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只有一个毛泽东

　　马克思的“新生”无论幸与不幸，他本人都很难为此负责。历史演员与粉墨红伶不同，至少在主观上，他们只想演好一个角色，唱好一台戏。否则，他就会被赶出舞台，“此生”都不再有观众，遑论“新生”？毛泽东以其巨大身影覆盖了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不但主宰了几亿人和数代人的命运、思想，也顽强地拒绝后人对自己的改塑。近20多年来，毛生前从未公开的读书笔记大量公开面世，读者从此更多地认识了毛泽东：青年时崇拜过曾国藩；曾给杨开慧写过两首缠绵悱恻的情诗；在指挥三大战役的紧张时刻，和吴晗讨论元末革命和尚彭莹玉的下落；代章士钊拟就《逻辑指要》的再版前言；58年和刘少奇讨论贺知章在外居官时带不带家属的问题，等等。通过这些，毛的形象更加丰富、更加立体、更有人情味了。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使后人修正毛的既定形象及其思想体系的“范式”和“硬核”，更谈不上可以从中读出“第二个毛泽东”。以毛这样一个天纵之才而又遭逢世变之亟的动荡岁月，其个性人格和思想学说本该有多少剧变和反复！令人惊异的是，从早岁笔记到暮年语录，毛的思维方式和人生哲学竟极为连贯，年青时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构想和后期人民公社、“五七道路”的实践，毁坏旧宇宙而得新宇宙的青春憧憬和晚年由大乱达大治的世界观，长沙时期“野蛮其体魄”与文革中的全民游泳，都何其相似乃尔，夸大精神、强调意志、好动爱斗、唯我独尊、任一已之心力主万姓之沉浮、反叛传统等等，一直存留下来，豪情依旧，虎气不减。严格地讲，青年毛泽东和老年毛泽东并不存在“断裂”，他的人格和思想有着高度的完整性，调整和变化的是策略、手段、工具。

　　乱云飞渡仍从容，风吹浪打我何惧。毛从少时代开始就很少委屈自己、很少改变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家，要在一个异常艰难的环境下成功地夺取政权，其政治理想和策略手段、公开目的和真正意图肯定是有距离而非同一的，政治上盛行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本质便是目的和手段的分离。毛的谋略和机心不在任何政治家之下，然而，就目前所看到的笔记而言，还不能说他的隐秘心理和公开角色有本质性背逆。在其大量个体性的聊天和阅读中，处处渗透的仍是他所理解的政治需要、革命精神、斗争哲学，与其公开的报告和文章是高度合一的。不但看不出翟秋白式的人格分裂，也没有马克思式的探索性矛盾，一些政治人物通常会有的二重生活，包括以家庭娱乐、休闲阅读来化解、乃至对抗政治生活的情形，统统不能在毛的身上发现。对他来说，晨昏静读无异战阵杀伐，古卷黄叶搅动着现实风暴。他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把何其芳编的《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著称的《与陈伯玉书》一文，毛认为“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但他送给周小舟、黄克诚的动机，却是为了劝其“迷途知返”悔过自新；1965年他支持有关《兰亭序》的真伪问题的讨论，亲自安排不同意郭沫若观点的文章发表，但其真实动机还是借此讨论“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纪红：2001）；直至以评《水浒》读《红楼》来翻动全国，他的读书生活很少不纳入他的政治活动之中。古为今用、旧籍重解本为一种极其普遍的阅读习惯，但像他这样单刀直入，极少隐晦其辞，从不迂回曲折的，大概前无古人。用毛的语言，这叫“抓纲读书”。《红楼梦》的缱绻深情、人生忏悔，在毛看来不过是给“阶级斗争打掩护”；吴晗的剧本写了罢官和分田，就一定是替彭德怀鸣冤。身居书海的毛泽东，仍然是一个朝堂之上的政治家。从而，一方面他确能见他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扩展了阅读和解释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其阅读活动单调化、实用化──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是斗争，万变不离其宗。也许处境、使命确实需要他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政治化，也许自信和权威使他觉得他说的都是真理，无需文饰和包装。1945年，尚处劣势的毛就不惮于公开自己笑傲秦皇汉武的豪气胜慨，49年以后更不讳言“阳谋”、“后发制人”、“为要打鬼，借助钟馗”、“掺沙子”、“甩石头”等克敌之术，公开欣赏秦始皇，坦然以“不须放屁”入其华美辞章──还有什么要欲说还休呢？在党内高层领导中，毛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坦率的。

　　但现象毕竟不是本质。毛根据政治的需要设计了自己的公开形象，在公众熟悉的毛泽东背后，还有一个或多个更本真、更隐秘的毛泽东。政治家有自己的艺术和机心，随着有关文献材料的公开，毛原来的构图会有很大的调整和补充，但这是公开形象与真实面目，是“阳谋”与动机的关系，它们虽矛盾而统一，是一个人的表里两面，而不是两个人。无论时局与时间如何变化，发现可以导致“毛泽东第二次降生”、“两个毛泽东”现象的遗作的可能性不大，毛泽东的思想史上不会有“手稿热”，无论后人对他解释和评价是如何的变化。