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

中国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时所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桓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汉宣帝时被推举为郎，曾任庐江太守丞。

《盐铁论》是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撰写的重要史书，作者是西汉的桓宽，桓宽字次公，在汉宣帝时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下诏将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人士聚集京城，调查民间疾苦。这次聚会上，贤良文学们提出，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所以请求废除盐、铁和酒的官府专营，并取消均输官。

《盐铁论》

《盐铁论》记载盐铁会议上关于义和利(精神和物质关系)﹑官营和民营(政权和经济关系)﹑本和末(农业和工商业关系)﹑贫和富(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原则争论﹐深刻反映封建经济的内部矛盾﹑其影响久远﹐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资料﹐并为后世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该书共分六十篇，标有题目，内容是前后相连的。桓宽的思想和贤良文学人士相同，所以书中不免有对桑弘羊的批评之词。书中语言很精练，对各方的记述也很生动，为现代人再现了当时的情况。

明朝弘治年间（公元1487年）的涂祯刊本是较好的版本，现代的参考版本有郭沫若的《盐铁论读本》和王利器的《盐铁论校注》。

《盐铁论》-编者简介

桓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汉宣帝时被推举为郎，曾任庐江太守丞(生卒年不详)，治《公羊春秋》。宣帝时举为郎，后官至庐江太守丞。其知识广博，善为文。著有《盐铁论》六十篇。

《盐铁论》是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的文件写成的政论性散文集。它比较生动地记述了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贤良"、"文学"们的辩论，保存了许多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和风俗习惯，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在写作上，它通过一定的集中和概括，描写了几个各有特点的人物形象，有些人物语言和描写文字比较生动，感情色彩也比较浓；特别是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并且各篇之间互相联系，这在散文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但整体看来，其写法稍觉刻板。

《盐铁论》-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和《盐铁论》

《盐铁论》

汉武帝时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虽然适应了当时巩固西汉王朝政权的需要，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是，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事过30年,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盐铁论》。全书分为10卷60篇,前41篇是写会议上的正式辩论，自第42篇至59篇是写会后的余谈，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写的后序

经济思想上的对立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夺利权。贤良、文学在辩论中所阐述的当时的儒家经济思想，经过《盐铁论》作者桓宽的“推衍”，更为全面系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

书中的御史大夫即桑弘羊，站在封建中央政府的立场,强调法治,崇尚功利，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他在为盐铁官营等政策辩护时，全面地提出了他对工商业的看法。他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管子》中有关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是不可少的，人民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所以，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但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盐铁论》《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服膺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站在反对桑弘羊的立场，但他把盐铁会议辩论双方的思想、言论比较忠实地整理出来，因而使《盐铁论》这部著作，不仅保存了西汉中期较丰富的经济史料，也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理财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贤良、文学在辩论中所阐述的当时的儒家经济思想，经过《盐铁论》作者桓宽的“推衍”，更为全面系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

“盐铁大辩论”说到底也是为政治服务的棋子，辩论结束后，桑弘羊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第二年，大将军大司马霍光找到一个理由把桑弘羊处死了。但即使是利用辩论打击桑弘羊的霍光，在桑弘羊死后也不肯放弃为政府带来大量利益的盐铁制度。多年以后汉的经济制度一直笼罩在桑弘羊的阴影之下，直到王莽篡位建立新朝，为了改变混乱的社会，这个迂腐子又搞起了复古，这当然注定会失败，革命，只有革命才是历史的火车头。但“王莽种树，刘秀乘凉”，王莽之乱却成就了一个“光武中兴”，这当然是后话了，行文到此也就该打住了。

“盐铁大辩论”的背景、起因、过程、结果都做了简单的说明和分析，此书的价值，自古就为知识分子所肯定，是经世济名之道必读之书，在历史的今天，依然有极其深刻的借鉴意义。

《盐铁论》-桑弘羊与《盐铁论》

均输和平准是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8年)，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

