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史上的五种科学思维模.

思想方法的更新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对这种标志的认识，在哲学史和文化史研究中通常不被人们所重视。人类思想史上最鲜明、最有意义的科学思维模式，主要表现为本文论及的五种类型，这些思维模式的互补与进步，是东西方文明相互推进的内在标志；对它们的研究和探讨，是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前提。

一、西方传统学术思维模式

所谓西方传统学术思维模式，是指开始于苏格拉底、成熟于亚里士多德、以形式逻辑为主要推导方法的学术思维方式。这种学术思维方式，在西方古代一直到近代实验科学产生并成熟之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西方传统思维模式的基点是从“范畴”开始的。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提出了10个基本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即“被动的姿态和状况”)。根据这些基本范畴的构成要素，人们可以对客观存在的各种事物，进行规范的界定(定义)和划分(分类)，使之形成准确的、人们可以约定俗成的“概念”，例如人们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状态将它们确定为：“物质—精神”、“时间—空间”、“运动—静止”、“自然—社会”、“种植—养殖”、“战争—和平”、“正义—邪恶”等等。

概念定义的精确程度和划分的细密程度，通常标志着人们认识的层次和研究的水平。依照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方法，在把握精确的概念之后，人们要严格按照符合“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即“不矛盾律”)这三个基本的逻辑规律，对事物进行前后一致的、非此即彼的、真实准确的判断。再运用这些正确的判断进行推理，最终得出科学可靠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进行推理的模式，就是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三段论式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个部分组成，只要大前提和小前提都真实，而小前提和大前提又有直接的联系(具有“同项”)，结论必然也是真实的。

面对真实是学术推论的基本态度和本质方法。真实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辨别真伪也就成了学术工作者最起码的能力。西方传统逻辑思维方法的开创人苏格拉底同自己的辩手埃弗奇进行的一场“关于正义”的推理论辩，生动地表现了逻辑思维对人类认识和思辨所产生的磨砺功能：

苏格拉底：欺骗属于哪一类?是正义的呢，还是非正义的?

埃弗奇：一切欺骗都是非正义的，即一切欺骗都不是正义的。

苏格拉底：好!照你所说，一切欺骗都是非正义的，那么，两军对战，兵不厌诈，战略家设计骗过自己的敌人是正义的呢，还是非正义的?

埃弗奇：无言可对……

这种逻辑推理方式，就是西方传统学术思维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思维模式。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数学、天文学、生物学等学科门类的知识，大多都与这种思维模式的逐层推导密切相关。

二、东方汉学传统思维模式

东方汉学传统思维模式常常又被称为“国学思维模式”，国学思维模式是服务于汉学传统“考据”的，以注、疏、笺为特征，以“证明”为目标的思维方式。这种学术思维方式，起于西汉，盛于唐宋，大兴于明清，是传统汉文化研究中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在政治思想上、民族心理上、学问风格上都有着深刻的内在成因：

首先，西汉王朝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推行了一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措施，使“百家争鸣”成了一种美好的历史记忆。以后的历代王朝对统治思想之外的学说，一概采取封锁、排斥、打击的态度，甚至演化到大兴“文字狱”的地步，使人们失去思想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以对《四书》、《五经》注疏的机械记忆为主要内容，使读书人的思维受到严格局限，久而久之，失去了独立思考的理性光芒。

其次，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华夏子孙世代受“中庸之道”和宗法思想的熏陶，善良的本性中潜滋暗长出“崇古”、“尚《经》”、“法先王”的民族意识，并在统治者提倡下渐次形成一种规范的社会道德和行为标准。于是，很少有人敢于对社会、政治、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发展，提出独立的个人见解。“我注六《经》”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追求学问的主要潮流。在言说自己对经文内容理解感悟的同时，出现了两种心理畸变的形态：一是按照统治者的心理和意图，穿凿附会地曲解《经》义；二是以批注《经》文作为自己成名成家的手段，通过“我注六《经》”实现“六《经》注我”的目的。其间虽然也有大胆著述，表现新思想、新方法的有识之士，如王充、李贽、王夫之等，但其思想方法在当时的影响面并不广泛。

再次，受“内省”心态的左右，学问界形成了内敛式的思维模式，回避问题、远离是非，成了大多数人处世立身的学问方法和治学风格。连“文起八代之衰”、名高一世的韩愈，也由于提出“从师”、“进学”的见解而受到世人嘲笑讥讽，不得不写《师说》和《进学解》来校正视听，指出那种“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世俗弊端。一般人想要论及有违世俗的观点，就更为困难了。

