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新闻和宣传思想及其理论意义

发布时间：2009-01-20 阅读次数：123409次 本文章来自：J&C Review
□  陈力丹
刘少奇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宣传家之一。他在1950年曾谦虚地说过：“我们党最重要的宣传工作是毛泽东做的，我也做了一些。《人民日报》很多社论稿我们都亲自看。”[①]1949年后，他一直领导着党的报刊和新中国的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岗位上，他以总览全局的战略眼光，在关键时刻对党的新闻工作所作的一系列指示，实践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和富有创见的。他对马列著作十分熟悉，然而并不傍着书本，更善于针对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谈自己的意见，从具体事情中总结出可以用来指导、处理新闻工作中类似问题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他能够从实际出发，大胆提出一些系统而独到的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见解，而做到这一点，对党的高级领导人来说，尤为难能可贵。
刘少奇的新闻和宣传实践
1922-1923年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罢工时，就参加和领导了《安源旬刊》的工作，同时还是华北《工人周刊》的特约通讯员。1928年他领导了顺直省委的机关刊物《出路》。参加长征后，他再次来到华北，以“Ｋ.Ｖ”作为笔名，在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上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左”倾路线的文章，影响很大。1936年，刘少奇以“莫文华”的化名，两次致信邹韬奋，支持他创办《生活日报》，“成为千千万万各种各色群众的权威的刊物”。同年他在国家社会党的刊物《自由论坛》上，以“陶尚行”的笔名发表的文章《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轰动全国，大大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从1939年起，他从中原到华中，领导了一系列党的报刊，先是《抗敌报》，接着是《江淮日报》（他兼任该报社长）、《江淮》杂志、《盐阜报》等等。对重要的稿子，他均亲自过目，例如皖南事变后，王阑西同志写的十篇社论，每次都是半夜送去，刘少奇凌晨改毕送回。他对报纸上的文章看得很仔细，有一次遇到华中文教委的一位同志，刘少奇马上就谈起该同志在《盐阜报》上的文章，作者本人也感到吃惊。他在新四军检查工作时，特意到四师的《拂晓报》看望工作人员，从创刊号看起，将每一期都浏览了一遍，称赞这是敌后办得最好报纸，要拿到延安去，拿到莫斯科去展览。1940年纪念建党19周年时，他为华中三家党的报纸写了专稿《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此文在根据地被广为流传。1941年元旦，刘少奇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报纸《战士报》题词“坚持原地斗争！”，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了当时的斗争目标。刘少奇同志1942年奉调到中央工作，辗转万里（被称为“小长征”），突破多重封锁线，回到延安。而他开创的华中地区党报的光荣传统被当地军民继承了下来，1943年的《盐阜大众》报，便是在《江淮日报》、《盐阜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而出现的富有特色的大众化报纸。刘少奇没有忘记当年共同战斗的战友们，1958年为《盐阜大众》报写下了长达156字的题辞，希望该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环境中发扬光荣传统，为根本改变盐阜区的经济文化面貌而斗争。
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刘少奇仍然十分关心党的新闻工作。《人民日报》的许多文章和社论，都是经过他审阅、修改后发表的。他对报纸的领导人说，你不要怕我忙，要送我审阅的稿件，你就送来。如果这个稿件很紧要，必须当晚广播，第二天见报，你就对我说明，我一定及时看出来，退给你。著名的1950年党中央关于开展报纸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刘少奇在修改过程中增加了许多重要内容，强调在党处于领导地位时，公开及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1956年为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刘少奇连续听取几十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其中包括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在新华社，他连续四个半小时听取汇报和发表谈话，由于一些问题没有谈透，又在二十天后再次约见新华社有关同志谈话。
1957年他接见了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毕业生，《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凌晨二时写好报道送到刘少奇的办公处，他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审稿，保证了第二天报纸的及时出版。应《北京日报》“党的生活”组编辑的邀请，刘少奇1958年参加该报这个编辑组的讨论，题目是“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他换个角度说：“这个提法，答案就只能是应该有或者不应该有，……这个提法是不是有问题呢？”在他的启发下，讨论的主题变成了“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当时的讨论已经受到“插红旗、拔白旗”风潮的影响，错误地点名拔了一位同志的“白旗”，但是调子经刘少奇的点拨，避免了绝对化。这年，刘少奇还视察了刚刚建立的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对电视台的工作作出具体指示。1965年，他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二十周年（当时以1945年9月作为创建的年份）题词。
刘少奇关于党的新闻工作三次谈话的背景和意义
刘少奇较为集中的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论述有三次。第一次是1948年10月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的目的，当时刘少奇曾对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记者田流说：我们快胜利了，今后怎么办？要研究研究，特别是新闻工作，怎样反映实际情况，怎么宣传党的主张，都要很好地讨论讨论。[②]中国革命即将胜利，面临着从战争到建设、从农村到城市的斗争环境的变化，刘少奇的谈话根据两年来解放区经济建设和土改中新闻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形成的党的新闻工作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新环境的论点。聆听刘少奇谈话的《人民日报》编委李庄（1983-1986年任该报总编辑）回忆说：“人们反复学习、消化这些精神，以此指导进城后的工作和以后几十年的行动。”[③]刘少奇的这个谈话，进一步发挥了毛泽东此前四个月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精神，丰富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新闻工作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④]的思想。
第二次是1956年5-6月听取新华社、广播事业局领导汇报时的三次谈话。这是从1955年底开始为起草党的八大报告，刘少奇听取几十个部委汇报工作的一部分。1956年是中国发生重大转折的年代，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⑤]刘少奇这年关于新闻工作的谈话贯彻了毛泽东探讨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思考，提出了不少大胆的、具有创见性的改进新闻工作的意见。这几次谈话与毛泽东同一时期零散的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是一致的，对1956年全国各新闻单位的新闻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1956年《文汇报》改版，该报总编辑徐铸成就此回忆道：“听到关于刘少奇同志在新华社的两次讲话的传达，主要精神是报纸应重视新闻之传播，不要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要创造中国特点。新闻工作也可以提倡竞争、竞赛等等，我听了受到很大启发。”[⑥]