《盐铁论》上述措施是在桑弘羊做大司农时，亲自主持执行的政策，所以，此时官拜御史大夫的桑弘羊当然反对，结果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之议。贤良文学人士信奉儒家思想，桑弘羊则尊崇法家，在这次争论中，双方对民间疾苦的原因、同匈奴的和战政策以及治国方略都有交锋。当时辩论还有记录，后来，桓宽根据记录写了《盐铁论》，成为研究西汉中期历史和桑弘羊的重要史料。

汉武帝刘彻为了筹集抗击匈奴侵扰的经费和防止诸侯王的分裂活动﹐于公元前119年实行盐铁官营等政策。刘彻死后﹐朝廷召开会议﹐就这一政策展开辩论。会上“御史大夫”代表坚持官营政策的观点﹐认为实行这一政策后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充实边防费用﹐有利于实行“建铁官以赡农用”的方针﹐同时﹐官营后资金充足﹐设备齐全﹐官吏管理得法﹐工匠由国家供给衣食﹐操作细致﹐钢铁质量良好﹐铁器使用方便﹐既满足百姓对钢铁的需要﹐又稳定钢铁价格。“贤良﹑文学”反对官营政策﹐认为实行这一政策后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争利﹐官吏经营不善﹐冶铁费用高﹐产品质量低﹐铁器不合用﹐官商经营﹐购买不便。会议争论结果﹐对官营政策作了修改﹐一度取消了函谷关以西(“关内”)地区的铁官。

桑弘羊实施的财政改革。是在极大地伤害各阶层利益的情况下进行的，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其成功，自是得到武帝的有力支持，这也是君明臣贤的又一典范。后来武帝架崩。霍光当权，四海无事，轻徭薄赋，颇有治绩。于是下诏征询民间疾苦。各地请求放宽经济措施，即希望推翻桑弘羊的一切财政计划。于是开展了一场大辩论。最后仅取消了酒税的政策。可见桑弘羊的财政理论，早已深入融化于财政本身了。而当时的论辩记录，在二三十年后，有恒宽其人，整理成书，凡六十篇，这就是著名的《盐铁论》。这在中国经济学上一部重要的宝典，影响及于后世的国计民生者，至深且巨。

桑弘羊是商人的子弟，其本人也被视为重商主义者，但却未能重根本上提高商人的地位。后世的改革家都是服膺桑弘羊等人，熟读《盐铁论》、《管子》等著作的人物。如著名的王安石，但由于他用人不当，又过于急切，终于没有成功。清末之时，满清权贵肃顺也是这等好角色，但作为权臣，他的事败，却使得他一腔改革复兴的热忱和一身本事无法得以施展，对政局虽然无碍，但对国家而言，却失去了改革复兴的机会。奈何自“罢黜百家，一尊儒术”直到清末，读书为政的知识分子和帝皇权贵，大多死死得禁锢在腐朽般的错误观念之中，或者以此来捍卫自身的即得利益，形成重农轻商的偏激，导致中国千百年来的产业落后和经济衰败，最终为后世才得以发萌兴盛的西方诸国所败，这些不能不说都是中华问明的遗憾。

史称桑弘羊为“兴利之臣”，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桑弘羊其名却不大为后人所知。近期才得以出土的秦代对农工业的发展管理的文献，对比今日的科技时代，依然显得非常先进。日韩许多商业首脑推崇中国的许多前人为“商圣”，近代的梁启超读遍西方的整体制度和政经政策后发现对比中国的《管子》犹有不及……书写这片文章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对国学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也能对留心诸子百家的其他宝典。

《盐铁论》-著作剖析

       

 

