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清：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

        胡绳同志是我尊敬的老师和老领导。50年代初我在马列学院进修时老师给我们讲中国近代史，印发的讲课提纲，至今我还保存着，这是后来成书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名著的雏形。学习结束后，长期在老师领导下工作。老师的著作，是我最爱学习的。因为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善于并敢于表述自己的看法，说理细致周密，能用简明生动的文字对复杂的问题作出易懂的说明，如《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等著作，都是我反复学习的。差不多他的著作每一出版，我都认真学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书出版后，老师即送给我一部。我不仅自己学习，还给一些年轻同志购买一些一起学习。这部书和50年代的讲课提纲，现在已成为我珍藏的永久纪念了。胡绳同志作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更多的丰硕成果。胡绳同志是追求真理的，特别是当发现自己一些观点不当之时，勇于公开自我批评，这在《胡绳全书》中表现得很明显。老师写的书，有的让我参加先读，提意见，我对老师写的书，除了学习他的精辟论述外，还采取苛读法，尽量挑毛病，读后往往写好多意见。这样做，岂不是对老师不敬!不是。对胡绳同志，吾爱吾师和吾爱真理是一致的。这些所谓意见，实际上是向老师汇报学习心得而已。在接触中，深感胡绳同志在党性、组织性方面是很强的。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始终坚定执著，积极进取，毫不懈怠。胡绳同志工作异常勤奋，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胡绳同志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

        胡绳同志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为主，按照党的要求，转为研究中共党史为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许多重要的论述。胡绳同志在1990年10月1日出版的《真理的追求》第4期上发表的《必须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一文（已收入1998年出版的《胡绳全书》第3卷上册），也是我反复学习的重要著作之一。这篇文章阐发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学习这篇著作，进而学习探析胡绳同志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史学思想，看看他们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历史的，对于我们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优良传统，是有益的。

        胡绳同志在《必须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一文中，提出了研究总结历史经验一个根本性的命题，就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这同列宁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的集中表现。对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可以避免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逐步使问题深入到事物的本质，逐步达到全面、深刻地认识问题，从而得到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

    为什么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文章明确指出，是“为了有利于今后的实践”。这是胡绳同志的一贯的史学思想。有人认为研究历史不能也不应该强调为现实的实践服务。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任何历史研究，都不能脱离为现实服务的问题。但是，只有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才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得更聪明一些，才能得出有益于新的实践的借鉴与教育，才能有助于在新的实践中坚持正确的，克服错误的，做得更好些。

        那么，研究总结失败的历史教训有什么意义?文章认为，只有成功地达到预想目的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才可以被称为真理；反之，就是错误的，或者尚未被证实的，但是在最后成功以前的每一次失败，并不是根本推翻了预想；在失败的经历中固然包含着错误，但也包含着成功的因素。不断地总结这些失败的经验，可以使预想更完备，并且终于达到成功。通常所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其中，就包括着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失败不能转化为成功，错误不会转化为正确。

        为什么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掌握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比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是更难些，或更难得多?在什么意义上说呢?文章认为，从以下两点来说：“第一，社会历史现象不像自然现象那样，反复地完全同样地出现。物质生产和科学实验，一次失败了，可以在完全同样的条件下重新进行，但社会历史实践就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形。第二，社会历史现象是人们自己的活动所形成的。人们在认识社会历史过程，特别是自己所亲身参与了的过程时，往往因为有某些主观成分的干预而不能真正做到客观地科学地全面地去进行分析和研究。如果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在研究以自然现象为对象的实践经验时，人们必须注意破除成见或偏见，那么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中更加需要注意这点。”

        人们总结历史实践经验的认识是否正确，如何检验（这个问题在史学界有不同认识）?文章认为，这个方面的认识是否正确，只有经过阶级斗争和社会建设实践的考验，才能判定。要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证明。

        为什么同一个历史现象，不同的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文章认为，这是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反映。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要想得出正确的总结，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上，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如实地认识中国的矛盾，并对党内错误倾向和实践中的错误进行科学的分析。胡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使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不讲别的，只讲错误、缺点、失误，并且竭力加以夸大，进行攻击，特别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攻击，企图根本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徒劳的。

        为什么历史的经验对于现实的实践还有用?文章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的好经验，许多对于社会主义时期还是有用的。例如，注意从思想上建党的经验，群众路线的经验，统一战线的经验，等等。文章还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为什么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为什么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说明这些根本问题也离不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当然，对于历史经验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来运用并加以发展，不能简单地袭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做许多新的工作，当然更不能完全靠过去的经验。因此，满足于过去的经验是不对的。

        怎样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应当是一个常论常新的重要课题。胡绳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分析的方法提纲挈领地表达了自己对几个难点问题的看法。