第三次是1961年4-5月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对《人民日报》工作人员的几次谈话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这是对该报大跃进期间发表很多虚假的高指标新闻、提出一些错误口号的批评，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刘少奇坦率地承认中央负有责任，同时批评《人民日报》贯彻中央精神时的分散主义错误和片面性问题，帮助他们总结了新闻业务工作方面的教训。他以批评《人民日报》的方式，既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又尽力纠正由于中央指导思想的错误造成的新闻工作的偏差。1961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编委会向中央的检查报告，主要是对照刘少奇的这几次批评而作的。[⑦]这对于以后几年该报端正方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改进工作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这几次关于新闻工作的谈话，有明显的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刘少奇不断地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生的新情况，发挥、完善、补充、发展了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同时对毛泽东某些不够正确的地方，以妥当的方式予以纠正。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他和毛泽东在新闻工作的某些问题上出现不尽相同的思路，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刘少奇尽力纠正由于林彪的插手而在新闻媒介上出现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和形式主义的问题，例如1961年他和邓小平批准中宣部向中央提出《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1964年刘少奇再次指出，现在学大庆、学毛选、学解放军都有形式主义，并批评新闻宣传也有形式主义，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典型太多，太多了就可能出现虚假。1966年初，他对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绝对评价提出了不同意见，又一次指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起哄，不要庸俗化、简单化，不要搞形式主义。[⑧]
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文革”爆发后，新闻界成为“重灾区”。刘少奇被扣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一项便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由陈伯达、姚文元审定的两万多字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认定：“中国赫鲁晓夫的三次讲话，又臭又长，谬误百出，驳不胜驳。总其一点，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赤裸裸地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该文经毛泽东1968年8月批示“此件可发”后，于9月1日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头版头条转二、三版发表；《红旗》杂志当年第二期也全文发表。该文在思想认识上对党的新闻事业和我国的新闻学研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长远影响。
历史不容篡改，真理的声音是阻挡不住的。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的当月，北京新闻学会的第一次学术活动，便是讨论他的新闻和宣传思想，同年黑龙江《新闻学研究资料》的创刊号，即是刘少奇新闻思想研究专号。此后，新闻学界发表了几十篇回忆、纪念、学习刘少奇新闻实践和思想的文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环境下，重温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思想的前瞻性和对现实新闻工作的理论价值。下面重点谈谈刘少奇新闻思想中富有特色的几个要点。
对党的新闻媒介作用的全面阐述
——“桥梁”、“导线”之比喻
关于党的新闻媒介的作用，有几种较为流行的比喻，例如“耳目”、“喉舌”、“桥梁”、“导线”（指电话线）等等。刘少奇1948年对记者谈到过“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但那次谈话的主题，更在于强调党的新闻媒介联系群众的问题，因而他创造性地使用了“桥梁”、“导线”的新比喻。他指出：“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报纸、新华社。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报纸。人民代表会议开几天就过去了，你们的报纸是天天出版。办报是联系群众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⑨]
要求党的新闻媒介联系群众，并不是个新问题，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时就提出报纸“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等等的任务。[⑩]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环境中，由于交通联系的阻断，党的媒介更多地承担着传达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道典型经验指导工作的任务，其主要受众是党的各级干部。毛泽东1948年4月从陕北赴河北平山，路经山西时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这个意义上谈到：“报纸的力量和作用，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1]他当时也谈到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但不是全篇谈话的主题。
刘少奇“桥梁”、“导线”的比喻，包含我往、你来两方面的意思，桥梁的作用本来就是双向行走的；电话线当然是为双向通话设计的。他对记者们说，党从两方面依靠你们：中央要频繁地依靠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在铁路、邮政不通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同时，人民想和中央、毛主席通通气，也要依靠你们，“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他特别强调记者要真实地把那些人民想说而不敢说、不能说的话反映出来，并以此作为衡量记者“上路”与否的标准，他说：“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作这样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12]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将党的媒介联系群众解释为通过记者写的新闻、通讯如此深刻、真诚地反映群众的呼声，以至通过新闻、通讯反映党工作中的错误，说得这样明确的只有刘少奇。
当时斯大林1923年关于报刊的力量和作用的话在中国是著名的，他说：“报刊是党每时每刻用自己所需要的语言向工人阶级讲话的最有力的武器。其他在党和阶级之间架设精神导线的方法，其他同样灵活的机关，在天地间是没有的。”[13]在这里，他强调的是单向传播（这里的精神导线不是指具体的电话线），即“党→报刊→工人阶级”，并在这个意义上看重报刊的作用。刘少奇所讲的是双向传播，即“党?媒介?群众”，媒介所起的是真正的桥梁作用，沟通双方，并在这个意义上看重媒介对于未来新中国的作用。
刘少奇这个考虑问题的视角，与他当时负责的工作相关。1948年初，从战略考虑，他向在陕北的毛泽东提议，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并组建党的华北中央局。毛泽东2月20日电复刘少奇，同意这个计划，并要求考虑创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刘少奇在5月20日华北局成立大会上强调：“今后华北的方针是建设，它的工作带有全国意义。除非世界形势大变，美国进来，石家庄被占（这是不可能的），华北要长期建设，要搞计划，逐步走向正规化。”[14] 6月8日华北局（刘兼任第一书记）讨论“大党报”华北局《人民日报》的创办，一周内报纸即行出版。正是这个大背景，刘少奇得以全面考虑进城后的各方面工作，华北是未来新中国的缩影。为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刘提出了一系列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和相应政策，得到了毛的赞同。这其中，关于媒介面临的新课题虽然不是重点问题，显然亦在考虑之列。
革命战争时期主要解决的是明显的敌我问题，党的媒介宣传党的政策相对简单；而建设时期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突出了，需要解决无数的是非问题，党的媒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包括考察党的政策制定得正确与否，也变得复杂起来。1947年土地改革中媒介宣传的偏差问题，既有制定政策中的差误，也有媒介把握政策的问题，这种宣传的偏差涉及到党的声誉和政权的巩固，逐渐成为工作经常遇到的矛盾。因此，刘少奇强调媒介联系和反映群众，这为他1949年区分“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1951年较早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15]的概念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8年4月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同年10月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其原则前提是相同的，即教导党的新闻工作者努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新闻媒介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的主题旨在重申前一项任务，同时亦谈到联系群众的问题；刘少奇的主题旨在根据正在发生的新的情况，重点论述如何联系群众和反映群众，同时亦要求正确而非片面地宣传党的政策。两篇谈话相互补充，交相辉映，加上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这成为当时党的新闻工作者进城前的“动员令”和“防疫针”。[16]