《盐铁论》《盐铁论》，实乃千古奇书，以规模及类别而言，古往今来著述之林，也极难找出同类项。对垒双方，当朝的知识分子——桑弘羊之属，和清流知识分子——文学、贤良之属。其重大区别在于：前者主张集权，后者主张分权。（文学并非后世的文学家之侪，文学乃儒者，所谓“善礼乐典章”，即文化、学术、政经之精英）文学、贤良“祖述仲尼”，在当朝，尊董仲舒为祭酒。抨击商鞅的“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他们反对“与小民争利”（汉书，董传）。

 

王利器整理《盐铁论》，写有近二万字的长文。竭力为桑弘羊辩护，多有昧于大义之处。鞭扑文学、贤良，指其为鹦鹉学舌，复古，阴谋诡计，血口咬人等等，说董仲舒“发泄对新社会格格不久的阴暗心理。”帽子老大，吓人兮兮，新社会能新到哪里去？

王利器先生更以为，董仲舒等人对经济制度大改革不甘心，遂“诬蔑为变古有灾”。此说未当。古与今只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古与今并不绝对能以落后、愚昧和先进文明来作分野。另外，迁流的时间必与常驻的空间（地域）相联，始有比较的意义。2000年的某些地区较1900年的某些地区更要野蛮、伪善、专制得多。

清流知识分子说：“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非缺篇）又说：“建盐、铁策博利，富者买爵败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佝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儹借急之臣进……偷合取容者众。”（刺复篇）

桑弘羊也有他的道理：“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邓通得专西山，山东奸滑咸聚吴园……吴、邓钱布天下，故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好伪息……”（错币篇）

对同一种现象，双方各以不同观念契人，先人为主，自说自话。若力耕篇论及丰年凶年对付之法，俱引《诗经》同一句“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来得出相反结论。大夫说：“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上取诸人，中士劳其形……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文学说：“民朴而资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俱见力耕篇）

大夫言论似有不执着于小农的“进步”倾向，但焉知不类今之“金融泡沫”？文学言论看似保守退缩，而人之能得保命，繁衍，一切尚须索诸田园土地，斯为根本。

〈二〉

《盐铁论》

 

《盐铁论》双方辩论达十万言，论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为文化史罕见文本。辩论中，各各强调本派认定之观念，不依不饶，略无倦色。但均有流于极端片面之处，辩至激烈时，俱舍本逐未，且无限放大这个“末”，公修公德，婆修婆德，看起来很有道理，实则不然。如大夫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通有篇）明显漠视农业，强调术、势，必流于巧取豪夺，就当时而言，一切生活物品俱取诸土地，舍此无异舍本。有时候，说话间，或莫测高深，或离题万里，或跌入对方观点，替别人说话的情形也是有的。

涉及当时“意识形态”根本关节，如《孝养篇》谈孝道问题，则双方发言不敢有根本分歧，只是就如何尽孝即物质手段的高下，投入量的厚薄上有所争议，文学、贤良以为诚敬在孝道中为首；衣食供养有多少是多少，为次要；大夫、御史则以为当言华车轻裘，那才叫有面子！否则，爹妈肚皮里尽是青菜，那叫什么日子哟！（老亲之腹非唐园，唯菜是盛，虽欲以礼，非其贵也。）但于孝道本身，双方之尊崇则一。有似今之某些独裁小国，行专制虐民之实，而其对外仍盛称民权人道，盖以斯为世界进步之普遍价值观。这一步辩论是典型的“曼辞以自饰”（太史公报任安书语），但结局也隐然在目，假如盐、铁专卖，豪门垄断，则尽孝道可亟改为斗富炫贵，而小民噍类无论如何匍匐也跟尽孝无关了，长此以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必成一恶性互动之趋势。

因文本的复杂性，放后人看法因循之而根本对立。双方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致有大钻牛角尖之处，不堪细究，又必须细究。后人将双方的争论附会为儒法之争，几十年来的史学界，多打压文学、贤良这一派。当然文学、贤良之说也有跟人性相违之点，贻人口实。

