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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午夜思想

　　——1971年11月20日同英国记者、作家内维尔·麦克斯韦尔的谈话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自述——同外国人士谈话录》，收入周恩来1936年至1972年的访谈文章14篇，现特选摘其中的一篇。这篇采访记于同年12月5日刊发于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　　

　　周恩来先生接见客人，都是从他繁忙的、长时间的工作日里可能挤出的一些空隙来进行的。他的工作人员或他自己也无从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会客，因此很少有预早约定的。 代之而行的是随传随到的制度；有时可以等几天，有时会等更久，可算是对神经是否衰弱和忍耐力的一种考验。

　　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那天晚上十一时三十分，我突然被带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先生已经与几位官员在客厅等候接见我。他向我致歉要我等得这么久，让我坐在有扶手的椅上——就这样，我们在五个钟点内没有移动，直至凌晨四时三十分。

　　麦:总理阁下，我可否问你对战后历史趋势的看法吗？

　　周: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邱吉尔在米苏里州的富尔顿(Ful－ton)发表他的反共反苏演说，企图动员西方以至全世界的力量来反苏，而达到大英帝国维持它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的演说对美国有相当大的影响。美国以这演说的调子制造大规模的反苏反共宣传。

　　在那时，反苏战争爆发快要发生之说颇为盛行。然而，毛主席看到整个事件的内幕，因此他用笔名发表了文章，不同意反苏立场能导致反苏战争之说。他指出美国事实上想利用反共反苏宣传作烟幕，以便掠取在美苏之间的广阔的中间区域。

　　真的，上次大战后已有二十六年了，新的世界大战还没有发生。然而，小型战争从未在第一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停止过，而中国内战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以世界霸主出现。哪里有人民要解放，它便要派军队去镇压。它建立许多军事基地和派无数军队外驻。哪里有经济困难和要钱，它给钱。它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马歇尔计划，另一种是投资。马歇尔计划花的钱总数是三百亿美元，而美国的总投资却远远超过这数字。

　　结果怎样呢？美国不仅侵略和占领第一中间地带中(亚、非、拉)许多地区，并且对美苏间的西方国家(第二中间地带)也加染指。

　　然而今天世界的形势怎样？尼克松总统于本年七月六日在堪萨斯城发表演说，而英国首相希斯于十月十六日在保守党的年会中也作了总结演说。两篇演说词互相呼应。希斯演说的要旨是英国在战后二十年一直追随美国而放弃了欧洲，到今天大英帝国终于崩溃，英国亦沦为二等国家，因此英国应回到欧洲，参加共同市场。

　　“是美国养肥了日本”

　　尼克松在他的堪萨斯城演讲中说:在过去二十六年中，美国达到了在二次大战刚结束后从未梦想到的地位。苏联在战后也逐渐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并正在和美国争夺霸权。在西欧，在这第二中间地带，共同市场出现了；它使西欧工业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和美国匹敌，这是第三个力量。

　　第四个力量是日本。我和很多美国朋友们说过，是美国养肥了日本。在今年或明年内，日本的钢产量就可以接近或超过美国。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是对中间地带的打击:首先是日本，其次是西欧国家，同时它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

　　尼克松总统又说还有一个第五力量，这就是中国。但他说中国是一个潜在力量。希斯也讲了同样的话。我们承认在几十年内我们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而昌盛的国家。但是我们已经宣布我们永远不会做超级大国；今天不做，将来也不会做。

　　从全世界来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些就是二次大战后二十六年来世界局势的变化。

　　麦:但是目前的美国政策本身是否有深刻的矛盾？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计划和他在联大的“两个中国”政策颇难协调。

　　周:但是当他说要来之后，马上有很多国家改变了态度。这影响了联合国投票的情况。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麦:没有，但以美国的国内政治来说，自你说他可以来之后，尼克松先生的声誉似乎已直线上升——还有一个后果是美国的和平运动似乎已经进入睡眠状态。在中国观点看来，这两个后果一定是不利的吧？

　　周:这不一定。我拿一件最近的事情来说明这点:请看联合国投票结果。我们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可能美国也没有想到它的“两个中国”方案会遭到这样的惨败。结果是大门给打开了。人们说:既然尼克松可以到中国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去？

