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现时代知识分子如何“以天下为己任” ——从“...

丁耘：现时代知识分子如何“以天下为己任” ——从“曹锦清道路”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由于社会大环境与文教单位小环境的变化，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面目发生了比较显著的转变。80年代热情关心文化意义与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分化。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多数脱离了公共论域，主要精力耗费于逐渐定型的学院建制内的种种体制化任务。其中有的知识分子，由于所属专业的特性，也通过学科的方式介入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大讨论，这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及政治学工作者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仍然保有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持续参与到关于中国社会状况与趋势的争论之中。这些坚守本位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阵营与光谱比较复杂，但约略地看，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

首先，勇于对现实下判断、开药方。关心现实本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我们不必以此要求学院知识分子——他们的天职是学科建设、申请项目。但公共知识分子既然以此自期，则我们不得不加以绳墨。现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心程度远远高于对现实的了解程度。中国社会现实是一个正在发生迅速深刻变化的、处于内外多重、彼此交织的复杂动态关系之中的巨大整体，仅凭局部的观察、过时的感受与零碎的印象，是没有权利对现实指手画脚的。与作为四民之首的古代士绅不同，现代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在社会主要阶层中占有名正言顺的位置（我们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这就是说，我们的法定属性不是什么“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主要生活在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学院环境中，从不调查研究而又垄断发言大权。这样的国家医生难道能开出可靠的药方吗？

其次，热中于运用理论。应该承认，公共知识分子仍保有一点理论表述的真诚热情，这是他们比拾人牙惠、以学谋食的学院知识分子高贵的地方。但这点热情的实现，仍基本依靠学院知识分子对西学的生吞活剥。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引进了——即使不那么同步——各种时兴的西方思潮。与被各种课题支配、埋头于引述西学的学院知识分子不同，公共知识分子确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但问题总是依据理论来表述和解决的。他们既不能在西学的问题脉络里历史地、全面地理解他们所运用的概念与方法，也谈不上批判地审视各种理论背后的预设与背景，更做不到面对中国现实调整、反省乃至改造自己从学院那里匆忙接受的理论前提。在现实与理论轩轾之处削足适履，无视现实或者裁剪现实以迁就理论的权威，这是当代公共知识分子面对现实要么无言失语，要么胡言乱语的直接原因。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缺乏通过全面观察现实建设合理社会理想的诚实、勇气与毅力。

再次，道德化情绪强烈。公共知识分子当然要有真正的道德热情，而不能只是干瘪贫血的理智动物。但情感愈深沉者，理性愈成熟；理性愈成熟者，阅世愈通达。让情绪压倒理性的心智是难成大器的。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不幸感情用事者多，理性行事者少。往往是激情洋溢的理想主义、冷漠厌倦的犬儒主义与玩世不恭的后现代主义交替发作，将理论、理想乃至教义混为一谈。或曲学阿世、见风使舵，为狮子的份额做狐狸的辩护；或怨恨难消、逢共必反，与体制在情绪上严重对立，这两种表现都谈不上什么成熟的独立自觉意识。前者有清客篾片的灵魂，后者则是典型的青春期心理。

在这么一个图景衬托之下，曹锦清其人其道确属异数。他观察现实、了解现实，但从不轻下药方；他读经览史，钻研西学，但心存警醒，从不滥用名相；他既热情洋溢又头脑清楚，既矫矫不群又世情通达，与肉食者游而能远谋，忠君爱国而又崖岸自高，见庶民则亲，见大人则藐。一言以蔽之，曹锦清不大像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更不象专业知识分子。他不那么狭隘，也就显得不那么专业。曹的行当算是社会学，不过不象该行当一般从业人员那么传承有自，没有专业学者那么多的家法和门户。

凡此种种，都给估计、评价曹锦清道路带来了困难。只有把这条道路放到合适的历史脉络中，才能比较恰切地理解并进一步推进其意义。下文只是一些需要进一步充实展开的提纲式观点。

