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状（八）促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

      全国8000个左右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功实践，证明集体化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是推动农村社会不断进步的必由之路。规模过小而且极其分散的个体经营，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已成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障碍。因此，适当加强对发展集体经济的引导，逐步实现“第二次飞跃”，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问题。正如河南省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所说：“不讲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建设不起来”（《经济观察报》2006年8月16日）。

      但“中国戈派”却大肆宣扬土地私有化，妄图使农民长期陷入不但生产规模小而且经营效益低的单干状态，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5年10月9日《财经时报》发表《圈地运动越演越烈，农民土地私有化势在必行》的文章说：“实行土地私有化不单是出于提高生产效率的要求，也是出于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推进中国城市化，以及让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中去的要求”。“中国越演越烈的圈地运动，恰恰是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怕产生新的地主、新的佃农和新的雇工，殊不知，在市场经济下所谓地主，大多是因为善于经营土地，才能逐渐扩大对土地的所有权。不准地主出现，便使农村地区得不到企业家精神本来可以带来的各种好处。”2005年12月19日许平中在《土地私有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一文中说：“解决中国农业出路的根本途径在于土地私有、允许买卖。”

      曾经写过《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李昌平反对土地私有化。他说：“私有化肯定不能够给农民产生增量，只能够给资本家创造增量”。“如果你允许土地私有化，允许兼并、买卖的话，那么大量的农民随时可能卖土地，比如生大病了要卖，这样他们就会变成无地农民”。“有人说土地私有化可以搞规模经营，但你说谁来搞呢？还是资本家”。“我认为真正称得上乡村建设运动的，只有毛泽东，他在这三方面都做了很多，比方说合作医疗、扫盲、九年义务教育，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多都能读高中，上大学”（2004年7月18日《中国乡村建设系列（一）李昌平采访手记》）。《潜规则》的作者吴思在和农民座谈时，提出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方案征求农民意见，农民的回答是土地不能私有、不能买卖，“如果国家允许农村土地私有化，很多干部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大地主，很多农民很快会成为无地游民，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农村社会拖回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呢？那不是又要打地主分田地了吗？”2006年4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刊发的一篇题为《只有集体化道路才是正确方向》的文章，介绍安徽省的小岗村自1978年分田单干至2003年，人均年收人尚不足2000元。2004年10月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带着12名村里人赴山西大寨、河南南街村等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明星村参观学习。他们对照先进典型，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说：“小岗落后了。”这话是很能令人深深反思的。

      有些地方的农民说：“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这充分说明党支部发挥凝聚人心，组织群众，带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以人为本，在农村就要以农民为本；以农民为本，关键是把他们组织起来，当家作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根本的一条，是要真正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但是“中国戈派”为了破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别卖力地反对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结果，使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村党组织长期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这正是造成农村社会不稳、治安恶化、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重要原因之一。

      “戈派”通过宣扬“市场万能”造成的恶性竞争，使信息较闭塞、生产周期较长、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的农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从1985年起，居住着六、七亿左右人口的内地农村的生存处境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多级政权日益庞大的开支要由农民来承担，农村教育经费、道路建设也要农民自己出钱，有限的收入就这样被以各种名目收走了。更要命的是，1996年以后的几年，粮价下降了近一半，种一亩地竟要亏损几十元。于是农民就被陷入了“要钱不要命”的困境，只好弃田进城，到小煤矿、小金矿、鞭炮厂等地方，从事沉重而危险的劳动。知名学者汪晖说：“为什么这么多的农民工离乡背井，愿意忍受沿海地区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一旦提出这个问题，农民工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城乡权利不平等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市场化过程及其特定的制度安排问题，以及市场扩张过程中的农村破产问题。”（《中国学术论坛》，2004年第8期）

      此外，他们鼓吹的“与国际接轨”，促进经济全球化，也使农民工的工资持续地相对下降，使我国成为农民工工资最低的国家之一；使低端产品在恶性竞争中的大量出口，逐渐变成国家财富流失到西方的一种形式。这种大规模的失血又导致国内再生产基础的破坏，导致经济不断萎缩，并最先影响到农村；他们鼓吹的以物为本的庸俗发展观，单纯强调经济指标的增长，甚至实质上作为考核政绩的唯一标准，致使难以创造突出政绩的农业，长期放在被忽视的地位；他们盲目引进外资，使三资企业逐步挤压民族企业尤其是中小国有企业，使之大批破产，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加重了农民工之间的恶性竞争，不仅使农民减少了收入，而且降低了社会地位；他们鼓吹的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改革导致的平民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和子女上不起学，受害最重的还是农民和下岗工人。“从1992年起，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单靠占农民土地而获得的土地差价就高达10万亿到20万亿元。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腐败干部，一大批房地产暴发户。”这把农民坑得实在太苦了。

      这样一来，便导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比重不断下降，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用于农村的医疗费用从1991年的20%降为2000年的10%。“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张宏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第7页）。如果发生经济动乱，农民的日子将更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