双方各有道理，各有依循，各有逻辑，辩驳中，多以比喻设辞，比喻起头，中间又埋伏不断之譬喻，寻求突破张扬，致整部辩驳，幻出奇彩，绚烂夺目，精光射人。

孙中山先生一方面以为“桑弘羊起而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若弘羊者，可谓知钱之为用者也。”

以孙先生这样的炯眼达识，伟岸胸襟，于此事也竟看走了眼，倒也不奇怪，清末民初的政象崩离之势，迫使其思维往集权一方靠拢，但孙中山毕竟是孙中山，他一方面却又是很矛盾的，同一段话中，他还说：“夫国之贫富，不在钱之多少，而在货之多少。”（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章）客观上，又与文学、贤良之意见同一机抒。总之，他意在借题发挥，所评与本事故实已无大涉。

来本，桑弘羊的改革，是针对汉武帝征伐四夷，导致国用空虚而发。派遣经济官吏到各地方，直属中央，“尽管天下盐、铁”，贵卖贱买，差不多提前两千年培养几多“孔祥熙”，所耗征战军费，尽取于此，战争毁灭性的奢侈耗费终必导致赤骨露体的恶果，。后果尽由底层小民分担，这样的改革，无论出发点为何，皆必走样，集权困扰，竞争不公平，民用日穷，终必引致社会震荡、人心不安，所以，文学、贤良之议，“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说一千道一万，总还归纳到关心民瘼的轨道之上。

先做一儒法斗争的死框，硬套在两千年前智识者头上，已是居心叵测。调其时儒者酸腐，落后，保守，顽固，更是厚诬古人。

〈三〉

《盐铁论》

 

以《盐铁论》关涉方面众多的缘故，半年来屡读屡叹，颇感困惑。寻绎后人于此事所发议论，有不得要领者，有令人啼笑皆非者，及读马乘风先生议论，乃大为服膺，其说有根有据，最为明智通达，直击要害。

民国经济学家马乘风先生1937年商务印书馆推出其巨著《中国经济史》，下册第一编论及《盐铁论》内外，可知桑弘羊已开买官卖官之先路。贵威佞臣即有钱人，更以钱赎罪，骄横不法之暴行遂得一法律上的保障，“政府只知道要钱，所以有钱的人，便为政府所高看，但有钱的人并非傻子，彼等所以用金钱买官爵，无非藉此可以搜刮得更多的财富，买得官爵之后，必然要大肆榨取。”“武帝时财政困难，故举盐铁专卖，仅就此四字来说，无从评定其良恶，有此卖一举．私家制售被社禁，似可由此齐众庶了，但是，事实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反而弊端丛生，政府只顾到收入的增加，蔑视了使用者的利益，官家全权在握，自由操纵价格，且以一般人们须臾离不开盐和铁，对于任何高价只有忍受”。这就是说，给“公人见钱，如蝎子见血”开了一条通行，小民百姓，还有什么活路吗？“猪肉不配姜，食之发大疯”（本草纲目，卷五十），豪族与官府是猪肉，谁来作制衡约束他们的“姜”呢？无人，无法。专卖久行，必发“大疯”，可知矣。

马先生更—一列举专卖之弊，如质量滥恶，农民不堪；官商不顾农民实际，细小农具不屑一制，种种恶果相应而来……显然，桑弘羊等的政策，与民众的勤劳美德信成天敌，为什么呢？打杀了积极性嘛。自由经济的分子，也由此而堵死，社会不通，噎塞之病遂生。同时道德纲常之失却公信力，也正由此辈的上下其手。

对于桑弘羊，马乘风先生说他是“事析秋毫的用尽一切心计，去剥蚀大众，把剥蚀的成果，一半供给统治阶级，～半装进自己的私囊中。”而王利器先生以为弘羊是“杰出的政治家，在针锋相对（对文学贤臣）地批评文帝之政的同时，还对症下药，提出政权统一的根本问题”云云，对照观之，高下明暗岂非一目了然？

