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十年·人·信仰】张轶超:让白天懂得夜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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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让“穷孩子”们也能带着自信朗声歌唱;让“富孩子”们触摸完全不同的生活。在上海这座阶层分明的超级都市,他希望这两条几乎平行的人生线路能够在一出发时就善意的相交。而困难就像让白天懂得夜的黑。
试图让农民工的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朗声歌唱——张轶超为此消耗了近十年时间。可以肯定的是,他还将继续下去。
12月25日晚,上海浦东救助管理站4号楼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瘦高的张轶超试图让孩子们安静下来,于是多次提高了嗓音。可惜他们习惯了放肆的嬉闹,其间有过几次短暂安静。原因在于张轶超警告说“不安静的就不发圣诞礼物”,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脸上一直带着微笑。
让白天懂得夜的黑
这些头顶圣诞帽的孩子们都是民工子弟,他们的父母在这座水晶般的城市从事着廉价但辛劳的各式营生。部分孩子甚至出生在上海,但始终不能明白上海方言里的精巧语调,更难以从身处的城市收获零星的优越感。而他们的老师张轶超,却是地道的上海人。
现在的久牵是一所为在沪农民工子弟提供优质和免费的课外教育的非盈利机构,服务对象不过百人。张轶超创办久牵的历史可以回溯到2002年2月,他就读复旦大学时成立了大学生志愿支教队。彼时志愿者的队伍超过百人,但至今惟有张一人在勉力维持。
高三时因病休学了一年,按照张轶超的说法,他在这一年中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开始愿意为促进一个自由公平的社会而努力。
而后,他进入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众多博导为本科生开课,于是“接受了最正统的复旦教育”。他觉得“思想再也无法往回走”。
成立支教队的初衷,源于2001年5月间,他偶然阅读到的一篇外媒报道,记述了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张轶超深受触动。“我此前一直忽略了这个群体在上海的真实存在”
10年前,复旦大学附近的江湾镇,张轶超时常去那里为自己养的蚕宝宝寻找桑叶。那里一片荒芜破败。有天鹅和野鸭,甚至老鹰也时常盘旋着。野蛮生长着的还有,聚居于此的外来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
张轶超召集数位同学,最终发现这些学校隐密地存在着。“昏暗的教室,用黑漆刷成的黑板,破烂的课桌椅,甚至粉笔只有半截。”张如是回忆。
吵闹的课堂,有的人在瞌睡,有的人在吃东西,惟有极少数人在听课。只有在志愿者带来糖果之类礼物的时候,这些孩子才能勉强安静。
让张轶超至今无法释怀的是,他陪同朋友带了一袋糖果去看望孩子们。待他们离开不远。老师将糖果抛洒空中,“老师把糖果抛向空中,孩子们狼奔豸突般地争抢。然后,就有人打起来,就有人哭起来……”
跟年轻人们的期望大相径庭。“在那里,没有感激,也没有感激之后的苦读,”张轶超感慨道,“他们的生活不是说原来有一块空白,等着你去填补,而是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是完整的。”
之后的数年,大量农民工子弟学校倒闭。而随着志愿者们的相继毕业和资助断流,久牵也陷入了短暂停摆。在这个繁华但不足够美好的城市,张轶超遭遇了和孩子们一样的极大落差。3年前,张轶超重新回到一所民办贵族学校,而他也从这个教职上,体会到这座城市深刻的阶层分裂。
学校的收费是穷孩子们无法想象的——高中部一年的收费高达8万。学校位于浦东的国际社区,宽敞明亮的不仅仅是教学楼,还有附近分布着的价值千万以上的豪宅。
该校的孩子将借助财富的力量,直接参加海外高校的入学考试——他们已经主动远离了饱受诟病的中国教育体制。而贫富的两极也正在让穷孩子们远离,但那显然是被迫的。
“正是这样的情感体验,让我不得不回到穷孩子们的身边。”白天的张轶超,和所谓的“富二代”们呆在一起;夜晚和周末,又带领着“穷二代”朗声歌唱。
张轶超试图拉近两群孩子之间的距离,“这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距离”。10月27日,张轶超组织贵族学校的孩子来到浦东唐镇育苗小学——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
但“富孩子”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民工子弟校的破败,“走进教室,一股怪味袭来,地板黑乎乎的,上面有大大小小的污点”,“桌椅就像用了一个世纪一样,坐上去就嘎吱嘎吱的响”,一位孩子事后记述道。
他们也无法忍受授课教师粗糙的发音:“COKE”读得像“扣卡”,孩子们甚至指出,老师混淆了最简单的“and”和“or”。
10年前,张轶超所目睹的景象,似乎没有进步。惟一的区别是,穷孩子们从城市中心区逐渐搬离至郊区。因为家境的贫寒与中心区渐起的繁华不够匹配。心态本就边缘的他们,所处的物理位置愈发边缘。
悬殊的贫富带来悬殊的价值观。张轶超愈发觉得,沿着泾渭分明的两条人生路径一直走下去,这样的两群孩子在未来注定无法相交。
