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以锦点评2009年中国十大传媒事件

　　一、世界媒体峰会展现中国开放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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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0月9日，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举行。峰会由新华社、新闻集团、美联社、路透社、俄塔社、共同社、英国广播公司、时代华纳广播集团和谷歌等9家媒体机构共同发起，由新华社承办。峰会汇聚了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5家媒体以及东道国40多位媒体掌门人，是全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高端盛会。峰会探讨了世界传媒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国则借峰会良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媒的嬗变之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会讲话，表达了中国推进媒体改革发展的决心，并表示将继续为外国媒体在华采访报道业务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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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国人而言，峰会的最大亮点是展示了中国在传播理念上的新形象。列举一下胡锦涛讲话中的 “关键词”——在谈到中国政府重视媒体发展，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创新时，其“关键词”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增强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强调媒体的作用的发挥方面，“关键词”是：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中国能举办这样的盛会，让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坐在一起，共同讨论当前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体现了中国媒体的更加开放。中国最高层领导的表态，更加深了世人对中国开放理念的期待。

　　二、国家领导人与网友在线实时交流带动网络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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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3月28日下午，温家宝总理通过中国政府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并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温总理“触网”，吸引网友提问帖超过30万。在两个小时的在线时间里，温家宝回答了涉及教育、医疗等领域的29个问题。这次在线交流也通过网络进行了全球实况直播。这是中国政府首脑首次坐进互联网文字和视频直播室，在没有任何辗转和阻隔的基础上与全球网民对话聊天。温家宝总理还透露，他几乎每天都上网，更是鼓舞了众多网民。

　　【点评】　　　　　　　　　　　　　　　　　　　　　　　　　　

　　这是继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民交流后，国家领导人又一次与网友的直接面对面。官员通过网络搜集民听，更可以获得来自方方面面的真实意见，对于强化民主监督，完善决策，提高执政能力无疑有很大帮助。国家领导人触网，更是起了积极示范作用，带动地方官员更加重视网络施政，促进这一新的施政渠道畅顺。2009年9月20日广东省首批开始设立政府部门“网络发言人”，“网络发言人”尤其突出了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涉及社会管理及民生等方面网友有重点诉求的部门。从全国各地来看，现在政府的网站越来越完善，在一些地方，网络正逐渐成为民众与政府的沟通桥梁。

　　三 、“躲猫猫”事件快速处置，是民间舆论、传媒与官方对“事实真相”追求形成共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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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盗伐林木被刑事拘留的李荞明，在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意外受伤，送院治疗四天后于2009年2月12日不治身亡。医院出具致死原因为“重度颅脑损伤”，当地警方给出的解释是：李在与狱友玩“躲猫猫”时，撞到墙壁所致。警方的说法，尤其是“躲猫猫”三字经当地媒体报道后风行大江南北，并引发质疑。官方对此却也反应迅速，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调查组，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批示并派员指导，侦查工作全面展开，最终证实：在押人员李荞明是遭同监室人员殴打致死，“躲猫猫”实为看守所内牢头狱霸对新人施虐和体罚的借口。

　　【点评】　　　　　　　　　　　　　　　　　　　　　　　　　　

　　在该事件中，高层和云南省委宣传部对舆论关注的反应值得称道——过去，官方习惯于作一般性的批示，此次则是主动介入组织调查。在“追求真相”方面，与媒体和社会舆论有共识，有默契。可以看到，决策者开始得到的信息并非循行政序列层层上传而来的，而是从传媒的公开报道中获悉的。尽管网民调查委员会无法深入调查，但其形成的某些压力对事件的推进起了积极作用。正是民间舆论、传媒的监督与官方取得了共识，才避免了“躲猫猫”事件像先前的 “周老虎”事件那样长时间地拖延下去，形成耗费社会资源的舆论拉锯战。

　　四、传媒将邓玉娇由地位弱势演变成“舆论”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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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5月13日，媒体刊发依据湖北省巴东县警方的案情通报采写的关于“邓玉娇案”的报道。报道多引述了当地警方的调查中的部分细节——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等在当地雄风宾馆梦幻城要求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遭拒绝后，双方发生争执，邓贵大拿钱显摆，还两次将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被邓玉娇用修脚刀刺死。然而，5月18日，巴东县公安局在网上发布案情时，却更改了此前媒体报道的几处细节，最引人注意的是，把“特殊服务”改成“异性洗浴服务”，把“按倒”改成“推坐”，质疑声由此愈演愈烈，此后，舆论更是不断朝邓玉娇一方倾斜。当地政府及司法部门终于深陷于这场舆论风暴中。在各方关注下，6月16日巴东县法院公开审理“邓玉娇案”，法院认定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因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故免予处罚。至此，这起轰动全国的事件才终于画上句号。

