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中国CEO温家宝谈中国现状与发展

独家专访中国CEO温家宝谈中国现状与发展(文/视频)综合新闻
北京１２月２７日　总理温家宝２７日下午３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就当前经济形势、明年经济工作和其他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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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承] 先请总理跟大家讲几句话。
[总理]  今天接受新华社的采访，感到非常高兴。这次采访主要是谈过去一年我们国家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作为政府总理，应该把真实情况向人民讲清楚，这是我的义务。同时应该给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
这次采访还不代表我每年答应的要同网民们进行一次在线交流，在“两会”之前，我还要同网民们见一次面。谢谢你。
[记者]  谢谢总理。您这次接受新华社的独家专访，非常感谢您利用周末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想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一年来，国际金融危机是我们应对的一个主题，可以说惊心动魄，一揽子计划力挽狂澜，您亲身经历，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大家想知道的是，您对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能打多少分？您最满意的是什么？最遗憾的又是什么？
[总理]  过去这一年，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如果回忆起来，去年冬天的时候，当金融危机突然袭击我国，企业遭受了很大的困难。我记得我看到码头上堆积着大量的矿石，这些矿石都是当初用高价买来的，可以用到今年的6月份。当时的波罗的海指数由上万点猛降至几百点。
11月份，我在深圳考察，然后又到东莞，我发现许多企业非常困难。中国最大的一家集装箱厂竟然一个集装箱的订货都没有，大批的工人回家了，许多农民工返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都是非常沉重的。不知这场灾难能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多大的损失，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长时间。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果断地采取了应对的政策和措施。应该说，通过全国人民一年的努力，我们稳住了经济、稳定了就业，保持了社会的安宁，这是我心里感到慰藉的地方。因为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许多工作还没有结束，现在打分还为时过早。但前一阶段的工作，我们是有效的，全国人民应该引以为自豪。应对这样一场大的危机，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一些困难。
比如，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我们信贷保持得更平衡一些，结构更合理一些，规模更适当一些，那就更好。我们在年中时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且努力加以纠正，下半年的情况有所好转。因此，我们一定要善于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再接再厉，把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作做得更好。谢谢你。
[记者]   听了总理这番话感觉很振奋。尽管您刚才讲了，现在应对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但从现在我们所做出的关于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国答卷来看，历史肯定会给出一个高分的，包括国外现在对我们应对金融危机还是高度肯定的。
[总理]  其实这个分数还得靠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最终靠人民的评价。
[记者]  今天是星期天，您没有到外地去考察，好像有点破例了。来之前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应对金融危机以来，您到外地考察的次数有36次，而且常常是利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我听说在您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总是要提前地把行李打好，准备随您到外地去出差，已经形成一个惯例了。我想温总理在一趟趟考察中肯定有很多故事，请总理讲讲，还想请总理谈谈，这些考察对您的决策有什么样的帮助？
[总理]     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我确实加快了工作的步伐，经常下到基层，已经走了20多个省（区、市）。我跟基层的同志讲，我说我要跑遍各地，直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最后胜利。我下到基层其实主要办三件事情：第一是传递信心；第二是了解情况；第三就是研究制定政策。
这里我可以讲一个实际情况，“风起于青萍之末”。2008年“两会”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曾经就讲过，今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
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国内国际不确定的因素多，因而决策困难。但是我不是个预言家，我没料到5月份会发生汶川特大地震，我也没料到紧随着而来的金融风波袭击中国。其实五一节我在宁波的时候，已经看到企业开始出现了一些困难。
忙完抗震救灾工作以后，从6月底、7月初开始，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密集的到外地的调查研究。7月上旬的一天，我在无锡参观一家纺织厂。在纺织车间里，机器轰鸣，什么也听不到。出来的时候，我跟厂长讲，我说咱们到屋子里去谈一谈。我们几个人就坐在一间小屋里，厂长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温总理，你来访贫问苦了，你要听真实情况，还是要听一般情况？”我说我当然要听真话。
他就给我讲了企业碰到的各种困难。这些调查使我已经清楚地感到：国际金融危机的风波首先波及到沿海发达地区，首先影响到外向型企业。年中我们在分析经济形势，确定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时候，已经改变了我们原来确定的方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开始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利率，提高出口退税率。
以至后来到11月4号，正式出台应对危机、扩大内需的十项举措。其实这都是通过调研并精心论证研究的结果。现在看来，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出手还是快的，而且各项政策措施的力度也比较大，工作抓得扎实。
后来通过不断地完善这些政策措施，形成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大部分都是从基层得来的。
现在恐怕很少人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就是4万亿投资了，其实我们的一揽子计划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是一个兼顾当前和长远，应用市场和宏观调控两只手，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案。
这个方案大体分四个方面：一是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包括结构性的减税；二是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制定；三是大力度的科技支撑；四是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四个方面是一个统一体，构成了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完整的方案。
这是我们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也是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谢谢你。