而现在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从一开始就能够有交集,但困难如同“让白天懂得夜的黑”
他曾经告诉富孩子们,“如果看到一个女孩在遛狗,你们想到家里同样有一条可爱的狗,你们会感受到温暖;而另一群孩子却是怨恨嫉妒,甚至想杀死它,那么你施舍给他一片面包或者一袋钞票,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是个疯子”
一袭黑衣,时常沾染白色的粉笔灰。张轶超并不像衣着体面的上海男人。
不够体面的地方还在于,34岁的他至今单身,没有房产,时常面对父母的苛责,甚至职业志愿者的身份,也没有像同龄人一样,与大学时候的理想保持距离。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不偏爱哪一类人的教育工作者”,甚至不计较结果。
张轶超很怀念10年以前单纯的一切,“现在完全变味了”。
在张轶超看来,自己大学时代的志愿者,都属于“仰望星空的人”。现在的他,不得不陷入琐碎的考量。“我如何给大学生志愿者带来好处”。这些好处包括给他们敲章、颁发证书、写推荐信……张轶超学会了向现实妥协。
有一次,一个大一志愿者和孩子约定时间辅导功课。结果没有按时到。张轶超打电话询问,结果对方显得不耐烦,高声回应:你没看见外面的雨很大吗?张一时无语。
选择离开的大学生,也抱怨他的固执,“不能拿已经不合时宜的价值观来要求我们。”一位曾经的志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指责他“不合时宜”的,还有自己的父母。作为上海家庭的独子,张轶超本来应该按照父母的设定,考取公务员,然后进入规范而安稳的生活角色——立业、买房、娶妻、生子。大一时候的他,进入了学生会,而现在的他,只拥有两间狭小的单人房——分别在浦西和浦东的久牵教学点。
10年前的张轶超是家族里学校最好,学历最高者,父母乐此不疲以此作为亲友间的谈资,而现在两位老人却时常回避小区邻里的询问。“最害怕被问到现在儿子在做什么”。
“你让我们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这是最具杀伤力的一句话。
每隔半个月,张轶超还会回家。但是他竭力避免与父母相遇——夜晚十点,父母已经熟睡,他悄悄回到家中。次日10点,又趁父母外出而匆匆离开。“我害怕听到他们的数落”。
他形容自己像一个疯狂的艺术家,“因为选择了音乐,所以无法停下来”。始终对爱情无暇考虑的他,也在毁灭父母抱孙儿的想象。“我无法再承受来自另一半的施压。”张轶超说,“否则我等于在背叛自己,还不如杀掉我算了。”
“总得有人去”
现在的张轶超,习惯在音乐中寻找心灵安慰。熟悉他的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较之几年前的激进,他多了几分平和和隐忍。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所高中任教。彼时的张轶超甚至带领学生撕碎课本,另选篇目让学生学习。结果期中考试成绩陡降,遂引来校长的质问。
“20年后再来比较学生的水平”,张轶超如此答复。校长怒斥,“20年太久,只争朝夕!”
他授课的方式是如此诗意而又难以为周围理解,当时的一位同事依旧记得这样的场景,周末的晚上,几个学生匆忙赶来学校,这位老师询问原因。学生们回答“张老师说,今晚花房里的昙花会开放”。
数年之后,一位同学收到了张轶超的短信,邀请她去参加自己举办的音乐会。音乐会异常简朴,没有伴奏,孩子们身着纯白的上衣“用清澈的声音歌唱”。
2007年8月,张轶超带领孩子们进行第一次的“回乡之旅”,回到他们的原籍,为父老乡亲们歌唱。他给合唱团取名“放牛班的孩子”。
然而见识了农村的凋敝和衰败之后,这群孩子未加掩饰的功利和未经教化的粗粝无一遗漏地暴露出来——他们在城市不被重视,而在同龄的农村孩子里却有着足够但不真实的优越感。在他们的意识里,农村的语境已经与自己保持了距离。
生长在上海的他们,因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原本的严重缺陷,仅靠课外教育,这些孩子获得这座城市认可的可能性依旧很小。
无法停下来的张轶超,除了得到自己所谓的“活着的实在感”,甚至也“不会有什么壮阔的过程,因为就这么点人”。张曾婉拒了一家公益基金会开办学校的提议,“那样太累了”。
浦东救助管理站,一个身材矮小的孩子爬上课桌,用皲裂的手指着白墙上的报纸,“这是张老师喜欢的诗歌”。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报纸——《小草在歌唱》。
张轶超没有插手采编,仅仅在版面的留白处放上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美国诗人希尔弗斯坦的《总得有人去》: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他们看起来有些昏暗,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八哥、海鸥和老鹰都在抱怨,
那些星星已经老旧而锈蚀,
想换新的我们买不起,
所以请准备好你的抹布,
和你的打蜡罐,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本报记者沈亮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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