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青以“正面形象出镜”谈起

李乔：从江青以“正面形象出镜”谈起2010-01-05 18:01 从江青以“正面形象出镜”谈起 李  乔 原载《民主与科学》双月刊2009年第6期

荧屏上首现江青正面形象

唐国强导演的电视剧《解放》，高扬主旋律，气势恢宏，对观众了解解放战争那段历史，无疑是有益的，值得肯定。但在这主旋律中，也蹦出一点杂音，就是剧中出现了“江青同志”的富有神采的美好形象。这是好端端的《解放》的一个败笔。有家媒体介绍此剧时做了这样一个标题：“《解放》还原历史争议人物，首现江青正面形象”。标题提示观众，这是自江青倒台以来荧屏上首次出现其正面形象。的确，自30年前人们在荧屏上看到江青被宣判死刑（缓刑二年）时跳踉咆哮的镜头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江青了。但这次再看到江青，此人已是正面形象的“江青同志”了。
唐导在回答一位记者质疑江青出镜时说：“这是站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在特定的革命阶段，展现人物固有性格特征，还原人物的本来面貌。”原来，唐导是在还原江青的本来面貌，而且还是“站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呢。
但我却觉得，如此搬演江青的正面形象十分不妥。江青是何许人？按照前引媒体标题的说法，江青是个“历史争议人物”。江青果真是个“历史争议人物”吗？众所周知，江青是个历史罪人，是个早已写入凿凿青史的“否定性历史人物”（即完全否定或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媒体此言，不知是出自媒体自身，还是引述唐导的观点？剧中对这样一个“否定性历史人物”，竟安排了那么多让她出彩放光的镜头，竟以浓墨去描画她生平中那点鸡零狗碎的善迹，竟塑造出了江青那么美好的正面形象。如此搬演江青，合适吗？

人物的历史定位与历史剧的人物基调

唐导何以如此搬演江青？我认为主要是他的历史观和戏剧观出了点问题。根本原因，是他缺乏大历史的视野，对江青的历史定位不对，对江青的整体历史评价的基调不准。
历史剧表现历史人物，首先必须要对所要表现的人物有个基本的历史定位，或曰整体的历史评价，剧中表现这一人物时的基调，是不能离开这一基本的历史定位亦即整体的历史评价的。必须先有对历史人物的正确的整体评价，然后再形成历史剧表现这一历史人物的基调，再后才是考虑表现这一人物的具体细节。
例如，汪精卫早年反清，有过刺杀摄政王的勇敢行为，曾是孙中山信任的同志，但后来当了大汉奸，如果要写反清历史的电视剧，要不要表现汪精卫的正面形象？如果剧情确实需要表现，该怎样表现？这里就有一个对汪精卫做出整体历史评价后的电视剧的基调问题。汪精卫对于中华民族，其罪行是远远大于其早年的那点功劳的。汪精卫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这就是对他的历史定位，对他的整体的历史评价。任何反映汪精卫历史片段的影视作品的基调，都不能离开汪精卫是个大汉奸，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这个历史定位。从这一历史定位出发，也从现实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出发，对于汪精卫早年的好表现，我看是绝不应在影视剧中搬演的。退一步说，即使哪一天获准可以演了，也必须严格掌握分寸，必须要在对汪精卫做出整体否定的基调下演，而且，演的时候也不应渲染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时“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勇敢形象。总之，无论怎样搬演汪精卫的早期表现，演出的效果必须是能让观众首先要认定汪精卫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其次才是了解他的那些与其罪过相比已成为细枝末节的好表现。绝不能让观众看了影视以后将汪精卫误解为英雄而冲淡对其汉奸罪的憎恨。
又如演张国焘。电视剧《长征》处理的比较好。张国焘有功有过，但最终叛党投蒋。对于张国焘评价和搬演的基调，是不能离开张国焘的叛党投蒋的。《长征》的编剧心里是装着这个基调的。《长征》虽然没演张国焘叛党（因不是那时的事），但演张在长征中的表现时显然是顾及了他的最终结局的。试想，如果张国焘没有叛党，那么即使他在长征中有过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恐怕他的艺术形象也会比在电视剧《长征》中的形象要好些。这就是对张国焘的历史定位、整体的历史评价在起作用。这种作用产生了《长征》表现张国焘的基调。
搬演江青的道理也是一样。首先，要给江青做历史定位，确定对江青的整体的历史评价。从大历史的视野看，江青是人还是鬼？是历史功臣，还是历史罪人？还是功过各居几成？必须在准确定位以后才能确定影视剧的表现基调，才能准确把握褒贬或客观描述的分寸。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就是，如果你想表现解放战争中的江青，那么必须首先弄清江青在解放战争中处于一种怎样的历史地位，干过哪些关乎当时历史大脉络的事情？如果毫无地位，什么要紧事也没干过，那么表现她有无价值？有无必要？即使可以出镜，是否需要施以浓墨？