刘少奇对于媒介联系群众问题的关注是有前瞻性的。在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媒介与群众的联系是密切的，一旦进了城，这种联系很容易中断。当时的一位党报负责人写道：进城后，与原来的大部分通讯员中断了联系，由此带来的倒不是稿源问题，而是各地情况的源泉濒于枯竭，导致报社耳目闭塞。后来增加通联的力量，投入了编辑部五分之一的力量，由于无法持续这样多人员的付出，最后变成了一种松散的与群众的联系。[17]刘少奇正是从维护党的根本利益考虑，强调媒介与群众的关系像安泰不能离开土地一样重要，“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18]
考察党的政策
——记者的权利和任务
党的媒介不是简单的信息载体，作为党和群众的“桥梁”、“导线”，媒介需要以自己特殊的地位沟通双方。面临复杂的生产建设、群众利益问题，党的领导机构制定政策亦不像处理敌我矛盾那样相对简单，需要经常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调整，因而刘少奇向记者们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即要求他们要把群众对政策的情绪和意见及时反映给各级党委和中央。刘少奇谈到他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的心情：“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他希望记者们在这方面为党多做些工作，指出：“你们不仅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以及马列主义的观点，而且有权利考察党的政策对不对。这有你们的自由，没有限制你们。你们对中央的政策可以怀疑，你们根据许多材料，证明政策需要修改，就提出来，这是好的。”[19]“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时刻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20]
1961年，刘少奇阅读《人民日报》的一个工作组写的调查报告后，再次谈到记者考察党的政策的问题。他认为调查是失败的，问题在于带着框框去调查，没有从实际出发。接着他提出了三个考察党的政策步骤：“一个是了解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调查的目的就是首先看这些政策是否正确，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二是已实行的政策已经不够，要根据新情况来修改政策。调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出现了一些什么新情况，过去的政策哪些不正确，哪些不完善。三是脑子里原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在调查中新提出来的问题。调查的目的就是要发现问题，要根据新问题提出订些什么新政策。”[21]显然，这是毛泽东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方法在报纸调查工作上的体现。特别在生产建设时期，这种考察政策的过程尤为重要，可以避免党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毛泽东多次谈到过党的媒介宣传政策的注意事项，强调的重点大都在如何准确地宣传党的政策方面，是以政策正确为前提的。他没有明确提出过类似记者考察政策的任务。而这个问题，在党的中心任务从革命战争转变到生产建设之时，就显得重要起来。党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和带有全局性质，一旦政策失误往往延误国家的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媒介宣传中出现的问题，证实了刘少奇1948年提出记者考察党的政策任务的必要。如果不是盲目地、片面地、一哄而起地宣传党的政策，在宣传政策的同时记者能够名正言顺地考察党的政策，形成允许记者及时、大胆地反映问题的氛围，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少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事实上，党的媒介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这种工作，但是没有“名份”，比重较轻，而且有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而是揣度上级的倾向反映问题。刘少奇明确提出党的媒介的双重任务宣传和考察党的政策的观点，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是对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来形成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发展。
至于以何种形式反映考察政策的情况，刘少奇从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了两种基本方式。1956年在对新华社的谈话中他说：“报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对党对当前斗争有利；……事情是真实的，但如果公开报道了，对敌人有利，对我不利，那么，就不要公开报道，可写成内部参考资料。……‘内部参考’应该成为一种有权威的刊物。……稿子分两类，一类是公开发表的新闻，包括反对我们的新闻；另一类是内部参考资料。”[22]在刘少奇看来，这两种报道的地位同等重要。
“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
——正确把握党的政策的责任
党的媒介作为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其主要任务之一。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经常考虑对政策的把握、正确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的问题。1948年初，毛泽东曾就党的媒介在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几次发出指示，他就这种错误的危害指出：“此类宣传，在过去几个月中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相当多，以致造成了一种空气，使人们误以为这是正确的领导思想。甚至因为陕北广播电台播发了某些不正确的新闻，人们竟误认为这是被中央认可的意见。”[23]现在的研究一般认为，刘少奇1947年主持土改工作时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总体上是好的，但其中“平分土地”的含糊要求导致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刘少奇从广播中听到新华社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中所提出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认为是毛泽东的精神，认为必须加以贯彻，而没有从实际出发。另外，他在晋绥解放区听取陈伯达、康生不切实际的汇报后，对形势的判断出现差误，作出的指示促进了已经存在的“左”的倾向。这次错误有刘少奇的责任，也有内战爆发后客观环境变化的原因，但也是中央领导集体的责任，因为刘均事先向中央报告并取得同意，毛对刘的提议几乎都是赞成的。[24]
这个背景对于理解刘少奇1948年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很有必要。正是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情，刘少奇对于党的媒介如何把握党的政策和宣传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首先，他要求党的媒介宣传党的政策必须正确无误，否则贻害无穷。他指出：“报纸工作如果做得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要发生很危险的情况。有一个时期，曾经发生过这种危险，宣传贫雇农路线，宣传反对干部的路线，那时恐怕没有新华社更好些。”[25]1961年他在帮助《人民日报》总结大跃进宣传的教训时，讲了几乎同样的话，指出：“《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坏处还要大。”[26]这是由于媒介一方面是党或国家的机关，同时又是社会性的传播媒介，两者结合而形成的公开报道，可能带来一种巨大的社会行动的能量，不仅影响到广大群众，也会反过来影响领导人的进一步决策，例如刘少奇谈到《人民日报》的大跃进宣传时说：“你们报上登了那么多高指标的浮夸新闻，开初，地方党委相信，我们也相信。”[27]显然，媒介宣传政策的正确与否事关大局。宣传正确，作用很大；宣传错误，损失也是全社会性质的，确实那时若没有媒介比有媒介要好些。
第二，从政策本身、媒介宣传两方面分析问题，切实纠正媒介政策宣传的差误。1947年党的媒介在土改政策宣传上的错误影响是很大的，刘少奇承担了责任，同时也花大力气帮助新闻工作者总结经验教训。他说：“这怪我们没有把新华社、报纸掌握好，我们是批评自己的。但是应当向你们讲清楚，你们过去做错了许多事。过去的责任不追究，要追究的话，我们负责。”[28]1961年他分析《人民日报》的错误时，采用了同样的分析方法，指出：“报纸威信很高，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29]这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责任分摊，而是说明了一种规律性现象。当党的媒介发生较为普遍的宣传上的偏差时，政策本身可能亦会有些偏差，这时需要从两方面进行检讨：一方面考察政策，一方面检查媒介宣传的片面性、真实性和时机等等问题。有时政策总体上没有问题，但即使是枝节问题，甚至文字表达的不妥当，也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有时政策的具体要求相当全面，由于总体构想和形成的氛围是错误的，那么媒介的当事人往往会受氛围的影响，不顾政策表述的各种“但词”而突出错误的总体构想，同样造成宣传的偏差。前者如1947年土改的政策和宣传，后者如1958年大跃进的政策和宣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少奇主张记者要考察党的政策，这也是他多年领导党的宣传工作的经验之谈。一项政策的制定本身是一个过程，不可能很完善。不断地检查政策的执行情况，不断地根据新情况调整政策，是解决“中央领导一半”的基本方法。
