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中国社会转型期 焦虑浮躁像野火一样蔓延(转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21:05:32
中国社会转型期 焦虑浮躁像野火一样蔓延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英国人莎士比亚说。
肇始于28年前的改革,其原初旨意是通过门户开放,引入市场,盘活经济,给民众以经济实惠来缓解内外压力。然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其演化的历程与结果往往是开启者始料所未及。
物质上的成功似乎并没有给这个东方国度带来应有的自信与平静,焦虑反而像野火一样,与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步,并以每一个个体切身感受到的方式蔓延。
下岗工人在为下一个月全家的开销着急;农民在咒骂化肥的涨价;公司白领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穿行在拥挤地铁里,竞争的压力几乎使其崩溃;政府公务员在抱怨工资太低;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为了让雇主了解自己,有些甚至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拥有财富的私营业主也毫无归属感,因为政策的更改随时可以让他们上演暴富骤穷的故事;一些官员也喜欢在外商银行里开户,并热衷把子女送到西方国家接受教育,为将来准备好一条退路。
“西方社会200年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国被压缩在30年内进行着。”一位西方评论家感叹地说。
当经济增长引发的只是膨胀的物欲,传统社会信任结构的肢解,贫富鸿沟与隔膜的加深,而并没有带来个体想要的自信与尊严时,我们或许应该如米兰·昆德拉所言,要“慢下来”,因为自在有为的生活是急不得的。而社会学常识也告诉我们,一个充满普遍焦虑的社会,不仅易引发有害的聚合行为,且其本身脆弱不堪的神经,可能随时会因风吹草动而中断中国的转型之路。
这一尴尬是怎么形成的?是一个社会的转型必然带来的阵痛吗?是价值观的多元和意识形态的模糊,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缺乏信心造就?正本清源,厘清这一问题,或许是这个古老民族摆脱焦虑心态,在经济腾飞中重拾过去的雍容气度的第一步。
公务员周铮:平稳背后的躁动
27岁的周铮认真地考虑了几次之后,婉拒了朋友的好意,没有去参加周日约定好的教友福音会。为了不惹同事的注目,他跑到单位院子里给这位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解释了半天,他终于大致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他确实需要倾诉,但肯定不是向神父。到目前为止,至少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信仰空洞已经到了需要寄情于某种宗教的地步。
身高1.74m,体重150斤,腰围2尺7,这在中国的北方人群中,并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体型,但在北方城市的机关大院内,却几乎是一个标准身材。当周铮回顾自己进入公务员队列的4年,注视着自己不论从体型还是心理都逐渐被“体制化”,甚至连血压、血脂也与周围的同事趋同时,面对着在外人看来“很顺”的处境,他有了一种莫名的躁动。
对于这份职业,周铮的理解来自于4年间循环往复的工作节奏,作为北京市人事局下属一个单位里的普通科员,他只不过是需要在每个时间段内干完“规定动作”,既不需要超额完成任务,也不能消极怠工,四年来的工作好像是和昨天一样,没有什么大的波澜。
最近一段时间的周末,感觉有些困惑的周铮,经常流连于北京鼓楼大街附近一条名为南锣鼓巷的胡同内,这里是北京“后海”地区的自然延伸,酒吧、餐馆、咖啡店林立,长长的锣鼓巷也成了美国人、法国人的聚居地。但周铮并不是来这里买醉,实际原因是,这里有一家心理诊所。
事实上,周铮也并不认为自己心理有问题,他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是否合乎常理。结果很意外,当需要向心理医生介绍自己的情况时,周铮这位当年大学校园里的校报写手竟然发现自己无从谈起,“或许是事情太多没办法很完整地表述清楚”。
“说真的,目前这个工作节奏是40岁以上人的节奏,对我来说,这个节奏感觉上有点压抑。”周铮思考着,一字一顿地说,“有时我在想,我会不会真的习惯于这种节奏,换句话说,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俘虏,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
