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修订稿） - 梁中堂的日志 - 网易博客

“一胎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修订稿）

“一胎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

（修订稿）

 序  言 

    本文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断断续续做了20多年。所以，对于这一题材有关问题的思索也完全可以说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即使这样，本文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会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的方方面面；这是一段历史，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必须还原当时所有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这都不是一个人轻而易举做得到的。所以，我这篇文章只是开个头，希望更多的人参加这一研究的行列。

    这篇文章最初形成于去年5-6月，北京大学人口所召开第二届中国人口学家论坛之际。我那时一面在阅读思想史，一面撰写《医疗卫生改革与市场经济》的系列文章，原以为短期内不会回到这一题目上来，所以仓促间将有关资料按照很久以来形成的思路与逻辑串联起来，挂在个人的网页上，目的是将多年积累的资料贡献出去，供一些有心人做研究使用。不想许多网站和一些个人的博客相互予以转贴，仅我的那个不知名的个人网站上的这篇文章的点击率就超过了2000（现在超过了3000）。如果一个学人不异想天开地话，这个数字可能比我此前一生文字生涯中所有文章被阅读的总和还要多。所以，11月份利用几天思绪闲置的档期，对稿件做了一次处理，删除和精简了前后数次使用的文献。这次修改，又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既然将现在的文章称之为“修订稿”，就需要交代一下与前两个稿子的同异点。第一，本文与之前的同一题目的文章在主题和主要内容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资料重复使用的现象尽可能地减少了，文章也相对没有那么臃肿和冗长了。第二，对以前文章的主要观点和资料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和删减。不用说主题，在这一类重大题材中，即使有一些观点的变化或者因为材料使用的不当要有所改变，我都会公开予以声明。第三，从去年10月到今年，遇到搬家和整理书房，新发现了一些资料，也都补充了进去。所以，比过去的材料更充实了些。第四，这是一段历史。而且，是人在整理自己的这一段历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能思想；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它有思想。所以，除了正文以外，还以注释的方式将许多认识和反思放了进来。本文的注释是文章不可或缺的部分。

    30多年前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时，一下子就喜欢并接受了列宁十分欣赏的黑格尔关于思想发展如同圆圈的比喻。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话是这样说的：“精神据以反省的概念也就是它自身，它的形式，它的存在；它重新把他自己与它的概念范畴分离开，把这概念作为对象，重新加以思考。这样，这种思维活动更加陶铸了前此业已陶铸过的材料，予以更多的范畴，使他更确定更发挥更深邃。这种具体的运动，乃是一系列的发展，并非像一条直线抽象地向着无穷发展，必须认作像一个圆圈那样，乃是回复到自身的发展。这个圆圈又是许多圆圈所构成；而那整体乃是许多自己回复到自己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列宁把这段话浓缩摘录为“把哲学史比作圆圈——《这个圆圈的边沿又是许多圆圈》……”列宁不但把我使用宋体排出的那个“圆圈”单词用异体字标出，而且下面加上圆点以示强调。同时还在旁面批注说：“一个非常确切的比喻！！”

    但是，那时阅读这些语言也仅仅把它当作思想认识史的经典总结。不想从青年到花甲之年，却也以自己的个体生命实践着辩证法大师们的谶语。

    人口学是我从踏入的那天起就决定要离开的学科，实在是因为不喜欢它那种没有厚重的感觉。1979年12月成都会议上提交了那个把我推入人口学的论文后，1980年决定写出反映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人口学》，企图向世人说明那篇文章的观点是多么地简单与明了，然后就准备离开。1983年年底《人口学》出版，春节期间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建议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办法的一些文字后，以为就画了句号。不想，1984年之春连续几次书记处会议研究计划生育政策问题，紧跟着还颁发了7号文件，真以为有这么好的形势，应该再做些努力，至少使得农村的生育政策合理些。这就又有了翼城的试验。这一卷，就是10多年。90年代初期，完善生育政策的事情是那样显然地不可能，打算抽身后就不再回头。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所公布的总人口数，无论做怎样的理解，都充分地说明了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对于人口控制并没有实际作用。这其中的许多道理也不深奥，只需要变换个角度去思维。所以，又有了前几年人口学方面的研究与活动。根据最初的设想，去年6月将这篇文章的资料整理出来就可以去继续阅读了，谁知道这一个多月来的思想不由自己地却怎么也离不开桌前的这稿件。……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检点将近30年来人口学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其实那都是一个个不便细述的离归，一个个的“圆”。所以，我常想，冥冥之中自己不断地被召唤与复归，就是为要去画那一个个的圆？它是不是要应验某种无法逃脱的命运从而必须以生命去践约、去赴会？难道这一个个的圆圈竟然必须要以鲜活的个体人生，才可以实现从生到死、终归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大圆？