“清理口号”是刘少奇提出来的解决“媒介领导一半”的方法之一。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鉴于大跃进中媒介宣传的错误，他建议清理最近几年提出的各种口号，“除了正确的口号以外，其中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部分不正确的，有些是解释得不清楚的。我认为，应该认真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同时他提醒不要搞成运动，“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毛泽东当场支持刘少奇的建议，并插话道：“《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30]媒介的政策宣传不能照搬文件，必须采取简约的方式，提出各种体现政策的口号，这其中就可能存在领会的深浅和理解的偏差问题。即使政策正确，体现政策的口号若不能完整、准确地体现政策，亦会带来行动的偏差。在这个意义上，经常清理一下宣传口号，应当成为检查政策宣传的方法之一。
第三，媒介的政策宣传要和实际保持一定距离。这里的“实际”是指中心工作。对于媒介一方，如果出现较为普遍的宣传差误，一般都是各种媒介一哄而上，宣传过于集中造成的。由于闻风而动，时间仓促，理解肤浅，很容易出现理论或操作上指导思想的偏差，而真理向前多走半步便是谬误；如果政策本身是错误的，这样的宣传会使问题走向极端而不可收拾。对此，刘少奇在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些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31]除了制止一哄而起外，这里刘少奇还强调宣传必须依据“正式文件”，这一点也是当时出现宣传偏差的原因之一。他在1956年就讲过，党内领导人对某一作品的批评，如果没有正式文件，仅是个人意见，作者可以不予理会。[32]其实，“闻风而动”中的“风”，常常是这种意见。这不是积极宣传党的政策，而是一种党内生活不正常的表现。
鉴于这类情况，刘少奇将媒介的宣传划分为两类，一种是围绕当前中心工作或核心观点（当然以正式文件为依据）展开的，另一类是与实际相对远些的内容。他要求这两类内容保持适当比例。媒介必须联系实际，但这类内容又不可过于集中，不必什么都与中心工作或核心观点挂钩。
1954年，他作了这样的划分：“一项是当前中心工作、时事政策性的宣传，一项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33]1961年，针对大跃进中不断升温的浮夸风，以及紧接着强调阶级斗争的情况，他又作过另一种划分，即围绕当前中心工作、核心观点的宣传与其他离实际较远的轻松的内容。刘少奇说：“报道联系实际不要那么紧，联系得紧了，报道了当前的具体工作和斗争，要犯错误。你们要学会既联系实际，又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围绕着当前的实际转，也可以报道些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34]邓小平当时也谈到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宣传上不要强调阶级斗争，一般讲讲大道理，但不宜联系当前工作。报纸上阶级斗争讲多了，就会使人紧张，会妨碍调整。”[35]这里，刘、邓一方面在有限的范围内努力纠正中央的错误路线，同时也指出了一种防止宣传出现偏差的规律性的方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无疑是党的媒介的基本任务之一，但即使是正确的政策，在宣传上也需要逐渐深入，稳步进行，切忌铺天盖地、连篇累牍。过分强调“闻风而动”，缺乏冷静的头脑，往往会造成宣传的偏差，特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政策问题比分清敌我要复杂得多。
第四，深入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是正确宣传党的政策的前提。刘少奇很早就注意到党的新闻工作者采访或进行调查研究的特殊性，他们不是旧式记者，可以形式上处于第三方的位置，他们被视为党的一个重要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个部门有发表的权力，而被采访者或调查者处于具体的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在相关利益的问题上，要得到真实的情况是困难的。就此刘少奇在1948年谈到：“你们去访问，不论访问什么人，要得到群众的真心话，是很不容易的。……如你问群众，今年公粮怎么样，所得到的回答是‘很好很好’，你就报道个好，这不一定真实，因为你听到是表面的话。你要和群众深谈，要从各方面考察，找出普遍现象，否则，这种反映就不真实。”[36]另外，带着证实某一观念的框子去调查，一定得不到真实的材料。刘少奇要求记者独立思考，上级也不要给记者规定这种框子，他说：“如果叫你去找左倾的例子，你就去找左倾的例子，那你就不能独立工作了。我们不给你什么，而要你看群众对我们怎样。”[37]
当党领导着全国政权的时候，社会问题十分复杂，战争时期较为简单的调查方法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真实的情况，刘少奇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采取更深入的调查方式。1961年他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现在的情况，和毛主席当年在湖南作调查研究时的情况不同，比那个时候调查恐怕更困难一些。现在常常遇到这样的公社、这样的大队，他们护短，生怕你发现他们的缺点，你去调查，他们有一套办法封锁消息，不让你了解到真实情况，搞一套假的给你。”“毛主席说，调查研究要诚心诚意，甘当小学生，就可以了解情况。仅仅只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仅仅只有诚心诚意的态度就行了吗？不行。要经过曲折的斗争。采取另外的办法，不然就了解不到真实情况。”[38]他还谈到一些自己调查的经验。刘少奇没有拘泥于毛泽东的调查经验，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
刘少奇发现，宣传上出现的许多问题，与新闻工作者没有调查或不善于调查有关。他分析道：“几年来报纸在敌我界限方面分得比较清楚，有敌我观念；但在是非界限方面就分不很清楚，是非不明，什么是不正确的，不应该宣传，你们还搞不清楚。比如登大办万猪场，是好，是坏，你们登的时候没有搞清楚，登了以后也不去亲自调查，结果弄得祸国殃民。”根据这种教训，他指出：“报纸工作人员是什么人？是调查研究的专业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39]
在总结党的媒介如何正确地宣传党的政策的问题上，毛泽东较多地谈到媒介自身的问题，偶然也谈到上级领导的责任，例如1959年4月他写道：“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下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40]刘少奇从两方面考虑得更多一些。他注意总结历史经验，经常从中央领导和媒介两面检讨问题的发生，这样有利于及时纠正宣传的偏差，保护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
“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
——处理好媒介与党委的关系
关于党的媒介和党委的关系，刘少奇早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党》报告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宣传中央机关与上级的决议与所定的政策。这是我们党的统一性与全国性所必需的。”“凡关于全国性质的问题，……凡是应该和必须由中央决定与发布的问题，各地方党的组织，不要越俎代庖，抢在中央之先来发布意见。”[41]遵守这个规定，即坚持了纪律性。
几年后，刘少奇发现了党的新闻工作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党内有一些领导同志像苏联话剧《前线》中那个总指挥戈尔洛夫，喜欢记者吹捧他。自然，在这种情况下记者的批评性意见很容易以闹独立性为理由遭到抵制，这就产生了问题的另一面，即如果党的某级领导是错误的，记者如何坚持党的纪律？他就此对记者说：“你的事业是建筑在人民利益与真理上面，那才是可靠的。这样，即使你批评了别人，吃了人家一顿骂，也不要怕。……为了人民的事业，你们要经得起风霜，要经得起风浪，要受点锻炼，要学点经验。”[42]1956年他继续谈到这个问题，说：“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不要怕人家报复，不要怕人家把你赶走。如果你报道正确，人家把你赶走了，这是你的光荣。”[43]在中央总体路线正确的情况下，他要求记者坚持原则性，这种鼓励是有说服力的。
1958年《人民日报》发生大跃进的宣传偏差以后，刘少奇再次感觉到存在报纸与党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就报纸这一面，他很理解工作上的难处，说：“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是难办。你们就要从这中间想出办法。……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他回顾以往的经验，提醒报纸在与党委的关系上防止两种倾向，指出：“过去你们要求新闻自由，认为服从党委就妨害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几年你们比较注意服从党委领导，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但又完全依赖地方党委，自己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出意见。要讲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写批评稿，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44]
