。这是新年最大的一起群体性事件。我是一个媒体人,不能错过这么大的新闻。我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文化观察者,不能无视流行文化。这是我的理由。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被潮流所裹挟,受舆论的压迫,从众而为。

从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现象,是流行文化的群众基础。在中国做流行文化的人,的确应该好好研究一下《阿凡达》。有一个关于从众心理的经典研究是,让人们坐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设置一个静止不动的光点,人们会感到光点向各个方向运动。所有人都会追逐这个光点,以为它正好对着自己,其实这个光点我行我素,以静制动。

首先,它要找到社会心理的黑暗区域;其次,它必须是一个光点;再次,它还要独立存在。就这三点来说,《阿凡达》的表现堪称完美。

我们不妨颠倒顺序,先看它的独立性。一部作品面世之后,它就不再属于作者,而是只能任人附和、篡改和再创造了。因此,对于电影的任何解读都是成立的。但是,这些解读可以适应《阿凡达》,《阿凡达》却并没有迎合任何解读,包括中国的暴力拆迁。它更没有在传统大片的泥潭里恶战,而是另辟蹊径,独自成才。

《阿凡达》不仅是一个光点,而且光芒四射。它对电影语言的极致追求,体现了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哲学。作为第一部IMAX超长大片,它开创了电影历史的新篇章。一个身上挂满勋章的导演,花了十年的时间,用了最多的投资,拥抱了最先进的技术。这些东西,足以让媒体的谈资层出不穷,光彩熠熠。

再来看《阿凡达》所照亮的暗区。每个社会都存在它的暗区。所有的暗区都向往光明。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凡达》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它的故事不仅仅像人们所看穿的,是一个好莱坞俗套,而且比这还要简单,它就是一个童话—不,比童话还要简单。《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不过是复制了一个伊甸园。那个美轮美奂的世界,只要你真诚地重复,总会把人打动。

在西方社会,《阿凡达》延续了一个传说,那就是每一次经济危机,娱乐业都会逆市繁荣,而且都会诞生一部伟大的电影。如果说上一次大萧条中横空出世的《乱世佳人》,是鼓励人们在逆境中自立自强的话,那么《阿凡达》可以被理解为,这次经济危机中人们要做的事情,主要是反思。西方人不得不面对环境危机,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反思科学主义,更要反思如何与异族人相处。现代文明将会把我们引向何方?是离天堂更近还是更远了?我们是否还要回到伊甸园,我们还能够回去吗?

中国的暗区是什么呢?我们只能谈论其中之一,也就是跟《阿凡达》巧合的东西。说来有趣,若干年前,西部城市成都的宣传口号就是“东方伊甸园”。据说成都市为了这个某“点子大王”出的点子,支付了昂贵的广告费。没过多久,又被新的领导改成了“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就在这座力图创造美好幻像的城市,却发生了一场注定要写入历史的悲剧—唐福珍自焚。随即,拆迁条例面临废除或修改。在这个岁末年初,拆迁成为中国天空中最沉重的一朵阴云。

这是跟浪漫的伊甸园相去甚远的故事,也没有达到反思文明的优雅深度,而是为最基本的生存和尊严而拼死抗争。《阿凡达》在中国上映之后,立即被解读为反抗暴力拆迁的教材,实在纯属巧合,是一个黑色幽默。我相信,即便导演卡麦隆预设了一千种主题,也没有想到中国的暴力拆迁上来。

但这正是这个故事的普世性使然。其实它还可以继续激发中国的时髦话题,比如爱国主义—在电影里是地球人面对外星人的“爱球主义”。一个退伍的老兵,不服从组织指挥也就罢了,竟然还敢背叛地球人,这在他的领导眼里,简直匪夷所思。

从社会心理来说,中国社会还有一个暗区,那就是压抑与狂欢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表达的空间有限,张望的视野促狭,连Google都要全身而退。另一方面,一旦有被允许的狂欢,就可能形成难以控制的疯狂。连《三枪拍案惊奇》这样的电影都会火爆,追逐《阿凡达》再怎么夸张,也会被自己和别人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