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被免职腐败官员复出引争议

2010-01-09

广州市海事法院院长罗国华去年10月因借公务到海外豪华游被免职。但两个月之后又重新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引起了舆论批评。记者石山报道。

李长江等多名因三鹿事件受处分官员复出 或被提拔

2008年9月22日，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职务。图为2008年3月两会期间，时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的李长江在两会新闻中心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资料照片。中新社发张宇 摄

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日前复出，担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2008年9月22日，李长江曾因“三鹿”事件引咎辞职。

媒体曝光李长江复出

据江苏省官方媒体《新华日报》26日报道，12月24日至25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李长江来江苏考察。报道说，李长江听取江苏“扫黄打非”工作和打击手机网站传播淫秽色情专项行动情况汇报，实地察看南京、镇江的重点出版物市场，并与省领导作了工作交流。

去年因“三鹿事件”辞职

去年9月22日，鉴于在多家奶制品企业部分产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监管缺失，对此，时任质检总局局长的李长江负有领导责任，国务院同意他引咎辞职。同时，任命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勇为国家质检总局局长。

李长江生于1944年10月，黑龙江省双城人，大学学历。历任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国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长、浙江省副省长、海关总署副署长、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等职。2001年开始出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是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据中新网

三鹿事件官员被处分前

已调往异地任职并提级

今年3月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早在去年就已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行政级别为正厅级，较其在质检总局时升了半级。

而鲍俊凯并非唯一一位在事发后调任的官员。今年3月，河北省纪委决定给予该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记过的行政处分，但早在去年11月，涉及“三鹿事件”的刘大群就已从河北农业厅调任邢台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并在今年1月当选邢台市市长。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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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三鹿”事件引咎辞职的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已出任出任新职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12月24日至25日，李长江赴江苏考察，听取江苏“扫黄打非”工作和打击手机网站传播淫秽色情专项行动情况汇报，实地察看南京、镇江的重点出版物市场，并与当地领导作了工作交流。（12月27日新华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领导干部也是普通人，当然也会犯点小错误。犯错后得以责罚，又能改过自新，公权没有道德洁癖，群众向来也是举贤不避“历史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长江的复出也许未必应该动辄得咎。但问题是，这样的复出既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譬如全国“扫黄打非”工作非其组织领导不可、三聚氰胺事件处罚已经“到期”，同时又在数十万受害儿童获赔差强人意的舆论背景下，于情于理多少显得有些突兀而诡异。 

　　如果是一名歌手，高兴或者不高兴了，随时可以宣布退出，然后随便找个什么日子又随时可以东山再起，既娱人也娱己，我们都懒得计较其说话算不算数。但政坛不是歌坛，进退之间不仅事关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且关乎公平正义，不谈要敬畏民意，起码要给民意一个解释。从这个层面看，与其怪公众总是盯着问题官员不放，不如说是进退失据的复出机制一直没有回应好公众心中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问题官员复出现象尤为眨眼。比如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复出后担任该县县长助理；“瓮安事件”中被撤销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复出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质检总局原副司长鲍俊凯在三鹿奶粉事件后，转折着官复原级；及至因“替谁说话”名燥大江南北的逯军再次因复出传言走红坊间……公众在官员复出问题上越来越敏感，蓄积起更多的疑虑。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有两大进步因素在推动：一是公众民主监督意识提升，凡事总要弄个明白，不再对行政领域的事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知情权与监督权成为公民社会两大权利诉求的主体；二是随着法治的进步，官员问责越来越成为常态，不是我们的官员退步了、容易出事了，而是原来出事不被究责的现在需要埋单了，如此一来，必然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将要“进进出出”。 

　　这些本来都是好事，只要有个原则可以规制，公众不至于杯弓蛇影，复出官员也不至于动辄得咎。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官员复出上的悬疑依然没有从制度层面求解，任凭民间流言蜚语，进退失据的复出表演岿然如山。如此一来，消弭政府公信不说，也让复出官员分外尴尬，有苦说不出——毕竟，在干部任免问题上，自证清白显然是无法被公众接受的。 

　　复出的官员未必仍有问题，但在公权领域，所有的虚与未明都会被公众合理地无赖假定——要解开这个心结，要让犯错的官员重新被公众所信任，只有透明的进出机制可以一锤定音。(宋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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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组织公款旅游的山东滨州市工商局长邵立勇，事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去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近日，邵立勇复出担任威海市工商局长。山东省工商局有关负责人称，调任邵立勇不违反规定。(《新京报》5月14日)

　　近段时间问题官员复出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不少人对此已经“审丑麻木”，但去年抗震期间受到处理的邵立勇于地震一周年之际复出履新，仍然在网络上激起了强烈义愤。

　　然而必须承认，邵立勇复出任职的确没有违反规定。《党纪处分条例》规定，“党员受到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而按照有关规定，官员被免职不同于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重新任职不受至少一年的时间限制。邵立勇复出担任威海市工商局长，级别与他以前的职务相同，别说他受处理一年后才复出，就是他被免去滨州市工商局长之后第二天就调任威海市工商局长，严格说来也是“不违反规定”的。