刘少奇遵循党的组织原则，提出如下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服从党委领导，要坚持纪律性，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要坚持原则性。不要怕对党委有争论，有争论不是不服从党委。”[45]在这里，纪律性是必要的组织程序，不得违背，但“原则性”则更是原则：报纸一方要敢于按照组织原则，向党委反映问题；党委一方，则不能将“有争论”视为不服从领导。这其中的具体问题当然很复杂，但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这一原则对于正确处理党的媒介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在遵守纪律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少犯错误，应当是有效的。
鉴于党的媒介大跃进宣传上发生偏差的一些具体原因，刘少奇还强调了“全党服从中央”。他说：“几年来，报刊的宣传，也有很严重的分散主义。”而有的地方党委，也作出与中央政策相抵触的某些规定。一个基层组织反映，他们应当服从哪一个上级？刘少奇回答：“唯一的道路，就是全党都要服从中央。”[46]这一点对于党的媒介处理某些与党委关系的问题，是一条原则。
在党的媒介与党的领导机关基本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基本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差异，那就是毛较多地谈到各级党委要抓自己的媒介，批评报纸闻风不动；刘在谈到这类问题时，对媒介一方的难处理解性的话多一些，提出了原则性、纪律性两个需要同时考虑的问题，鼓励媒介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积极反映问题，提出意见。
客观、公正、真实、全面、普遍兴趣，同时有立场
——对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
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谈话，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1948年的谈话中，他一再强调报道的真实性，因为1947年土地改革中党的媒介某些不真实的报道损害了党的威信；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党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是媒介的报道，如果报道不真实，记者不能大胆地反映实际存在的问题，将造成决策的失误。所以他说：“我们的报纸现在有几十种，将来全国会有几百种，如果能比较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的情绪、要求、意见反映出来，那不知会起多大的作用。”“故意夸大，反映得不真实，就害死人了。”特别是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强调如实反映，指出：“你们的报道一定要真实，不要加油添醋，不要戴有色眼镜。群众反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47]
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也表现在他1949年4月解决天津劳资矛盾问题上。当时天津的一些干部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他们的好，以致一些工人无限制地要求提高工资，甚至要求平分资产，许多资本家准备停工、转业或逃跑。刘少奇正确地执行了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刘少奇当时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我们的报纸是有一点偏向的，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48]这种对真实性的要求并非没有立场，其立场就是坚持正确的党的政策。在这方面坚持真实报道的压力就如刘少奇所说：“不要怕说话，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该说的话不说，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要早讲才对。‘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49]
与真实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报道要全面，这也是刘少奇强调的一个方面。并非看到了什么就报道什么即是真实，他说：“一个政策在执行时，要看各阶级、各阶层有什么意见，各种人有什么意见，看这个政策什么人拥护，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怀疑。如果该拥护的人却反对起来了，就要看是政策的问题，还是执行的问题。你们的责任，就是要从各方面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再下判断。”[50]
在革命战争时期，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是党的新闻媒介战斗性的表现。取得全国政权后，媒介的报道范围不再只限于党内和党的同情者，报纸和广播面对数亿群众，通讯社要成为世界“消息总汇”。在这种新形势下，刘少奇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注意按照新闻工作规律办事，以客观的形式报道新闻，并注重新闻的普遍兴趣。
他在1956年全面论述了这个问题，指出：“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周总理骂了美国，有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就刊登出来。为什么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骂他们的东西登在报纸上，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这是我们的弱点，不是我们的优点。”谈到国内报道时，他说：“现在的新闻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51]1961年他对《人民日报》领导同志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我不看，报纸来了只看七、八版”“新华社《内部参考》上登的东西，大都是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实际情况。”[52]刘少奇要求客观报道，并非没有立场，他反对有闻必录，要求“经过思考，经过观察，有自己的见解，要做到对当前的斗争有利”。[53]
他观察了资产阶级的客观报道，注意到这是一种成功的报道方式，与表达立场并不是对立的，指出：“他们善于运用客观的手法、巧妙的笔调，既报道了事实，又挖苦了我们，他们的立场站得很稳。人们从他们的新闻报道中能够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54]
新闻是写给人民看的，刘少奇赞同1956年新华社改进工作时提出的一个要求，即注意新闻要具有普遍兴趣。他对新华社负责同志说：“关于兴趣，要引起注意。新闻要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能只强调政治性立场，还应当强调思想性、艺术性和兴趣。”[55]
刘少奇1956年5-6月对新华社的谈话，全面贯彻了毛泽东1955年“以苏为鉴”和关于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56]的指示，以及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新情况，勇于探索，大胆将曾经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客观”、“公正”、“兴趣”等作为新闻工作的一般性要求提了出来。毛泽东同一时期赞同过新闻要有“兴趣”，但对“客观”持否定态度；周恩来也主张客观报道。将这些新闻工作职业要求进行整体论述，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刘少奇是唯一的。
“新华社的新闻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和其他通讯社相比，尽管观点不一样，但是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57]刘少奇的这个思想从50代至今，一直在我国新闻界流传，它既体现了党性原则，也体现了对新闻工作规律的尊重，俗称“八字方针”，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当“客观公正”的原则1991年写进全国记协《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正是刘少奇当年将它们引进了党的新闻工作，成为一种基本要求。
说新闻要真实、全面，一般能够接受，但说到公正和客观，似乎涉及阶级立场了，人们尚不敢触及它们。客观和公正在含义上相互覆盖，从18世纪起，逐渐成为一种新闻界公认的职业准则，不少人或用客观或用公正的概念，表达过这种认识。例如马克思1860年谈到英国报刊时说：“最低限度是common fairness[一般的公正]，即任何一家英国报刊（无论它的派系如何）都不敢违背的这种公正。”恩格斯称赞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的通讯时说：“我不事先看倍倍尔关于某一问题的通讯，从来不得出关于各种事件的最后意见。他对事实客观的丝毫不带偏见的描述是很出色的。”[58]客观性能够成为一种新闻报道的原则，是在新闻事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新闻实践证明它符合受众的接受心理，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有效地吸引受众。它体现了一种新闻工作的观点，一种报道态度，虽然一定程度上会限制记者或编辑选择和处理事实的思考角度，但也给报道者带来通常比直接表明立场更好的传播效果。客观性，是一种工作原则，一种报道方式，一种技巧，做好了并不妨碍，而且会更好地服务于报道者的观点传播。刘少奇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勇气，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对客观、公正的本来认识。
向资产阶级的报纸和通讯社学习