[记者]   其实在刚才您谈到您下去考察的一些情况，当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您提的一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时间赛跑，跑过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我们一系列的政策出台得非常快。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当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我们就把一揽子政策计划出台了。
[总理]    我没有进行过统计，但是你讲的确实是事实。如果我们查一查那一段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几乎是每一周都在出台新的政策，这些政策都围绕着扩大内需、应对危机。比如家电下乡，后来发展到汽车、摩托车下乡。以后又制定了1.6升以下小排量乘用车购置税减半的政策。然后又实行了家电、摩托车、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
我只举一个例子，我们加大了对农民的农机补贴，由2008年的40个亿增加到140个亿。所以这些政策都立竿见影，有力地扩大了内需，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记者]   我再提一个关于您出席国际会议的问题。人们注意到，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您出访和参加国际会议的次数比以往多了，在与世界携手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舞台上，请问总理，中国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总理]   这场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应对，必须加强合作，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危机。你可能还记得，我在亚欧会议上曾经用6个字来概括国际合作，这就是信心、责任和合作。所谓信心，早在去年9月份我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时就第一次提出：“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然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主动的行动，在年初我访问欧洲四国的时候，除了传递信心以外，在最为困难的时候，我们决定向欧洲派出两个采购团。
所谓责任，就是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把麻烦留给别人。中国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所谓合作，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年为应对金融危机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同主要经济体加强政策交流，形成一致应对危机的共同力量。我们扩大了同一些国家货币的兑换，贯彻“清迈协议”，建立了东亚地区货币储备库，并且开始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采取的行动，有利于国际之间联手来应对这场危机。
[记者]    谢谢总理。我想提的下一个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推动着世界经济结构的一个大调整。面对抢占科技制高点这样一个大的竞赛，我们中国该怎么行动？
[总理]    其实到今年9月夏季达沃斯会议期间，全世界应对金融危机应该说已经看到成效了。我曾经讲过，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世界开始看到一缕曙光，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应对这场危机当中，因为开始比较紧张，我们集中力量在应对上。到今年下半年，我们开始有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过去应对危机出现的问题，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的未来。
我们作出了一个判断，就是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会带来一场科技的革命或者说大的变革，而决定应对经济危机取得胜利的关键还是在人的智慧和科技的力量。
下半年，我们开始考虑对产业的科技支撑，着手研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我记得有一次在无锡中科院物联网研究所参观，我在那里遇到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他们许多是从海外归来的学子。
他们给我介绍什么是物联网，物联网就是传感器加互联网，也就是说通过传感器可以将互联网运用到基础设施和服务产业，它有着广阔的前景。为此他们起了一个很生动的名字，叫做“感知中国”。我知道世界上都在考虑占领科技的制高点，也就是占领新兴产业的制高点，这些才真正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为此，我回到北京以后，连续召开三个座谈会，有科技、经济和企业方面的人士参加，来研究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家都感到，除了发挥诸如像装备制造业等我们传统的优势以外，应该大力发展互联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环保技术、生物医药，这些涉及未来环境和人类生活的一些重要领域。
[记者]    看到您的那篇讲话，题目就是“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
[总理]    通过这些调查和座谈以后，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科技界大会，总结和归纳了科技界、产业界、经济界提出的建议，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现在这个规划我们还在拟定当中，我们准备把它同“十二五”规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谢谢你。
对。其实我一直讲中国的经济问题，根本上还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常说的，我们经济上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的焦点还在于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地区结构、积累与消费的结构。更为重要的就是要运用科技的力量来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我在基层看到工人在车床上工作，我对他们讲，我说每一个部件，它的精确性、它的工艺水平都反映着，或者说都深烙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只有那些勇于创新并且精益求精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记者]    说得太好了。经济发展最终是为了改善民生。我们的一揽子计划民生是重点，临近年终，也想请总理解释一下一揽子计划在民生方面我们采取的政策以及带来的实惠，在新的一年里，改善民生还有什么新的计划？
[总理]    你说得非常对。我们经济发展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为了改善民生。在整个应对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始终把改善民生摆在重要位置。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提高了退休职工的待遇和低保的水平。
这里我只想说，今年我们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现在可以很清晰地划分为五个环节。一是新农合。二是在城市职工和居民中广泛地实行医疗保险。这两项工作涉及到每一个人。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参加新农合的已经超过8亿人，城镇职工和居民参加医疗保险的已经超过4亿人，两项加在一起已经超过12亿人。当然，也应该客观地说，我们现在的保障水平还比较低。