国学传统思维模式，在“宗《经》”、“明道”为主体的释义笺注和阐发中有其积极的作用，因为它重视历史文化的继承性，强调学问的“厚积薄发”，要求每一个做学问的人，都必须从头到尾、脚踏实地地钻研历代经典，对增强人的学养有着极大的好处。国学传统思维模式对人们的消极影响也很深。远的不必说，就连现代革命史上对马列主义真理的接受过程中，也曾反复出现字字句句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思潮。究其实，这种教条主义的主张是同“句句须有来处”、“处处要引经据典”的国学思维模式，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

对国学传统思维模式的大胆突破，历来表现为思想意识的觉醒，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王安石的“新故相除”理论，李贽的“童心说”，王夫之的“经世致用”观，鲁迅对封建思想和各种表现方式的彻底否定和批判等等，都是对国学传统思维模式的反叛和突破。

三、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

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是以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基础，通过近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而逐步趋于成熟的思维模式，它孕育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思想方法体系。

弗兰西斯·培根是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的开创者，他在《学术的进步》和《新工具论》两部重要著作中，阐明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本观点。培根以“知识价值论”作为唯物经验论的基石，他把通过人类“经验提纯”式的知识更新，作为推动科学“伟大复兴”的基本动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培根提出“假相说”，指出人们的主观认识偏离客观事物真实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认识的片面性。他还根据语言文字约定俗成的特性，推及语言表层意义和概念本质不相吻合、甚至相互背离的可能性，从而揭示出宗教、神学和一切唯心主义的谬误根源：它们在于凭借臆造的虚幻世界来取代客观真实的世界。

培根不仅重视感性经验在认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强调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的验证与结合，指出感性与理性二者的背离是人类认识的重大灾祸。培根以创立新的认识方法为己任，积极倡导通过实验手段获取真知的方法。他认为实验比感性更客观，因为，在实验技术和条件的干预下，人们可以把观察对象从复杂的群体联系中单个地抽样出来，使事物的因果联系更为纯粹地显露出来。所以，“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都是由适当的例证和实验得到的。感觉所决定的只接触到实验，而实验所决定的则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只要人们真正认识自己的力量，并且不断通过实验来了解和把握自然规律，人类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

对于培根在科学史上的杰出贡献，马克思倍加赞扬，认为他所界定的“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他不愧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在具体的实验方法和思路选择上，培根提出了科学而具体的主张。在《新工具论》中，他批判了西方传统学术思维模式中以演绎为主体的“三段论式”，认为这种方法只求在争辩中制胜对手，而不注重在行动中征服自然。他强调归纳法的科学意义，认为必须用观察和实验方法最大限度地收集材料(完全归纳)，采用三表法(具有表、缺乏表、程度表或比较表)分析实验数据，排除一切非本质的因素，最终得出实验的真实结果，为人们把握自然提供本质的认识。他教导科学实验者，既不要做只会收集材料的蚂蚁，也不要做只从自身吐丝结网的蜘蛛，而要做既采集又加工的蜜蜂。

培根所创立的实验科学思维方法，为近、现代实验工作者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模式。直到今天，“由实验室中对实验数据的对比分析形成结论—→通过实验方式和设备功能的逐步放大—→最终再按实验放大结果投入工厂生产，使之转化为巨大生产效率”的方式和模块，仍然在现代工业生产中起着核心和支配的作用。

可以说，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对自然科学和生产领域所起到的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还要多，还要大。”[1]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正是源于“知识就是力量”的预见，源于实验科学思想对大机器生产的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肯定实验科学思维模式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影响，的确是恰如其分的。

以“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的突出特征(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在培根去世后第61年发现的)。按照我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苹果总是从上往下掉，没有什么可以“发现”的。牛顿则不然，他知道天体运动的基本空间关系，知道大地是个巨大的圆球体。所以当他思考地球上各地区“苹果下落的受力情况”时，就非常自然地想到了“地心引力”。(见图1)如果按照“天圆地方”的思维模式，是永远也得不出这个科学结论来的。

附图{图}

四、辩证逻辑思维模式

辩证逻辑思维模式，是唯物辩证法成熟之后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思想方法体系。同传统形式逻辑不同的是，辩证逻辑“不是关于思维外在的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定形式的、自然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们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2]辩证逻辑思维在严守形式逻辑正确规则的同时，强调“实践、发展和全面的观点”。