　　本来我们不打算马上到联合国去。但是当我们听到有七十六票支持我们的时候，我们便不能不去。不然的话，大多数支持中国的国家会感到失望。

　　你已经看到了我们代表团在联合国的第一次演讲。听说有些人对这次演讲感到惊奇，说没想到我们在第一次演讲中就这样清楚地阐明了各项原则问题。

　　“问题只能和尼克松解决”

　　为什么我们要跟尼克松总统谈？毛主席已经公开地和埃德加·斯诺解释了这点:因为尼克松是美国的总统。当前中国和美国的问题只能和尼克松总统解决。既然他要来，我们愿意和他谈。因为如果你不和元首谈，那么还跟谁谈呢？假使你不跟元首谈，而跟二三级的人谈，问题不能解决。

　　再说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我说过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但是美国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我们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美国政府同意了，而谈判就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在日内瓦开始。

　　英国曾经从中斡旋，韩玛绍也作出了贡献。谈判举行了，但是这个大使级谈判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谈判继续了十六年，当美国扩大了它对越南的战争和大举侵入柬埔寨的时候，我们中止了谈判。

　　最后尼克松总统自己来敲门了，他说他想来北京谈判。好吧，我们就请他来谈。现在谈判还没有开始，但我们已经在联合国了。这是一项胜利，而我们并没有放弃任何原则。

　　麦:假如尼克松现在的亚洲政策真像看起来那么强硬，那么他到这里来很可能是浪费时间，是吗？

　　周:我也是这么看法。但是我们不应该有太大的期望。所有问题怎么能一下子解决？不可能有这么回事。但是假如他一事无成，美国人民会答应吗？

　　麦:但是他会试图诿过于你。

　　周:他可能做不到这点。我们已经在联合国提出这些问题了。关于重大国际问题，包括台湾问题，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的立场。这些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会为了它们的实现而奋斗。

　　我们和苏联完全不同。它不敢公开讲，却在别人背后进行交易。这对小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一到联合国就表明立场。

　　“维持老朋友是美国的政策”

　　你不是问我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矛盾的意见吗？我以为应该让尼克松总统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如果他到中国来，而台湾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他回去时怎样交代？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是它只占次要的地位。为什么？因为台湾的解放已经等候了二十二年；和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比较起来，后者比较紧迫。因为全世界的人民，包括美国人民，要求美国把它的军队撤走和结束这场战争。

　　麦:但是尼克松先生不是讲清楚了吗？从越南“撤退”是指把在那里的军队“减少”——到足够继续支撑阮文绍政权的最低水平。

　　周:维持他们那些“老朋友”是美国政策的核心。即使尼克松总统自己也曾经承认美国遭受过失败，不能继续独霸世界了。这就是他在肯萨斯城演说中提及的。他既然接受了这个前提，为什么他仍然要顾及这些堕落的和摇摇欲坠的“老朋友”？为着照顾那些老朋友，他自己就不能脱身。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不会赞同这个方针，因为所有人民都会恐怕这场战争会再起或更扩大。

　　说到面子和名誉，只有美国立即全面和全部的从印度支那撤退和停止支持它的“老朋友”，才会是有体面的。没有决心的措施和把这件事拖延，不会使双方高兴，而只会遭遇到双方的反对。当然，美国跟班的军队，如南朝鲜和泰国，也一定要全部撤退。只有这样的做法才或许有可能和那里的人民和政府保持某些联系。

　　这样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戴高乐将军从阿尔及利亚撤退便保持了一些联系，既然知道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裹足不前，继续胶着状态，而又希望人民不会反对而会表示友善，那是不可能的。

　　尼克松总统很喜欢推行什么“化”——“越南化”、“高棉化”(即“柬埔寨化”)和“老挝化”。我曾经提醒过很多美国人，他们制造这个“化”和那个“化”，但是有没有比“中国化”还大的东西？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一九四六至四九年四年之间，美国政府为蒋介石装备了或重新装备了八百万军队，和把他所需要的财政支持给他，但是最后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军队还不到一百万，其他的全部被消灭了。

　　那时极大多数解放军用(夺获的)美国军械。有一幅照片是毛主席检阅我们进入北京后的队伍，这幅照片显示出他站在一架美国的吉普车上检阅美制的大炮和坦克，为了推行“中国化”，美国在四年之内蒙受巨大损失。现在美国在印度支那还要搞什么“化”，这说明它还未接受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