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论批判 马克思主义评论论坛 - www.reviewing.cn

告别革命论批判

    《课虚无以责有》一文的作者袒露自己“告别革命”的心路历程说，“告别革命之后更需要从积极方面去研究和认识中国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以前是被革命所轻视或否定或摧毁的”。文章说：“我通过中国近当代思想史说明几十年革命以集体名义扼杀了个体的自由、人权、民主……在一九四九年后带来了许多问题。”作者是“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由“革命”逐渐转到了“告别革命”，而其观点上则集中表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的《告别革命》一书之中。该书认为，我国二十世纪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给中国带来很深的灾难。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不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革命“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因此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在其影响下，“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日益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话语。
    但是，“告别革命”的虚无主义态度无助于人们“从积极的方面去研究和认识中国的传统”，也无助于人们正确地面向未来。
    其一，“告别革命”论对历史的反思是基于一种假定，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大势。
    李泽厚说，“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在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以前我曾专门研究谭嗣同，我当时对他是百分之百的肯定。现在来看，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对于辛亥革命，我从‘文革’起开始怀疑，但没法发表文章，海峡两岸都会反对。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现在“是改变话语的时候了”。李泽厚等否定一切革命的思路，实际上是把现实中的一切弊病都归结到“革命”的名义下，于是，革命就成了社会一切“不良”之症的原因了。他们追根溯源，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了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但这个结论是完全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不符合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格局；而且，由对现实中某些情况的不满而推论“如果这样……会好得多”的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那个“如果”已经被历史发展无情地抛弃了，那个“好得多”也只能成为“乌托邦”了。
    确实，中国近代史上一直贯穿着革命与改良之争。但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革命成为必然的选择，“改良”亦逐渐走向历史的反面，“改良论”成为“保守”、阻碍革命的贬义词。这不是人为的思想预设可以左右的。实际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现代化的初期启动，也是试图走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良道路，大体上是效法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变革，但没有成功。事实证明，在外国侵略日趋危急的情况下，所谓渐进的改变已变得不可能。而自下而上的“冲决罗网”的彻底解决方式愈来愈具有吸引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革命上升为主导变革的方式……革命化不仅仅是中国巨变的四大趋向之一，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远在欧洲的马克思清楚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约10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时下一些因袭“告别革命”论的论者，借“反思”之名否认中国革命的必然性，认为革命破坏性大，打破了连续性，应给“改良”正名；他们颂扬“老佛爷”、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播文明”怀有极大好感，对君主立宪的改良道路抱有更多的幻想，批评孙中山，批评辛亥革命，批评五四运动，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把中国搞得天下大乱。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以自己反帝反封建的鲜明主题驳斥了这种论调。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才有反对帝国主义帮凶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在此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革命”的作用是无法抹煞的。
    其二，“告别革命”论以文化保守主义立论，把“文化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
    作为文化“激进”论对立面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对“革命”多有微词。他们把“革命”视为“激进”、“极端”的代名词，主张以其“文化上的保守”对治文化、政治上的“激进”，认为文化上的“激进”与政治上的“革命”都是“极端化”的表现，而“革命”的根源在于“物欲化”的“唯物”思想。他们强调，社会发展之始基是“心”，而作为这种“心”的文化是不能靠“革命”彻底打破以前进的。显然，他们的思想逻辑是把文化视作社会政治、经济等的最终的原因。所以，文化保守主义认为社会、政治的“革命论”，都首先源于文化上的“激进论”，而文化上的“激进论”则都是“全盘西化”的“极端论”
    实际上，“革命”派的文化、社会发展观并非如保守主义所言，是一味走极端的“矫枉过正”。无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意旨都在于引进、引入以创造而打碎，是“立”在其先的“破”。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割地”狂潮，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孙中山大声疾呼：“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为了“唤起民众”之自觉，孙中山组织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理论。他要用三民主义这种思想、信仰、力量来救中国于危亡，兴中华于世界。由此，孙中山领导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使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变。虽然“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它成为中国进步的新起点。中国先进分子继续向前探求，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如果不经过革命，不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便没有可能，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文化革命”的作用和影响，强调以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理论指导，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创造出符合实践特点、集中时代精华的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不经一番“脱胎换骨”就难以发展，就不可能成为与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相适应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实践具体条件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而不是割断历史。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和方针为指导，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文化批判”，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论，其根本目的不在于“轻视或否定或摧毁”历史传统，而在于促成新的文化因素的成长。没有这些新的文化因素，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使命难以完成，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也难以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弘扬。
    其三，“告别革命”论曲解马克思主义，借以否定革命。
    “告别革命”论者一方面抽象地“承认，从古至今存在着阶级压迫、剥削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和革命在某些情况某些时候，也的确是重要甚至主要的历史合理演员，另一方面又认为，“毕竟马克思夸大了它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一般的说，在日常社会生活和长期历史进程中，阶级合作和协调是更为显著的方面。而且，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与他的基础理论有逻辑上的缺失和矛盾。我仍然重视马克思关于工具、科技、生产力是人类生活和历史过程的基础的唯物史观，但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理论中许多部分有保留”。为此，“我由四十年代对马克思的全面接受转到六七十年代对马克思有舍有取。我基本舍弃他的革命理论和经济学说，但仍然肯定唯物史观的基础部分（不是全部）。”这种“取舍”的另一种做法，就是努力把自己说成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是根本，衣食住行是根本，是人类生存最基本最重要的自发活动。这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我常说，马克思主义是吃饭哲学。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可以作证。要改变中国状况，就要着眼于这个根本。我不太相信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 “我的‘历史本体论’就是要尖锐地反对这些，回到人活着的物质基础，回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吃饭哲学’来对抗‘斗争哲学’。”这里不仅无视近代中国的历史课题，从“一般的说”直接衍伸出对近代革命历史的否定，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按其所需作了庸俗化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上层建筑的革命只能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破坏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在他们看来，“革命是激化冲突，改良是淡化冲突”。所以“在二十世纪从辛亥革命开始，尽管都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和根据，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做反省的时候，完全有理由认为不一定必然选择革命的办法”。
    但是，“激化冲突”并不是革命的目的和结果，相反，冲突本身的激化，也就是说，没有饭吃才是革命的根本动因。所以当历史发展不得不以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为其前提的时候，社会革命就不免要爆发了。革命正是中国现代化初始阶段的“必然选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是建立在这一“必然选择”基础之上的，只有确认这一基础，我们才能正确地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