(一)辩证逻辑思维模式强调实践的观点

在强调实践对于思维的决定作用方面，辩证逻辑思维模式同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循着相同的轨迹运行，二者都把实践当做“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因此，强调要“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定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3]

正是源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这样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4]“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5]

人类的实践活动在不断深化，科学的思想成果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在某个单一的局部产生，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却在沙皇俄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和列宁大约更不会想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土壤上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居然以“中国特色”的方式，发展到如今这种令全世界瞩目的兴旺程度。“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一国两制”的成功架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无一不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这些理论，在以往的任何经典著作中都无法查找，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社会实践，为它们提供了崭新的立论基础和理性元素。

(二)辩证逻辑思维模式强调发展的观点

“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的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6]在形式逻辑推理中，所使用的判断是单一肯定或单一否定的形态，借以达到“非此即彼”的判断效果。而辩证逻辑的推理判断则不同，它强调既要反映矛盾的同一性，又要反映矛盾的差异性，“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亡”。任何事物的“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植物、动物，每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既和自己同一又和自己相区别。”[7]因此，辩证逻辑要求人们对事物作出这样的判断：

A亦非A

或：A既是A又不是A

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在其运动、发展过程中都在不断变化，或是处于相对匀速的量变，或是在做加速度的质变。物体在运动中自我损耗，植物在生长中细胞不断增长，人在生活中随时都会产生环境、思想、情绪的变化。高与低、大与小、前进与停滞、先进与落后、高尚与卑贱……一切有差别甚至相对立的事物之间，都有着无数游离转化的态势和趋向，于是就产生了诸如“祸中有福”、“失败是成功之母”、“好事可能变成坏事”一类的认识和观念。可以说，这些结论实际上都是辩证逻辑思维的一般成果。

辩证逻辑特有的“肯定否定规律”，客观地体现了事物发展到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和不同性质，它要求人们按照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线索和状态去思维，去判断，去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思维，才能抓住事物的真象；只有这样的判断，才能触及事物的本质；只有这样推断出来的结论，才经得住实践的检验。

(三)辩证逻辑思维模式强调全面的观点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处处离不开同其他事物的联系。而且，事物发展变化的状态、趋向、速度和过程，总是同这些联系的范围和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从人类认识和思维的角度看，片面性是人们认识道路上最容易犯的毛病。我们在观察处理问题时，如果不从总体上去把握事物的总体特征，不注意分析矛盾各方面的性质，就会“见木不见林”，甚至产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片面认识。因此，辩证逻辑思维强调全面的观点，要求人们：“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8]

首先，必须保证观察的客观性。认识事物，研究事物，不是凭主观的想象，不是凭一时的热情，不能局限于书本知识，更不能凭借个人的好恶行事。要避免片面观念和片面认识，一切从实际出发，以观察的客观性确保实验数据的真实性，最终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其次，要苦练分析矛盾的“内功”。世间的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体，既要分清对立和统一的关系，也要看到对立双方(或矛盾双方)联系和转化的关键，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原因，促进事物的发展和转化，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

第三，要学会“实事求是”的分析方法。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即客观事物内部联系，‘求’就是要去认识、去研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9]只有做到实事求是，才能既把握事物的内在矛盾，又看清事物外在的一切联系和这些联系的中间环节，真正从整体上全面把握事物运动的规律，从而获得对事物的全面的、完整的印象。

总之，坚持实践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是辩证逻辑思维的基本原则，将这三个原则集中起来，就是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永恒运动中的确定性和流动性作出客观、全面、正确的把握。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无条件的前提。”[10]

五、当代科学集成思维模式

当代科学集成思维模式，是集人类科学思维之大成，运用系统观念和方法，将自然与社会、定量和定性、过程与目标、客观和微观进行分析与综合，从而提高整体效益的复合思维模式。

当代科学集成思维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突破传统线性思维模式，将“思维—→理论—→技术—→应用—→开发—→反馈—→调节(即技术升级和理论完善)”，结合成一个完整系统，突出系统集成的整合效应，使这种整合效应大于直至远远超过集成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独立效应的总合。