　　不但邵立勇复出“不违反规定”，去年因“瓮安事件”被撤销党内职务的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几个月后调任贵州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有关方面也表示“不违规”(王勤被撤消瓮安县委书记职务时，级别从正县级降为副县级，5个月后他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级别为副县级。所以，其复出严格说来就没有违反《公务员法》和《党纪处分条例》的规定)；对三鹿奶粉事件负有责任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副司长鲍俊凯，被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前已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有关方面同样声称“不违规”……问题官员复出固然可怕，但最可怕的不是别的，而正是这个“不违规”。

　　问题官员复出“不违规”，首先说明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身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和弊端，客观上为问题官员轻而易举复出任职提供了便利条件。比如，一个屡受诟病的问题是，由于免职并不是处分，官员被免职后重新任职不受时间限制，一些地方和部门就故意混淆免职与撤职的区别，将原本应当给予撤职处分的问题官员“偷换”为按免职处理，既给外界造成了“问题官员的乌纱帽已经摘掉”的印象，又能方便快捷地安排被问责官员复出任职。

　　其次，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存在的问题、弊端加以“恶意利用”，他们一方面钻漏洞、打擦边球，为问题官员复出大开绿灯；另一方面，又理直气壮地拿“不违规”抵挡舆论的批评。长此以往，无论是复出的问题官员，还是安排问题官员复出的有关部门，都会变得对舆论的非议不以为然，对民意的压力无动于衷，会锻炼出一身“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好功夫，从而使问题官员复出愈演愈烈，乃至局面不可收拾。

　　中央纪委、监察部去年通报指出，滨州市工商局在地震哀悼日期间组织公款旅游，“置全国人民深切悼念遇难同胞的情感于不顾……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仿照这个句式，我们完全可以说，一些地方和部门置公众的情感和舆论的吁求于不顾，一再安排问题官员复出任职，甚至公然挑逗群众的情绪，严重败坏了政治道德，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

　　“不违反规定”绝不能成为官员复出的挡箭牌。正如不违法的不一定合理，“不违规”的也未必“不失德”，问题官员们“按照规定”堂而皇之复出任职，其危害性绝不能等闲视之！ （潘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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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消息说，深圳首富黄茂如被传涉及内地首富黄光裕一案遭公安机关带走，但目前该消息没有得到证实。各类富豪榜向来被称为“杀猪榜”，意谓上榜中人特别容易“出问题”，这次可能又一次被验证。

　　8月26日发布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披露，10年来登陆胡润百富榜、财富令人艳羡的1330位中国富豪们，有49位发生了各种变故，其中被判刑的16人，尚未宣判的3人。(《广州日报》12月18日)

　　问题富豪占10年百富榜总人数仅3.7%，对富豪群体主流似乎构不成什么威胁。不过，从涉案金额以及社会影响来看，其负面作用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虽然没有永远屹立不倒的富豪，但如果富豪前仆后继绊倒在法律面前，至少意味着社会造富路径有纠偏的必要。

　　注意到，紧随问题富豪其后的，往往是身世显赫的高官接二连三翻落马下。许多时候，问题富豪表面看来“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而一些手握重权的官员也表现出迫不得已、无可奈何，但在这背后到底有多少官商勾结内幕？眼下的事实是，每一次内幕的揭开，几乎均显露出权力寻租的肆意张狂。

　　不久前，在《南方周末》创刊25周年庆祝活动上，万科董事长王石在主办方提供的几个标签中，为自己选择了“不行贿”。在随后的发言中，王石透露了万科“不行贿”的商业道德底线及其受到的广泛质疑：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他与一位嘉宾先后发言，“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我坐在台上多少有点尴尬。”(《新京报》8月26日)

　　行贿者有市场受人追捧，不行贿成孤家寡人备受冷落。在一个崇尚灰色哲学的权力变现环境里，不行贿意味着很可能丧失一个博得权力者好感，从而或抢占政策先机、或打政策擦边球、或拿政策作内幕交易的丰厚回报良机。富豪的话语代表是钱，官员的话语代表是权，在“你恩我爱”的情形下，如果权力本身不具有高度自警意识，如果各项监管措施效率不高，如果权力违规成本很低，官商勾结的风险必然很小，官商勾结就必然成为一些人的选项。

　　实际上，那些致力于利润最大化的商人，很容易在权力的诱惑与胁迫夹击下就范，投“权”所好。事实上，也正是官商勾结的高回报，才造就一些富商攀附权力高枝后，财富得以超常规速度增长的不正常现象。

　　问题富豪背后为什么总少不了问题官员？客观讲，即便法制再健全的社会也难以避免不会出现问题富豪，但如果富豪接二连三倒掉，而且背后又屡屡出现官商勾结的影子，那么至少应从社会机制和法律角度这两个方面，深入反思社会造富路径的健康问题，毕竟这是培养公众信赖与景仰致富模范的根本，也是更多人走向成功的康庄大道。(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