党的新闻媒介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新闻媒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划清阶级界线是一种必须的思维方式。然而，当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党的媒介面对社会而不再只面对党内和党的同情者的时候，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两类媒介必然发生除了斗争以外的相互接触的问题，职业上有相通的地方。要人们向资产阶级学习发展经济，毛泽东说过，人们很快就能接受；但在新闻领域提出向资产阶级学习，长期形成的阶级斗争观念很难使人们接受它。从党的历史文献看，刘少奇是党的高级领导人中较早地明确提出向资产阶级学习新闻工作经验的人之一。
1948年，鉴于党的新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他认为“党老早就办报了，办报的人还没有上路”，于是提出了学习的问题，要学习马列主义，向群众学习，互相学习，同时他提出：“可以看国民党的报纸，看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人家有许多东西不比你们写得差，甚至还好些。”[59]谈到我国解放前最著名的《申报》时，他认为《人民日报》有办得比它好的地方，也指出：“有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学，还能接受他们的东西。”[60]但是，他要求这种学习必须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不希望党的记者们像唐僧取经那样照搬别人的东西。
然而，这种情况还是大规模地发生了。50年代初期，我国的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和人民广播电台，从体制到标题制作，全面而机械地照搬苏联的塔斯社、《真理报》和全苏广播电台的做法，造成新的教条主义和党八股。毛泽东对此提出了批评；刘少奇1956年听取新华社汇报时，也批评了机械学习苏联，同时再次提出向资产阶级学习的问题。他说：“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马克思曾经说过，对资产阶级的工厂要接受下来，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也要接受下来。我们新闻的报道，学塔斯社的新闻格式，死板得很，毫不活泼。比如，往年报道天安门游行，只是官样文章，公报式新闻。公报，就是官僚主义形式。不顾时间、地点、条件，不顾读者的思想情绪，我只管发出去，你看也好，你不看也好。”[61]他注意到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们诸如客观、真实、公正的口号，提出“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报道技巧”。[62]
对于西方的新闻报道和大众文化，刘少奇主张有选择地采用和引进。他说：“对美联社、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我们应该有选择地登一些。有些报刊登国际新闻只登说我们好的，骂我们的或者说一句美国好的都被删去，这种做法是不好的。”[63]“世界各国的电影都要搞进来，包括美国的。一种是进步的，一种是无害的。无害的，能帮助了解情况的，也可以进口。”“西洋歌剧也要搞。”[64]
这种学习和引进是有原则的，他同时指出：“我们的新闻报道不能超阶级”，“总之，要有坚定的立场，同时还要有极大的狡猾，要有原则而又很灵活。”[65]考虑到人们对客观报道等的传统认识，为避免当事人为难，他建议新华社“写个报告向中央请示，请中央批准，免得你们报道了，人家说你们丧失立场。”[66]
对于某些不好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做法，刘少奇持批评的态度。例如对耸人听闻东西的过分追逐，他在1961年分析《人民日报》大跃进中的浮夸报道时，就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他说：“这几年，你们喜欢搞表面现象，搞形式主义的东西，搞耸人听闻的报道，还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影响。”[67]
周恩来有丰富与新闻界民主人士共事的经验，1949年曾向新闻界的民主人士征求过城市办报的意见[68]；毛泽东1957年在批判资产阶级报纸的时候，顺便提到“资产阶级报纸的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习的”。[69]刘少奇1948年就使这个问题明确起来，1956年又进一步谈到具体的学习内容，表现出了相当的理论勇气。
“新华社当老百姓好”
——改进社会主义新闻业的系统思考
遵照毛泽东关于党的新闻媒介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指示，50年代初领导新闻媒介的党和政府的机关都发出过不少文件。而工作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同时意味着党的媒介职能也要随之有所变化，必须面向群众而不再只是面向干部，要更多地考虑城市的环境和市民的接受心理；以往主要的组织传播的形式，将为大众传播所替代；党的喉舌将同时承担起社会喉舌的作用。对此，负责具体工作的领导同志已经有所认识，例如1949年12月中宣部指示：“今后各行政区、省、区的主要报纸，都不必公开宣传是中共机关报，也不必说是政府机关报，只称某地某报即可。”[70]1950年3月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强调：“报纸是给群众看的。……报纸可以卖给老百姓，……而不是像发文件一样地编号发给少数干部，而不是只讨论干部中间的问题，这就证明报纸不能仅是把活动范围限制在干部里面，而应该面向群众。”“要把我们的工作安排得适宜于群众在报纸上来表现他们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要把我们的报纸当作表现他们的工具”。[71]但是，这些认识当时并没有得到普遍重视，“解放初期这几年，我们党报及其办报的指导思想，与解放以前并无很大区别，那就是以‘阶级斗争工具’为指导，用运动的方式，以集中优势打歼灭战的军事手段，大张其鼓宣传党的政策，掀起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这一切，又是与刚解放的基本形势相符的。……人的注意力、兴奋点全在于报纸的成功，至于其中的一些不尽人意，也自就忽略不计。”[72]
1956年是个转折的年代，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党的媒介不能满足群众需要的矛盾突出了。根据《人民日报》1956年整理的读者意见，包括内容贫乏，政治口号太多，尤其对人民生活关心不够；新闻少且质量差，会议新闻和迎来送往的公式化新闻太多；讨论少，且只有打手，没有还手的，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缺乏有力的批评性报道；文风差，版面枯燥乏味等五方面。[73]而对于新华社来说，则是不能满足报纸对丰富活泼的新闻稿的需要，以及适应国际新闻交往的需要。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思考“十大关系”，提出了双百方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报纸应该是人民的公共财产，公共武器，公共汽车，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74]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刘少奇对新闻事业的改革、适应新的环境作了更多的思考。
首先，刘少奇提出了党领导的媒介以何种形式存在更方便的问题。他说：“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新华社干部不作为国家干部，不受行政级别限制，记者的薪水也可以比毛主席的薪水高。新华社的评论，不是代表国家发言。新华社也不要学塔斯社那样代表政府辟谣。”这并不是要把新华社变成私营公司，他解释道：“主要是不要时时强调自己是官办的。现在什么东西都变为官办，连农业合作社也成为官办的。所谓‘独立的’只是一种形式，实质是不变的。问题是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更不要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75]刘少奇在这里既表现了党性原则，也表现了策略的灵活性。在新形势下过分强调“官方”身份，会“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不利于联系群众；群众面对这种鲜明的“身份”，也会产生隔离感。如果以非国家通讯社的形式出现，新闻和评论就可以相对灵活，群众喜欢，也方便党和政府的工作，不必经常为媒介发出信息的些微差误承担责任；而媒介实际上是代表党和政府根本利益的。
这个思路在1949年12月中宣部的指示中已经有所表现，这一次刘少奇讲得更明确了。当一种风潮来临时，刘少奇是十分清醒的。他不仅反对合作社“官办”，也不赞成民间职业剧团国营，“几千个剧团都国营，会搞掉积极性。这不是促进，而是促退。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这就是‘左’。”[76]
除了解决党的媒介联系群众的问题外，刘少奇的思路里还包含对新闻事业管理体制的考虑。党领导的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完全套用行政级别，是与精神生产的特点相悖的，不利于发挥他们的全部才能。“不受行政级别限制，记者的薪水可以比毛主席的薪水高”，意在鼓励记者发挥自己的才能。从这个思路出发，刘少奇认为，“应该让记者出名，要他对报道负责；如果犯了错误，他也要作检讨。”“应该要记者在稿件上署名。记者各有个性，各有风格，有些人就喜欢某一记者的报道，只要是他的报道就愿意看。在稿件上署名，这是给与记者荣誉，也是给予压力。”[77]这个思路，也表现在对演员的管理上，他说：“好演员工资要高些，差一点的，工资可以低些。可以采取订立合同的办法。”[78]这种强调权利与责任的管理，正是现代企业管理的特征。
刘少奇的这些思路，也体现在随后7月1日《人民日报》的改版上。胡乔木写的改版社论《致读者》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我们的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当年8月党中央批转了《人民日报》的改版报告，认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的报纸又是人民的报纸”，并且进一步指出：“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79]这并不仅是一种说法的改动，它体现出中央对新形势下党的媒介作用的新认识，将带动许多以往新闻工作习惯的变化。至于刘少奇的具体意见，例如新华社是不是一定改换国家通讯社的招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种思路。