(一)科学集成思维模式的萌芽

中国先秦哲学中的“混沌”观念、“天人合一”思想、朴素“生态意识”和在这些观念中形成的中医辩证理论，是科学集成思维模式的萌芽。《易经》说，“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似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似质具而未相离，谓之‘混沌’。”在先秦哲学典籍中，“混沌”是指物质最初产生时模糊不清的状态。对于描述具体事物的清晰图像、特征价值、功能的精确定量来讲，混沌观念有着严格的局限性；但对于表达人与自然、事物与社会间的错综复杂的内在关系讲，混沌观念却有着极大的包容性。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络。人们在提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时候，似乎从来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生产关系中客观包含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其实，这正是一种最为本原的“生态意识”。当毫无节制的工业污染和人口膨胀破坏了生态平衡，逐渐危及自然生态并最终威胁到人类生存环境的时候，当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和各种各样贪得无厌的腐败行为，令世人对未来前途忧心如焚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真正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问题，开始注意到人与人之间原本应有的尊重和关爱。而这些问题同人口、资源、市场、占有方式、交易原则以及整个社会和自然的所有方面，都有着错综复杂、若隐若现，甚至今天的人们还无法看清楚的“混沌”关系。

中医讲究辩证理论，把人的所有肢体、器官及其功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注重“阴阳调和”的方法，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主义偏向。从思想方法上讲，这也是一种科学、系统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系统方法其实也是科学集成思维模式的一种萌芽。

(二)当代科学集成思维模式的直接成因

科学集成思维模式是技术工程大型化、超大型化的直接产物。20世纪30～40年代，大型潜水艇、航空母舰问世，50年代末、60年代初，诸如洲际导弹、大型电子计算机、通讯系统工程等综合工程技术走向成熟，先后产生了运筹学(OR)方法和系统工程(SE)方法。1969年，系统科学理论的集大成者霍尔(A.D.Hall)提出了“三维(逻辑—工作—知识)矩阵”，运用逻辑思维深化了运筹学的主体模式，通过各种知识的有效应用，把各种超大型工程项目的设计、制造、运行等复杂过程都规范在统一工作维中。

系统工程方法在我国60年代起在以核技术为主体的军事工程中已经开始启用，从规划、设计到组织实施各个方面，均形成了卓有成效的运作体系。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希望将这些经验推广到国民经济运行管理中去，但由于种种对个人因素的片面夸大而阻碍了这项事业。

1978年以后，随着钱学森教授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对系统工程方法的宣传和推广，系统工程方法逐步被推广应用。20世纪80～90年代，钱学森、于景元等科学家提出了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新方法——“综合集成方法”(Meta-Synthesis,M-S)，极大地拓宽了这一认识领域。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日益完善，网络技术成果先后在发达国家和比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遍地开花，构成了跨世纪的现代信息产业。

空前的思维方法革命，反作用于空前规模的应用技术领域和开放的国际市场，终于推动了从系统方法到综合集成的历史进程，使当代科学集成思维方法走向成熟，形成了立体化、复合型、全方位、多层次的科学模式。[11](其方法大致可以用图2的模块来表示)：

附图{图}

(三)当代科学集成思维模式的主要特点

一是以多学科、多领域的成熟技术和系统、有效的方法作为支撑体系。在整个支撑体系中，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技术环节和方法操作，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谁都不能软，谁都不能错。可以说，在整个开放巨系统中的各个集成部分，只有方向和作用的协调一致性，没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没有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之分。正因为如此，科学集成技术的高起点和全功能，才备受人们重视；科学集成思维模式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地位，才如此重要。

二是要求自然科学各类学科同人文、社会科学的彼此支持和相互结合。集成技术的有效实施，要求系统工程技术人员和决策部门，在高度统一的目标意志和策略体系中运作，天然地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过程，统一在集成思维模式之中，以求得自然和人类、经济和社会、科学和政治的整体效应。跟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主要作用于自然科学、辩证逻辑思维模式主要作用于社会科学所不同的是，当代科学集成思维模式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的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更强调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合作与统一。复杂巨系统是一个结构层次极其丰富的开放系统：复杂巨系统中有若干个巨系统，巨系统中有若干个系统，系统中有若干个子系统，子系统中有若干个微系统，微系统中有若干个超微系统……(事实上复杂巨系统中的层次远比这样的级次划分复杂得多)，因此，宏观和微观间的依存作用和影响作用显得十分复杂和微妙。只有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从思想策略、方法步骤到验证反馈各个环节都高度统一起来，才能确保整个系统综合效应达到设计要求。

四是具有超乎前人想象的广泛应用空间。除了人们熟知的军事工程、航天技术外，在气象、环境、生态、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区域规划等领域的研究，都离不开集成方法的介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将用于军事的“规划计划预算系统(PPBS)”用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随之兴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把空间技术用于社会”的运动。随着科学集成思维模式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功能的发挥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在未来的空间技术、国际市场和人类社会问题自我调节的方方面面，代当科学集成思维模式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