三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城市社区、农村乡镇以及村卫生医疗单位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四是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全国大约400多种，其目的就是改变以药养医的状况，解决群众看病贵的问题，这项工作还在进行当中。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我们为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筹备了8500亿元资金支持。这项涉及全国人民健康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切实把它办好。
第二件事情就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在农村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今年的试点规模大约是10%，但是实际上已经超过这个数字。这项工作实际上是把公共的财政资源向农村倾斜。大家知道，这些年来，农民为我们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甚至作出了许多牺牲。如果说你现在看工人的组成，大部分是农村来的。我们连续6年粮食取得丰收，是农民的贡献。我们完全取消了农村的各项税务负担，结束了几千年农民种田上税的历史，减轻农民负担大约1200多亿。与此同时，我们实行对农民种粮的各种补贴，几项最主要的补贴，合计每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也是1200亿。也就是说农民从过去要缴纳税费1200多亿，到现在国家要给他们补贴12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计算，而是质的变化。
我把话再说回来，我们今年开始试行农民的养老保险，也就是说通过两条渠道，一条就是国家财政，另外一条就是农民自筹。从今年开始，从试点单位开始，年满60岁的农民，每月可以拿到55块钱。这个钱并不多，但它跨越了一个时代。我仅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把民生放在重要的位置。
[记者]    您刚才讲的关于我们农村的很多政策都是历史性的转变，刚才你谈到农民，现在还有一个农民工的问题想向总理问一下。总理您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消息，今天上午十点就在新华网和中国政府网上公布了。
[总理]  是吗？
[记者]      对。网民们反映非常强烈，他们也向你提出了不少的问题，我带来了比较集中的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农民工的，是一个农民工朋友提出来的。最近他们非常关注放宽户口限制和养老保险跨省就业能不能一起转移的这样一个政策。最近国务院确实就这个政策已经很明确地作出了规定。他们想知道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安排？
[总理]     提起农民工，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五年前，我曾经为一位叫熊德明的农民工讨过工钱，前几天她给我来了一封信，她说她养了一百头猪，她希望人们都能吃上放心肉。我帮助她讨薪这件事，实际上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我更注重研究的是制度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研究涉及农民工的深层次问题了。
最近中央做出的两个决定。一个是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这是我们国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需要。这项改革的具体办法还正在研究，但我可以把思路告诉大家。首先，我们要解决那些常年在城里打工，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而又没有户籍的人们，让他们融入城市，和城里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待遇。
第二，由于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在大城市我们还要考虑大城市的承载能力，而首要的是要引导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和大的集镇安家落户。
这项工作意义重大。从经济上来讲，可以增强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扩大内部的需求；从政治上来讲，可以使农民工享受到与城市的人平等的待遇。当然，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我们还要坚持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济和社会制度。
[记者]       另一个问题是，一位网民说房价涨得太快了，一平方米一个月竟然涨了一千块钱，他们想请总理谈一谈房价的问题。
[总理]    我就知道网民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每天上网看到大量网民的意见，甚至很尖锐的批评。因为房子对于每个人来讲都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今年房地产有了比较快的恢复，但同时房价在一些地区和城市上涨过快，也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
其实如何使房地产建设能走入一个健康的轨道，首先还需要弄清楚政府要做什么，市场要做什么。既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发挥政府调控的作用。在这里我只讲一讲政府应该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的改造。
对这两项工作，在资金、土地以及税收上，都要给予优惠和保障。
第二，要鼓励居民购买自住房和改善性用房。但与此同时，要采取措施抑制投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住房必须坚持安全、经济、适用和省地的原则，特别要重视中小套型和中低价位房屋的建设。
第三，要运用好税收、差别利率以及土地政策等经济杠杆加以调控，稳定房地产的价格。
第四，要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打击捂盘惜售、占地不用、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的行为。我觉得只要政府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制定长远的规划和政策，使我国的房地产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局面，这是可以做到的。谢谢。
[记者]    下一个是关于物价的问题。您说过明年工作中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请问总理，这里通胀预期是什么含义？大家对物价问题也都比较关心，想听听总理您的意见。
[总理]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依然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经济工作的重点。而管理好通胀预期是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是保护人民的利益。
我们提出这三者的结合，就是说我们已经开始关注到一些通胀预期问题：第一，就是国际大宗物资价格的上涨可以传导到国内，比如像石油、棉花；第二，就是今年货币的发行可能影响到通胀的预期；第三，就是明年物价有一个“翘尾”的因素；第四，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CPI刚刚由负转正，PPI也还是负的。
但是我们要预见到通胀有可能出现。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又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的问题。物价如果不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对于一部分人来讲可能不成之为问题，但是对相当数量的中低收入者，尤其是贫困家庭，就会成为很大的负担。
我们必须给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使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物价上涨都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这样经济才能够顺利地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提出来就说明中央重视这个问题，并且把它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方针。