　　【点评】　　　　　　　　　　　　　　　　　　　　　　　　　　

　　这是一起多年来少有的引起媒体舆论和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案件。邓玉娇只是一个旅业的服务员，属于典型的地位弱势，但由于媒体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最终却成为“舆论”的强者。因此，有人就断言是舆论“判决”。其实，“舆论影响”不等于“舆论判决”。央视曾有民调，认为邓玉娇是“正当防卫”的占了92%，但对邓玉娇的判决并未完全顺应大多数网民的意志。当然，强大的舆论对司法办案的影响是有的。在邓玉娇案中，办案口径前后不一致，也许第一次公布有误，后面不得不作出更正，但作为民众产生疑问同样是很自然的。舆论的监督无非是将可能依附在司法上的权力干预剥离，实现公正。舆论行使监督权，司法坚持“独立办案”的原则，各司其职，社会才是正常的。

　　五、权威媒体失声，杞县上演“杞人忧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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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7日，杞县利民辐照厂在完成农产品辐照作业后，发生卡源事故，放射源钴60无法正常回收封存。谣言不胫而走。至7月10日，一个题为《开封杞县钴60泄漏》的帖子现于网络，更是一下引爆了民众的情绪。虽然7月12日，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但为时已晚，谣言已经流传至杞县人耳里。7月17日，因为惧怕“辐射”、“爆炸”，杞县数万名居民出走，杞县光天化日下上演一出“空城闹剧”。当地官方不得不使用了干部拦劝、贴发告示、电视播放、短信劝阻等传统宣传手段和权威媒体传播、新媒体传播的组合拳才阻止了恐慌蔓延，如此大规模高成本的宣传才将不该发生的闹剧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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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0日，媒体纷纷报道胡舒立离开《财经》的消息。尽管胡舒立与《财经》投资方即使分手也依然在“相互感激”，但媒体舆论的意见并不统一。“理念之争”更是被作为首要原因。据媒体报道，《财经》创办伊始，为便于运作，胡舒立曾与投资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联办”）“约法三章”：胡舒立自己负责所有的编辑工作，投资人不能干预，采编与经营分离。借这样的地利，《财经》在短时间内就推出了诸如《基金黑幕》、《银广厦陷阱》、《谁在操纵亿安科技》等一系列重磅报道，名动江湖。胡舒立因此被《商业周刊》冠以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但有媒体透露，从2009年7月中旬开始，原本按照“约法三章”基本不介入采编业务的“联办”开始了经常性的审稿。胡舒立团队高度重视网站，于2008年强势启动了“财经网”，媒体报道说，财讯传媒并没有给与 足 够 的 支 持 ， 而 仿效BLOOMBERG设立财经通讯社的努力，也无疾而终。据此，有媒体认为财经事变关键在于理念，理念之争包括新闻理念和发展理念。还有舆论说，是利益之争，而且站在投资方与站在经营团队的角度来谈“利益”，看法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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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胡舒立出走的几乎是整个《财经》采编团队，显然，这绝非一时冲动。从办报刊的角度而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内部争斗包括理念与利益两个方面。那么，财经事变属于哪一种？或许兼而有之并有着内在的联系呢？首先是“利益”。投资人当然希望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触犯了最大化就会产生特殊的举动。而作为经营方的首脑，要维护自己乃至整个经营团队的利益，也是很自然的。既然大家都需要考虑利益，就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妥协的办法。发生矛盾后通过谈判或能解决问题，但难以持久，其局面难免处于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的恶性循环中。因此，有利于双方的“利益”制度设计不可或缺。我们再回过头来谈理念。办报的内容理念与底线，也与这种的“利益”制度设计有关。因为，没有理念的话，报纸办不好，大家的利益都受损；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把握好底线，报纸被责令停刊，同样会导制各方利益受损。因此，大家都会自觉找到报道的平衡点。再讲发展的理念，是着眼长远发展，还是考虑眼前的利益，长远发展的投入要多大，这类问题只要大家的利益捆在一块，就能得到妥善的处理。由此可见，“利益”激励的制度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不然，胡舒立走了，下一个“胡舒立”能否“安分守己”呢？不管如何，《财经》事件对局部来说，也许不是好事，但对全局来说，对传媒界和介入资本的投资人来说，却有着很强的警示意义。