        一、关于1958年到1962年的“大跃进”。文章一方面认为，号召全民土法炼钢，提出几年“超英赶美”的口号，是错误的，不但违反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而且违反了自然科学的规律。这些错误的教训应该吸取。文章另一方面认为，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到1969年建设的大中型企业，主要是重工业，2/3的项目是在这三年中开工的。这三年中，在钢、铁、煤以及轻工业各方面形成一大批长期起作用的生产能力。大庆油田就是在这期间创立的。文章还认为，“大跃进”确实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在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下，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随后用几年才克服的很坏的后果，但同时也还是取得了许多成就。

        二、关于人民公社。文章认为，应该对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1978年以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全过程，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反封建的土地改革是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胜利，引导土改后产生的广大个体农民走上合作化是正确的。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发生许多偏差，要求越大越公越好，过快地搞到高级合作社，尤其是搞到人民公社，这里确有许多应当记取的教训。人民公社的体制后来虽然做了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是由于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弊病仍然没有根本消除。1978年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2年（指从1979至1990年的12年——作者）的经验说明，这样的改革是完全必要的。那么，从全过程来看，能不能说，农村是回到了合作化以前的个体经济，本来就不应该搞合作化，合作化毫无意义，完全错误?文章认为，不能这样认识，用这样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待如此复杂的历史现象是不可取的。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文章从三方面作了说明：第一，农业合作化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的。比如说，农民利用集体的力量，搞了许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是农民对农业所作的很大的投入。农业没有投入是不行的，只靠国家投入也是不行的，大量的投入要靠农民。如果只有个体经济，没有合作化，农民不可能做出那么大量的有效的投入。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几年，农业生产增长很快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过去多年间搞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挥作用。第二，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过去的集体经济的经验并不是一笔勾销了。固然各地情况不同，但是许多地方用集体力量办乡镇企业，办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服务事业，收效很大，而且很有前途。第三，旧中国的农村从来没有合作化经验（这种经验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那里是有的），有的只是“变工”的极低级的形式。土改后的农民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经验，知道合作化在哪些方面可以起积极作用，怎样搞就不行。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也许可以说，为学习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但是几亿农民进行了这种学习，取得了经验，这不仅对现在，而且很可能长期起积极的作用。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文章对这一复杂历史事件，阐发了一些非常可贵的观点。

        （一）“文化大革命”这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不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必然产生的?文章认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产生，并且愈演愈烈，延长达10年之久，这是由许多复杂因素形成的。固然在建设全新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错误和失误是难免的，但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长期的错误并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必然产生的现象。类似的现象更不是必然会重复产生，相反的，已经有了这一经验，类似的现象必将能够制止。

        （二）怎样看待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特别是怎样分析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文章认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负有主要的责任。但这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虽然有错误，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仍做过许多好的工作，特别是在外交方面。他对林彪、“四人帮”的活动也有所抑制和限制。他虽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潮流前，他越来越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他所提出的错误观点，就其出发点说，却往往带有正确性。真理夸大一步就成为谬误。虽然不能因此模糊谬误和正确的区别，但仔细分析如何从有正确性的某种观点出发，一经夸大，就成为谬误，这对于后人实在是非常有益的经验教训。

        （三）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区别开来。文章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全否定的是“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完全否定并不就是不要进行分析研究。在这个时期内，并不是只有武斗，只有混乱。我国的农业生产在这期间是发展得比较好的，还建设了些重要的大型企业，修筑了一些难度很大的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许多科学家在党领导下艰苦工作，实现了氢弹试验成功和卫星发射，等等。就是从运动本身来说，也是在复杂的斗争中曲折发展的。历史决议中说，遭到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民主人士、爱国华侨，还有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这是事实，从领导层讲，有周恩来、邓小平，还有其他许多同志，用他们的努力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许多党内外的同志，在遭逢种种的艰难和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或者认真思考问题，或者认真地读马列的书，或者做各种专门知识的研究，抑制“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潮流。这些方面的问题应充分认识到。

        （四）那么，“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主角是谁?文章认为，显然不是终于彻底崩溃的林彪、“四人帮”，而是以各种方式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是那些党内、党外处于极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热爱祖国、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正是因为这样的群众基础，党才能用自身的力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过来，而且用不长的时间，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五）“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证明了什么?第一，证明“左”的路线、“左”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左”的指导方针为林彪、“四人帮”这种反社会主义的力量造成放肆活动的条件，各种野心家乘机活动。这个深刻教训必须记取。第二，中国如果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大乱，发生大灾难。林彪、“四人帮”在“左”的口号下，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背叛了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把中国带到大动乱中去。

    胡绳同志指出：对历史实事求是进行具体分析，得出正确的经验，是树立和增强对党的领导的信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心的根本途径。这种信心，不是虚构出来的，不是建立在盲目服从的基础上的，也不是仅仅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所能建立的。这种信心，是由科学地分析、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而树立起来和增强起来的。

        胡绳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并运用来对一些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他用充分说理的叙述，表达了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坚定革命信念和科学态度，也为我们正确地分析研究历史经验作出了榜样。对照老师的榜样，我应当努力学习之处所在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