[记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产能过剩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老问题。现在有人说，现在的产能过剩和4万亿投资有关系，想请总理讲一讲，到底这个问题怎么看？再有，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办法去解决这个老问题？
[总理]      其实产能过剩是一个带有全球性的问题。它的最基本原因就是需求的减少、市场的萎缩而造成生产的过剩。在我国除了这个一般的规律以外，还包含着我们原来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加以解决。
我想，解决产能过剩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采取经济的手段、环境保护的手段、法律的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淘汰落后的产能，限制过剩产能的发展。特别是要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这些产业的发展。
另外一个方面是人们不太重视的，那就是通过技术改造可以使过剩的产能在一些新的领域发挥新的作用，这就需要加强技术投入。总之，淘汰落后产能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从全球经济的视野来加以把握。
有人说产能过剩同4万亿投资有关，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议论。我是这样看待的，4万亿投资，中央新增投资1.18万亿，在今年只完成了一半，大约5900亿。这5900亿当中，我们大部分都放在了安居工程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就是路、水、电、气。还有环境保护和技术改造。
还有一部分是安排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像京沪高速铁路，以及重要高速公路的联网，这些将会在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起作用。我可以保证地说，中央投入的资金没有上一个工业项目。
[记者]       听到您这番解释之后，我想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误解都会消散。再提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鼓励民间投资的问题，总理肯定听到过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两道门”的说法，现在民间投资进入一些领域，遇到两个门，一个是“玻璃门”，看着可以进去，真的想进去的时候，头上会撞个大包；还有一个就是“弹簧门”，刚刚把脚挤进去之后稍稍不小心就被弹出来了。我想问总理的是我们怎么样拆除这两道门，鼓励民间投资呢？
[总理]      其实民间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经济复苏的情况，所以投资从政策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又要坚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灵活而且大多在服务领域，可以解决就业问题。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市场树立起信心，使投资者树立起信心，来扩大民间投资的领域。
第二，就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就是你方才讲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我以为最为重要的就是扩大准入，简单说来，凡是政府政策没有规定不可以进入的，都应该让民间资本进入。一个国家民间资本蓬勃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象征，是有活力的表现，也是自信的表现。
第三，我们要在税收、贷款以及其他方面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我相信，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民间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会蓬勃发展起来。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所谓的民间资本所投资的领域已经非常广了，很多是创业型的，包括我们大学生、农民工以及从国外回国的海外学子，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创造、开辟新的创业领域，我对这点是抱有信心的。
[记者]      刚才我们谈的是国内的问题，现在我们谈一个有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外经济关系中间出现一些热点问题，比如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厉害，尤其是针对中国的。一些国家又要求人民币升值，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办？
[总理]       我曾经在中欧南京会晤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过，现在不仅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出现了借环保的名义搞贸易保护。他们以各种方式来制造贸易壁垒，这对于中国外向型产业，特别是出口，压力很大。
当然，我们自己要调整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我们在国际出口市场上的份额。
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和各国一起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新的进展。因为我以为，世界经济如果像一潭死水一样，那是不可能发展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做。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确实像你说的，今天我们涉及到贸易纠纷的案件是近年来最多的，因为圣诞节刚过，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浙江一个省圣诞产品外销国外的比常年降低28%。这里有外部需求的减少，但是也有各种形式贸易壁垒来阻挠贸易的正常往来。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人民币升值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家还记得在1998年那场金融危机当中，我们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国际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我仍然以为，在世界主要货币接连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那种以各种压力来迫使我们升值，我们绝对不会答应。我曾经这样对外国朋友讲，我说你们一方面要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又采取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其实质就是要抑制中国的发展。这可能是我们明年对外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记者]     尤其是今年的出口下降还是比较多的。
[总理]     是的。
[记者]     明年的出口形势确实不容乐观。
[总理]     是的。
[记者]     与对外关系比较密切的还有，您刚刚出席的哥本哈根应对气候变化大会，这次会议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据我所知，近60个小时里您只休息了几个小时，现在会议结束了，一些国家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有着不同的解读。我想请问总理的是，我们怎么样看待？另外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总理]         会议结束，余波未了（笑）。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报道已经很多了，我不想过多地重复这些内容。我一直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我们一直本着对中国人民负责和对世界人民负责的精神，来积极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如果你回忆一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它规定的是发达国家要减排，同时规定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采取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是第一个制定出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国家。同时，在没有任何国际援助的情况下，我们自主提出了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这体现了中国高度负责任的态度。