　　七、中华新闻报退出彰显行业报定位：市场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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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28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华新闻报》宣布停刊，成为首家倒闭的中央级媒体。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发布的《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公告中，将停办原因归结为“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无法继续正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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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记协差不多拥有全国的记者，却办不好一份报纸。还真有点不可思议。但只要考量一下该报的尴尬定位、分析一下深化改革下的行业报的生存环境，就不难理解。中国的报纸能生存：一是市场化程度高，完全靠市场打拼，比如都市类的报纸；二是权威性强，有政府资源的支撑，比如党委机关报；三是背靠大机关、大企业，主管主办单位意思一点就足以支持；四是口碑好的行业报，业内欢迎，发行不亏，广告更有的赚；还有一种行业报尽管办得困难，并与主管机关脱了钩，但仍能得到主管方暗中变相 “庇护”。上述几种，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但在未深化报业改革的情况下，无论“正常”还是“不正常”，并不影响生存。但随着报业改革的深化，依靠领导部门“庇护”之路越走越窄，许多行业领导部门也觉察到，在他们庇护下的某些行业报不仅不能给主管单位带来利益，甚至还成为其累赘，甩“包袱”也就顺理成章。退出“庇护”，走向市场，这才是安身立命的长远之计。

　　八、上海高层高姿态回应舆论，“钓鱼事件”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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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0月14日，18岁的上海青年孙中界驾车顺路搭客，不料却被路政部门认定为“非法营运”。为证清白，孙中界自断手指。然而，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后发布公告，确认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此结论激怒了一众媒体和网友。一时间，中央、地方媒体大举介入，新旧媒体形成合力，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上海市方面组成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组成的调查组，展开新的一轮调查。最终认定原调查“与事实不符，误导了公众和舆论，损害了上海和浦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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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发生了有争议的执法行为之后，只要调查组下了结论就只能“封口”了，面对舆论质疑也置之不理，而且上上下下“口径”高度一致。但发生在上海的“钓鱼事件”中，上海高层面对媒体和社会舆论对下属的调查结果的质疑，采取了积极的回应的态度，并最终促成真相大白于天下。对媒体揭露下属单位的错误行为，是积极回应舆论还是压制舆论，或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对各级党委的执政能力是一个考验。如果官官相护，不仅不能清除旧的积习，影响政府的形象，而且也有可能使矛盾升级，变得不可收拾，影响社会的安定。只有主动接受媒体舆论和社会舆论的监督，认识到民心可用、民怨可畏，才能化危为机，推动良政和善治。

　　九、关注民生的舆论力量为“开胸验肺”的张海超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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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张海超身体严重不适，经郑州市二院、省胸科医院、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多家医院检查，诊断为尘肺。但仅仅因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法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为肺结核，迟迟得不到赔偿。在多方求助无门的情况下，28岁的张海超不顾医生劝阻，于2009年6月22日在郑大一附院做了开胸手术。用赤裸裸的两叶黑肺讨要公道。这一悲壮的维权经媒体报道引起了包括卫生部部长、河南省省委书记在内的高层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卫生部派出专家督导组赶赴河南组织专家会诊，最终确定为尘肺。张海超终于获得企业工伤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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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胸验肺”折射出弱者维权的艰难，也看到媒体关注民生产生的强大的舆论力量。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如果没有媒体的关注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震撼，即使开胸验肺也许还是徒劳的。这起事件的报道是典型的民生新闻。民生新闻要关注民众的生存、生活和未来发展，关注国家有关这方面的决策。像张海超这样的病人，毫无疑问可以按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予关爱，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开胸验肺”事件给媒体一个有益的启示：媒体应将为民众排忧解难列入民生报道的视野，这既是媒体的责任，也是媒体“三贴近”的体现。

　　十、舆论监督为王帅的表达权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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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因在天涯社区发帖反映市政府违法征地，在上海工作的河南灵宝青年王帅遭遇灵宝警方跨省追捕，押解回乡，拘留原因是“涉嫌诽谤政府，败坏政府名声”，污蔑政府抗旱不力。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在看守所里关了八天后，警方又称证据不足，王帅取保候审。《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连续跟进报道，质疑灵宝政府的举措，最后，当地政府向王帅道歉，予以国家赔偿，并称以后要善待网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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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宝市地方政府违法征地行为属实，起初不仅没有对违规者有半点“严肃处理”的表态，而先为保某些官员的头上乌纱，动辄以“诽谤政府”之名对网络民意实施刑罚，挑战普罗大众的民心。王帅只是借助了网络行使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权。退一步说，即使提出的意见不一定完全准确，甚至是错误的，就可以随便对公民追捕吗？公民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不同意见纯属正常。公民对政府内情不完全了解，如果一旦说错就诉之法律手段，还有谁敢说话。地方政府应当尊重甚至敬畏网民的言论自由，学会如何合理合法合情地处理信息时代他们不喜欢的舆情民意。表达话语权时偏激，甚至说错了话，与恶意诽谤是两码事。如果混淆起来的话，未说错话的王帅放了，说错话的“王帅”就有可能抓起来了。

作者: 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