第二，刘少奇强调新闻工作的读者视角。当党领导的媒介面对社会的时候，环境的变化要求更多地考虑受众的接受状态，否则宣传本身也会流于形式，不得要领。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具有读者意识成为媒介宣传成功与否的关键。在1948年的那次谈话中，他就强调：“你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他甚至说：“读者就是你们的主人，他说你的工作没做好，那就等于上级说的，你们没有话讲。”[80]这里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人民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的一致。
沿着1956年关于不要强化媒介“官方”性质的思路，那么媒介的报道就可以灵活得多。刘少奇要求新华社成为“消息总汇”，由于它是为报纸服务的，所以提出研究和调查报纸读者需要的问题，他说：“要很好地研究报纸的需要。……适合报纸，自然最后是适合读者的需要。你们要调查报纸的读者对象，究竟某一家报纸的读者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81]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刘少奇最早提到调查报纸读者的问题。
他意识到“人民是喜欢看新闻的”，很注意改进新闻的公式化问题，他说：“可以不刊登公报，把公报改写成很短的消息发表。关于刊登公报，过去有不少清规戒律要解禁。公报不应各报一律刊登，有一两家报纸登就可以了，其他报纸可以自由主义一些。”[82]刘少奇特别关注媒介对人民生活的报道，同年他在对广播事业局的谈话中说：广播“老是政治大题目，听了没有什么味道。广播要跟人民建立联系，但是总不能只限于政治上的，人民关心的事情是很多的，想听的事情也是很多的。这方面也应该关心到。”他谈到广播可以考虑的内容包括时装、天气、传染病的流行、副食品供应、百货商场购物、听戏等等，“总之，应该从多方面和人民建设密切的联系。”[83]
随后《人民日报》的改版，同样体现了这个精神，改版社论写道：“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是我们的天职。……生活里重要的、新的事物不论……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刊登一些。”
第三，刘少奇主张党的媒介开展活泼的问题讨论。这也是随着不要强调媒介“官方”性质而来的改进意见之一。他说：“报纸上应该有很多问题，对没有做结论的问题应该有争议，应该有几种不同意见。这个地方就是‘百家争鸣’。这样，才能把报纸办得活泼些。”[84]这显然是在贯彻毛泽东一个月前关于双百方针的指示，当时他指出：“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85]
随后《人民日报》的改版，体现并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认识。改版社论指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为了便于开展自由讨论，我们希望读者注意：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这不是说代表编辑部的意见就不可以讨论，而是说，我们发表的某些文章的某些观点跟编辑部的有所不同，这些文章的作者的观点彼此也不同，这种情形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在以前，由于媒介鲜明的正式性质，出现不同意见会成为重大失误，而现在，则要强调这种情形是“正常的”，这是一种观念的重大转变。正是从“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这个新的观念出发，中央批转《人民日报》改版的文件强调：“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86]这种做法对于活跃社会生活，适应新的形势，意义是深远的。
当然，主张自由讨论的目的在于正确地引导，就如《人民日报》改版社论所说：“党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刘少奇1958年6月30日参加《北京日报》“党的生活组”的讨论，就体现了这种态度。当时的讨论题目是“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刘少奇换个角度说：“这个提法，答案就只能是应该有或者不应该有，……这个提法是不是有问题呢？”[87]在他的启发下，讨论的主题变成了“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当时的讨论已经受到“插红旗、拔白旗”风潮的影响，错误地点名拔了一位同志的“白旗”，但是调子经刘少奇的点拨，避免了绝对化。
第四，刘少奇主张党领导的媒介之间的平等竞争。从解放前夕起，刘少奇就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多样性和灵活性问题，这个思路在改进新闻工作方面，便体现在他主张党领导的新闻媒介间平等、自由的竞争。1956年，他赞同新华社也办一家报纸，以报道新闻为主，他说：“你们办的这家报纸可以公开宣传和《人民日报》竞赛，看看能不能胜过《人民日报》；办得不好，也可以取消。搞自由竞争，搞社会主义竞赛，是必要的。”既然是竞争，就不能赋予哪家以特权，他对新华社领导同志说：“你们希望中央下命令，要地方报纸多刊登新华社新闻，这是不行的”。他要求新华社自己做出成绩来打破各报的“封锁禁运”。[88]
刘少奇的这个思想，与1923年4月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共十二大决议的内容是相同的。大会的决议指出：“承认党和苏维埃的各种报纸之间存在十分自然的竞赛，但必须强调指出，在这个竞赛中党组织无论如何都不能‘站在某一方’。党委会必须为党的一切报刊进行宣传，向群众说明每一种报纸的性质，然而决不使任何一种报纸在推销中享有特权。”[89]不过，那时俄国已存在这种竞赛，而当时的中国，尚没有媒介间竞赛或竞争的观念。
刘少奇所谈的报纸竞争，是中央一级的两家报纸的竞争。换句话说，他实际上赞同同一级别出现两家以上的媒介，都是党领导的，政治性质相同。这个思路是富有启示意义的。当然，通讯社办报纸是不是惯例，另当别论。
与媒介竞争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广告。刘少奇主张媒介应该刊登广告，他说：“广播电台为什么不搞广告，人民是喜欢广告的。生活琐事和人民生活有切身关系，许多人很注意和自己有关的广告。过去北京有一些电台播广告，你们取消了，是不是怕搞广告？报纸也是要登广告的。我看有些城市电台可以播广告。”[90]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对于是否播出广告是有分歧意见的。在人们缺乏商品交换意识的那个年代，提倡媒介搞广告，显示出刘少奇市场经济的眼光。
有意思的是，当年在苏维埃俄国也出现过党的机关报能不能刊登广告的问题。在1922年4月俄共十一大上，党的理论家梁赞诺夫为不准《真理报》刊登广告的决议辩护。列宁得知通过了这样的决议，不惜打破常规，在会议上作了一个反对决议的发言。他把梁赞诺夫比喻为一个12岁的穿着洁白连衫裙、系着红色飘带的小姐，指责共产党人是十足的商人。说：“对此可以宽容地一笑了之，然而我们现在真的在做些什么呢？你们不准《真理报》刊登广告，它又到哪里去拿钱呢？”“代表大会禁止在《真理报》上刊登广告？能否加以纠正？因为这显然是错误的。”[91]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1956年各主要新闻媒介都为适应新形势而进行了改革，毛泽东、刘少奇等的谈话，为这次改革提供了指导思想。其中刘少奇对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的三次谈话较为系统，与这次改革的关系最为直接。有的研究文章认为：刘少奇的谈话中“具有很多不同往常的见解，而这些见解至今似仍未失去其意义。”“刘少奇的谈话，人民日报的改版，新华社的规划，广播电台的设想，……是中国整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和重点并不是要改变党报的性质或反对党报的政治指导，恰恰相反，而是使党报如何更好地适应并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从而也更好地发挥党报的积极作用。”[92]但是，随着1957年党中央对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重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次新闻工作的改革无疾而终。
刘少奇新闻思想对现实新闻工作的理论意义
经过诸多痛苦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指导方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重温刘少奇当年关于新闻工作的谈话，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他在几十年前的谈话，仿佛就是为现在的工作发表的，他的许多论述尽管历遭劫难，甚至某些论述至今仍被回避，但是他的思想光辉是掩盖不住的。刘少奇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富有创见的卓越领导人！
刘少奇新闻思想对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在面临工作中心转移之时，能够勤于独立思考，不是教条主义地守着旧有观念，而是善于根据发生的新情况，创造性地补充、发展原有的理论，并及时总结新经验，将经验转化为新理论。例如他关于党的媒介桥梁作用的论述、关于记者考察党的政策的论述、关于记者调查研究的论述、关于检讨宣传偏差两面看的论述、关于媒介要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的论述、关于提倡媒介间竞争和刊登广告的论述等等，都体现了在原有理论基础上的创新精神。
