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反腐之联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13:42:12
反腐之联想
读
除了文章标题之外,《南方周末》编者按有说明:“
或许我的法律水平远不
而在第二条里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再往下,国家主席、国务院、国家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各地人大对应产生各地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也即,公机关的组成里并无任何政党的地位,那么,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公权力怎么的就变成执政党行使了呢?执政党的机关就是公机关吗?身为“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的
然而草民仍有些犯糊涂:显然,执政党不等于党执政,两者应该泾渭分明。倘不,那部《宪法》就成摆设,或者干脆改成“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党委会”才是。按照精兵简政的原则,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什么的统统化作党委下属机关,充其量留下政协协调党外关系,不但可以精简掉一大批公务员、省下数量不菲的行政经费,还避免了相互扯皮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
郑板桥有名句:“难得糊涂”,中国的事妙就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糊涂中隐含着清醒,看似无序其实又有序。随便举例说吧,比如《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理应国民人人有份的。照理,全体国民都是中石油或中石化的自然人股东,它每年的红利无论多少都该分给全体国民每人一份。据说设立国资委就是专管国企的,那么它每年收到的利润除留下合理的公益金、再生产基金之外,似乎也该分给全体国民的。即使没余额可供分红,至少也得向全体国民――股东们――交代一下。但没人想起这回事,也没听说有哪位股东有闲心过问这回事,公有制实际是政府所有制,大家习惯于不了了之。吴思一说“潜规则”,举国上下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西南北,都马上领会了,根本不用看他写的文章。
读
毫无疑问,和历代朝廷一样,党的最高层也是为官员腐败问题伤脑筋的,否则开这类专家会做甚?就在读报的几乎同时,电视里说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被免职,因涉嫌染指扶贫款项问题。脑子里还有别的印象,往前一追索,这才明确黄瑶已是十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40天内第三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在他前面还有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堂堂。亦可看出党中央反腐之决心。
姜的文章里引用了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里的一段话:“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说明高层已经意识到这类腐败问题对党的生存环境的威胁非同小可,
南周编辑归纳其文要点有三:一、“为了加强对各级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行使公权力的制约监督,现在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有必要授权同级人大中的中共党员代表,组成‘党的代表会议’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二、“在‘人代会’和‘党的代表会议’闭会期间,‘党的代表会议’授权同级人大常委会中的党员委员,组成各级‘党的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行使‘党的代表会议’的职权。三、一定数量的人大常委会党员委员还可以对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提出罢免案,由‘党的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审议和作出是否罢免的决定。”
掩卷立即想起两个故事:八十年代初我们厂按照上级文件讨论“精简机构”,书记笑道:“‘精简机构’的最后结果,就是再增加一个‘精简机构办公室’。”第二个就是文革时常听见的“另立中央”。按照
当年朱总理以壮士断腕之气魄,声言要带100口棺材反腐,99口给贪官,剩下一口留给自己。并非说说而已,胡长青、成克杰便成小试牛刀之祭品。岂料到现在,胡、成那点料根本不够贪官塞牙缝!如今数以千万计的贪腐案件已不足为奇,就连“亿元贪官”也非稀罕物。如山西繁峙县一个副检察长穆新成、深圳龙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旭明,不过副科级小官,贪腐金额都逾亿元。
据新华网今年10月28日电:“2005年至今年6月,我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1202件38754人,已侦结提起公诉17943件23308人,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197.4亿元。”该电系根据最高检曹建明检察长的报告,他还说:“在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有重大案件8387件、特大案件4381件,查处县处级以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396人,其中有厅局级47人、省部级5人。”去年一份官方媒体发表的统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党内各类违纪案件200多万件,处分党员235万人。”而今年6月19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六月一个月内(实际上只是十天),就查处了许宗衡、郑少东、朱志刚、皮黔生等四个省部级高官。严格地说,这些都属“顶风作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頓勋爵在1887年给M•克里埃顿主教的一封信中断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古今中外所有权力,无一不是积极反腐倡廉的,因为腐败是权力的腐蚀剂,迟早得蛀空权力自身。可见,反腐倡廉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甭管古今中外什么主义,都得为铲除腐败殚精竭虑。