    再回到本文研究的主题。“一胎化”是一个荒谬。荒谬和真理都同样地简单。“一胎化”最初就是为了“贯彻落实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提出的。这一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最初是由上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1977年12月份提出来的。为完成这一过高的指标，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先是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在贯彻落实过程中进而提出了“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和所有以前的生育政策不同的是，过去政府的各种提法都是提倡还没有经济限制或其他各种强制措施，在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国民的生育行为采取经济限制的要求，而且是“对于生第二胎和二胎以上的”予以限制。“一胎化”自然产生了。

    今年年初，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Peter  Ford惊喜地发现,在中国还存在像翼城县那样几十年来允许农民生育2个孩子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后，他问我，既然翼城县20多年的试验效果好，干部和老百姓都欢迎，却为什么不予推广？我回答说：“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都不是由什么道理来决定的，它需要的是力量、权力和利益。”

    以上所言本是文章的题注，由于太长，权且作序。

                                  梁中堂  2007年4月

“一胎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

梁中堂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  

                  ——狄更斯《双城记》

0  引言

计划生育或节制生育，是工业社会创造的一种符合人性的新的生活方式。[1]

大约100年前，受西方影响，我国一些沿海城市如上海等地方的报刊上开始出现宣传和鼓动国民节制生育的文章。2、30年代之后，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越来越多，节制生育已经成为旧中国重要社会思潮之一。新生政权建立后，提倡男女平等，鼓励青年妇女上学和就业。在进城上学和参加工作的青年中有不少人希望将主要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方面，主动要求政府支持和帮助他们实行节育。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政府也大力提倡国民实行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新生活。很快，这一政府主张的意向就在城乡就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中国大陆的城市妇女早在50年出现了生育率的下降，农村妇女在60年代初期出现了生育率的下降。[2]随着政府一方面深入普遍的宣传和教育，另一方面开始派出医疗卫生人员在城乡给居民提供节育服务，仅仅从1969-1980年的10年多时间里，中国大陆妇女的生育率由上一代平均生育6个左右迅速降低到不足3个孩子。[3]

1978年年中，我国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开始提出“一对夫妇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几个月后又将其转变为“只准生一个”，并且不分城乡地立即在全国推广实行。这个被形象化地概括为“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来势之快、之猛，令当时所有的人都始料不及。虽然到1982年年初中央就已经用“现行生育政策”取代了“一胎化”，其存在时间似乎极为短促。但是，它的影响却长久而深远。第一，“一胎化”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即政府可以干预国民的私生活，强制规定公民生育孩子的数量。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我们联系到同一时期我国在经济方面所实行的改革，就知道近30年来用政策和法律来规定老百姓生孩子是多么地荒谬。因为，正是从那时到现在，我们逐步明白了不能由政府规定企业生产。但就在政府不再规定企业的产品数量时，它却转而把许可和限定各个家庭的生育数量上升到国家法的高度，强制公民的生育数量行为。第二，“一胎化”根基深厚而顽固，以至于20多年来一直深得政府官员的喜爱。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曾理解，“现行生育政策”其实是对“一胎化”的妥协和纠正。但是，由于“现行生育政策”没有敢直截了当地否定“一胎化”，相反它来自“一胎化”、脱胎于“一胎化”。“一胎化”是“现行生育政策”的基础，现行生育政策是有条件的“一胎化”。可以坦率地说，在“现行生育政策”已经产生20多年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计划生育干部也很难分辨出二者的联系和区别，更不用说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基层干部了。

“一胎化”搞乱了社会，颠倒了人们的思维。20多年来，2亿左右的人口属于违犯“生育政策”或“计划生育条例”出生的，即使以3口之家计算，这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一个家庭出现一个违犯政策或法律出生的孩子，必须经受政府长达许多年的处罚。这种处罚绝对不同于企业的税收。企业缴纳的税收是企业经济总量的一部分，通常都是对企业利润的分割。国家税率是相对稳定的，不盈利可以转移。超生罚款可不是这样确定的。超生费的制定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交不起，各地都是根据当地居民的收入状况不断确定新标准。所以，被处罚的这个家庭在经受处罚期间，您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他们能够心情舒畅。还有，即使以每个超生孩子连续接受10年处罚计算，每年累计被我们自己的政府课以罚款的家庭您无论怎样计算也不会是一个小数。16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一个国家每年都有这么多的家庭因为生孩子而接受政府的处罚，您是如何想象老百姓和政府的和谐？