我只讲一个问题，有的人说不要纠缠历史。不是纠缠历史，而是历史客观存在，必须正视。因为不正视历史，也就不会懂得今天国际社会存在的贫富差别，更不会懂得发展中国家谋发展还是他们最重要的诉求。《公约》和《议定书》最基本的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这也是从历史和国情的判断而作出的。
前两天我看一篇文章，深有体会。作者说在哥本哈根会议开会期间，他想起南方的老母亲还在点着煤火炉来取暖。像这样的情况可能英国人的儿子们感受不到了。
我们必须正视下面这样一些事实，就是世界上还有16亿人没有用上电，还有23亿人是用煤甚至柴火来取暖和做饭。中国这些年是发展了，但是人均用电量还仅达到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千人汽车的拥有量也还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困面大，依然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绝不会再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但是，我们必须为中国的发展争得应有的权利。
中国这次参加哥本哈根会议是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我们可以说我们尽心、尽力了，而且尽到责任了。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直到我17号参加会议的时候，还没有一片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大量的斡旋，积极地推进，使哥本哈根会议总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觉得世界各国都应该肯定会议的成果，并且向前看，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凝聚共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一定会继续坚持这个方针。
[记者]      其实，事非经过不知难。总理是抱着诚心、决心和信心而去的，中国确实为应对气候变化尽了自己的力。现在提一个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出现了刺激经济政策是否应该退出的讨论。我们明年还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理，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总理]      这是一个很重大而且很严肃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世界经济是互相联系的，但是各国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政策退出的时机和方式也可以是不同的。我们之所以提出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保持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一定的力度和合理的节奏。
就是说，我们在对待经济复苏和经济持久发展这个问题上持十分审慎的态度。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经济企稳向好并不等于经济根本好转”。其实，经济根本好转也还不等于我们的经济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我们现在还面临许多问题，主要是：第一，国际环境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一些国家的经济虽然开始恢复，但还可能出现反复。外部需求持续减弱这个趋势还是难以转变的。
第二，虽然我们的经济开始好转，但是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运行，许多还是靠政策的支持，内在的动力和活力还不足。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把我们刺激经济的政策退出的话，就可能前功尽弃，甚至使形势发生逆转。
当然，我们也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来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方针。就投资来讲，今年的投资已经注意向民生倾斜、向环保和技术创新倾斜。所以，明年的投资力度不减，但其内涵也要发生变化，就是要更加重视发展社会事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更加重视节能减排。总之，中央是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才确定明年的大政方针的。但是，我们在执行过程中，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提高政策的针对性。
[记者]     其实我国经济的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想请问总理的是，这个时期会持续多长时间？再一个就是经过这个时期之后，中国经济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新的面貌？
[总理]     其实如果把企稳回升和根本好转，以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划一条什么界线是很难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好当前的事，同时又要筹划未来的事。所谓“作好当前的事”就是把应对金融危机的各项工作继续搞好；“筹划未来的事”就是为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我们正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我们要结合制定“十二五”规划总结前一阶段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的各项工作，并且为未来发展明确方向、制定政策。
[记者]    我们知道，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间，总理有不少名言。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您说“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中国经济出现积极变化的时候，您说“希望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给各国、各企业和世界人民照亮方向。今天，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得到了巩固，新年又快到了，总理您有什么话要对全国人民讲？
[总理]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们面前是一条不平坦的道路，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很多灾难，但是独立不惧、百折不挠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新的一年快到了，我希望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要坚持。“胜非为难，持之为难”，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要继续保持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更加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努力奋斗。中国的明天大有希望。
[记者]   总理，让我们共同坚持。再次感谢总理接受我们新华社的独家专访。我的提问就到这里结束。
[总理]   谢谢新华社。
[记者]   在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祝福总理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