这里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釜底抽薪,设计各种办法限制权力,杜绝绝对权力,像阿克顿指出的“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必须设置制度制约公权力,剥夺这些坏人利用其谋私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亡羊补牢,设计各种办法监督权力,用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使最广泛的民众都有能力揭发执行公权力者之腐败行为。比如新近广州市公布财政状况,尽管公款消费、旅游等项目被精心删除了,但还是被抓了鸡脚:据南方周末网络报道,9个政府机关幼儿园每年得到高达6000万元的财政补贴,其中市政府机关幼儿园每个幼儿一年花掉纳税人2万元。消息一出,立即引发民众义愤,广州政府一时陷入窘境。
广州的这个案例说明了另一种腐败,就是公权力被滥用的腐败。新近我们读到若干故事,大致都是网络披露出来的。比如学术腐败,著名的“汉芯”就不说了。上至院士,下至小官员,抄袭之风日益浩浩荡荡,什么礼义廉耻皆抛诸爪哇国去了。以及河南的“开膛验肺”、上海曝光出来的“钓鱼执法”等等,公权力简直肆无忌惮。若无网络言论的相对自由、没有上层权力的理性干预,恐怕那膛会白开、“鱼”还得持续地钓下去。它传达的是公权力对民众权利的蔑视,一种对立在其中彰显,恰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反诘记者的大实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说到底,腐败之顽劣而不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官员选拔制,如果不说它是主要原因的话。这种自上而下的选拔制使得任何一个官员都是上级青睐而不是下级拥戴的结果,我是官员我怕谁?孰轻孰重在他们心里自然形成定式,思维畸形于是并不奇怪。这个体制甚至还不如科举制来得民主,至少那体制还给草民一线自主选择的余地,可以靠“读圣贤书”敲一下官僚体制的大门,没准可以做一回范进。选拔制连这点选择也没有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民间这副谐联极其形象地挖苦了现行提拔体制。阿谀奉承之外跑官买官亦应运而生,李伯元若生今日,足可以再写一本《官场现形新记》,“多磕头,少说话”,仍是做官秘诀。香港报纸有雅称:“书记皇帝”,颇形象,只消看看各地那些“一哥”巡视的架势便可。前年我到一个新设立的地级市,朋友们说本市基本买不到“茅台”,只缘书记只喝“五粮液”,下属各衙门立即保持一致,商家很快就只卖“五粮液”了,因为这类酒大抵全靠公款消费才有销路。
反腐之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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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章标题之外,《南方周末》编者按有说明:“
或许我的法律水平远不
而在第二条里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再往下,国家主席、国务院、国家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各地人大对应产生各地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也即,公机关的组成里并无任何政党的地位,那么,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公权力怎么的就变成执政党行使了呢?执政党的机关就是公机关吗?身为“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的
然而草民仍有些犯糊涂:显然,执政党不等于党执政,两者应该泾渭分明。倘不,那部《宪法》就成摆设,或者干脆改成“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党委会”才是。按照精兵简政的原则,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什么的统统化作党委下属机关,充其量留下政协协调党外关系,不但可以精简掉一大批公务员、省下数量不菲的行政经费,还避免了相互扯皮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
郑板桥有名句:“难得糊涂”,中国的事妙就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糊涂中隐含着清醒,看似无序其实又有序。随便举例说吧,比如《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理应国民人人有份的。照理,全体国民都是中石油或中石化的自然人股东,它每年的红利无论多少都该分给全体国民每人一份。据说设立国资委就是专管国企的,那么它每年收到的利润除留下合理的公益金、再生产基金之外,似乎也该分给全体国民的。即使没余额可供分红,至少也得向全体国民――股东们――交代一下。但没人想起这回事,也没听说有哪位股东有闲心过问这回事,公有制实际是政府所有制,大家习惯于不了了之。吴思一说“潜规则”,举国上下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西南北,都马上领会了,根本不用看他写的文章。
读
毫无疑问,和历代朝廷一样,党的最高层也是为官员腐败问题伤脑筋的,否则开这类专家会做甚?就在读报的几乎同时,电视里说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被免职,因涉嫌染指扶贫款项问题。脑子里还有别的印象,往前一追索,这才明确黄瑶已是十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40天内第三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在他前面还有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堂堂。亦可看出党中央反腐之决心。