如上所述，本来计划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自愿的选择。现在却以国家宪法、国家生育法和地方计划生育条例的形式出现，再加上各级政府的计划生部门一直紧张地对居民实施管理，如同一个国家或者地方实行军事管制一样，成了国民别无选择的一种状态。长此以往，只要讲到计划生育，国民都把这个本来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生活理解为就是执行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各个地方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是紧了又紧，似乎最好还是“一胎化”。所以，只要讲计划生育，人们的观念就以为是政府的“一胎化”。不能说国民的这一观念没道理。因为，一直到现在，我国城市市民和相当比例的农民仍然执行的是“一胎化”。[4]

由于至今我们还没有走出“一胎化”的时代。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胎化”。客观地说，我国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从来都没有使用过“一胎化”这样的词语表达。所以，应当说“一胎化”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合法而完备的形式。但是，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却无一不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是一个幽灵、一个阴影，又是一种现实。它产生于1978年。1978年，那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又是一个时代的起点。它是一个转折点和一个分水岭。中国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它完全可以配称是一个伟大的年代。

那么，伟大的年代如何产生了“一胎化”？

1  1978年，一个急于求成的氛围和环境

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一方面是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当时的人们总是用“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来形容。另一方面是转而看世界，国外的发展，特别是亚洲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引进实现经济起飞，甚至于像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原来很落后的地区现在都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最富有活力的一些地方，触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中央不仅重提建设“四个现代化”，并热切希望加快建设的速度。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要迅速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号召。[5]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号召？显然是动员全国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斗，希望到1980年第五年计划期末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变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不断重申和强调下，举国上下很快被动员起来。1977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工作报告中欣喜地说：“一个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6]为了推动这一可喜局面的发展，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且第一次把它写入了党章。[7]华国锋在工作报告中不仅为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制定了目标和蓝图，而且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他说：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做到了这一步，就为实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本世纪内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要奋战几年，按照原定规划，按照大庆式企业和大寨县的标准，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做到这一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将大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也将大为繁荣。”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跃进。……力争上游，上游在哪里？大庆、大寨就是上游。争上游就是要象大庆、大寨那样干革命、干建设，干得多快好省！到一九八○年，要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要基本实现机械化，农林牧副渔五业都要有较大增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工业要搞好轻工业，同时大力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集中力量打几个高速度发展基础工业的歼灭战，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更大发展创造条件。”[8]

这个时期，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十分注意两点，一是立足当前，要求今年初见成效；二是重视到1980年达到的目标，要求“五五”计划结束时有所建树，要“大见成效”。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家又重新研究和制定在此之前已经讨论过许多次的五年计划和10年规划。11月，在1975年制定的《10年规划纲要（1976～1985）》基础上，国家计委制订出一个新的宏伟目标，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粮食8000亿斤的高指标，确定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个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港口。按照这个规划，20世纪末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特殊的国际形势也使那时的党和国家领导认为，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可以，甚至完全有可能。美国刚刚从越南战争中抽身，苏联因为插手阿富汗，都无暇他顾。在经济方面，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一次提价给西方世界带来冲击造成经济萧条，闲置资金较多，急需扩大海外市场。从1978年初起，中国陆续派出了多个考察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考察访问。代表团所到之处，西方官员和商人都表现了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强烈意向。法国多出访的谷牧副总理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西德，巴符州州长答应给50亿美元贷款，北威州愿意给100亿美元。

急于求成和急切发展，成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高层共同的和强烈的愿望。

1978年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十年规划”时，邓小平指出：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要翻版和提高，这是一项大的建设。关键是钢铁，钢铁上不去，要搞大工业是不行的。早点引进，抢时间，要加快速度谈判。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叶剑英说：进口问题，中央要抓，抓紧一点，抓快一点，否则三年八年很快过去了。6月下旬，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华国锋说，原来认为距离2000年只剩下23年了，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可以赶上去。利用国外资金建设几个大型煤矿、钢铁厂、化纤厂，凡是中央原则定了的，你们就放开干，化纤搞200万吨，由计、经、建委落实。现在法国已提出20几亿美元供我使用，实际上还可以多，50亿也可以，西德提出200亿，日本更积极。要想开一点，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到会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汇报会，22日，他把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谈话说，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他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他听了林乎加的汇报后又说：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金属、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连续召开务虚会议，主题研究如何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李先念主持，华国锋、邓小平都到会讲话。在会上，华国锋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元。[9]李先念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10]下面两组数据可以充分说明当时中央的心态多么地急躁和建立在800亿美元外资基础上的建设规划有多么地宏大。1978年全年78亿美元协议金额中，有一半左右的金额是12月20日之后的10天里仓促签订的。该年签约引进的58亿美元项目，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