江青的本来面貌是怎样的

江青是早已盖棺论定的人物。观其一生，此人无疑是一个“否定性历史人物”。不论她当过谁的夫人，也不论她干过哪些琐细的好事，用大历史的眼光看，用唯物论的实事求是的眼光看，她对中国历史的作用，不仅谈不上什么功过几几开的问题，而且无疑是一个必须而且已经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巨奸、历史罪人。有位老革命身份的作家称其为“亘古丑类”，说的是不错的，名副其实。
江青，早期自然是有过一点革命历史的，尽管其中的罗曼蒂克脂粉气极浓，但在那段经历中，她也曾有过变节行为，对此，康生垂死时曾让王海容、唐闻生代他向毛泽东揭发过。周恩来也亲自向毛泽东面谈过。当年传达的关于“四人帮”罪证的中央文件上也有专节谈到此事，国人尽知。
文革中，江青谋取了高位，与绝大多数老革命家作对，与人民为敌，堕落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危害，对于领袖本人的声誉也造成极大损害，诚所谓祸国殃民，罄竹难书。叶剑英元帅说：“‘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江青正是“四人帮”的首恶。从总体上来看，江青一生中所做的坏事，是远远大于她做过的那点好事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面的历史人物，是个必须否定的历史人物。若按中国传统史学的体例论，她是应该列入《奸臣传》的。对奸臣这类人物，中国传统文艺作品是绝不会歌颂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例如，对明朝奸相严嵩，旧剧中只有《打严嵩》，而没有为严嵩说好话的剧目。又如，国人喜好收藏古人书法，但如果有人藏有秦桧的书法，他却绝不敢拿出来公开鉴赏和拍卖。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
江青在解放战争中有无历史地位？这是无须论证的。江青曾自我吹嘘：“当年在陕北，就我一个女同志跟着毛主席，其他人不知到哪里去了。”这无疑是昏话。（顺便提一下另一件类似的事：阴谋电影《反击》中有个江青的化身，戴着一副江氏眼镜，一望即会联想到江青，此人向人吹嘘说：“我当年在红军的时候如何如何。”引来观众一片讪笑。因为太离谱了。）江青在“解放”过程中可谓无尺寸之功，与“解放”这一主题全不搭杠，如此“闲杂人等”，难道可以单凭她是领袖夫人，就堂而皇之地进入《解放》的群英行列吗？就凭她在延安干的那点破事儿，也值得进入《解放》这部大作吗？
倘若可以像《解放》这样还原江青的所谓本来面貌，截取一点，不顾基调，这样来表现历史人物，来向观众推介历史人物，显然是非常片面的，是不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在本质上也是不真实的。哪里谈得上什么“站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呢？

不该忽视影视作品搬演历史人物的特殊性

我认为，影视是不可以轻易搬演“否定性历史人物”的善迹的，如果确有需要，也必须取高度慎重的态度。何以不可轻易搬演？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外，还由于这是影视自身表达方式的特点决定的。
影视与史书不同，历史剧与历史传记不同。史书、史传是比较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的，而影视则天然的容易片面地反映历史。所以，拍影视，必须高度重视所拍对象的历史定位及所派生的影视的基调问题。史书、史传写人物，文体的固有要求是必须真实、全面，功罪都要写，有多少功劳就写多少功劳，有多少罪过就写多少罪过。人们阅读史书时，可以对传主的功过一览无余，没有片面性的问题，而影视则大不同。影视必然是概而言之，片面演之。历史剧表现人物，不可能像人物传记那样翔实、繁细、周全，而是常常选择人物的某一部分史实加以表现，有时只是挥写一笔而已。但也正是这一部分史实的选择和演绎，正是这一笔点染，便足可表现影视对人物的褒贬和评价，而观众也往往就是从影视给自己的这一点信息中，获得对这个人物的好坏印象。
如果是写《江青传》，那么必须如实把江青写全面，比如江青起初并不坏，就要如实写她不坏的历史；而后来变坏了，又必须要写她变坏了的史实。必须按照事实一分为二地写。绝不能因为江青后来变坏了，就连她起初的好也不提了，也给否定了。那不是唯物辩证法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太史公式的史家笔法。
但影视不同。影视有一个从总体上把握是褒是贬，褒多少贬多少的问题。这种褒贬是用艺术形式表达的，分寸是微妙的。若把握不准，就会让观众产生“怎么这个坏蛋这么好”或是“怎么把这个好人演得这么坏”的感觉。《解放》里的江青给人的感觉就是：怎么把这个坏蛋搞成了这么美好的形象。这是人们心里对江青评价的基调与唐导处理江青形象的基调发生矛盾的结果。人们有这种感觉，并不是不理智，并不是不知道江青是由好变坏的，而是基于对江青的整体的历史判断，是把江青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人物来看待的。这才是真正的“站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看人。
影视与史书相比，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对一般学术文化水平不高的观众影响甚大，导向作用甚大，会影响到他们的历史观、价值观，会把他们引导到导演所指引的方向上去。一般观众在看影视时，不可能再去查史书，再去研究人物历史，你演的人物是什么样，观众就会信是什么样。难道还要观众去找审判江青的案卷来读吗？或是去找文革史专著来读吗？江青的历史定位本是个历史罪人，但在《解放》中却那么可爱，你让观众去怎么评价江青呢？你想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呢？能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呢？特别是会给那些没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人留下什么印象呢？