一．曹锦清道路属于什么传统？

将曹锦清道路与出于不同旨趣做过地方调查的前贤做一对照，可以发现，他在精神气质上与梁漱溟乃至顾炎武比较接近，并籍此与儒学中的实学传统与乡约实践建立了半自觉的关系。曹对梁漱溟相当熟悉，曾经编辑过后者的文选，本人也有从哲学研究转向社会观察的类似履历。自《黄河边的中国》出版以来，随着视野的丰富与体会的加深，曹已逐渐意识到，自己所首要关切的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狭义的农村调查问题，而是中华民族的气运盛衰之数。本篇发言从道统开始，就是一个清楚的证据。笔者冒昧预言，曹对自己工作的性质和意义，会有更为强烈、更为自觉的道统意识；同时，他的这种自觉，也会加深我们对儒家传统的了解，突破儒生不是解释经文就是静坐存养的片面意见。曹曾口头表示，浩然之气不当在静坐处养，而当在天地苍生、奔走颠沛间养，此语是他实实在在力行体贴出来者，恐发千古未明之覆。

与此相应，曹在调查方法上综合了顾炎武、毛泽东以及费孝通等的一些特点。他着力比较多的是经济政策调整对农村生活的影响。在微观方面注意看似随机亲切的个人口头调查。这一点似乎接近费孝通，但曹不曾象费老那样对某个乡村做比较全面的调查，他的视野一方面更为狭窄（没有费老对社会组织结构的关注），一方面更为宏观——也因此难入专业社会学家之青目。就宏观方面言，曹除注重数据关系外，尤其将天下之山川形势、地方之历史沿革、国家之政令畅滞、阶层之消息兴替、人心之升降悲欣纳入考察，视野渐因此而开、胸次渐因此而弘。天地之间，万里行来，乃与斯民血肉相连。亲于天地山川即知，亲于苍生万民即仁。斯民既亲，斯道渐明。曹至一地，必先览地方志，以明山川形势、风俗嬗替；实际调查，围绕日常生活所透露之社会生活大要，未尝数数于叙述细节。这些特点，远绍顾炎武，近接毛泽东，与所谓学院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调查大相径庭。“知识分子”如欲以天下为己任，首先要亲自体察天下。就自然面而言，天下无非山川民情。走万里路，而后知天下；读万卷书，而后明天下之道。这个传统，本是士大夫之实学传统。如能接上这个传统，当代知识分子或者还有自救之机。



二．如何理解农村调查工作的意义？

上文说过，曹锦清对他工作的意义是半自觉的。这就是说，他虽然对乡村调查与天下关怀之间的积极意义日益重视，但还没有足够清晰具体的考虑。这与毛泽东梁漱溟等有很大的区别。曹是下学上达，通过调查积累了关于农村的丰富经验之后，逐渐在心中展开更宏大的抱负与更广阔的图景（在当代的三农问题专家那里，似乎只有贺雪峰也这样慢慢接触到了更大的文明整体问题，其余多不免就农村谈农村）。毛梁等则一上手就处理的是全中国社会的问题，无非从乡村入手解决这个大问题而已。我们且引梁漱溟的原话：

“乡村建设理论在我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因为这是我从对中国问题的烦闷而找出来的答案。”（《乡村建设理论. 引言》）

“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这最末一层，乃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乡村建设理论.甲部 一.丁.》）

他在文革中草就的著作中更进一步说：

“中国人意识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而于国家观念则缺乏……其过去政治生活的消极，在今天必然改从积极，同时其君主制度必须改从民主，这都是无疑义的。但这要从实际生活上慢慢培养成功，断非一纸宪法空文所能奏效。我以一个生长大都市（北京）的知识分子而发愿投身乡村建设者，最初动机就是想从小范围的地方自治团体入手以养成国人从事民主政治生活的能力。中国要走向民主，全在从散漫转进于组织，全在国人学习组织团体来生活……中国人在集团生活上既病在向心力不足矣，则必进求组织以补救之……此在四五十年后之今天回首看来犹是对症下药，未云有误。”（《中国——理性之国.第二十四章》）

这些话清楚地表明，梁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总方案是建设新的基本社会组织，与老中国的家族本位与近代西方的个人本位不同，该组织是以礼俗调节的团体生活单位。乡村建设只是团体生活建设——社会建设之入手处而已。