姜的文章里引用了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里的一段话:“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说明高层已经意识到这类腐败问题对党的生存环境的威胁非同小可,
南周编辑归纳其文要点有三:一、“为了加强对各级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行使公权力的制约监督,现在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有必要授权同级人大中的中共党员代表,组成‘党的代表会议’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二、“在‘人代会’和‘党的代表会议’闭会期间,‘党的代表会议’授权同级人大常委会中的党员委员,组成各级‘党的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行使‘党的代表会议’的职权。三、一定数量的人大常委会党员委员还可以对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提出罢免案,由‘党的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审议和作出是否罢免的决定。”
掩卷立即想起两个故事:八十年代初我们厂按照上级文件讨论“精简机构”,书记笑道:“‘精简机构’的最后结果,就是再增加一个‘精简机构办公室’。”第二个就是文革时常听见的“另立中央”。按照
当年朱总理以壮士断腕之气魄,声言要带100口棺材反腐,99口给贪官,剩下一口留给自己。并非说说而已,胡长青、成克杰便成小试牛刀之祭品。岂料到现在,胡、成那点料根本不够贪官塞牙缝!如今数以千万计的贪腐案件已不足为奇,就连“亿元贪官”也非稀罕物。如山西繁峙县一个副检察长穆新成、深圳龙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旭明,不过副科级小官,贪腐金额都逾亿元。
据新华网今年10月28日电:“2005年至今年6月,我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1202件38754人,已侦结提起公诉17943件23308人,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197.4亿元。”该电系根据最高检曹建明检察长的报告,他还说:“在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有重大案件8387件、特大案件4381件,查处县处级以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396人,其中有厅局级47人、省部级5人。”去年一份官方媒体发表的统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党内各类违纪案件200多万件,处分党员235万人。”而今年6月19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六月一个月内(实际上只是十天),就查处了许宗衡、郑少东、朱志刚、皮黔生等四个省部级高官。严格地说,这些都属“顶风作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頓勋爵在1887年给M•克里埃顿主教的一封信中断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古今中外所有权力,无一不是积极反腐倡廉的,因为腐败是权力的腐蚀剂,迟早得蛀空权力自身。可见,反腐倡廉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甭管古今中外什么主义,都得为铲除腐败殚精竭虑。
这里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釜底抽薪,设计各种办法限制权力,杜绝绝对权力,像阿克顿指出的“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必须设置制度制约公权力,剥夺这些坏人利用其谋私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亡羊补牢,设计各种办法监督权力,用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使最广泛的民众都有能力揭发执行公权力者之腐败行为。比如新近广州市公布财政状况,尽管公款消费、旅游等项目被精心删除了,但还是被抓了鸡脚:据南方周末网络报道,9个政府机关幼儿园每年得到高达6000万元的财政补贴,其中市政府机关幼儿园每个幼儿一年花掉纳税人2万元。消息一出,立即引发民众义愤,广州政府一时陷入窘境。
广州的这个案例说明了另一种腐败,就是公权力被滥用的腐败。新近我们读到若干故事,大致都是网络披露出来的。比如学术腐败,著名的“汉芯”就不说了。上至院士,下至小官员,抄袭之风日益浩浩荡荡,什么礼义廉耻皆抛诸爪哇国去了。以及河南的“开膛验肺”、上海曝光出来的“钓鱼执法”等等,公权力简直肆无忌惮。若无网络言论的相对自由、没有上层权力的理性干预,恐怕那膛会白开、“鱼”还得持续地钓下去。它传达的是公权力对民众权利的蔑视,一种对立在其中彰显,恰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反诘记者的大实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说到底,腐败之顽劣而不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官员选拔制,如果不说它是主要原因的话。这种自上而下的选拔制使得任何一个官员都是上级青睐而不是下级拥戴的结果,我是官员我怕谁?孰轻孰重在他们心里自然形成定式,思维畸形于是并不奇怪。这个体制甚至还不如科举制来得民主,至少那体制还给草民一线自主选择的余地,可以靠“读圣贤书”敲一下官僚体制的大门,没准可以做一回范进。选拔制连这点选择也没有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民间这副谐联极其形象地挖苦了现行提拔体制。阿谀奉承之外跑官买官亦应运而生,李伯元若生今日,足可以再写一本《官场现形新记》,“多磕头,少说话”,仍是做官秘诀。香港报纸有雅称:“书记皇帝”,颇形象,只消看看各地那些“一哥”巡视的架势便可。前年我到一个新设立的地级市,朋友们说本市基本买不到“茅台”,只缘书记只喝“五粮液”,下属各衙门立即保持一致,商家很快就只卖“五粮液”了,因为这类酒大抵全靠公款消费才有销路。
概而论之,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