什么是真正的实事求是

我猜想，唐导拍片，心里肯定总是装着“实事求是”或“唯物主义”这些字眼的。他大抵据此想，江青那时确实很纯净呀，确实照顾过毛周呀，要尊重历史呀。但唐导是否知道，所谓实事求是，是不仅要看到一个豹斑，还要看到全豹的。光“唯物（承认某种事实）”，不“辩证（全面、发展的眼光）”，不是辩证唯物论，因之是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只有讲辩证唯物论，看清全豹，才能做到真正的实事求是。否则就是盲人摸象，就是形而上学的“唯物”。如果你非要表现那个豹斑，也必须是在把握全豹基调的基础上表现。不顾她作为“否定性历史人物”的身份和基调，而专去浓墨表现她那点鸡零狗碎的善迹，这哪能叫实事求是呢？此其一。
其二，所谓实事求是，并非仅指要尊重历史事实，还指要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说话、办事，要从眼下的实际（实事）出发。对于导演来说，就是要考虑你导演的作品在当下的效果。一部重要的言政、言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的播出，往往是会对现实政治和人们的思想、见解，多少产生一定影响的。做导演的应当考虑这种影响。但唐导似乎考虑欠周。现在，有一股思潮，借着改革开放遇到了困难，为文革招魂，为四人帮翻案。邓小平、陈云当年警惕的“江东子弟”也有复萌蠢动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中出现江青的正面形象，不是起到了给那些想为四人帮说好话的人提气的作用吗？当然，这是客观上的，唐导主观上绝不会做如是想。再有，四人帮祸国殃民，江青害人无数，而如此搬演江青，这又会给那些受害者造成怎样的心理感受呢？要实事求是，就应该考虑这些问题。

江青以正面人物出镜造成的逻辑

江青在《解放》中以正面形象出镜，实际造成了一种逻辑，就是：即使像“四人帮”这类祸国殃民的人物，即使是历史罪人，即使是“否定性历史人物”，只要其身上有些许亮点，就可以在影视中得到表现，就可以以正面形象面世。一篇评论《解放》的网文就明确说：“我热切地期待着在以后的剧作中看到康生、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物的真实记录。”此种主张颇代表了一些人的意见。若按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自然的结论便是：只要反面人物有优点，就可以如实搬演，哪管他是哪路坏蛋？对这种主张及逻辑，我不能赞同。理由大体同于上论江青问题。但也应看到，网友所举的人物与江青还是有区别的。同是历史罪人，情况是不尽相同的。
我觉得，邓小平同志在一次审片时下令删掉谢富治的镜头的处理方式，很值得我们参考。沈容《红色记忆》一书里有一小节名为《邓小平审片》，其中写道：小平同志在审查一部反映解放军历史的影片时提了两点意见：一是影片中没有苏兆征的镜头，应加一张他的照片。他说：“苏兆征是在广东最早搞农民运动的”。另一个意见是去掉谢富治正面形象的镜头。他说：“这个谢富治，看了叫人不舒服。去掉他。”所谓“看了叫人不舒服”，实际是从对谢富治的整体评价出发，从现实政治出发的，从宣传导向上考虑的。因为谢富治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要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虽然他历史上有战功，也难以抵消其罪行。大批的受害者，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不会原谅他的。当时，如果影片没有按照小平的指示删掉谢富治，那么肯定会造成不良影响。我们应该向小平同志思考问题的方式学习。
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类似江青这样的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巨奸、历史罪人，是有不少的。这些人身上，未必就没有优点、亮点，哪怕是一星半点。人之初，性本善嘛。但是，不管他们身上有过哪些优点，曾做过哪些好事，只要他们被历史基本否定，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他们的那些优点也就微不足道了，更不值得宣扬和渲染了。这是历史和人民对这些人物的裁判，是历史无情的选择，是真正的辩证唯物论的论定。例如秦桧，没有优点吗？他是状元。汪精卫，没有优点吗？孙中山很信任他。陈公博、周佛海，没有优点吗？他们曾是热血青年，所以出席了中共一大。即便是希特勒，就没有一星半点优点吗？此人是个演讲天才。还有张春桥、姚文元，就没有一点优点吗？他们的文章都是写得很流利的。但是，能因为这些人有那么一点优点，就可以在影视里作为正面形象搬演甚至浓墨表现吗？当然是不可以的。

当然，江青也不是绝对不能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影视中。这就要看导演怎么拿捏分寸了。《建国大业》里其实就有江青的镜头，她骑在马上，跟在转战陕北的毛泽东的身后，只是一晃而过，没有打出名字。若干年前有一部片子，江青出现在延安的一次庆祝会上，镜头很简单，只是淡淡的一笔。我看，这样的处理也就够了。
总体来说，我对《解放》这部主旋律电视剧的评价是两句话：整体乐章是好的，宏伟的；杂音是不该出现的，令人遗憾的。
尤其应注意的是，“文革”的浩劫已过去30多年了，7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那段岁月和人物都没有切身感受，这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中需要特别注意和警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