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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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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作者：戴明朝

   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裹挟着全球化浪潮冲涮着全球每一个经济体的时候，特别是当人们了解到的真相是——眼看着甚至亲自导演乃至亲自玉成了海啸的华尔街巨头们，恰恰是全球最优秀的商学院的最优秀的学子——时，我们有理由对大学的使命进行重新思考：大学在为经济共同体不断培养“杰出人才”的同时，是否遗落了什么？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走向社会关注前台的中国大学校长群落，在思考教育新格局的时候，是否有比“211工程”、“百篇博士优秀论文”、“研究型大学”、“核心论文”等更为紧要的使命呢？透过公众的关注，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社会对新任大学校长有三重期待：

　　首先，人们希望大学校长是一个价值管理者。从社会的层面而言；大学曾经是社会价值的引领者，是国家价值的校正者，甚至是人类价值的集散园地。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在众多价值的多元繁杂中，为飞速滚动的社会齿轮提供校正的需要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从大学自身的层面而言，大学作为一个思想激荡、青春飞扬的园地，作为一个知识场，也到了以鲜明的价值凝聚师生的时候了。在新一轮大学校园物理空间的拓展中，如何让每一个新建的建筑群黏附上只属于“这一所”大学的灵魂，如何让多校区的学子们仍然可以走在“这一所”大学的先贤们曾经踯躅的小路上再沐春风，已经变得刻不容缓。而唯有粘合了时代气息、全球理念和大学自身特有传统的价值以及这一价值的现代传播和文化播撒，大学才会在多个围墙的转换中仍然葆有其精神的绵延，才会成为“这一所”大学的师生员工念兹在兹的家园。而作为价值管理者的校长，首先要做的或许是真正回望来路，看看这所大学的底色上有多少灵魂仍然在注视甚至揪心着当下校园中的红男绿女，并以其着作风范和薪火相传注解着这所大学特有的精神；然后用可能的手段让他们的目光显性化，现代化数字化的手段已经可以很好地将这一价值传统仪式化为音容笑貌；其次，或许需要建立起一种为“这一所”大学特别珍视的仪式来铭刻每一个季节轮回中的重要日子——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教授的聘任与退休、校庆日和教师节——确立一种唯有“这一所”大学才有的价值场；第三，将校长的每一次致辞当成一篇播撒价值种子的良机而不是行政化的程序，将这所大学的校史馆里讲述的人物、凝练的校训与这所大学熟悉的语言、神韵和故事糅合起来，变成一种价值增熵的坩埚。

　　其次，人们希望大学校长是一个知识管理者。今天，我们不仅需要从知识经济的角度重新审视大学的知识生产、知识交流、知识传播和知识的转化；而且需要从知识积聚、知识进化、知识嬗变的维度重新发现大学的功能。当大学演化成知识产业的起点与源泉的经济时代，大学更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知识自省始终守护其作为思想策源地与知识萃取炉的要义。作为一个知识管理者，大学校长或许首先需要为知识的涌现、知识的流动、知识的生长营造氛围、提供机会，并理直气壮地为知识本身而辩护——纵然知识可以资本化——但知识本身有其自在的价值和自为的需要，而不能任由资本化的浪潮席卷大学的知识生产链条；其次，大学校长要让所有的知识生产者——无论是声名卓着的教授还是乳臭未干的学子——确立真正平等的讨论氛围，并为确立基于知识与真理面前所有人都是谦恭奴仆的谦逊感之上的平等感而不懈努力；第三，要为让每一个知识生产者体会到知识创造的成就感和知识涌现的愉悦感而作出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安排：让所有的知识追求者、知识生产者和知识的沐浴者可以自由交流、激烈驳难甚至毫不妥协却仍然服膺知识自身的逻辑，即便高傲却仍然理智，纵使感性飞扬却依然文质彬彬；第四，要确立一种机制，让所有校园中的人懂得知识创造每天的奇迹，能够与这一不断演化的知识谱系保持开放与动态的兼容。他们既自觉地恪守学术的规范和知识的产权，但同时更加自觉地将知识传播看得比知识产权更加重要；他们不仅会随时对同仁们正在生长创造的知识保持开放的兴趣，而且随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唯有汇入知识谱系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生命。

　　最后，人们希望大学校长是一个情感管理者。当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了价值追寻、知识创造对于这个时代特有的魅力和不可或缺的功能时，我们有理由要求大学校长更加深刻地追问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选择大学？为什么选择“这一所”大学？对于广大学子而言，他们对大学的选择不能理解为是高中毕业到工作单位之间的一个过度——尽管从时间系列来看确实如此——而是选择将自己生命中最富创造性、探索性和求知欲的时光交由知识吸取、知识交流并在此过程中塑造价值、凝练信念、确立人生选择的必经之路；而对于大学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大学，不能仅仅视为他们诸多职业系列中的一个可选项：对于其间真正理性的选择者而言，选择大学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与已经庸俗化甚至滥俗的理解不同的是，在这里，生活方式其实是一种内化着情感需要的灵魂安顿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情感管理者的大学校长，应该为教师员工营构一种情感的家园感。他善于倾听，哪怕有些正当的要求未必件件有落实，但在每一个无奈的决策背后，能让人体会到他的倾心与努力；他愿意沟通，每一个决策出台的前后，都有他与许多人非会议、非座谈的交流为依据，尽管会议、座谈也是必不可少的形式和载体；他懂得大爱，每一个在校园里走过的灵魂都相信，与校长身影擦肩而过的瞬间，也能从匆匆一瞥中读到充满了心疼的欣赏和宽容的鼓励；他坚守信仰，大学应该是一个家园，尽管出去了必须懂得如何说话，但在家里你是一个自由的灵魂，只要你认同这所大学独有的理念，至少你不违背所有大学都必须认同的底线。

　　我知道，许多人包括新上任的不少校长们都会觉得，这样的要求过于奢侈而变得虚妄、过于理想而显得高蹈。但是，我想，这样的期待不应视为无物。因为，今天，我们的大学在高楼广厦甚至SCI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哈佛、牛津——在本来的意义上他们就不应该是中国大学的老师更不应该是唯一的老师而仅仅应该视为我们的大师兄——我们却仍然惊讶地发现，这些漂亮的建筑群落离理想的大学仍然很遥远，甚至越来越远。我们需要面对大学真正的使命，特别是此时此刻此地此国的使命。而我相信，你也一定同意，当我们的大学校长们致力于价值管理、知识管理和情感管理的时候（我认为，其他行政化的事务包括找钱和找人，许许多多的副校长和各类行政部门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211工程”、“百篇博士优秀论文”、“研究型大学”、“核心论文”等等这一系列概念会变得生动起来，甚至会涌现出来——它们，本来就不应该是大学管理的目标而应该视为大学管理的副产品。尽管眼下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些仍然很重要，但再也不能让其唯一重要下去了。

　　我们需要的大学是价值的家园、知识的家园和情感的家园。这一天，我相信，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