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问得准确是我惟一需要担心的---《南方周末》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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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问得准确是我惟一需要担心的---《南方周末》访问2009/09/24 14:39

今天的南方周末有一个关于《朱镕基答记者问》的专题,问到两岸三地记者对采访官员的看法。我的这部分采访如下:

南方周末:你有多年“两会”报道经验。“两会”上,台湾、香港、内地媒体采访官员时,提问风格、问题类型有何明显不同?
柴静:我没太注意过。对我来说,竞争是同一条红线,拉在那里,各有各的服务对象,我只关心我自己的受众。如果有交集,那就看谁的功课准备得充分,谁对现实了解得扎实,谁有一手资料,谁的提问形成自己的逻辑。
我不是去采访明星官员的,也不是在采访权力者,我在采访的是一个权力者能决定何种现实,和这个现实背后千万人的生活。这一点,我认为内地的记者扎根于此,应该是有优势的。

南方周末:内地记者在采访官员时,往往被批为“不会提问”。在你看来,存在这一现象吗?
柴静:人总是要服务于自己的雇主的,看这个“不会提问”是谁来界定了。如果是市场媒体,那么,可能读者或者观众已经把这样的记者淘汰了。

南方周末:“两会”或其他中外记者群访官员的场合,内地记者的提问近年来有什么变化?
柴静:竞争是前进之本,人大也在主动邀请些非中央媒体的市场媒体来采访“两会”,并且研究它们分别的受众群,打破垄断,就会有活力。

南方周末:《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中收录的国外记者提问许多都很犀利,因此常被国内有些人认为“带攻击性”,是西方立场的。你觉得应如何看待?
柴静:立场这事,我跟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聊过这个问题,说到他们的媒体报道中也有明显的挑衅与失衡处,他们一脸无奈:“他们对我们也这样。”
但他们接受记者的职业角色:监督。
偏见往往来自无知,纠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把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去赢得多数人的理性。

南方周末:对较高层级的官员提问时,有无感到压力,或有话不能直说?
柴静:没有。我能否问得准确是我自己惟一需要担心的。
我采访中财办主任陈锡文的时候,他谈征地问题也相当尖锐,看片子时,我的领导说了一句,他说得再尖锐也没事。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
前几天我就金融问题采访过高强,他说话也比较直接的,我问他怎么能在官僚系统中这样说话能被接受。他说:准确。

这两个词我觉得挺重要的,提问出自公心,出自诚意,对事实把握得准确,就不用因担心顾虑而变得软弱。
另外,问出直接的问题也是对对方权利的尊重。有一次采访发改委一个官员,关于雪灾的应急漏洞,我问完后,他说:总算有人问我这问题了。因为他终于得到一个回应质疑的机会。


南方周末:新闻界有这样一种说法:高层官员对待媒体态度相对开明,基层官员则相对保守甚至粗暴。与基层官员如何打交道?
柴静:基层官员有两种,一种是你的采访直接触动他的利益,动手是可以想象的。但大部分原因是他们缺少经验,因为恐惧会走极端。
对待保守有保守的方式,对待粗暴有粗暴的方式,需要点儿人情世故的洞明吧。我觉得,对记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能因为憎恨他就变成他的一部分,即使他侵害了你的权利,你也要保护他作为被指证者的说话的权利。
我就征地案采访过开平的官员,他暴跳如雷,对我们很无礼,我们镜头也都拍了,播出来当然是面目可憎的,但他可能几小时后意识到这样会有麻烦,又来找我想再采访他一次。我马上就要去机场了,但还是采访了他,因为我要得到的,不是一段戏剧性的、刺激性的电视画面,而是我想知道的信息。采访完之后,我对他说,我是出于对我职业的尊重采访你的,希望你以后也尊重记者。


南方周末: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官员和记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应该如何建立?
柴静:对我来说,在摄影机红灯亮起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身份:我的采访对象。
我倒没觉得与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只从他那里获得信息。最重要的是我关心的现实问题到底是什么,我是否代替那些沉默者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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