有一段时间,周铮曾经尝试着改变自己的节奏,对于自己分内应为的工作一丝不苟,提高工作效率,而对于非分内的工作,熟悉事务流程的他也尽量帮着跑,他希望这样能够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不会有被社会主流节奏抛弃的感觉。”
然而,让周铮很快放弃的是,他这样工作的态度,让周围的同事极不适应,经常有人认为他是多管闲事,领导也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稳重一些”,到了发薪日,周铮的薪水也仍然是那个一成不变的数字。
面对心理医生的时候,周铮把自己这种情况总结为和体制节奏有些不搭调,他梦想能有所改变,不论是工作节奏还是收入薪水。
周铮对于自己的收入也是不满的。
负责任地说,以周铮的收入,如果仅仅是正常生活,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不买房的情况下。
但,周铮必须买房,而且已经买了房。这是他对于女友的承诺,“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是在心理上认同自己的一个标尺。”他说。
2004年就已经购买了期房的周铮,到今年年底就能拿到自己那个两居室的钥匙了,和他的大多数同事一样,周铮也把房子买在了北京房价较低的四环以外,而这意味着周铮不但要考虑买一辆汽车代步,还要考虑如何忍受上下班时段糟糕的交通以及坚挺的油价。
周铮对于买车基本上抱持着一种幻想,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以他目前的收入和储蓄,支撑每个月1800元的贷款已经很不容易,买车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已经还了两年贷款的周铮对自己的收支了如指掌,随口就能够报出自己的大致资金去向:2400多元的月入在还完1800元的贷款之后,作为生活用资金的600元几乎让他每月都捉襟见肘。“如果赶上亲戚朋友结婚、生小孩需要随礼,我可能还要向父母借钱,而以我这个年龄来讲,周围朋友结婚生子几乎是个常态,600块钱可能花不到月中。”
对于这样的处境,周铮直白地称自己就是“房奴”,两年来,看着自己的期房从一片野地变成小区,周铮想不通自己从哪来的那么多喜悦,虽然每个月的还款压力仍然让他喘不过气,但对他来说,面对着这幢首付几乎耗尽父母所有积蓄的房子,每隔一段时间过来看看变化竟然成了他快乐的源泉。
其实,对于现实不安且不满的周铮并不是没有想过跳槽,然而他的顾虑几乎同他的渴望一样多。
非常稳定的吃皇粮生活对于周铮的诱惑仍然是非常大,至少能够还贷款,至少可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一旦投身于滚滚洪流的社会,这一切就注定将烟消云散。这几乎是周铮不能够承受的。“我不能拿自己和女朋友的将来当儿戏,我需要稳定。”
然而,周铮的女朋友却并不这样看,她经常问周铮的一句话就是,每月就这点死工资,自己觉得值吗?这时的周铮经常是撇撇嘴,不再言语。
其实,看着自己女友研究生毕业后每月七八千元的月收入,周铮感到欣慰的同时也面临极大的压力,“那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有时候确实别扭得很。”
周铮在仕途上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他认为以自己的能力,在没有任何借助的情况下,最好的情况是能够在35岁之前晋升到副处级,而如果达不到,今后就不太可能再进一步,但总的来说工资每年都涨,只要不犯错误,至少是安全的。
是否应该用永久的安全换取仅仅是可能的发展机会?这是周铮头痛的一件事,毕竟,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对于接近30岁的周铮来说,马上就要面对结婚、生子,而一旦跳槽,这一切就几乎肯定要推迟,这是他并不愿意看到的。
跳不跳槽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周铮1年多,时至今日,他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在和心理医生聊天的时候,医生让他给自己一个解决之道,他说,“全中国600万公务员,1993年以来只有3万人辞职,我这样的情况肯定不是一个特例,既然大家都选择了继续,肯定有一定原因的,虽然也许我的心在躁动,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他希望能够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不会有被社会主流节奏抛弃的感觉。”
餐馆老板王彦:斡旋生涯
投资了90万的餐厅即将开业之前的半个月,老板王彦需要首先做一件事才行。她需要先拆掉自己餐厅的屋顶。
站在院子外面,看着花费巨资找设计师专门设计,请专业施工队拆除老瓦顶并费尽心机搭建的全透明的玻璃屋顶,被一块一块地凿穿,王彦在想,怎么才能把符合规定的屋顶装回去?