《盐铁论》-影响

       

 

《盐铁论》盐铁问题引起的大辩论牵涉极大。西汉昭帝刘弗陵照准。会议主持人是丞相车千秋；最初发起人，又是社延年，他鉴于国政流弊，向主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献策，征召全国各地六十多位知识分子（文学、贤良），发动此次会议。辩论双方。贤良、文学诸人姓名多失；另一方即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史、御史多人；担任总记录的，却又是著作家桓宽，记录这样的会议要求很高，所以后世讲文学的，把一半的文采算在他头上。字里行间，暗伏他的好恶孤愤，即文字含有倾向性。

 

久寻《顾亭林诗集》不得，庚辰年夏，忽接古典文学专家林东海先生赐亭林诗笺释一部。也巧，辗转摩挲中，信手一翻，即见《岁暮西还，时李生云沾方读盐铁论》，以他经世致用、讲求实学的心境，他以为“在汉方盛时，言利弘羊始。桓生书一编，恢卓有深旨。发愤利公卿，嗜利无廉耻。片言折斗宵，笃论垂青史……”

亭林，以他恢廓的胸襟，透视现实的眼光，民间自由经营之重要性在其心中地位极高。盐铁专控，嗜利者令其变形，事林深恶之，遂同桓宽心曲，共指弘羊为斗筲之徒。或有指弘羊善理财政者，实则聚敛私豪族，理财重民用，二者渊然有别。时清廷籍三落之乱大肆按括民间青脂财用，古今同慨，是故先生下笔痛低之。

《隋场帝艳史》第十四回卷首诗，就经济民生发议，可谓之“经济诗”，其诗略云：
　　天地生财只此数，不在民间即官库。民间官库一齐穷，定是好兴土木故；好兴土木亦何为？只是夺强与逞富。前工未了后功催，东绩才成西又务……

作者齐东野人亦一下层知识分子，他应该早生两千年，也参予辩论，又多一文学、贤良。所以读《盐铁论》，在那两千年前既无“三权分立”又无“市场经济”的时分，知识分子的良知，到底照顾到喁喁民意，实不啻沙漠驼队、雪地暖裘呢！后人所谓贤良、文学“摇唇鼓舌，大放厥词”（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前言），真是叔保心肝，果将安在！

人孰无心？藏富于民，同样可缓国家外交、军备之急，亦可济社会之恐慌。一举而数善备，何乐而不为？桑弘羊等不知此，必以恶干硬来，代替基本规律，一任射利者借名图骗，执事者藉事自肥，幸而获利，则官府更夺为抵押之物；夫信用为治世之要素，至此则信用大失，荆棘载途，苦难四合。若非文学、贤良力矫其弊，国事不为“专卖”所断送者几希。

《盐铁论》-刑、德之争不是法治和人治

       

张林海、殷勤在《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撰文认为，《盐铁论》刑、德之争不是法治和人治之争，而是术治和德治之争，焦点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术”为本。应以“治道”理解法治。德治与法治是“治”的两种表述方式，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两种对立或并行的治国方式。“德治”否定的是“术治”而不是“法治”。“法治”否定的是“以人代法”而不是“德治”。“德治”与“法治”在“治”的本质上是统一的：首先，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没有德治就不可能有真的法治。法律始终是一种工具，没有道德的保证，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法治。其次，从求治手段上看，德治和法治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体现了自觉与强制、事前与事后、扶正与祛邪的统一：道德体现自觉，而法律体现强制；道德是事前防范，而法律是事后惩治；道德是扶正以祛邪，而法律是祛邪以扶正。法律是条文化的道德，道德是无形的法律，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建设法治社会就是建设德治社会，脱离后者，法治就会演变成为术治，有形而无实。历史证明，依靠强力、权势和权术而求治是根本不可能的，社会的治理必须合乎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