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个企图把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主要建立在利用外资基础上的后来被称之为“洋跃进”的发展战略产生了。

[1] 梁中堂：《20世纪末中国大陆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生产力研究》2003年第4期；《人口过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口研究》2005年第1期。计划生育或节制生育把人类这一物种从自然界产生以来就自然连结在一起的性和生育分割开来了。只要愿意，人们就可以做到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只要性，要愉悦、要欢乐、要享受、要幸福，而不要生育。追求愉快和幸福是人类的本能，所以，节制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当然，自古代以来一直不乏有避孕之举，但那一方面只是当时社会的个别现象，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实现手段的不可能。并且，追逐生育才是工业革命以前各个时代的主导和主流。工业革命造成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迅速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家庭模式，越来越多的人们自发地萌生出节制生育的要求。特别是经过300多年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上个世纪中期，化学工业开始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音。1951年10月15日，美国科学家杰拉西指导他的学生在实验室里成功合成炔诺酮，使得一日一粒的类固醇口服避孕药（pill）可以被使用工业方法大批量地生产出来。杰拉西自传《避孕药的是是非非》，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2页。紧接着，安全、舒适、方便和精致的各种避孕套及宫内节育器具于60、70年代相继出现。所有这些都应该归功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赖于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愿意而且才能过上一种节制生育的新生活。

[2] 所以，准确地说，排除战争结束后补偿性生育因素后，我国妇女在50年代就开始了生育率的下降过程；如果排除对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的补偿性生育以及我们把70年代的巨大下降看作相当一部分妇女是在此之前的几年以前生育所致，那么，我国妇女生育率是从50年代经济生活平均地提高后一直处于下降过程之中。有兴趣的同志可以看我和阎海琴《中国农村妇女早婚早育和堕胎生育问题研究》（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中第7章《1950-1986年我国妇女生育率的转变》。我们长期的急功近利地和片面性地宣传，给人们的印象以为妇女生育率下降就是70年代初政府提出计划生育以后。事实并非如此。

[3]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2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83年卷。

[4] 张维庆：“我首先说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胎化的政策，也不是一个孩子的政策。中国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实行的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实行的是农村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西藏地区没有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其他大部分省在农村实行的政策规定，第一个生的是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孩子。在城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还有六个省规定，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王国强：“我做个补充，因为大家对生育政策非常关心，特别是对现行的生育政策非常关心，我给大家一组数据，看看中国的生育政策是不是逐渐的‘一胎化’。中国城镇和部分农村实行的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部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35.9%，也就是说总人口中35.9%是属于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在农村，实行生了一个女孩再允许生一个的，一共有19个省，它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2.9%。在农村我们允许生两个孩子的，有5个省，占总人口的9.6%。在部分省或者部分地区，如人口比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允许生两个以上孩子的生育政策的，占总人口的1.6%。以上数据可以证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绝对不是‘一胎化’、‘一孩化’，是分类指导、有所区别的政策。” 国家计生委介绍中国人口发展战略情况(实录)，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23日12:07 中国网 。关于历史上我国是否存在过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本文既然是论述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那么应该说整篇文章的寓意和主题就已经肯定地回答了这一个问题。除此之外，文中还专辟一节予以了阐述。关于“一胎化”和现行生于政策的联系，可以简单运用前面的数据来说明。按照王国强的计算，在实行生了一个女孩再允许生一个的19个省占我国总人口52.9%的比例中，生育了一个男孩的一多半人口执行的当然是一对夫妇只准许生育一个的政策，如果按照52.9%的一半计算应占总人口的26.45%。加上前面“总人口中35.9%是属于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目前全国应该有60%以上的人口在实行只生育一个的政策。

[5] 新华社《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遵循华主席的战略决策胜利前进——全国亿万军民满怀抓纲治国信心庆“五一”》，1977年5月3日人民日报。

[6]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7]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里程碑——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胜利闭幕》，197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8]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9] 1973年之前我国每年进出口总额不到100亿美元，1977年达到148亿美元，其中进口72.1亿，出口75.9亿。《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第563页。

[10] 在同一时期政治地位正在得到迅速提升的胡耀邦也具有相同的心态。据邓力群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华国锋把胡耀邦找去长谈了大半夜，讲他在经济建设方面这个设想那个设想，胡耀邦后来跟很多人说，听华国锋讲这些想法，倍受鼓舞啊，心情振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