王彦承认,这次投入的90万是8年来经营酒吧积攒下来的全部存款,而如果这家法国餐厅不能够顺利开始经营的话,那她和她的丈夫就得睡到王府井步行街上去。
在北京胡同里经营了8年酒吧餐馆的王彦深知,想生存下去,必须懂得如何斡旋于各种政府机构和政策之间。在北京,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商户,如果不懂得这种斡旋,可能没有一家能顺利开张营业,盈利更是奢谈。8年内经营地点辗转换了三次的她,对此深有体会。
而现在,她能做的也是必须去做的,就是去斡旋,就像过去的8年里做的一样。
70年代中期出生、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的王彦在90年代中期弃笔从商,用8年时间在北京后海地区经营起了一家非常知名的酒吧餐馆。但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能抹去逐渐爬上她额头的担忧。每天早晨醒来,她所焦虑的并不是餐馆酒吧今天的客流量,而是害怕某些“拍脑门”制定出来的脱离现实、甚至相互抵触的政策规定会找上自己。
事实证明,总有一些盖着大红印章的政策、条款、细则、意见给王彦这样的私营业者带来重重障碍,让他们每天都烦恼于如何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不会灰飞烟灭,而经营,往往居于其次。
这一次,王彦面临的可能是她经营酒吧餐馆以来最大的一次由政策带来的危机。
6月,区政府为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由工商局出台新政策:不再允许商住两用建筑继续用于商业经营。这意味着,所有打算在胡同里租赁传统四合院搞特色酒吧餐馆经营的私营业主们最好放弃他们的计划,因为根据这项新规定,营业执照不再向这样的个体发放。
不幸的是,为了预备年底就会到期的店面租赁合同,王彦在4月就租下了胡同里的另一个院子进行装修,并重新申请营业执照。然而,新政策出台后,她将不得不因此拿不到执照。
几乎在同时,区政府为了统一后海地区古建筑风貌,下文要求所有不符合规定的房屋进行整改,而且这个规定还具有追溯力,也就是说,哪怕是这项规定出台之前就已经装修并改变风貌的,也要一刀切地强制改回。
更不幸的是,王彦那所刚刚租下并自行设计、装修完毕的院子,就排在需要进行整改的建筑的前列。
执照拿不到无法经营,玻璃屋顶还要拆除并恢复原貌,几乎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王彦面临着90万投资即将打水瓢的尴尬处境。
王彦深知,她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去斡旋,而仅仅一个月后,通过各种手段,王彦初步拿到了她的营业执照,而她身后,数十个和她情况一样的私营业者仍然因为这条政策被卡在区工商所里,他们中至少有一大部分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面临前期投资无法收回的悲惨下场。
成立对这一变化缺乏准备,既对市场需求的画作主题与风格缺乏商业敏感,也不愿意向市场做出某种妥协。贫穷似乎是讨厌的影子,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挥之不去。
社会焦虑的精神成因
和纯粹个人的焦虑不同——那是在任何社会里都免不了的,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比方说,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的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
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往往直接由物质的原因而起,也突出地表现于物质生活,表现于担心自己及家庭物质生活的现状和前景。但关注社会焦虑的人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亦即主观上社会焦虑较为严重的时期,常常并不就是客观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时期,在社会焦虑和物质匮乏之间虽然有一种相关性,但并不存在成完全对应的关系。人的内心深处之焦虑和外在生活状态之悲惨并不总是严密吻合,也就是说,社会普遍焦虑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生活最为水深火热或个人生活普遍焦头烂额的时候,甚至有时这倒是向一个有希望的社会转型的征兆。
不过,我在这里不想分析这种关系,也不涉及社会焦虑的物质和其他观念方面的成因,而只想谈谈产生社会焦虑的一种道德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原因。
一般来说,这样一种社会焦虑往往会同时涉及到社会道德的一种缺失感,即焦虑者感到,他所遇到并担心的困窘和不幸主要地并不是由于偶然的自然因素,而是有持久的人为因素,而且这种人为的因素还主要是人们的道德缺失所致。这样他就可能无可逃遁,也无可依赖。他可能感到多少年来形成的共同体趋于瓦解,本来比较亲密的同事、朋友乃至家庭的情感纽带都开始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淡化甚至消溶,他看到一些社会的道德底线被粗暴地践踏,看到许多社会的不公落到周围人的身上,而且很可能已经或有一天也将落到他的身上。而他也预感到自己如果遇到更大的不幸,将不会获得多少同情和帮助,他靠不了别人,靠不了单位或组织,因此对未来的前途难免发生深深的忧虑。
而一种社会的焦虑还在更深的隐蔽处涉及到一种精神信仰的缺失。焦虑者因看见到处都是物欲的流行,功利的甚嚣尘上,人们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以权力和金钱划分人的等级,从而隐隐地痛感人们精神上缺乏一种寄托,没有一块能够真正长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有寄托、有希望和追求,他就可能不会太在意物质的匮乏,甚至将物质的匮乏视作一种精神的历练,从而也鼓舞他斗争,帮助他走出生活困境。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信仰可以给人提供生活的意义乃至一种真正自足的幸福感。
所以,作为一个历史的参照,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的话语能够在两千年前吸引许多的人,那也是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耶稣谈道,不要为生活忧虑,为身体忧虑,为寿数忧虑,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应当为更重要的东西忧虑。那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忙碌、也不积蓄,尚且好好地活着,而人不是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人固然有许多的劳苦,但也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在一个普遍乐观和盲目自信的时代之后,可能会是一个后来不堪回首的时期;而在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之后,却也可能是一个进展最快的时期。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否能有足够伟大的活力,以致不仅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缺失,还在精神上开始蓬勃地奋起?
作者: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