刘少奇新闻思想对我们的启示之二，是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宣传党的政策是党的新闻媒介的基本任务之一，但是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对象，需要采取灵活的策略，尽可能影响更多的群众。在这方面，刘少奇的许多论述不同凡响，例如根据他的思路而在党中央文件中出现的新概念“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历史上重庆《新华日报》曾经提出过，但后来没有受到重视）、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的八字方针以及学习资产阶级新闻工作经验的论述、提倡报纸“百家争鸣”的论述、报纸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的论述等等，都体现了他在坚持党性的前提下所表现出来的策略的灵活性。
刘少奇新闻思想对我们的启示之三，是对新闻工作规律的尊重。刘少奇能够就新闻工作发表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除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洞察力外，还在于他把新闻工作不仅只看作党的一个工作部门，而且也看作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业。他对记者说：“在整个社会中间，有你们的特殊职务，别人做不好，不能做的，有些专门的人，不做别的事情，或者少做别的事情，专门做这件事情。因为社会上有此必要，因为人民有这个需要。”[93]不言而喻，这样的工作就不能仅仅属于党的工作部门，还要考虑它作为社会性工作的规律。刘少奇关于为读者服务，研究和调查读者的论述、关于“八字方针”的论述、关于“消息总汇”和多发表关于群众生活的新闻（即社会新闻）的论述、关于让记者出名并承担责任的论述等等，体现了他对新闻工作自身特点的认识和尊重。同样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论述党的新闻工作，“刘少奇的见解无疑更加全面，更加符合新闻宣传规律，对实际工作更具切实的正确指导作用。”[94]
（本文曾经压缩为8千字的小稿发表。为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在这里全文发表）
注释：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田流.我上的第一堂党的新闻课.怀念刘少奇同志.第30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李庄.人民日报风雨40年.第102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④] 毛泽东选集.袖珍一卷本.第1318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494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⑥] 徐铸成.文汇报第三次复刊.在曲折中前进文汇报回忆录之二.第157 页.文汇出版社.1995年版.
[⑦] 胡绩伟.大跃进中报纸宣传的主要情况和问题.新闻工作论说集.第71-95 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⑧] 童兵.主体与喉舌.第101-10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版.
[⑨]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第250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⑩] 同9.第50-51页.
[11] 同4.第1213页.
[12]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99、40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166页.人民出版社.
[14] 同5.第3页.
[15] 张建华.刘少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研究述评.刘少奇研究述评.第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6] 同3.第101页.
[17] 同3.第127页.
[18] 同12.第397页.
[19] 同12.第399页.同9.第262页.
[20] 同12.第403页.
[21] 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第24页.北京新闻学会编印.1980年.
[22] 同9.第363页.
[23] 同4.第1175-1176页.
[24] 郭德宏.刘少奇土地改革理论和实践研究述评.刘少奇研究述评.第233-234、2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25] 同9.第251页.
[26] 同21.第26页.
[27] 同21.第27页.
[28] 同12.第401页.
[29] 同21.第26页.
[30] 同1.第426、428、429页.
[31] 同1.第428-429页.
[32] 同1.第187页.
[33] 同1.第87页.
[34] 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并见胡绩伟.新闻工作论说集.第113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35] 同8.第98-99页.
[36] 同12.第404页.
[37] 同9.第256页.
[38] 同21.第24-25页.
[39] 同21.第27页.
[40]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3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41] 同12.第368-369页.
[42] 同12.第400页.
[43] 同9.第365页.
[44] 同21.第26页.
[45] 同21.第26页.
[46] 同1.第377、407页.
[47] 同12.第399、402-403页.
[48] 同34.
[49] 同5.第56页.
[50] 同12.第403-404页.
[51] 同9.第359、360、363页.
[52] 同21.第26页.
[53] 同9.第363页.
[54] 同9.第360页.
[55] 同9.第364-365页.
[56] 同40.第182页.
[57] 同9.第361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768页.第37卷474页.人民出版社版.
[59] 同12.第400页.
[60] 同9.第254页.
[61] 同9.第359页.
[62] 同9.第360页.
[63] 同9.第359-360页.
[64] 同1.第191-192页.
[65] 同9.第360、379页.
[66] 同9.第361页.
[67] 同21.第27页.
[68]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587-588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69]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35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70]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上卷第328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1]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中卷第45-46、49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2] 黄旦.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第141页.1998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73] 人民日报编委会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
[74] 同8.第64页.
[75] 同9.第367-368、379页.
[76] 同1.第189页.
[77] 同9.第364、380-381页.
[78] 同1.第189页.
[79] 同71.第483-484页.
[80] 同12.第396、401-402页.
[81] 同9.第379-380页.
[82] 同9.第366、382页.
[83] 同9.第376页.
[84] 同9.第363页.
[85] 同5.第493页.
[86] 同71.第483页.
[87] 左麟书.少奇同志到报社来了！.新闻研究资料.第3辑10页.1980年.
[88] 同9.第367页.
[89] 苏共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315页.人民出版社版.
[90] 同9.第374页.
[91] 列宁文稿.第4卷350-351页.人民出版社版.
[92] 同72.第136页.
[93] 同9.第248页.
[94] 同8.第54页.
其他参考论著：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 刘少奇与新中国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3] 刘少奇研究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4] 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5] 陈君聪.刘少奇思想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6] 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8] 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卷.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9] 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11] 安岗新闻工作6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12] 周志兴.刘少奇同志和党的报刊工作.新闻研究资料.第24辑.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