梁建设先行，曹则首先做调查了解。这点互有短长，梁对中国社会并无系统的调查，是以有三个基本的错误判断导致了乡建运动的失败。首先，农村只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中国社会不仅是农村社会与农业社会。工业化与城市建设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趋势，不在这个大趋势下观察农村的命运，一定会被时代抛弃。其次，中国社会问题总解决固然在于后家族的团体建设，这点丝毫没错。但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需要而言，该团体不能是地方自治的小团体，而应该是现代国家。回避国家建设的社会建设是没有前途的。历史证明，梁漱溟对中国难以建立现代统一国家的悲观判断是错误的。中国的任何社会团体建设都只能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大前提下实现。最后，同时解决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基本团体是强大有力的革命政党。构建这个政党的基本因素是组织纪律而非乡约礼俗，这个政党进行治理的首要前提是移风易俗，推动宗族解体（这个解体过程并非由该政党肇始，无非由其完成）。这就解决了梁乡建运动中的最致命麻烦——乡绅阶层解体之后，新风俗由谁担当，新乡村由谁治理？

毛泽东道路的实践遗产，与梁漱溟道路的理论遗产，是我们批评曹锦清道路的两个基本尺度。曹的调查中，似乎没有把处于城乡互动关系网络与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网络——这两重关系网络是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之一——之中的社会组织考虑在内。他对于这两重关系网络是有清楚的注意的，这是他高于梁漱溟的地方。但他没有明确地从社会组织整体建设着手（或者说仅从乡村的经济-家务一面着手），也没有把城市的同一问题考虑在内，这是他的调查需要改进的地方。

什么是天下？从社会理论看，天下首先就是基本社会组织及其生活礼俗；从文明理论看，天下就是作为主导生活方式的文明传统。这是“天下”的非物质自然一面，是超越山川形胜的层面。这也是顾炎武、梁漱溟首先关心的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把曹锦清从事的实际工作与他自觉到的远大抱负结合起来。

三．作为社会建设与国家建设中介的精英教育

毛泽东的遗产——新中国的社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成就是现时代任何实践的根本前提。毛在社会组织方面留下了几个基本贡献，这是他比梁漱溟成功的地方。就乡村而言，毛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一方面为农业发展的基建规划与农民的团体生活及其治理做了成功的探索，另一方面也大力支持了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建设，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必要的原始积累。在城市，毛建立了单位制度，一方面借助单位通过经济计划逐步实现国家的基本积累与基本建设，另一方面也以单位为中心满足了市民的基本社会保障需求。这就以他自己的方式，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梁漱溟的理想——中国人进入了团体组织的生活。在社会建设方面，之所以毛成功而梁失败，这与毛通过国家政令的计划调控分不开。毛并非就乡村建设乡村，而是通过动员乡村进行武装斗争，而后获得国家政权，再通过国家建设推行包括乡村建设在内的社会建设。

旧中国一盘散沙，这是各方政治势力都看到的问题。惟独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组织化，社会团体建设需要一个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也就是国家进行推动，而国家则需要另一个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团体——也就是列宁主义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政党来进行建设。这可以说是一种组织化强度下推的过程。一盘散沙归根结底只能依靠中央集权由上而下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团体生活传统的国家，决无由社会自治解决根本建设问题的可能。这就是说，与西方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基本结构不同，毛时代中国实践领域的三要素是：基层组织（人民公社与单位）-国家（权力部门）-政党。只有反省来自西方的国家-社会对立的理论，反省来自西方的政党国家理论，才能准确地解释毛时代社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成就。在社会、国家与政党三种团体建设中，最根本的团体建设是政党建设。中国的政党成员不仅是政治组织的一员，而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整合力量，在宗族解体、士绅消亡之后，政党成员作为替代性的基层精英担负起了社会整合与政治治理的使命。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随着人民公社制度与全能单位制度的终结，中国社会遂从一个集体主义式的团体社会转到了一个对于传统而言比较陌生的，近似于个人本位的社会。同时，与西方的成熟的个人本位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仍然有集体主义的残留传统，有家庭幸福的残留理想，有高度组织纪律与丰富执政经验的政党，有古代典籍及其残留的解释传统，这些都是我们解决现时代问题时可以加以运用的特有资源。

在这样一个时代，继续推进曹锦清式的格物致知道路，全面观察现实，深刻体会生活，密切注视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与发展趋势，在前人各种遗产的基础上解决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之间的各种实践问题，乃至在这样一个基本环境中解决人生在世安身立命的最根本问题，才是现时代知识分子的真正天职。

载于《经学、政治与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第三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